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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末清初是个复杂的时代，政治黑暗、商品经济发达，人们思想解放、城市文化发达，身处朝代更替、内忧外患的文士们，思想心态就更为复杂。本文以社会历史研究法具体剖析当时文人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分析他们在这个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三种复杂矛盾的心态。
关键词：明末清初 思想心态 社会历史研究法
一、社会历史研究法
社会历史研究法，就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艺术活动的研究方法。正如法国哲学家泰纳《艺术哲学》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和风俗的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社会历史研究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根据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更深入地解析作品的深层含义。
二、明末清初文人复杂的思想心态
（一）个性人欲与道德的矛盾性 1.高度的中央集权是中国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而到了明朝，集权政治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高度的中央集权需要统治者高度的身心投入来维系整个体系的运转，显然，明朝中后期的几个具有其他“才能”的皇帝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大权的旁落意味着权利的争夺，随着宵小当道，宦官专权，首辅独断，党政激烈，官场腐败，明朝统治秩序逐步失控。统治秩序的混乱，带来社会矛盾的加深，进而导致思想意识的松动。晚明讲学之风的盛行、王阳明心学的泛滥，与之关系甚大。2.万历前期，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得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心学的引领下越来越关注人的价值，重视人的欲望，开始疯狂拜金与纵情声色。这便带来了个性解放的大思潮。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变。3.明代的官方思想为“存天理，灭人性”的理学。社会矛盾的锐化导致统治思想的松动，产生的结果便是“异端”思想的出现。从左派王学的王艮“百姓日用即道”到“童心说”的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讲学之道，已深入人心。同时，与心学颇为相似的禅宗，也充分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正是心学与禅宗的交错传播与影响，使得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生发“异端”，以一种全新的批判精神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注重人性与强调个性的思潮开始在明朝激荡。这也造成了传统纲常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叙位于朝，无尊卑之分；征年于乡，无长幼之节”，一方面是新兴的学说蔓延盛行，一方面是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崩塌。嚣张言论为世人放纵提供了精神支持，伦常不古又反证了学说的应时，两方面互相呼应，互相推动着明末世情的颠覆性演变，构成了明末思潮的反叛底色和淋漓尽致的社会表现。明末清初思想的反叛底色在不羁言论与伦常不古的遥相呼应中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4.物质社会的迅速发展产生的是对相应精神上的需求。城市文化的发展，恰恰能够慰藉人们精神上的空虚，这种城市文化的发展使得文化中心不断下移，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接触和创作市井平民的文学，并以俗为雅。如王国维《录曲余谈》谈道：“至明中叶以后，制传奇者以江浙人居十之七八，而江浙人中，又以江之苏州、浙之绍兴居十之七八，此皆是风气所然，不足异也。”越来越多的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走上案头，这自然是与经济发展和个性解放思潮密切相关的。而市井文学的核心便是表达个性和自由、展示情与欲，并伴有娱人娱己的娱乐化倾向。这一切又反过来加速了人们价值观的崩塌。
陈确，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属于心学一派。陈确思想中最令人不解的是既要人们强调人欲的重要，又要人们以最严格的态度面对它。他强烈主张“习”是“性”的主要构成部分，但无时无刻又强调切勿沾染恶习，并刻意保持善习。因为“习”是发生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慎习”以“复性”是一方面承认现实之不可抗拒，一方面又想控制自我，如陈确《寄刘伯绳世兄书》中说：“尝谓绝欲非难，寡欲难，素食非难，节食难，此吾道之大，所以远过老、佛也。”陈确一方面秉持心学，肯定人欲；另一方面却在内心深处有一条严苛的道德标准，传统的道德并未在他身上完全消失，这才有了他认为的人如果道德上有所陷溺，则为“禽兽”的说法。
