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国人民来说，1978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形势大好的一年。这一年里，我和我的一家也经历了充满希望的期待和大好形势的喜悦，实现了全家生活的大转折、大变化。
　　
　　二十年右派生涯
　　
　　1958年我在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六月间被下放到山西太谷农村劳动。下放干部是劳动锻炼，只劳动半天；我们是劳动改造，全天和农民一起劳动。1959年秋，中央党校恢复招生，被划为右派的32名教职工，包括我在内有12人被带回党校，到校办的水泥厂、稻田、猪场、林场劳动。从1959年到1961年的国庆节，这些人分三批摘了右派帽子。我摘帽后，到学校事务管理处当秘书，做些文书处理工作。
　　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林枫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他一来就批判杨献珍的“翻案风”和“合二而一”（杨原是中央党校校长，1959年被批判后降为副校长）。我们这些摘帽右派留在党校工作也成为杨献珍的罪状，说党校干部队伍严重不纯，需要清理。于是，我们和一些出身不好或历史有问题的干部成了被处理的对象，原则上送回原籍分配工作。我因偶然的机缘没被送回温岭县，留在了杭州。妻子分配在杭州市委党校，我则被杭州第七中学收容，起初在食堂当管理员，一个多月后因“政治不可靠”被转到总务处打杂。
　　“文革”开始后，我因系“五类分子”，被红卫兵揪出来戴高帽、挂纸牌、扫地、游斗，后又关进隔离室。1968年底工宣队进校后得到解放，让我“发挥所长”，刻了两年钢板蜡纸。1970年学校建立“学农基地”，办了个小农场，需要有一个人常驻，但因农场地处远郊，离城四五十里，教职工都不愿意去。我自告奋勇，在那里一干就是八年。
　　
　　1977：看到了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未来满怀喜悦和希望，但我的前途在哪里，我们一家今后的生活怎么样，我的右派问题能不能得到平反，却不明朗。1977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看到了希望：一是恢复高考，我的两个孩子前景光明了起来；二是《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提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我从中读出了我的问题有可能解决的一线希望。
　　我有一子一女，儿子生于1954年，女儿生于1956年。儿子1970年初中毕业后被动员去黑龙江大兴安岭新林区当了林业工人，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进了附近茶厂劳动。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恢复高考制度。接着，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1977年第四季度在全国高等学校招收新生。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写信给儿子，叫他抽时间好好补习。同时，决心让女儿辞掉工作，集中时间补习功课。我妻子有些犹豫，感到进茶厂时托人，费了很大的劲，现在辞了，如果考不取，再想进去就难了。邻居们也不以为然。但我下了决心，还是让女儿辞工进了考场。
　　
　　1978：三个愿望全实现
　　
　　1977年就在惶惶不安、苦苦等待中过去了。在新的一年里，我对妻子和女儿说：“今年可能是我们改变命运的一年，这个转变表现在三件事上：两个孩子考取大学，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三件事能实现一件，就是形势小好；实现两件是形势中好；如果三件都实现了，那就是形势大好了。”如果三件都实现不了呢？我没有朝那方面想，我心里满怀希望，希望三件事都能实现。自从我被划为右派，妻子和儿女都跟着倒霉，被人们看不起。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长久持续下去。1978年，也许就是改变我们全家命运的一年。
　　
　　过了几天，我们所在的通江街道贴出大红喜报，列出了本街道考取大学的名单，女儿的名字赫然在列。我既高兴又激动：我们的第一件好事实现了。录取女儿的学校是浙江丝绸工学院。二三月间，我把她送到学校。在公共汽车上，我想，这不仅是送她上学，也是送她走上了一条新的更加光明、更加幸福的生活道路，作为父亲，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事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那容光焕发却依然十分腼腆的模样。
　　儿子来信，说他没有被录取。我回信叫他不要灰心，年内还有一次机会。根据他的情况，我觉得他留在林区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补习，唯一的办法是让他请假回杭州，全力投入补习。但没有充足的理由，只说准备高考，林区是不会准假的。我主张发个电报，就说“父病危速归”，林区总不会不准假吧。妻子不大赞成，认为这样不好。我说：这样做虽然私德有亏，但和儿子一辈子的命运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就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月，我果断地发出了这份说假话的电报。
　　儿子在杭州经过一个多月的补习后，回黑龙江报考，最后被哈尔滨师范学院录取。我始终为那份说假话的电报感到惭愧，但并不懊悔。我只能用这种不正常的办法，来创造儿子上大学的机会。
　　相对于儿女的上学，我的平反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囿于对传统的理解，我认为这类事必然要经过申请、调查、考察、审核等繁琐的程序，可能还有百分比、控制数这类的限制，必须争取主动。于是，我写了申请平反的书面材料，基本内容是承认自己有缺点错误，但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求平反。接着是向七中领导请假。七中支部书记叫王宝青，他很支持我的要求，并预祝我成功。
　　当我在六七月间来到中央党校的时候，学校已在着手为右派平反了。本来有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主要解决“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为右派平反问题提出后，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冯文彬（这时胡耀邦的主要精力已转到中央工作上）让“落办”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但他们拒绝接受。冯文彬只好另外成立了一个机构，就叫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简称“落二办”。我到“落二办”后，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被安排住在当年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一个大办公室里，那里已经住了好几位要求平反的同志。我与妻子旧同事的丈夫——当时是国防大学教员谈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问题，他鼓励我把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认为我必然会作出贡献。
　　除了看望岳母和几位老同学外，我还到北京医院看望了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侯维煜。我从1949年起给他当了5年秘书。他当年是副校长兼校党委第二书记，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主要管教学，其他工作都是侯维煜在抓。党校普通班、新闻班（学员都是司局地厅级干部）的反右运动开始后，侯维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成立了反右领导小组，吸收十来个研究班学员（都是省部级干部），这固然有加强领导的因素，但据我体察，实际上还有分担责任的成分。最后，在这两个班的992名学员中，打出了29个右派分子，占总数的2.93%。反右基本结束后，他就心脏病发躺下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各地和中央机关把它们的优秀干部送到这里来学习，我们却把这么多人打成右派，今后怎么向它们交代呢？”“文革”中，杨献珍和侯维煜二人被打成“杨侯反党集团”，受尽折磨。我去看望侯维煜时，他刚从安徽流放地回来不久，原来丰满而精神弈弈的脸显得清瘦、苍白，只有两眼还炯炯发光。他见到我很高兴，说起反右，他说这是面对国内外危机作出的错误的政策选择。他认为大多数右派都是应该平反的，还说：“我看你是肯定会平反的，已经过去的时间是无法找补了，还是向前看吧，不要怨天尤人。”
　　
　　在北京住了10多天，“落二办”的同志劝我先回杭州，听候好消息。我回到杭州，焦急地熬过了几个月的时光。年终时我给“落二办”打电话，接电话的同志说：“党校的右派全部平反了，我们正在起草书面的决定，很快就可以寄到你们手上。”这是我在1978年底听到的佳音，也是期待、渴望了21年的佳音。1978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全部希望。感谢你啊，1978！
　　进入1979年不久，我收到了关于改正我的右派问题的正式决定，还有为了消除影响而发给有关单位的信函。
　　苦难结束了，我和我们一家的新生活开始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原科研办公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