[摘要]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浪漫主义、机械主义、生态主义三个阶段。我们发现自然的重新出台，具有一个悄然变更的趋势：浪漫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合流。浪漫主义自然观的“自然情结”与生态性被生态主义看好，而它自身的危机又期待生态主义来纠偏。生态主义自然观源于浪漫主义，其思想境界与浪漫主义截然不同，因而生态主义取代浪漫主义成为必然。于是，在生态时代，浪漫主义重新复活，并与生态主义一道携手形成的文化景观：新自然主义。具体到文学领域，生态文学的忧郁与感伤使创作具有悲剧之美、浪漫主义情怀和现代意味，其文学性与生态性正在寻找复数式的结合。
　　[关键词]自然；浪漫主义；生态主义；新自然主义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1）04-0108-07
　　[作者简介]覃新菊（1967—），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学研究与生态批评。（湖南吉首416000）
　　
　　Title: The Convergence of Romanticism and Ecologism–A New Cultural Landscape in 21st Century
　　Author: QIN Xin-ju
　　Abstrac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romanticism, mechanical materialism and ecologism. We found that the reintroduction of the nature has a tendency towards the convergence of romanticism and ecologism. The natural complex and the ecology of the romantic view of nature have been favored by the ecologism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its own doctrine has been expected to be rectified by the ecologism. Originating from the romantic view of nature, the eco-nature view has a different ideological level from that of romanticism, making it inevitable for ecologism to replace romanticism. Thus, in the ecological era， romanticism revived, and together with ecologism, formed the new naturalism.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the ecological literature is filled with the beauty of tragedy, romantic sentiments and modernity, whose literariness and ecologism are looking for a combination of complex type.
　　Key words: nature； romanticism； ecologism； new naturalism
　　
　　法国南太尔巴黎第十大学人类学博士，法国专家学者联合会（AITEC）欧洲——中国可持续经验交流中心主任于硕，在为法国浪漫主义自然哲学家、生态主义先驱人物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著作《还自然之魅》的中译本校稿序言《自然主义的激情宣言：向生命说“是”》中指出“自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变化：
　　人类的惰性体现在他的符号依赖性，需要在世界范围的各类战争中狂奔百年，才在认为划出的“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歇一下脚，看看周围，发现被当成征服对象的自然正在愤怒反抗，悲怆地用滚过大地之躯的各种灾难提醒我们它依然存在，生命有赖于它。如果人类不再有能力反抗自身的堕落、专权和麻木，那么就由自然革命来替天行道。只是再次现身的自然，伤痕累累，更像重返人间的冤魂。而不肯退出舞台的，是一个打败了自然但却灵魂空虚的机械世纪，是一个超越自然但却从上帝独断到理性专制的千年。（2004:6）
　　自然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变化，反映了人类文明史自身的变迁，自然的人类史与人类的自然史是一同开始、一同变化、也一同腐烂的。在经历了浪漫主义、机械主义的变化之后，自然已经以新的迹象表明生态主义时代的来临。如今，自然重新出场，人类需要在适当的文化范畴之内感知它、言说它，只有这样，自然的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才能够显现出来。那么，自然之美在什么样的范畴之内才显现得更为充分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悄然变更的文化现实，即21世纪出现了这样一种文化新景观：浪漫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合流与携手。