（二）师心悦禅、悠游末世与强烈的政治爱国理想的交错 1.晚明时期，皇帝昏庸，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党政严酷，科举制度僵化荒谬。大明王朝的丑恶弊端使得他们渐渐失去了对取士为官与政治现实的关注，一切的阴暗面让他们心灰意冷。正如袁中道所言：“半生寥落暗悲伤，百病相侵守一床。事业于今那敢问，只祈年寿胜周郎。”2.名士之风的遗传。中国文人的血液里从来都流淌着两种血液：一种是儒家积极的入世，经纬天下；另一种则是老庄的清静无为和淡泊自然。唐宋之后，文人士大夫意在把二者结合一体：在享受物质的同时，追求精神的欣悦以期创造一种以修身养气、消遣时光为追求的艺术化人生形式，而这种儒道的结合在晚明被发挥到了极致。无法做到儒家的“兼济天下”之时，悠游末世便成为他们既自得又无奈的选择。3.当王朝真正发生危难之际，悠然末世的文人们的内心也发生了巨大的激荡，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忠君爱国、戎马救国的思想又再次迸发了出来。随着清军入关，入主中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晚明文士的共同心声。他们将个人的命运退其次，慷慨济世，哪怕以身殉国也在所不惜。
冒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复社四公子之一。北方的大明王朝在清兵的攻打与各地起义军的骚扰下，已乱作一团，而江浙一带的士大夫此时却依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冒襄也浸淫其中。一方面，他主持清议， 起草《留都防乱公揭》，抨击阉党，议论朝政，怀抱着报效国家的壮志；另一方面，又喜观青山大川之胜，徘徊于名姬骏马之间。悠游末世中又蕴藏着强烈的政治理想与爱国情怀，其思想中的矛盾与复杂可见一斑。
（三）入清后消极悔罪的心态与排斥中融合的现实 1.随着清朝统一全国，许多文士欣然地追逐新朝的功名，但多数是在反省悔恨和追思。他们反思着明朝的灭亡，明朝官场的腐败和黑暗，门户党争和党同伐异。当然，反思的部分还有对明朝后期奢靡放纵的生活方式的反思。明朝中后期人欲个性的解放，享受现世和拜金之气蔚然成风，袁宏道曾说人生有五乐：耳目之乐，男女之乐，著书之乐，游玩之乐，颐养天年之乐。其实众多文士对前朝旧事的追悔从个人的名号、社团的名称，到斋馆的名字中亦可见一斑，其中多充斥着“愧”“惭”“弃”“慎”“止”“省”等消极性的字眼。还有就是他们一系列“不”的举动，皆表明了他们的反思：不赴夜宴，不进城市，不讲学，不入社。2.朝代的更替对文人带来的心理震动是巨大的，而夷夏之变更是极大地加剧了这种内心的伤害。中国自古以华夏自尊，由炎黄子孙的汉族人构成，礼仪之邦之外的其他民族均为夷族，正是这种以汉为尊的自我优越感和种族观，造成了被异族统治时格外屈辱的心态。同时这种夷夏之变在物质生产方式包括生活方式的变革，如留辫留头等，更是使得从小深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明人从内而外的排斥。3.清朝前期稳定，与其恩威并施的文化政策不无关系，他们尊重汉臣，给投靠之人优厚的待遇，并主动学习汉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汉人对清廷的反感，还有在厚葬崇祯、表彰英烈、招纳降臣、开科取士上，都表现得有礼有节，得到了一部分士人的支持。这就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开辟了一条道路。明末文士在清朝一般有三种人生道路：部分选择隐逸，如张岱、陈洪绶；部分选择仕途，如钱谦益和方以智；还有一部分则选择发扬经世传统，通经致用，崇尚实学，并引领了一股风气，如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等。
张岱，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是晚明思想的一大结穴。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岁生活优裕，物质享受极端奢华。富裕的家庭，特殊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造就了他纵情声色和游戏人生。正如他《自为墓志铭》中所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等到了知命之年，张岱却经历了天地巨变：满清入主，社稷倾覆，生灵涂炭，家道破败。明亡后，他如其他热血志士一样，投入到抗清的大流中，后来抗清失败，不得已还归龙山，从此隐逸山林。他后来也常常悔恨并在不断反思着自己的前半生，坦言自己“学节义不成”“功名邪落空，富贵邪如梦忠臣邪怕痛”，常有“沉醉方醒，恶梦始觉”之感。不得不“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其消极悔罪之痛溢于言表。
参考文献：
[1] 丹纳.艺术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 于慎行撰，吕景琳点校.谷山笔尘[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陈确.陈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任可澄主编.黔南丛书·第3集第5册[M].贵阳：贵阳文通书局，1922.
