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藏书票
　　
　　一般都认为鲁迅和中国藏书票的起源与发展脱离不了关系，那么我们先从他的日记和书简中来看，总共有五处提及：1920年6月12日的日记：“夜访内山书店买《藏书票的话》(斋藤昌三)十元。”1935年5月31日的日记：“收《现代版画》第九辑(李桦等主编)一本”。1936年5月21日的日记：“得《现代版画》第十八辑一本。”这两辑都是在鲁迅支持下，由李桦、唐英伟等人主编的《现代版画》专刊，其中有两本藏书票专辑。1936年3月23日，鲁迅致唐英伟函：“13日信并藏书票十张，顷已收到，谢谢。”(又见该日的日记作“十种”，可能就是唐英伟自己手拓50本的《藏书票集》)，可知当时鲁迅除了版画外，还搜集藏书票。
　　
　　此外，鲁迅于1934年3月，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将他以宣纸换来的苏联单幅与插图木刻，选出59幅编成《引玉集》，以供那时中国青年艺术家参考。其中第六页刊有一张毕思凯来夫《国立美术馆图书室》。有趣的是，鲁迅称它为“藏书图记”，而不称之为“藏书票”。
　　不过那时鲁迅应该是以提倡新兴木刻运动为主，搜集藏书票为辅；或者把藏书票当作版画的延伸来收藏，因为迄今并未发现他自己使用的藏书票。假如把他和中国藏书票的起源与发展联想在一起，尤其说“始于鲁迅”，可能是有点牵强。
　　
　　中国的血
　　
　　
　　1995年3月，版画家梅创基带我去拜访隐居于香港的唐英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唐英伟是中国藏书票协会创始人李桦的朋友，两人并于1934年6月共同发起“现代版画创作研究所会”。他们共同创作出版的《现代版画》18辑，已经成为鲁迅提倡新兴木刻运动的见证。鲜为人知的是，唐英伟在那时就出版了他的《藏书票集》，内收10款藏书票，手拓50本，可说是中国第一本藏书票集。其中一部送给鲁迅，并且只有少数几部送到朋友手上，其余的都毁于战火。
　　抗战胜利后唐英伟到香港定居，从此就很少跟外界连络，但是一直还在从事艺术创作，完成有关香港的植物方面的版画，并为胡适、朱家骅等人做铜像雕塑。我见到他的时候，已近八十高龄，还在为香港九七回归创作一幅超过百米的香港特区，九龙及各岛屿环岛风光的水墨画，蕴含了脱离殖民地统治的民族意识。如今已十几年未见了，不知他老人家还健在否？
　　更难得的是，这款藏书票刊于1939年8月20日香港出版《中国的血》木刻集，印在封底。那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激烈时期，唐英伟在香港以版画为笔，号召同胞抗日，但仍不忘情于藏书票创作。许地山在该书题签：“愿将此中的一切永刻在人人底心版上。”这款奔赴沙场战士的藏书票，就是最好的见证。
　　
　　温故而知新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发现关祖章藏书票后，陆续有人也找到。其中有人以为贴在出版时间更早的书上，就比我发现的这款年份更早，其实这是比较危险的推论。就像我们在宋版书钤盖藏书印，就可以代表这颗藏书章在宋代使用吗？
　　我有一套三大册19世纪下半英国出版的精装书，每本除了贴上一款“相衡郑麟藏书之章”的藏书票外，还贴有与此套书出版时间相近的英国木刻名家的藏书票，画面是米勒的拾穗，但因没有留下其他的文字纪录，所以始终存疑搁置在一边。2005年9月，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展览时，特辟“中国早期藏书票”专题；其中北京收藏家国槐也提供了这款藏书票展出，不过尺寸比我小了一半，可见这款藏书票至少有两种尺寸，但是至今仍然无法断定它确切的使用年份。
　　2007年3月我到上海，陆灏翻出他十几年前，请古书店帮他从旧书堆里淘到的十几款藏书票，我又看到郑麟的另一款。画面中央的黑色反白的图案，是中国文人喜欢的几株修竹，右上方有行字：“温故而知新”，左下方也有一行字：“郑麟相衡珍藏”，除了底下有“EX LIBRIS CHENG LIN”外，四周还补上梅花的图案，可见票主是一位很雅致的读书人，并且具有传统的人文素养。关于我对这款藏书票的研究，何尝不是“温故而知新”。
　　
　　吴兴文
　　1957年生，台北市人。现任远流博识网文化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