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最后的张家四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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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一本色调淡如黄昏的书籍《曲人鸿爪》静静地攀上了书店的书架。书封上,一个面目清秀的少女坐在蒲团之上,斜倚在一张书案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家四姐妹中的幺妹——张充和。张家四姐妹曾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大家闺秀,叶圣陶说过:“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时过境迁,如今,96岁的张充和已是四姐妹中唯一健在的人。
  这本《曲人鸿爪》实际上是对张充和珍藏的一套同名书画册的辑录和演绎,在书中,通过张充和对一幅幅字画的回忆,不仅记录了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这位闺秀所走过的人生轨迹,也记录了她所交往过的热爱昆曲的曲人们的悲欢与梦想。
  张家四姐妹系出合肥名门望族,其曾祖父是晚清名臣张树声,父亲张武龄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听从蔡元培的建议先在上海办学,后举家迁到苏州。他所创办的乐益女中,曾聘请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等任教。
  曾有人对张家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说,你给女儿们取的名字下面都带着两条“腿”,长大了恐怕她们谁也不会留在你身边。果然,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位姐妹不仅容貌和才华出众,且后来分别嫁给了四位名人:昆曲名角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也由此成就了张家四姐妹的传奇人生。
  张充和在四姐妹中传统文化功底最为深厚,她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尤长昆曲,通音律,能度曲;抗战时期,她拜师章士钊、沈尹默研习书法,在重庆与俞振飞联合表演《游园惊梦》,1949年赴美后,她家的后花园成为张大千临摹牡丹、芍药之地,她的办公室则成为胡适写文章、看书的去处……然而,在这本《曲人鸿爪》付梓出版前,这一切都更像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传说,而这本书的出版则让人们对这位才女的遥想和憧憬更为真实。
  《曲人鸿爪》的出版还得归功于曾任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系主任的孙康宜。早在1981年,当时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孙康宜因为一次昆曲曲会而和张充和结缘。当天,67岁的张充和细细地演唱了昆曲《金瓶梅》中的几段曲子,让在场的人深为折服。
  2009年的一天,张充和向孙康宜展示了她存藏多年的三大集《曲人鸿爪》。《曲人鸿爪》是张充和从1937年起,作为票友第一次登台演出昆曲后自制的书画册,在后来的几十年人生岁月里,她在其中收集了无数个曲人在交往中题赠给她的书画,其中包括曲人大师吴梅的书法、画家兼曲人吴子深等的画作。因为张充和所谓的“曲人”不仅是曲家名伶,也包括所有昆曲爱好者,因此,张充和的《曲人鸿爪》中还可以看到龚圣俞、余英时等文化名人的墨迹,打开它,就仿佛打开了一匹华丽的民国织锦,太多的风流人物灿然闪烁其间。几十年风雨走来,无论张充和走到哪里,也无论她经历的是哪段岁月、哪个时代,她都不忘将其带在身边。即便在硝烟弥漫、颠沛流离的抗战时期,这个册子都从未离开过她。
  这是一本真正记录曲人鸿影印迹的册子。尽管张充和与张大千交情深厚,张大千经常题赠书画给她,却不曾被她收于其中。张充和的理由很简单——张大千不是曲人。而胡适则因对昆曲颇有研究,其题赠的一首元代曲家贯酸斋的《清江引》“侥幸”被收入。
  现在出版的《曲人鸿爪》就取材自张充和所珍藏的三大集《曲人鸿爪》,这本书不仅展现了张充和手中原本《曲人鸿爪》的精髓,孙康宜还请张充和口述往事,整理并记录下这些字画背后曲人们的悲欢离合。而隐藏期间的还有张充和自己的人生,她也是这其中的曲人之一,是曲人题赠的对象。
  张充和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昆曲与书画,即使1949年后她远走美国。1961年,傅汉斯受聘于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张充和也来到耶鲁大学的艺术系教授书法,而周末则常在家中教授昆曲。
  张家四姐妹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实际上更多来自张充和。在书法上,黄裳、董桥均是“张迷”,董桥家中就收藏有多幅张充和的字。耶鲁大学图书馆重建后,还特地请她为新馆题字。据说,因为长期练习书法,张充和不仅年轻时可以盘腿而坐,用双手撑起身体“走”来“走”去,即使现在已经96岁,她坐着还能提起十多公斤的东西。而沈从文墓碑背面“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四句话亦是出自张充和的文思与手笔。