[7]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张岱著.夏咸淳校点.张岱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 张岱撰.淮茗评注.陶庵梦忆（第2版）[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10] 王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1] 吴琼.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D].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2.
关键词：明末清初 思想心态 社会历史研究法
一、社会历史研究法
社会历史研究法，就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艺术活动的研究方法。正如法国哲学家泰纳《艺术哲学》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和风俗的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社会历史研究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根据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更深入地解析作品的深层含义。
二、明末清初文人复杂的思想心态
（一）个性人欲与道德的矛盾性 1.高度的中央集权是中国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而到了明朝，集权政治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高度的中央集权需要统治者高度的身心投入来维系整个体系的运转，显然，明朝中后期的几个具有其他“才能”的皇帝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大权的旁落意味着权利的争夺，随着宵小当道，宦官专权，首辅独断，党政激烈，官场腐败，明朝统治秩序逐步失控。统治秩序的混乱，带来社会矛盾的加深，进而导致思想意识的松动。晚明讲学之风的盛行、王阳明心学的泛滥，与之关系甚大。2.万历前期，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得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心学的引领下越来越关注人的价值，重视人的欲望，开始疯狂拜金与纵情声色。这便带来了个性解放的大思潮。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变。3.明代的官方思想为“存天理，灭人性”的理学。社会矛盾的锐化导致统治思想的松动，产生的结果便是“异端”思想的出现。从左派王学的王艮“百姓日用即道”到“童心说”的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讲学之道，已深入人心。同时，与心学颇为相似的禅宗，也充分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正是心学与禅宗的交错传播与影响，使得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生发“异端”，以一种全新的批判精神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注重人性与强调个性的思潮开始在明朝激荡。这也造成了传统纲常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叙位于朝，无尊卑之分；征年于乡，无长幼之节”，一方面是新兴的学说蔓延盛行，一方面是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崩塌。嚣张言论为世人放纵提供了精神支持，伦常不古又反证了学说的应时，两方面互相呼应，互相推动着明末世情的颠覆性演变，构成了明末思潮的反叛底色和淋漓尽致的社会表现。明末清初思想的反叛底色在不羁言论与伦常不古的遥相呼应中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4.物质社会的迅速发展产生的是对相应精神上的需求。城市文化的发展，恰恰能够慰藉人们精神上的空虚，这种城市文化的发展使得文化中心不断下移，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接触和创作市井平民的文学，并以俗为雅。如王国维《录曲余谈》谈道：“至明中叶以后，制传奇者以江浙人居十之七八，而江浙人中，又以江之苏州、浙之绍兴居十之七八，此皆是风气所然，不足异也。”越来越多的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走上案头，这自然是与经济发展和个性解放思潮密切相关的。而市井文学的核心便是表达个性和自由、展示情与欲，并伴有娱人娱己的娱乐化倾向。这一切又反过来加速了人们价值观的崩塌。
陈确，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属于心学一派。陈确思想中最令人不解的是既要人们强调人欲的重要，又要人们以最严格的态度面对它。他强烈主张“习”是“性”的主要构成部分，但无时无刻又强调切勿沾染恶习，并刻意保持善习。因为“习”是发生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慎习”以“复性”是一方面承认现实之不可抗拒，一方面又想控制自我，如陈确《寄刘伯绳世兄书》中说：“尝谓绝欲非难，寡欲难，素食非难，节食难，此吾道之大，所以远过老、佛也。”陈确一方面秉持心学，肯定人欲；另一方面却在内心深处有一条严苛的道德标准，传统的道德并未在他身上完全消失，这才有了他认为的人如果道德上有所陷溺，则为“禽兽”的说法。