　　
　　一
　　
　　最早将“浪漫主义”与“生态学”从文学与文化的意义上联系起来的，是英国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ette）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Romanic Ecology）（1991），这部著作使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词广为传布，并且使浪漫主义对人与自然契合的关注拓进到生态理念的深入与完善。之后，哈佛大学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形成》（The Environmental Imgaination: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一书（1995），成为“美国环境文学的里程碑”，从而将生态文学研究与浪漫主义联系起来。
　　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一种反动，作为一种人文主义思潮，它伴随着对封建古典主义程式的讨伐而诞生；又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叛逆力量，它反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异化，非常注重“自然”、“自我”与“自由”三维度的协调。在浪漫主义者眼中，自然是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大自然的智慧作为一种象征，能为人们创造一种与现实污浊人生大不一样的质朴世界与诗意人生。关于“自然”在文学中的真实与浪漫的处理与调配，美国文论家Ｍ.Ｈ.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在他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一书里认为：
　　确实，真实总是只有一个，总是相同的，但这个术语在使用时所具有的审美意义却多得不计其数。有时真实的标准包括双重条件，即作品必须展示其内在的协调或各部分之间的相互照应，同时还必须与它在外界自然中的模式相呼应。反过来，强调作品必须与自然一致，这个条件的意义也是变化不定的，绝不亚于“自然”这个词本身。然而，尽管它有着多变性，我们还是可以觉察到这么一种强烈的倾向，即认为即便是诗中反映的理想化的自然，也必须同经验世界的内容和法则相协调。说诗所模仿的主要是“美的自然”，或是准柏拉图式的理念，或是模糊的亚里斯多德的普遍现象，或是一般的类型，都未尝不可。但是在坚持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批评家看来，所有这些理想观念都是以某种方式来自于感觉经验的世界，它们对于现今自然的构成和秩序仍然有着贡献，即便这种贡献是间接的。（2004:328）
　　浪漫主义在文学史上被公认为是最具生态性的文学思潮，其原因就在于它借助的中介——“自然情结”。在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看来，自然不单是感官觉察的景物，更是隐藏于自然之中或其背后的事物的象征与某种感悟和神启。诗人通过想象，通过倾听与诉说，还通过寻找与美化，把心灵与大自然之间的象征性隐喻诠释出来，然后将双手捧起，献给新的时代和需要它的人们。在自然-心灵-文明的三维结构中，主体心灵与自然结成联盟，共同抵制文明的侵蚀，因此，自然是家园，现实是浊世，文明是排污场，且由此形成“回归自然、心灵解放、文明批判”的经典模式。浪漫主义者紧紧地将人与自然搂抱在一起，提出消除人与自然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与异己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家园感和亲情感，让人在与自然的交往中形成享受和顺其自然的态度，从而剔除人在与社会的交往中产生的统治欲、占有欲、压抑感以及分裂感。无疑，浪漫主义者转动着他们“寻找”的眼睛，因为他们坚信大地之上“存在”着理想，这一“存在”，就是“大自然”；当然，他们找到了，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完善”的工作；于是世界诗化了，建立在大地之上的家园是美妙的，它有别于乌托邦的空中楼阁。无论是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找到了”的亲身体验，还是徐刚在长江“不见了”的忧心呼唤，都以浪漫的情怀抒写出了多主题、多变奏的大自然情怀；无论是卡森在春天的“寂静”，还是沈从文在边城的“逗留”，都表达了责任感极强的作家对大自然的忧虑，进而连锁地引带出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浪漫主义与生态主义的联结，其中介就是大自然。
