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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在北京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佑安医院，《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因流动性强，卫生、安全条件较差，防范意识薄弱，农民工成为易患艾滋病的高危群体。为此，一些医院、红丝带之家等医护人员及志愿者，也多次走进建筑工地、工厂企业，为农民工宣传相关防护知识。
2017年11月27日下午1点，忙过上午门诊的高峰期，李在村刚吃上午饭。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他从事艾滋病治疗已有21年。
在李在村接诊的病例中，不乏农民工的身影。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流动性大，生活、卫生、安全条件差，艾滋病防范意识薄弱等因素，农民工是艾滋病病毒（ HIV）传播的高危人群。然而，“在艾滋病防治中，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是比较欠缺的，他们需要社会更多的关爱和帮助。”李在村说。
“身体不难受，还需要治疗吗？”
今年3月，佑安医院感染科门诊护士长邵英给3名男性农民工进行了HIV检测。这3名结伴前来的农民工说，因为周围有人感染了艾滋病，他們从工友处得知，如果被传染了艾滋病，来这里可以接受免费治疗。
作为北京市4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佑安医院每天接待的艾滋病门诊量在两三百人左右，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450人。目前，佑安医院在治随访的病人达8 000多名。让邵英没有想到的是，这3名农民工都被检测出了HIV阳性。更让她感到惊讶的是，当她把这一结果告诉他们时，他们却表现得无所谓。他们还半开玩笑地互相打趣：“你身体难受吗？”“不难受。”“那还需要治疗吗？”
“他们对艾滋病没什么概念，不知道得了艾滋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邵英开始给他们普及艾滋病的常识：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如何接受治疗、平时要注意什么……
这种对艾滋病完全不了解的案例并不鲜见。在对现有数据进行梳理后，《工人日报》记者发现，农民工群体对艾滋病的认知状况不容乐观。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钟朝晖2009年对重庆542名农民工进行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一农民工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近一半的农民工认为蚊虫叮咬可以传播艾滋病，50.28%的农民工不知道哺乳可以传播，超过一半的农民工不知道共用牙刷、剃须刀可以传播艾滋病。
尽管经过近10年的普及，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水平在提高，但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李在村，农民工对艾滋病的无知和误解依然广泛存在，这不仅导致他们对艾滋病产生恐惧心理，同时也对艾滋病感染者产生排斥，进而造成歧视。
为数众多的高危人群
作为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引起的，主要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传播的恶性传染病，我国艾滋病的报告死亡数位居法定传染病首位。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我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5.4万例，累计死亡20.1万例，而且目前有32.1%的感染者未被发现。
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副教授严朝芳表示，艾滋病往往侵袭那些由于性别、经济状况、文化等原因而遭受歧视或被边缘化的个人和群体。“农民工获得信息和资源的程度低，收入低，生活、卫生、安全条件差，性冲动化解能力差，艾滋病防范意识薄弱，大多缺乏医疗卫生服务和应对艾滋病的相关指导，是一个为数众多的高危人群。”
“从临床经验来看，目前人们感染HIV的主要途径是性。农民工也不例外。”李在村的观察也得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印证。今年1- 10月份，北京市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3053例，其中经性传播2 966例。
通过推广安全套预防艾滋病传播，已被公认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相关调查显示，未婚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有婚前性行为，而有近三分之一从不使用安全套；已婚农民工中，有18.63%的农民工有婚外性伴侣，且大多属于商业性行为人员，发生性行为时仍有一部分农民工从不使用安全套。
因此在严朝芳看来，农民工属于艾滋病脆弱群体，他们“暴露在危险或威胁之中，而且对危险和威胁所带来的影响缺乏应对能力”。
防治宣传亟待加强
一对在北京打工的夫妻，丈夫发烧，最初以为是普通的感冒，结果连续几个月不见好。夫妻两人来到佑安医院，一检测才发现双方都是HIV阳性。
“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缺乏艾滋病防治意识，直到身体扛不住了才来医院。”李在村说，艾滋病的潜伏期很长，HIV的感染者要经过数年甚至长达十数年才会发展成艾滋病病人。也因此，“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错失了最佳发现期和治疗期”。
邵英认为，应该在农民工群体中加大艾滋病的宣传力度，提高防治意识。“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要做好预防，避开高危行为。一旦被感染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李在村告诉记者，只要发生了高危行为，就应该及时到医院筛查。所谓的高危行为，是指与别人发生体液交换的行为，包括无保护性交、静脉注射吸毒、使用未经检测的血液或血制品、与他人共用牙刷、剃须刀等可能引起血液传染的行为。
而一旦确诊，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就需要长期定时吃药，还需要定期随访。“农民工流动性大，又长期在外工作，缺乏家庭支持，往往很难做到。”邵英说，而且他们一般都住集体宿舍，很容易暴露身份。她曾接触过一个农民工，工地的领导得知他得了艾滋病后，要赶他走，不仅不给工钱，还扬言要他赔钱。因为害怕被别的工友知道，尤其担心一起打工的老乡知道后，将此事传回老家，他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很多人以为患了艾滋病，生活就彻底完了。李在村说，其实只要及时地进行正规治疗，艾滋病患者是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1996年，佑安医院治疗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至今还活着，而且很健康。而通过母婴阻断技术，医院几十个艾滋病患者拥有了健康的孩子。”
此外，要加大艾滋病的反歧视宣传。邵英说，艾滋病是一种疾病，任何人都有可能得，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几年前，邵英接触过一个从外地来京的患者。他已吃了两年药，但精神状态一直不好，还存在抑郁倾向。询问后才知道，每次他去当地医院取药时，医护人员总是表现出害怕和躲避的神情。而且他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抱自己的孩子，心理压力很大。