（二）师心悦禅、悠游末世与强烈的政治爱国理想的交错 1.晚明时期，皇帝昏庸，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党政严酷，科举制度僵化荒谬。大明王朝的丑恶弊端使得他们渐渐失去了对取士为官与政治现实的关注，一切的阴暗面让他们心灰意冷。正如袁中道所言：“半生寥落暗悲伤，百病相侵守一床。事业于今那敢问，只祈年寿胜周郎。”2.名士之风的遗传。中国文人的血液里从来都流淌着两种血液：一种是儒家积极的入世，经纬天下；另一种则是老庄的清静无为和淡泊自然。唐宋之后，文人士大夫意在把二者结合一体：在享受物质的同时，追求精神的欣悦以期创造一种以修身养气、消遣时光为追求的艺术化人生形式，而这种儒道的结合在晚明被发挥到了极致。无法做到儒家的“兼济天下”之时，悠游末世便成为他们既自得又无奈的选择。3.当王朝真正发生危难之际，悠然末世的文人们的内心也发生了巨大的激荡，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忠君爱国、戎马救国的思想又再次迸发了出来。随着清军入关，入主中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晚明文士的共同心声。他们将个人的命运退其次，慷慨济世，哪怕以身殉国也在所不惜。
冒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复社四公子之一。北方的大明王朝在清兵的攻打与各地起义军的骚扰下，已乱作一团，而江浙一带的士大夫此时却依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冒襄也浸淫其中。一方面，他主持清议， 起草《留都防乱公揭》，抨击阉党，议论朝政，怀抱着报效国家的壮志；另一方面，又喜观青山大川之胜，徘徊于名姬骏马之间。悠游末世中又蕴藏着强烈的政治理想与爱国情怀，其思想中的矛盾与复杂可见一斑。
（三）入清后消极悔罪的心态与排斥中融合的现实 1.随着清朝统一全国，许多文士欣然地追逐新朝的功名，但多数是在反省悔恨和追思。他们反思着明朝的灭亡，明朝官场的腐败和黑暗，门户党争和党同伐异。当然，反思的部分还有对明朝后期奢靡放纵的生活方式的反思。明朝中后期人欲个性的解放，享受现世和拜金之气蔚然成风，袁宏道曾说人生有五乐：耳目之乐，男女之乐，著书之乐，游玩之乐，颐养天年之乐。其实众多文士对前朝旧事的追悔从个人的名号、社团的名称，到斋馆的名字中亦可见一斑，其中多充斥着“愧”“惭”“弃”“慎”“止”“省”等消极性的字眼。还有就是他们一系列“不”的举动，皆表明了他们的反思：不赴夜宴，不进城市，不讲学，不入社。2.朝代的更替对文人带来的心理震动是巨大的，而夷夏之变更是极大地加剧了这种内心的伤害。中国自古以华夏自尊，由炎黄子孙的汉族人构成，礼仪之邦之外的其他民族均为夷族，正是这种以汉为尊的自我优越感和种族观，造成了被异族统治时格外屈辱的心态。同时这种夷夏之变在物质生产方式包括生活方式的变革，如留辫留头等，更是使得从小深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明人从内而外的排斥。3.清朝前期稳定，与其恩威并施的文化政策不无关系，他们尊重汉臣，给投靠之人优厚的待遇，并主动学习汉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汉人对清廷的反感，还有在厚葬崇祯、表彰英烈、招纳降臣、开科取士上，都表现得有礼有节，得到了一部分士人的支持。这就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开辟了一条道路。明末文士在清朝一般有三种人生道路：部分选择隐逸，如张岱、陈洪绶；部分选择仕途，如钱谦益和方以智；还有一部分则选择发扬经世传统，通经致用，崇尚实学，并引领了一股风气，如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等。
张岱，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是晚明思想的一大结穴。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岁生活优裕，物质享受极端奢华。富裕的家庭，特殊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造就了他纵情声色和游戏人生。正如他《自为墓志铭》中所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等到了知命之年，张岱却经历了天地巨变：满清入主，社稷倾覆，生灵涂炭，家道破败。明亡后，他如其他热血志士一样，投入到抗清的大流中，后来抗清失败，不得已还归龙山，从此隐逸山林。他后来也常常悔恨并在不断反思着自己的前半生，坦言自己“学节义不成”“功名邪落空，富贵邪如梦忠臣邪怕痛”，常有“沉醉方醒，恶梦始觉”之感。不得不“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其消极悔罪之痛溢于言表。
参考文献：
[1] 丹纳.艺术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 于慎行撰，吕景琳点校.谷山笔尘[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陈确.陈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任可澄主编.黔南丛书·第3集第5册[M].贵阳：贵阳文通书局，1922.
[7]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张岱著.夏咸淳校点.张岱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 张岱撰.淮茗评注.陶庵梦忆（第2版）[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10] 王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1] 吴琼.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D].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