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感情轻易不外露。但是，有几件事却令他非常感动，使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以至于热泪涟涟，不能自禁。

为白求恩落泪

　　1938年6月17日，诺尔曼·白求恩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金刚库。父亲看到白求恩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劝他先休息几天再谈工作。白求恩却说，他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瓷器来摆设，而是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父亲代表军区聘白求恩为卫生顾问，他愉快地答应了。父亲总是想从生活上尽量照顾他，将他安排在离自己卧室很近的一间屋子里，特别交代副官长刘显宜，每顿饭都让伙房给他加菜，但白求恩谢绝了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白求恩是放弃了每月600美元的薪水来中国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600美元算是高收入了。当父亲提出给他100元津贴时，他说：“你是司令员，每月才五元津贴，我怎么能要100元？不行，我要求与八路军战士同样的待遇。”父亲拗不过他，只得听他的。父亲见他吃不惯中国饭，给他找了个会烤面包的师傅，他还和父亲吵了一架。父亲敬佩他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
　　关于父亲和白求恩的交往，一分区三团长纪亭榭回忆道：
　　我在二道河战斗中负了伤，聂司令要我在司令部养伤，伙食上也交代副官长给我特殊照顾。他和白求恩同我一起吃饭，让白求恩吃大米，他自己却吃小米饭配咸菜。白求恩和我问他，他说他爱吃小米、咸菜。那咸菜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当时他的津贴费虽说是五块钱，实际上因为经费困难常常只发一块钱，就是这样他还不同意用公家菜金给他买咸菜。后来我追问刘显宜，刘只好说实话：“就那么点大米、白面、鸡蛋和肉，司令员让专门为白求恩同志和你做的。”这下子，我坚决不吃好饭菜了。后来白求恩发现，也不吃了。
　　来晋察冀不久，白求恩提出要建一所正规的模范医院，父亲虽然觉得建正规医院为时尚早，但还是同意他的要求。然而，模范医院建成没几天，日军的又一次大“扫荡”开始了，模范医院很快毁于战火。父亲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白求恩情绪有些波动，父亲请他吃饭，他面有愧色地说：“我过去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强盗的残暴。目前要在敌后建正规化的医院，这种想法不全面。我要搞流动医疗队，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他很快设计出一种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用几匹牲口，驮上药品和手术器械，就等于是个小型的流动医院。在大“扫荡”中，“卢沟桥”及时救治了大批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救治伤员，白求恩还致力于编写教材，到各地传授医疗知识，边区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这个外国人忙碌的身影。父亲对白求恩大夫深为感谢。
　　听说冀中和冀东的八路军正在浴血苦战，白求恩一再要求带医疗队前往。父亲说：“冀东你不能去，因为那里的环境太危险。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父亲同意他到冀中去，并送给他一匹刚缴获的东洋马，一件敌机飞行员穿的皮夹克。他在冀中工作四个月后回来了，见到我父亲时说，他准备11月份回国一趟，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多筹集点资金，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父亲把他的想法报到延安，中央复电同意。
　　然而，他再也无法回去了。10月，他在为一名患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时，由于掏取碎骨，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引发了败血症。紧接着，他又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发作了，1939年11月12日凌晨，他在唐县黄石口村停止了呼吸。
　　父亲接到白求恩逝世的电话，当即愣在那里，他惊呆了！许久，父亲慢慢放下电话，一仰身倒在了床上，顿时泪流满面，无声地哭了。父亲怎么也想不到，白求恩就这样走了，曾几何时，这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外国朋友，和他谈心，和他交流，父亲叫他“伯琴”（这是白求恩名字的另一种译音），他叫父亲“亲爱的聂司令”。他们就像兄弟一样，热烈地憧憬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的情景。父亲称赞他的国际主义情怀，他却说，是晋察冀边区感动了他，这里有太好的人民和土地。他笑起来声音爽朗，眉飞色舞，像小孩子……可是，转瞬之间，一切皆成往事，不由让父亲肝肠寸断，悲伤不已。
　　父亲本想立即赶去，无奈日军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他不能离开自己的指挥岗位。两天后，白求恩的遗书和遗物送到了父亲的手里。父亲颤抖着手，捧读那封遗书。遗书上说：“亲爱的聂司令：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疟疾病患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热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看到他的临终遗言，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父亲止不住涌出了热泪。父亲曾说：“白求恩大夫是一个能够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人。”当有人把一条鸭绒被拿到父亲面前说是白求恩留给他的纪念品时，父亲的悲伤达到了高潮。这床被子白求恩一直使用，上面还留着他的体温和气味。父亲抚摸着那床柔软的鸭绒被，使劲咬着嘴唇，低着头，半天说不出话来。11月16日，父亲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同志》，文中称赞他为“无产阶级最英勇的战士之一和被压迫民族最忠诚的战友”。