  而在昆曲的海外传播上,张充和更是功不可没,四位师从她学昆曲的高足,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家族之显赫、个人之美慧、社交之广阔、历史之跌宕,又不过是世俗镜像。事实上,张充和与书画、昆曲、文人的交往,更多是为从熟悉的小圈子里取得温暖,她不曾想到要靠此扬名于世,只有晚年时期,在学生和友人的请求下,2004年张充和在北京、苏州分别举办过一次书画展;2006年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为充和举办了“古色古香”书画展;2009年为庆祝她96岁生日,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名为“张充和题字选集”的书展,仅此而已。1985年,张充和从耶鲁退休后,在美国安享晚年,她每目的生活只与菜园、书画、昆曲为伍,在静谧中安享时光。张充和是唯美的,她这一生,不需要如藤萝附丽于任何亲人、名师或爱人,毛笔一支、昆曲一首,自显露出一段真名士的风流浪漫来。
  
  四姐妹中的“另类”
  
  比起三个姐姐,从小浸染在传统文化中的张充和骨子里多了几分文人的洒脱,她的不羁与豪迈深深隐藏在她弱质闺秀的外表下面,只偶尔可以从她“胆大妄为”中豆漏一二。
  张家的天下是曾祖父张树声打下来的。清末,这位合肥士绅因协助李鸿章平叛太平天国捻军而功勋卓著,此后,他不断得到升迁,官至江苏巡抚、安徽巡抚、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在合肥城中,张家的祖屋长、宽各占了一条街,地产无数。到了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这一辈,张家已有万顷良田,仅在张武龄的名下每年就有十万担租。张武龄继承了祖上崇尚诗书的遗风,不仅旧学功德深厚,精研昆曲,还十分关注新文化。为了子女接受更为开明的教育,他还特地把家从合肥搬到了上海,后迁往苏州。
  1914年,张充和出生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别墅内。然而,小充和的到来并不合平时宜。在这之前,她已经有了3个姐姐,父亲张武龄和母亲陆英正急切盼望一个儿子的到来。出生8个月后,充和被过继给了叔祖母识修,并被带回了合肥张家祖屋,远离了上海的家人。直到16岁,叔祖母去世,她才回到父亲和姐弟中间。
  叔祖母李识修是张家和李鸿章家族缔结姻亲的纽带。她是李鸿章四弟之女,嫁给了张树声的二儿子张华珍。丈夫和孩子早亡后,这位大家闺秀将多半时间和精力用在宗教信仰和教育充和上,且成为合肥当地著名的女善人。
  在庭院深处,跟随着一名博学、信佛的寡妇,张充和的童年和少年浸染了太多寂寥、庄严和纯洁,她不闻世事,一心向学。然而,清静并不意味着无为。正是在合肥生活的16年,让小 充和有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2岁,她开始背唐诗,不到6岁,就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七八岁已经开始作对子、写诗。识修祖母严格地为孙女挑选教师,其中考古学家朱谟钦,曾为她授课长达5年。
  每天,在书房,小充和要和先生一起度过上午8点到下午5点的光阴,其间只有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每10天,她才会有半天的休息时间。从6岁到16岁,她不间断地学习古文,包括《汉书》,《左传》,《史记》、唐诗宋词;以及《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若干年后,张充和记忆中最清晰的仍是童年最为熟悉的地方——藏书楼:一楼是她读书的地方,二楼则是布满了灰尘的家具和数以千计的书卷。这位缺少玩伴的小女孩,常常在这些史籍、散文和诗集里来回穿梭。也正是在这里。她偷读了《桃花扇》、《牡丹亭》。这些小说中香艳的情感,若隐若现地吸引了这个封闭天地里的女孩。
  16岁时,识修祖母去世。张充和回到了父亲身边。这时,她的母亲已经去世,除了3个蛆姐外,她还多了5个弟弟,一家人已经从上海搬迁到了苏州的九如巷。当她重新回到家人身边,一口合肥口音的她,发现自己既没有三位姐姐那么摩登和现代,也没有她们知识面那么宽广。她不会像姐姐们那样谈科学、谈民主,更不会和大家一起嬉闹、针砭时弊。她总是躲在静处,看书、写字。过继给宗亲的岁月,使她疏离了时代和家庭,她成年后人格上的洒脱冷淡,甚至寂寥感,莫不与此相关。
  上个世纪30年代,张充和的父亲张武龄在苏州开办了乐益女中,收授穷家女子入学读书,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等进步人士都曾在此任教,张家四姐妹也在这里念完了自己的中学。而她们的父亲,成为当时和蒋梦麟、蔡元培一样的教育家。也正是在父亲开办的乐益女中,张充和选修了昆曲课,而她的老师是著名昆曲家沈月泉的儿子沈传芷。除了昆曲,她还向“小堂名”班的几位乐师学习了吹笛的技艺,这一切都让她对昆曲的品味和修养达到了专业的水准。
  回到家人身边3年后,张充和前往北平参加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婚礼,正是这次北平之旅让她决定到北京大学学习。于是,婚礼后,她没有返回苏州,而是留在北平,开始旁听北大课程。当时,北大中文系入学考试只有四个科目:国文、历史,数学、英语。然而在这之前,她只学了2年英文,而16岁之前,她压根不知道数学为何物。家人都劝说她再等一年,张充和却坚持要尝试一下。大概她对自己能否考上北大也无十足把握,担心一旦落第有辱张家门楣以及姐夫沈从文的名声,于是她私下把名字改为“张旋”,并央托弟弟的朋友,一位在宁夏的中学校长,为“张旋’开了一张高中文凭。结果,无可争议地,她国文拿了满分,而数学的分数,跟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一样,是个“鸭蛋”。