　　浪漫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被生态主义所青睐，重要的原因在于“浪漫主义哲学向我们展现出活的自然的方方面面，它复杂多变又受制于神秘秩序”（塞尔日·莫斯科维奇，2004：9）。生态批评从浪漫主义思潮那里吸取了很多灵感和思想，比如关注自然之美，感悟自然给人生的启迪力量，精神的自我与自由以及对现实文明的批判等。浪漫主义自然哲学展现出活的自然的方方面面，它恢复了人们的感知能力，在自然与人类之间重新建立对话，即活的自然能够回答活的人类提出的各类问题。幸亏人类还有这份自然情感，如果人们对于这片生长着万物、绽放着光彩的大地没有了感觉，如果仰望星空没有了神秘感和敬畏感，就不可能有生态运动。正是出于自然本性，出于对生命的积极感应，浪漫主义蕴藏着的这份生态物质，才使其有可能成为与生态主义携手同行的伴侣与精神支撑。
　　另一方面，在工业文明和科技理性阔步前进的现代化背景下，浪漫主义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不堪一击，主要表现为：
　　1.浪漫主义从康德哲学中淘选的主体自我以其先验存在、自我欣赏而切断了与人类文明的整体生存状况的联系，无法统摄现实的纷繁复杂，无法对现实人生作出积极的应答；观念中的自我天然地具有“逆动精神”，具有“灾难性”的迷向，容易使人“机械性反对”任何外部权威，而与世不相容也使人因对自由放任的过分耽迷而放弃了真正的追求与修养，许多人生悲剧都是由浪漫主义造成。
　　2．诗化的自然固然美好，但毕竟不是对现实自然的描摹，它使真实自然处于一种遮蔽、无知的状态，不利于科学常识的普及与宣传，这与生态主义相信科学认知有助于自然审美是截然不同的。
　　3．浪漫主义在艺术上主张以人的感性存在和真实生命活动为本体，其对主观自我的偏执痴迷容易导致主体在日益膨胀的现代性面前遮蔽重重，陷入尴尬的网络而难以与现代化接轨，使艺术难以担当历史使命（覃新菊，2005）。
　　
　　二
　　
　　浪漫主义之不足，生态主义来纠偏。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是针对古典主义程式与规约，使得回归自然、心灵解放、文明批判三大指标得以奠定。而今，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绿色风暴，赋予浪漫主义以崭新的内涵与形式。浪漫主义之舟在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21世纪重新起桅，舵手不再只是诗人，而常常是些生态主义者；不再是以诗人为中心，而是带着“以大地为中心的观点进行文学研究”（格罗特费尔蒂）。自然-心灵-文明的三维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是借自然浇块垒还是以自然为法则？
　　与浪漫主义自然观相比，生态批评超越了其对自然静态的崇尚、默契与神交，以及被动地以“回归自然”来抗拒科学主义和现代文明带来的恶果。相反，生态批评采取一种实际的干预姿态，力图以抵制的行动来拯救自然，制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重要的是，生态批评必须维护自然而不止于赞美自然，自然不只是现实中的景物、描写对象、阅读与批评的审美观照和精神的导师，自然本身也被视为批评的观念或手段。一方面，生态批评诉诸自然及其法则以挑战工业文明的逻辑，不仅为自然惨遭掠夺破坏而呼吁警示，还以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活力对照人类生命的短暂，以大地母亲忍辱负重的厚实鄙夷人为的机巧；另一方面，它也坚持浪漫主义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批判人类中心、人定胜天之类的妄想，宣扬万物齐一、物类平等的哲学理念，斥责万物皆备于我、任我宰割征服的傲慢凶残（蓝仁哲，2003）。
　　可见，以亲身体验的方式倾听大自然的智慧，让自然在人类个体的虔诚态度之下尽情尽兴地绽放自身的精彩，是生态主义者的使命，这与浪漫主义者借自然之美浇心中块垒的意识大为不同。
　　（二）是情感的释放还是情感的超度？
　　如果说浪漫主义主张人的“自然情感”的释放，“情”作为沟通现实生存与精神神性的中介，把世界纯化了，经验的现象界与超验的彼岸趋近了，人的有限性生存与无限性的期盼沟通了，人类“自然而然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那么，浪漫主义托生而出的生态批评运用的则是一种超理性，这种超理性既不是理性，也不是非理性，它是一种体验、一种智慧、一种“亲证”，崇尚的是“大地伦理”、“生态情怀”，真正实现了高尔基所说的“倾听世界的回声”。其实，按照卢梭的观点，就其同一性而言，大自然对人类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因为它对于人们同样地既是争执的又是结合的主题，它总是在人们中间既播下了竞争和嫉妒，也同样播下了明智与和谐”（卢梭，1982：186）。当务之急，就是要发现人类所需要的自然、所选择的自然，对这样的自然，人类只管自作多情，不必担心会出现“多情反被无情恼”，因为这种情况超越了陕隘的个人感情释放。
　　（三）是反现代文明还是“求全责备”于文明？
