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我一直把呼吸道系统久治不愈的顽症归罪于我的身体器官。直到后来，我知道，这不只是我的器官的罪过，还有避之不开的环境、空气。
　　2011年的晚春，我遭遇了这几年最严重的呼吸系统顽症的复发，吃药不管用。庆幸的是，我参加了有司组织的专项学习，在北京郊区怀柔洁净的空气中呆了三个晚上，严重的症状突然间消失无形了；就在今年7.21大雨悲剧前一周，北京一直阴霾蔽天，呼吸道系统顽症复发，让我连正常上班都做不到了，但那场悲剧性的大雨翌日，北京天高气爽，我的顽症再一次神奇地消失了，没有耗费医保一分钱。
　　然而，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像我这般能够托庇天气的变化而获得解脱。1952年12月初在伦敦发生的毒雾事件，先后导致了12000人丧生，这巨大的悲剧，一直警示后人。
　　此次悲剧性事件之后，英国民众和政府普遍开始认识到控制空气污染的重要性，直接推动了1956年英国空气洁净法案的通过。如今的伦敦，早已摘去“雾都”的帽子，“雾都”留在了英国经典文学作品和文献中了。
　　但北京的雾霾天气却不可思议地越来越多了，“蓝天全靠抽疯（刮风）”，虽然夸张，传达的却是民众对环境和空气污染治理愈益强烈的不满情绪。
　　客观地说，这些年有关方面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城区燃煤改造成燃气、汽车的尾气排放标准大幅提高，还限制购车和出行，奥运之前，市区的许多旧式工厂外迁……
　　一系列努力之后，北京的蓝天确实曾经多了。但很快，随着即期目标的达致，运动式的治理热情和措施迅速消退，尘霾卷土重来，再次主宰了北京的天空，而且更为严重。
　　空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在空气面前，没有富贵贫穷，没有性别阶级，没有特权，人人平等。人类在付出了巨大的生命财产代价之后，认识到空气污染问题本质上就是个政治问题。如今，全球有远见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和环保主义者乃至普通人都在为改善空气奔走努力。改善空气质量，就是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这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努力。
　　曾经相当长时间里，我们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很难理解欧美发达国家为环境保护做出的呼吁和努力。当欧美国家开始大力治理现代工业污染的时候，我们还把国内林立的工业烟囱和管道，当作是我们走向现代国家的象征，在主流的文学作品里，这才是“沸腾的生活”。时至今日，虽然大都市里的工业烟囱不断被拆除，但传统的GDP和能耗发展经济模式却渗透到了许多当政者的骨血中，无论污染，只求速度。此种逻辑之下，北京的阴霾势难去除，而“新雾都”也势必越来越多。
　　按当下中国的文明程度和认识水平，真正空气里的政治，绝非困守于“凡是对手拥护的就反对的”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同一片天空下的每一个人，都有呼吸洁净空气的权利，都有参与污染空气治理的讨论并行动的自由，政府部门尤其应高度重视空气污染之于民众的危害，并把空气治理当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来做。遇到问题，不是刻意回避，甚至秘而不宣，也不只是依靠少数部门少数人私下会商解决，而应依靠信息公开和社会的群体智慧。在具体的治理方法上，应该回归到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法，加大投入，充分借鉴吸纳发达国家改造治理的经验。作为新兴工业国家市场国家，规避重蹈老牌工业国家边发展边污染的覆辙，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成果，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后发优势，也是亡羊补牢之举。
　　朱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