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先生的三大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三位都以复兴儒学为使命，念兹在兹的是“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如何以孔子之教拯救人类社会日趋堕落的精神世界。因此，他们对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文化多有批判。在论及当代世界人们的精神状况时，唐君毅说，当代人正处在一种“四不挂搭”的困境中。所谓“四不挂搭”，首先是“上不在天”，其次是“下不在地”，再次是“外不在人”，再其次是“内不在己”。
　　何謂“上不在天”？西方世界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两希精神，即古希腊与古希伯来的文化精神。尤其是希伯来的宗教文化，基督教凝聚并支撑起整个西方的精神世界。但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越来越世俗化了，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众神隐退。人们为人性的复苏而欢呼，为理性的发达而欢庆，世俗社会更为蓬勃地发展起来了。然而，既然从超越的世界回到现象的世界，由信仰的神圣回归理性的世俗，这意味着西方人失去了引以为傲的神圣世界的庇护。
　　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尽管西方的韦伯称儒学为儒教，张岱年先生也认为儒学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与西方的宗教比较而言，儒学的超越性并不强，作为民间日常生活中的信仰，这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不可同日而语。天道弥远，人道弥近，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发达，这与儒家的学术主张也有直接的关联。没有形而上的追问，没有鬼神的敬畏，缺失了宗教信仰，又少了道德的监管，完全依靠人的道德自律，精神寄托就成了问题。
　　所谓“下不在地”，指文艺复兴以来，数学、物理学高度发展，科技理性一枝独秀，自然的世界越来越沦为科技征服的对象，甚至仅仅具有工具理性，而不再是人诗意的栖居地，即这个世界已经异化。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时期形成高潮，众神隐退，人成为世界的中心，科学理性成为世界的主宰。人对上帝的取代，人性对神性的僭越，人对自然征服的同时，是自然对人的报复。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以及它所造成的人类的灾难，远远超过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人类社会的危害。
　　“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海德格尔引用柯尔德林的这句诗，是对人之为人的存在的拷问，是对人类应然的生活和他们精神世界的思考。“栖居于大地”，首先是指人真实的存在和现实的生活，“大地”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活处所。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首创现象学，他将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分为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人真实地生活在一个可直接感受的现象世界，而不是一个理念与符号化的科学世界，这现象世界就是“大地”。
　　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首先是肉体的个人的存在，人的生理需求是最为基本的需求。离开人的基本需求，失却现实生活的根基，由某种概念化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辨主宰生活，所引发的争执与冲突造成人们精神的不安和世界的不安宁，这是“下不在地”的一种表现。此外，以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及简单化的除旧布新为取向的思想，以最大可能的改变自然的面貌而无视生态恶化的各种举措，这事实上也使我们栖居的大地不再宜居，这是对“大地”的一种破坏性的危害，最后受危害的还是人类自身。因此，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立足大地而诗意栖居，才能有属人的惬意的生活。
　　“外不在人”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后，产业经济发达，工业文明带来都市的崛起，诗意化的田园牧歌成为绝唱。随着传统的农耕文明的没落，相应的人际关系也随之改变。就中国社会而言，以血缘伦理为基础，以大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的社会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式微。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撕掉罩在家庭问题上的温情脉脉的遮羞布，把它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人间守望之情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权利、义务和法律，当然这也包含着社会的进步，个人权利的张扬，以及是契约关系的建立。但没有了温情脉脉，没有了亲情的温馨，人际关系越来越物质化，说到底就是“钱”，形成了金钱的拜物教，这或许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给人际关系造成的最大危害。
　　无论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是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都深刻地揭示那种资本的贪婪和疯狂，而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对于葛朗台而言，观赏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大堆金钱，是自己的最大满足，敲打金钱所发出来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葛朗台对女儿最后的临终嘱咐是：“你可要给我看好这些钱”。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伦理，如家族亲情之外的人际准则：仁义礼智信等无不受到极大冲击。个人本位与自我中心的盛行，所带来的是对他人的冷漠和集体观念的淡化。
　　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最大的分歧在，西方文化的最早追问为“人是什么”？中华文化孔子的追问是“人应该是什么”？问“人是什么”，这是将“人”视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视人为一种自然物，类若其它动物，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进而他们有发达的自然科学。而中国文化的语境里，特别关注人与禽兽的区别，特别关注人性的构成与特点。人应该是什么，即人怎样才能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实现其目标——成“仁”。何为“仁”，何以成“仁”呢？“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儒家认为人皆可为尧舜，即成贤成圣，所给出的路径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中华文化主导下，自然科学不甚发达，但它有特别丰富的人文精神的世界，特别重视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与个人的道德修养。
　　唐君毅认为，这个世界最严重的是“内不在己”，即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内心的安定，没有内在的安宁。无论东方或者西方，人们原本宁静自足的内心被彻底打破，心灵成了各种欲望纠缠纷扰的战场。“人不知而不愠”，孔子所期望的境界事实上很难达到。之所以难达到，是因为人自信的缺乏，自许的茫然;既无知人之智，也无自知之明。外在的所有争执和勾心斗角，所折射的还是内在精神焦虑的增加，幸福体验的下降，造成的心态失衡频发。内心中成就意识的严重匮乏，就常常需要比较与打压别人来支撑自己的虚荣。
　　在西方文化的语境里，主要有宗教与哲学的合流，回应人生的焦虑与失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儒道合一的价值取向，曾长期且较为普遍地成为人们解脱精神危机的选择。也有人认为，安处自然、知足常乐、逍遥自在、不与人争，老庄哲学更能让你从根底上看清自己，看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儒家说得更深刻、更到位、更有涵盖力和普遍性。
　　（叶水涛，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