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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对云南铜政乃至全国矿政的改革，在禁与弛、官与民之间，反复摇摆，备受争议。
一年前，云南铜业公司决定出售控股子公司83%的股权。这是在不景气的市场环境下，靠天吃饭的资源型企业实现账面扭亏，从而保壳套现的快速手段。尽管不可持续，但也无可奈何。有专家指出，云南铜业在几年前的全球大宗商品“牛市”中扩张过快，产能过剩，要想彻底摆脱困境，惟有推进内部改革，提高市场竞争力。
无独有偶，300多年前的清代，滇铜的生产经营也面临着诸多麻烦，不改革，没出路。而清前期对云南铜政乃至全国矿政的改革，在禁与弛、官与民之间，反复摇摆，备受争议。
听民开采
云南铜矿资源丰富，元代和明初曾采取官营，明宣德年间逐渐放开民营。虽说铜是朝廷铸币的重要战略物资，但当时滇铜年产量较少，朝廷对滇铜民营没当回事。
清初，朝廷把平西王吴三桂封在云南，镇守西南边陲。吴三桂利用丰沛的铜资源私铸钱币，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货币金融体系，为他割据一方和发动“三藩之乱”做了经济准备。当三藩之乱平定后，如何接管滇铜这摊子产业，成了摆在康熙帝面前的一道难题。
此时，平定三藩的大局已定。朝廷开始鼓励垦荒，恢复经济，势必导致货币需求量大增。由于清前期实行“银铜双本位”，大量铸造铜钱，稳定银钱比价，就成了当务之急。
康熙只好采取应急之法：收集各部院和各地的废铜器皿、损毁的铜钟和铜炮，统统送到京城铸钱，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朝廷把目光转向了产铜大省——云南。
此时，三藩之乱刚刚平定，朝廷在云南大量驻军，军费开支浩大。云南地处偏远，经济落后，财政困难，别说是就地筹饷，连给官员发薪水都难自理。康熙中叶，云南各级官府的薪水和办公费需要34万两，军饷需要80万两，加起来114万两，而全省税收才44万两。收支相抵，还有70万两的巨额亏空，只能靠朝廷补贴。新任云贵总督蔡毓荣刚到任，必须直面缺钱这个难题。
蔡毓荣发现，云南铜矿贮藏丰富，因而“治滇者自以铜政为先”。守着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能因地制宜，盘活和利用好呢？于是，他给朝廷上了一份《筹滇十疏》，奏请“因滇之利，养滇之兵”。其中建议实行“听民开采”的采矿政策。具体做法是：“广示招徕，或本地殷实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悉听自行开采，每十份抽税二份。”通过招商引资和抽取营业税的方式，承认民间的采矿权和产品销售权，由此推开了清廷弛禁铜矿民营的序幕。
当时，清廷对边疆地区的矿藏多有封禁，不许开采。唯独对云南网开一面，不仅批准了蔡毓荣的建议，而且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康熙帝的设想，是打算把云南作为供应全国铸币用料的生产基地。然而，这种完全放开的采矿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放本收铜
“听民开采”政策出炉后，商民争先恐后，申请开矿。然而，长期管制的资源一经放开，便陷入“一放就乱”的怪圈。无序竞争，急功近利，没有大局观念，忽略长远利益。云南省城商务总会曾在一份文件中讲道：“一年不见其矿，又复另开，彼处彼厂不宜，又开此厂，得有如此通融办理，俯顺民情，人人争先试办……此厂开办数月，不见其矿，于一切界租，有费勘矿，有费欲开别厂，亦属不支，欲另开矿，又复矿界各费厂，民情实难堪，闻风者有裹足之叹，已办者有解散之嗟，于矿政前途大受影响。”
分散的个体经营和粗放管理，对朝廷造成的影响是多重的：一方面，难以将铜快速集中送往京城，确保朝廷铸币需求；另一方面，根据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云贵总督贝和诺的奏报，云南官府的矿业征税只有8万两，远不能弥补70万两的亏空，到头来还得依靠朝廷救济。因此，清廷有必要对“听民开采”政策进行反思，并作出相应调整。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贝和诺提出了新的思路，将调整重点放在铜矿制售环节，实行“放本收铜”之法。他建议，商民采铜，“于额例抽纳外，预发工本，收买余铜”。根据这一政策，官府每年拨出100万两银子，作为预借铜本。当然，这个钱不会预付，而是开一张空头支票。待到冶炼完成，商民要缴纳20%的额定铜税，剩下80%的产量全部由官府按预先定好的官价收购，“每百斤作价三四两以至五六两不等”。收购所付银两，就充作“铜本”。
官府买到这些铜之后，并不直接使用，而是在省城设立官铜店，将铜卖给官府指定的特许商人，由他们销往外地和京城，供铸币和其他用途。不过，官铜店将铜卖给特许商的价钱，则是每百斤九两二钱。这比从商民那里的收购价高了约一倍。其中的差额，则作为“铜息”纳入官府收入，用来弥补财政亏空。
如果商民不愿领取工本，不仅一样要缴纳铜税，还得自备路费运到省城。剩下的80%产量也必须卖给官府，官价也只有每百斤5两银子。总之，“不论领与不领工本，产铜一概不许私自出卖，私买的叫做‘私铜’，查获了，其铜没官，其人罚役”。
学界对这项新政褒贬不一，有认为官府贱买高卖，从中牟利，有认为官府垄断了铜原料的制售环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评价逐渐客观。“放本收铜”被视为兼顾中央和地方各自利益的政策，实现了“双赢”。一方面保证朝廷铸钱的原料需求，降低铸造成本，另一方面使云南赚取铜利，增加收入，缓解财政困难。