“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心理关爱也很重要，要疏导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艾滋病。”邵英说，佑安医院从1998年就成立了爱心家园，吸收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为艾滋病患者提供物质、精神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2017年11月27日下午1点，忙过上午门诊的高峰期，李在村刚吃上午饭。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他从事艾滋病治疗已有21年。
在李在村接诊的病例中，不乏农民工的身影。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流动性大，生活、卫生、安全条件差，艾滋病防范意识薄弱等因素，农民工是艾滋病病毒（ HIV）传播的高危人群。然而，“在艾滋病防治中，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是比较欠缺的，他们需要社会更多的关爱和帮助。”李在村说。
“身体不难受，还需要治疗吗？”
今年3月，佑安医院感染科门诊护士长邵英给3名男性农民工进行了HIV检测。这3名结伴前来的农民工说，因为周围有人感染了艾滋病，他們从工友处得知，如果被传染了艾滋病，来这里可以接受免费治疗。
作为北京市4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佑安医院每天接待的艾滋病门诊量在两三百人左右，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450人。目前，佑安医院在治随访的病人达8 000多名。让邵英没有想到的是，这3名农民工都被检测出了HIV阳性。更让她感到惊讶的是，当她把这一结果告诉他们时，他们却表现得无所谓。他们还半开玩笑地互相打趣：“你身体难受吗？”“不难受。”“那还需要治疗吗？”
“他们对艾滋病没什么概念，不知道得了艾滋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邵英开始给他们普及艾滋病的常识：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如何接受治疗、平时要注意什么……
这种对艾滋病完全不了解的案例并不鲜见。在对现有数据进行梳理后，《工人日报》记者发现，农民工群体对艾滋病的认知状况不容乐观。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钟朝晖2009年对重庆542名农民工进行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一农民工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近一半的农民工认为蚊虫叮咬可以传播艾滋病，50.28%的农民工不知道哺乳可以传播，超过一半的农民工不知道共用牙刷、剃须刀可以传播艾滋病。
尽管经过近10年的普及，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水平在提高，但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李在村，农民工对艾滋病的无知和误解依然广泛存在，这不仅导致他们对艾滋病产生恐惧心理，同时也对艾滋病感染者产生排斥，进而造成歧视。
为数众多的高危人群
作为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引起的，主要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传播的恶性传染病，我国艾滋病的报告死亡数位居法定传染病首位。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我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5.4万例，累计死亡20.1万例，而且目前有32.1%的感染者未被发现。
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副教授严朝芳表示，艾滋病往往侵袭那些由于性别、经济状况、文化等原因而遭受歧视或被边缘化的个人和群体。“农民工获得信息和资源的程度低，收入低，生活、卫生、安全条件差，性冲动化解能力差，艾滋病防范意识薄弱，大多缺乏医疗卫生服务和应对艾滋病的相关指导，是一个为数众多的高危人群。”
“从临床经验来看，目前人们感染HIV的主要途径是性。农民工也不例外。”李在村的观察也得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印证。今年1- 10月份，北京市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3053例，其中经性传播2 966例。
通过推广安全套预防艾滋病传播，已被公认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相关调查显示，未婚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有婚前性行为，而有近三分之一从不使用安全套；已婚农民工中，有18.63%的农民工有婚外性伴侣，且大多属于商业性行为人员，发生性行为时仍有一部分农民工从不使用安全套。
因此在严朝芳看来，农民工属于艾滋病脆弱群体，他们“暴露在危险或威胁之中，而且对危险和威胁所带来的影响缺乏应对能力”。
防治宣传亟待加强
一对在北京打工的夫妻，丈夫发烧，最初以为是普通的感冒，结果连续几个月不见好。夫妻两人来到佑安医院，一检测才发现双方都是HIV阳性。
“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缺乏艾滋病防治意识，直到身体扛不住了才来医院。”李在村说，艾滋病的潜伏期很长，HIV的感染者要经过数年甚至长达十数年才会发展成艾滋病病人。也因此，“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错失了最佳发现期和治疗期”。
邵英认为，应该在农民工群体中加大艾滋病的宣传力度，提高防治意识。“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要做好预防，避开高危行为。一旦被感染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李在村告诉记者，只要发生了高危行为，就应该及时到医院筛查。所谓的高危行为，是指与别人发生体液交换的行为，包括无保护性交、静脉注射吸毒、使用未经检测的血液或血制品、与他人共用牙刷、剃须刀等可能引起血液传染的行为。
而一旦确诊，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就需要长期定时吃药，还需要定期随访。“农民工流动性大，又长期在外工作，缺乏家庭支持，往往很难做到。”邵英说，而且他们一般都住集体宿舍，很容易暴露身份。她曾接触过一个农民工，工地的领导得知他得了艾滋病后，要赶他走，不仅不给工钱，还扬言要他赔钱。因为害怕被别的工友知道，尤其担心一起打工的老乡知道后，将此事传回老家，他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很多人以为患了艾滋病，生活就彻底完了。李在村说，其实只要及时地进行正规治疗，艾滋病患者是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1996年，佑安医院治疗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至今还活着，而且很健康。而通过母婴阻断技术，医院几十个艾滋病患者拥有了健康的孩子。”
此外，要加大艾滋病的反歧视宣传。邵英说，艾滋病是一种疾病，任何人都有可能得，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几年前，邵英接触过一个从外地来京的患者。他已吃了两年药，但精神状态一直不好，还存在抑郁倾向。询问后才知道，每次他去当地医院取药时，医护人员总是表现出害怕和躲避的神情。而且他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抱自己的孩子，心理压力很大。
“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心理关爱也很重要，要疏导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艾滋病。”邵英说，佑安医院从1998年就成立了爱心家园，吸收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为艾滋病患者提供物质、精神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