  当年,入学的作文考试题目为《我的中学生活》。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在看到其作文后立刻拍板:“这个学生我要了!”但当时北大的规定是,“任何一科是零分,都不能被录取”,胡适便跑去找到数学改卷老师,请对方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卷子上找出几分。谁知改卷老师坚持原则,反驳说“零分就是零分”,一分也不肯多给。胡适只好找到校务委员会拍桌子吵架。最终,北大破格录取了张充和,这个结果轰动一时。而直到这时,胡适仍不知道张充和就是好友沈从文的妻妹。
  
  卞之琳永求不得的佳人
  
  1937年春,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在诗里对张充和说:“百转千回都不能与你讲,水有愁,水自衷,水愿意载你。“然而,这位佳人却始终可以遥望,却不可获得。
  1933年,在北平沈家,当时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卞之琳遇到了19岁的张充和。此后,他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苦恋,直至2000年去世为止。之于卞之琳,张充和是生命恒久的恋人;之干张充和,卞之琳可能却不过是匆匆过客。
  卞之琳和沈从文对张氏姐妹的追求,没有获得相同的结果。虽然卞之琳也像沈从文追求张兆和那样写了无数封信,甚至在张充和嫁人后,仍坚持写信给她,但始终没有打动这位闺秀。
  尽管在相识的早期,卞之琳和张充和年纪相仿、志趣相投,她对他还有所期望,然而,也许在张家闺秀眼中,卞之琳的江南人曲折有致的个性太为熟悉、烦闷,反而沈从文那种蛮野、洒脱、广交吉士、故事成章的赤子作风,无疑是她们在深闺难以看到的。“乡下骑士”征服了张家姐妹,张充和非常喜欢自己的三姐夫。无论北平求学或教书期间,还是抗战昆明和呈贡逃亡阶段,她都一直跟沈从文夫妇住在一起。张充和曾写了一篇经典的纪念沈从文的文章《三姐夫沈二哥》,文中写道:“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从字里行间,人们仍能感受到沈从文及其父亲这些洒脱男性对充和的影响。
  追求中,卞之琳的爱情进攻还是大男孩似的腼腆和忐忑。他常常请几个好友吃饭,顺带邀请张充和出席其间,而这些婉转的作法,自然无法打动大家闺秀张充和。即使巴金、夏济安、何兆武等好友都知道卞之琳的苦恋,很多人在张充和面前说尽卞之琳的好话,这位小姐也未对其有多少触动。至于卞之琳的诗歌,张充和也并未给予多少高度评价,觉得“缺乏深度”,而对其人的评价更是“不够深沉,有点爱卖弄,装腔作势”。
  1947年,张充和在北京大学教书,住在沈从文位于中老胡同的家中。同年9月,她认识了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次年11月21日与之结婚。傅汉思出生于德国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到北京后,他想学习北京话,就跟沈从文的两个儿子小龙和小虎一起玩。在傅汉思的回忆中:“过不久,沈从文以为我对张充和比对他更有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就叫张充和,让我们单独一起。”在沈家,敏感的孩子们很快注意到四姨和傅汉思要好了,故意叫傅汉思为“四姨傅伯伯”,傅汉思也跟着张充和叫张兆和为“三姐”了,而张充和则把原本为“傅汉斯”的“斯”改为了“思”。
  谁也不知道,张充和为什么要嫁给美国人傅汉思,对于自己的爱情和爱人,低调的张充和一直讳奠如深。外界无从知道她和汉学家傅汉思之间过多的爱情故事,大家能知道的事实仅为——两人育有一子一女,且白头偕老。
  而卞之琳的苦恋并没有被岁月击倒。1949年张充和赴美以后,他还曾到过充和的旧居,打开其抽屉,发现了沈尹默为其修改的词稿;事隔30多年后访美时,他小心翼翼地归还给了张充和。1986年,张充和从美国回北京参加汤显祖的活动,并客串昆曲《游园惊梦》。卞之琳欣然前往,痴情凝望曾经的恋人。这种忐忑和呵护,正是卞之琳的悲情所在。2000年,卞之琳去世,张充和托人给他送去了花圈。2003年,傅汉思去世。
  逾半个世纪的苦恋,逾半个世纪的婚姻,无不百转千回。但个中的复杂情致,无人能知,无人能晓。张充和,把作为女人的最隐秘的情感守护得密不透风。在晚年,她不会如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一样,把自己的情爱故事欢畅地袒露给世界——张允和在书中《多情人不老》里描述了她和周有光的恩爱,而张兆和则在编著沈从文全集时,袒露了自己婚姻中的遗憾。而四妹还是合肥庄园里那个乡下小姐脾气,她并不乐意表现自己,也并不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悲喜;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性,情爱在她的世界中压根就是极小的部分,她疏于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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