为左权落泪

　　1942年初夏，从晋东南传来噩耗——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中阵亡，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听闻左权牺牲的消息，父亲极为悲痛。父亲的眼前不断地闪现左权那瘦小的身影。左权是黄埔一期学生，说起来，父亲和他还有师生的情分。当年在一军团，父亲就与他朝夕相处，他是军团参谋长，父亲是政委，他们一直配合得很好。父亲记得，最早见左权，是他到中央苏区不久，到一军團报到的时候，那时左权在军团下属的红十五军当政委。接着他们一起打漳州，打水口战役，打乐安、宜黄战役，在中央根据地纵横驰骋。后来左权调红军总部工作，军团参谋长徐彦刚调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后，军委派左权接替参谋长职，自此，一直到抗战前，父亲和他就没分开过。 　　左权性格温和，很多地方都和父亲谈得来。长征开始后，一军团为中央红军打先锋。一路上，左权积极配合林彪和父亲，做了大量工作。爬雪山过夹金山的时候，父亲和左权都病了，战士们用担架抬着父亲，父亲想起左权行走更困难，就赶紧下来说：“我可以拄一根棍慢慢地走，左权参谋长还在后边，你们去抬抬他，帮一帮他吧！”后来他们一块儿东征，一块儿西征，林彪到军政大学后，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很多时候，父亲和他睡在同一条炕上，他们经常半夜不眠，聊东聊西，有说不完的话。那段时间，他们搭班子，配合得天衣无缝。
　　山城堡战斗，不少部队动摇，不想打，左权坚决支持父亲，最终促成了那一个有意义的战役。接到西安事变通报的那天晚上，父亲和左权挤在一条炕上睡觉，老房东把炕烧得太热，半夜里把炕上堆的谷子和他们的褥子烤煳了，也把他们烫醒了。这时候接到了蒋介石被捉的电话，他们高兴得干脆不睡了。
　　全面抗战爆发前，军委调左权到总部工作，他与父亲道别，说：“聂政委，咱们到抗日的战场上见！”后来，他们都来到抗日战场，一待就是五年。可是，左权突然牺牲了，这让父亲猝不及防，悲伤不已。
　　在得知左权牺牲那天，父亲含泪写下《祭左权同志》一文。文中写道：
　　我素以铁石心肠自诩，然而今天，竟好似无数针尖深深刺入我的心头！……当噩耗传来，同座者均相对默然，在我则无限的回忆、思念，伴着悲伤……平型关大捷后，聚会五台，重订部署，匆匆离别。从此你在南，我在北，各自战斗在太行的两端。前年与必之（吕正操）南下，始因你率二纵队于南路未晤为憾。幸在我北返前，你仓促归来，畅谈甚快。检讨了抗日的战术，交流了各方的经验。相约收集整理我们几年来为民族的一切贡献。哪知这次的把晤，竟为最后的一面！
　　我毕竟是铁石心肠，只知道有你的血迹，不知道有我的泪痕！我们当踏着你的光荣血迹前进，直到最后的胜利！
　　仇恨永远在我们的心头，血债没有丝毫折扣！
　　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一致高呼着：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齐举拳头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报仇！
　　从这篇短文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父亲胸中极度的悲伤……

为边区人民落泪

　　1942年春，北岳区大旱，加上日军的封锁，边区闹饥荒，到处缺粮。当时父亲率军区司令部驻在平山县的寨北村。看到许多群众因为缺粮被迫捋树叶、剥树皮度日。看着那些被饥饿折磨的孩子——细长的身子顶着个大脑袋出外讨饭的场面，父亲怎么也控制不住，又一次流了泪。
　　父亲指示军区政治部，立即发出训令，要求部队不要在村庄附近采摘已经被群众当作主食的杨树叶和榆树叶，也不要在村庄附近挖野菜，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与民争食。消息传出后，广大群众深受感动，纷纷找到军区，找到我父亲，要求收回这个训令。
　　机关、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喂马的黑豆为主食，当时军区曾规定每人吃三个月的黑豆。父亲那时就经常以黑豆为主食。吃黑豆，很难消化，不少人因此得了严重的胃病。他听说抗敌剧社的孩子们也吃黑豆，还挖野菜，采摘老乡们一般不吃的杏树叶充饥，他的眼睛突然湿润了，心疼地连声说：“不能让孩子们吃这些东西，剧社的粮食定量不减，不能减！”父亲还特别嘱咐部下，凡是要饭的小孩路过军区机关驻地，一定要把可怜的孩子们叫到机关食堂，让他们吃一顿饱饭。
　　为了生存，有的部队时常越过封锁线，到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背粮，与敌遭遇，就且打且退，背回来的粮食上常常溅有血迹，吃饭的时候，有时会吃到弹片甚至子弹头。父亲想到这些，往往吃不下去，他尽量节省，把饭量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当他听说一分区团有个重机枪班长，他块头极大，在部队粮食标准大大减少之后饿得扛不动机枪时，他破例批准这个班长吃双份口粮。军区有个骑兵营，该营是由父亲亲手组建的，得益于长征后期我军在吴起镇战斗中缴获的一批敌军战马。抗战初期，骑兵营屡立战功。父亲对该营感情很深，但是他决定撤销这个骑兵营，最主要的原因是马匹要消耗大量粮食，给根据地人民增加了负担。按照父亲的指示，800多匹战马退役分散到老百姓家耕地。同时，父亲决定保留这支没有马的骑兵团的番号，编入王平的三分区建制。