　　如果说浪漫主义在反对工业文明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情绪化的色彩与反现代化的论调，那么生态批评则是以“求全”的心理“责备”现代文明对自然、对心灵的伤害，并且坚信其自身具有纠正这一“异化”的“现代能力”，能够引领科技走向生态化之路。在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生态批评更多地受到“问题的驱使”（劳伦斯·布依尔），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挥独特作用：“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生态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批判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文学作品，重新建构文学经典，促成生态文学的繁荣，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并担负起引领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重任。”（陈茂林，2004）生态批评以干预现实的姿态言说现代化进程中潜伏的危机，起到“提醒”、“警示”、“修补”与“设计”的作用，对现代文明是批判而不是否定。
　　（四）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人类色彩？
　　这个话题很是微妙。应当说，浪漫主义把世界诗意化了，在赞美与崇尚中体现了主体意识的合融，也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呵护，与以践踏、掠夺、征服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简直是风牛马不相及。然而，用生态理念来考察，这也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世界是人类对真实世界诗意化的产物，那么浪漫主义者心中的自然界依然与人类密切相关，浪漫主义标志着现代主观性原则的颠峰，当然脱不了人类中心的干系。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理论教授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中心透视法、浪漫主义诗意化艺术与20世纪现代艺术的“非人性化”的比较分析，认为浪漫主义“这种有悖自然常理的诗化世界只是夸大了的独特体验，人类中心论并没有消除，只是变得更微妙而已”（2004）。“诗意化”遍布于自然之中，我们的视野仍然过分地专注于人类自身，而现代艺术通过对“非人性化”的追求，“引导我们超越这个为人类包围的、处处充斥着人类的世界”，力图挣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结果以“对人性的逆向思维”导致对人性的否定，为其自身的桎梏所羁绊而“转变失败”。因此，事实提醒我们：人类始终是客观的存在，“仅仅背离人类是无法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当代艺术的当务之急是将注意力从自我中心转向人与世界的联系”。生态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尽管人类中心主义确实有着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它对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创造性、主动进取性，从而使人们从自然界的严酷压迫和绝对支配下“提升”出来实现人的应有价值，具有深远的意义，但需要提醒的是，这种提升必须以尊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前提条件。但是，人类盲目无度的“发展”已经违背了这一根本的生态规律，时代呼唤并敦促人类应该而且必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坚持主张“为了人”，也必须“通过人”，但绝不是为了“人类”这个“中心”；而主张“为了人”，也“通过人”，只不过是一种“高级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偏向于某种微妙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许“改造”、“扬弃”与“重返”的思路比“剔除”更能行之有效，而这一切，只有在“批判”中才能获得。生态主义本身也是形形色色的，在人类中心主义面前，位于“走出与走进之间”，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十分艰难？生态批评还在摸索着前进，浪漫主义蕴涵的微妙的人类色彩对其具有启示性。
　　总之，生态主义远远超越了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
　　1．生态主义不像浪漫主义那么洒脱、奔放，环境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以及参与意识是生态主义的显著特征。
　　2．生态主义追求的不是个人对俗世生活的解脱，而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与共荣，生态主义者心中装着的不是个人精神的潇洒，而是大自然，更是自己的同胞——人类，它关注的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前景。