为周总理落泪

　　父亲在“文革”中的日子并不好过，到1975年，父亲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周恩来伯伯了。这时，不断有周伯伯患病、病重、反复手术的消息传来。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父亲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显露出焦虑的神色。他从报纸上搜集周伯伯的行踪，看到周伯伯出来接见外宾，或者是参加会议，他就会舒心地一笑。有段时间没周伯伯的动静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心想：他一定又住院了。以他对周伯伯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周伯伯是不会休病假的。
　　入冬时节，好长时间没有心情钓鱼的父亲，忽然迷上了钓鱼。下午或者傍晚，他一声不响地出家门，步行穿过景山公园，再穿过马路，来到北海公园，到北海公园北端靠近305医院的那个小门附近钓鱼。那时候，北海公园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对公众开放，父亲钓鱼的地方很安静，没有人走动。
　　每天，他默默地钓鱼，好半天一言不发。有时抬眼望一下公园通往305医院的那个小门，仿佛在期待什么。时间久了，陪同他的人渐渐看出来了，父亲的心思根本不在钓鱼上，他的心思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便是周伯伯。
　　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牵挂周伯伯，想替他分忧，但又无可奈何。1967年7月6日那天，父亲曾草拟了一封给陈伯达的信，信中说——
　　“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们老一辈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最近感到总理的体质有明显的下降。我很担心，也听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现在是否有可能适当减轻些总理的担子。如把一些经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帮助总理直接处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决时，再请示总理或提请中央碰头会讨论。这样，不知是否能使总理减轻些工作，适当增加些休息时间，不致使身体垮下去。总理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对自己非常克制。这个问题，他本人是不会提出的。我这样考虑提出，不知是否合适，请你斟酌。
　　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其中不难看出父亲对周伯伯的深切挂念。但是，谁也没想到，陈伯达看到信后，反诬父亲想夺总理的权，让父亲气愤不已。
　　1976年1月初，父亲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301医院。1月7日上午，秘书周均伦接到中央辦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声音沉重地说：“总理病危，请转告聂帅，来305医院见一下吧！”
　　当母亲和周秘书赶到301医院，父亲正在卫生间里，一听到消息，坐在马桶上的他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周秘书扶起他，帮他披上大衣，又帮他戴上棉帽，然后搀扶着他往门外走。在去305医院的车里，父亲和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哭，无声地哭，眼泪哗哗地流，气氛特别压抑。
　　说起来，我们家和周伯伯、邓妈妈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从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起，父亲就在周伯伯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回国参加大革命，在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中，在南昌起义和起义后南下的路上，父亲一直是周伯伯的助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们两家更是亲若一家。再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到了长征路上，到了陕北，他们仍然一直战斗在一起。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两弹一星”研究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一直担当周伯伯的助手。因此，父亲总结说，他这一生，就是总理的助手。
　　周恩来伯伯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敬重的人之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和他结下了战斗的、生死的、兄弟般的友谊，我的母亲和邓妈妈也像亲姐妹一样，无话不谈。周伯伯叫我父亲“荣臻”，连“同志”都省掉了，邓妈妈早年也叫他“荣臻”，后来改叫他“老聂”，我父亲则叫她“小超”，当年在上海就这么叫，一辈子都没变。
　　周伯伯的去世，对我父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母亲搀着父亲，他们边走边哭，居然哭出了声，都是泪流满面，简直哭成泪人一般，走路摇晃，神情恍惚，在场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跟着抹眼泪……
　　（摘自《百年潮》2019年第12期。作者为聂荣臻之女，曾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性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