　　3．生态主义所依托的思想基础不是主体性哲学，而是跨学科的主体间性哲学。因此，生态主义在早期阶段所表现出的浪漫色彩，使其学理的沉思与探讨尚嫌不够，它还很年轻，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它将逐渐牢固自己的学理根基。
　　 “自然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世纪问题”，21世纪的人类将以“还自然之魅”为己任。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自然三部曲”（《论自然的人类历史》、《反自然的社会》和《驯化人与野性人》）的法国生态主义领袖之一塞尔日·莫斯科维奇，有一篇文章以《绿色阴谋》为题。所谓“阴谋”，说明在主流意识领域，“绿色”还没有摆上桌面，可在民间已经悄然兴起，这些生态主义者幽默地将计就计，反用其意：既然阴谋总是在黑夜中形成，那么就“光明正大地实现阴谋”，公开宣言，向无视绿色的传统政治挑战。
　　莫斯科维奇认为，“确立一项使命所依据的往往不仅是一个想法或兴趣，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战争结束后，他发现人们继续做着与战前相同的经济或工业方面的工作，遵循着同样的思维模式，没有任何改变，对于核灾难和人类屠杀以及自然存在几乎一概漠视、回避、视而不见。他站出来告诉后人：“曾经带给我们生命、真理和奇妙知识的科技进步还有另外一种能力，它能够毁灭生命，灭绝人类，把地球变成一个死人的星球、死亡的星球。”（2004:206）科学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将自然花了几百万年才形成的东西化为乌有，而类似的巨大浪费一直是大部分科学产生“奇迹”的基础。在科技的威逼之下，“自然就像一个铁笼，或是一个无法居住的混凝土棺材”，自然的缺失与扭曲使人们在感情和思想上陷入混乱与变态。我们知道，人类开始和其他生物或物质建立联系的时刻，便是人类的自然史揭开其第一页，即自然的人类史开始的时刻。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只要有人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972第1卷：21）浪漫主义自然哲学认为，自然不是先验性的、现成性的现实存在，对于人类而言，它不是一个外部环境，不是人们上演戏剧的舞台，也不是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自然是一种创造、是生成性的，它生成于人类的自然史，起源于人类历史，正如人类历史从自然中来并融入自然之中一样。
　　生态主义还揭示自然的多个状态，自然不是单一的，不是单数，应该是复数的，有有机自然状态，有机械自然状态，还有控制论的自然状态，我们必须尽力回答：各种自然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消亡的？事实说明，“现代性试图使世界丧失一切灿烂、神奇和巫魅，留下的只是用来代替自然的科学和技术产品。人类被如此粗暴地剥夺天堂之后，怀念曾经的灿烂，无法放弃神奇，渴望重新认识自然，希望社会与自然实现融合而不是对立”（莫斯科维奇，2004:210）。这种怀念被认为是玫瑰色的乌托邦，可是如今枯萎的并不是政治，而是这些神话和幻想，然而正是后者使得政治充满激情、踌躇满志，政治应当能够激起人们的梦想。莫斯科维奇指出，现在到了给浪漫主义自然哲学正名的时候了，“神话和空想不是为了逃避现实，也不是为逃避指点迷津，更不代表一种无视事实的抽象理论，它们却能够指引我们去发现不同寻常的陌生事物”；“如果您认为生态主义带有神话或空想色彩，那么您就得注意了，因为它很可能会继续激发新的激情，促成新的现实。您可以肯定一点，如果生态主义开始更注重迎合现实主义者或令人厌倦的人，那么它的吸引力也会随之降低”（2004:214）。
　　生态主义诞生于一个开放的空间，其显著的成绩就是重新找到了一个活的自然、有血有肉的自然，还有一个他们愿意参与其中并实施变革的社会，从而还自然以原始魅力。新的神话已然开始，它将自然主义册封为21世纪的“世纪之王”。自然的返魅，依仗的哲学基础就是浪漫主义与生态主义合流之后的新自然主义。
　　
　　三
　　
　　具体到文学创作领域，浪漫主义具有忧郁、感伤的悲剧之美，这与一般的伤感不同，它是人类对危险和灾变之永存的意识，是人类借助艺术的想像、夸张与象征所看到的一种类似于返古的倾向，准确地说，是将现在转换到一个更为荒谬的未来，然后在源头上寻找科学发展之后的第三步该怎么走，这时返古之“返”才具有现代意味。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小说《白鲸》（White Whale），通过人与鲸鱼之间宗教的与现实的两重关系的交织与叠现，带有寓言意味地揭示出自然的神秘与威力，告诫人们对自然的权力欲只能以毁灭的方式遭到惩罚。无论是亚哈船长的残腿还是另一个捕鱼人的手爪，都是被鲸鱼咬断之后，无奈装上的钢筋铁腿与铁爪，而那个捕鱼人居然表现出“更为方便更为迅猛”的得意，沦为工具之后居然张狂不已，便是典型的人类对自身被科学异化之后的不自知。科幻灾难片《未来水世界》（Waterworld），是幻想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不能走向人们所期望的未来，而会是一场灾难。当人们经历水上世界那怪诞的水的交易、人情往来之后，执着而坚定地寻找陆地，那些在蜘蛛网的残罩之下依稀可见的远古人类的活动痕迹，很容易让人想起那可能就是现在的我们。所以，浪漫主义表现的生态话题与意蕴，带着“审悲快感”——悲伤的是其内容，愉悦的是其表现形式，透过文本播撒到读者与观众的心田，从而激励起人们的普遍情绪——保护文本之外的自然，像珍惜时间一样珍惜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张炜的《刺猬歌》确立了以大地为叙事纬度，在环环相扣的传奇链上，以“守秘”的方式抒写了一批以美蒂为代表的与森林尤物进行神秘对话与交往的精灵，在那里，兔的精灵、狐狸的酒瘾、刺猬的歌唱、鳗鱼的牢骚等等，无一不具凡人之习性、凡人之神情，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天地人神都在发出声音的交响世界。张炜通过浪漫想象的过程，企图把大地的口子撕开，让大自然开口说话，借此传达作者对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哲学沉思与寓言表达。
　　目前的生态批评中，也常常有滔滔不绝的玄虚之谈、一鳞半爪的灵感、启发人意的点拨，夹杂着名副其实的思辨以及浮光掠影的管见。当代环境伦理的“自然想象”中，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成为其重要的思想依托。詹姆斯·麦克库西克（James Mckusick）著有《浪漫主义与生态学》（Green Writing : Romanticism and Ecology），我国生态伦理学专家卢风、刘湘溶在《现代发展观与环境伦理》一书中论述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与环境伦理的自然想象”之间的关联，说“西方浪漫主义思想中对自然的想象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超验主义的精神气质，渗透在其思想和论述之中”（2004:201-202），并使美国拓荒者后代产生了对于自然的一种独特的想象，即荒野“想象”。我们不难看出，浪漫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牵手合流，已经成为21世纪的文化新景观，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势，从卢梭“回归自然”的浪漫到梭罗“瓦尔登湖”的召唤、史怀泽“敬畏生命”的觉解、利奥波德“大地伦理”的应对、卡森“寂静的春天”的警示，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历程无不渗透着浪漫主义思想。
　　另一方面，生态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运用与联合，表明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所蕴涵的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资源抱着相当的信心，并坚信这种精神资源有利于修补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分裂，试图在文学之中让两者得到重新修好，因为文学被认为是理解自然的通俗而有效的方式，还是把空间生物多样性与土地历史渊博性联系起来的通俗方式。生态学家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明显的文学化特征，他们借助修辞和象征、点拨和启发、语言和结构，而不再只追求准确的数据，完成生态叙事的使命，不由自主地把生态学感性化，夸大其神秘、浪漫、想象的整体主义。然而科学家们的提醒也不可小觑，他们纷纷从理性管理的模式出发，认为今天在强调重视地球环境时，不应该重新出现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为富有浪漫色彩的自然宗教招魂；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神与子民的关系。可是，在生态理念的宣传与普及传播之中，这种浪漫气息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与鼓动性。
　　还是让我们以完美的艺术对人类当初给自然所造成的灾祸进行补偿吧！在文学“绿色化”的进程中，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挖掘浪漫主义的自然观，探讨浪漫主义文学对自然寄寓的种种理想与追求，我们发现一个悄然变更的趋势——浪漫主义与生态主义正在形成合流，这一趋势不仅成为浪漫主义被现代主义收容后所做的积极突围与自我调节，而且也成为生态主义思潮传播与深化的有益方式与途径。在21世纪的文化舞台上，由浪漫主义与生态主义联袂合演的角色——生态写作与生态批评——已经闪亮登场，它将牵动一大批由作家、学者、专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文化部门组成的“智囊团”前来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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