康熙初年，虽然清廷高度重视铜钱铸造，但原料不足，难以为继，由此造成银贱钱贵的情况，不利于货币秩序稳定。无论是销毁旧铜器，还是从日本进口，都无法改变铜原料供应短缺，铜价上涨，康熙中后期1两银子只能买7斤铜，铸钱成本陡然高企。清廷曾考虑在铸钱时减重，压缩铜的比重，但在讲求铜钱成色的时代，这么做无异于推动铜钱贬值，造成货币秩序紊乱。显然，解决危机的出路就是扩大原料供应。贝和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放本收铜”政策，着力扩大铜产量，缓解了清廷的铸币危机。
“放本收铜”实行后，由于朝廷在雍正乾隆年间推行“改土归流”，加强对当地的政治控制，疏浚水路，滇铜外运的交通环境得到改善。乾隆朝的滇铜年产量长期保持在1000多万斤，铜利收益也水涨船高。雍正五年（1727年）产量300多万斤，铜利7万两；雍正十三年（1735年）产量649万斤，铜利14万两；乾隆三年（1738年）产量突破1000万斤，铜利达到20万两。到乾隆中后期，云南通过“放本收铜”，每年可获取铜利和铜税共四五十万两，足以弥补全省财政亏空大半，确实对缓解本省财政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示范效应
官股以“铜本”形式介入铜的制售环节，它是官府对“听民开采”政策的修正，将铜矿开采和销售重新纳入官府控制的轨道，形同“官管商办”，虽有与民争利的成分，但毕竟打开了允许民间开矿的一道门缝。云南铜政的这些变化，给邻省矿政带来了示范效应。
其他地方也有民间开采铜矿的案例，但朝廷批准的大多是民间早已开采多年，已属既成事实，朝廷只是追加认可而已。对于新开之矿，朝廷依旧严禁。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川一碗水地区有万余人聚众开矿，当地官府派人驱逐，并上报朝廷请旨定夺。清廷经过研议，提出除云南外，“他省所有之矿向未经开采者，仍严行禁止……若别省之人往开，及本处殷实之民有霸占者，即行重处”。
清廷为何不愿将云南模式复制到其他各省呢？康熙帝曾表示，“有矿地方，初开时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经开采，贫发勉办资本，争趋觅利，藉为衣食之计，而忽然禁止，则已聚之民毫无所得，恐生事端。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官处置得宜，不致生事耳”。雍正帝也表示，“昔年粤省开矿，聚集多人，致盗贼渐起，是以永行封禁。夫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若舍本逐末，游手望风而至，岂能别其奸良？况矿砂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种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绝，散之甚难。若招商开厂，以致聚从藏奸，则断不可行”。
这就是清廷的矛盾心态：倘若一概禁之，就会断了当地穷人的生计，把他们逼反；倘若放任不管，人群聚集，同样可能有治安隐患。然而，他们的矛盾心态，挡不住普通百姓依靠开矿谋生的渴求，也挡不住清廷自身对铸币和税收的需要。因而，到了乾隆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对矿产需求的增长，随着人口增加带来的就业、流动等问题日益凸显，继续限制开矿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云南模式开始向全国推广。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宣布，“各省出产铜、铁、锡、铅之山场，如经该督抚查明产矿处所，并无妨碍民田庐墓，招商刨挖，酌定章程，不致滋事启弊，保题开采，户部俱照该督抚所题，准其开采”。
乾隆在全国范围内放开民间采矿，并不是无条件的。开矿必须督抚核准、领取执照，接受官府管理或巡查，建立保甲组织，防止矿工滋事。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意味着清王朝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削弱，以及官府逐步退出经济和社会管理一线，加速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
一年前，云南铜业公司决定出售控股子公司83%的股权。这是在不景气的市场环境下，靠天吃饭的资源型企业实现账面扭亏，从而保壳套现的快速手段。尽管不可持续，但也无可奈何。有专家指出，云南铜业在几年前的全球大宗商品“牛市”中扩张过快，产能过剩，要想彻底摆脱困境，惟有推进内部改革，提高市场竞争力。
无独有偶，300多年前的清代，滇铜的生产经营也面临着诸多麻烦，不改革，没出路。而清前期对云南铜政乃至全国矿政的改革，在禁与弛、官与民之间，反复摇摆，备受争议。
听民开采
云南铜矿资源丰富，元代和明初曾采取官营，明宣德年间逐渐放开民营。虽说铜是朝廷铸币的重要战略物资，但当时滇铜年产量较少，朝廷对滇铜民营没当回事。
清初，朝廷把平西王吴三桂封在云南，镇守西南边陲。吴三桂利用丰沛的铜资源私铸钱币，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货币金融体系，为他割据一方和发动“三藩之乱”做了经济准备。当三藩之乱平定后，如何接管滇铜这摊子产业，成了摆在康熙帝面前的一道难题。
此时，平定三藩的大局已定。朝廷开始鼓励垦荒，恢复经济，势必导致货币需求量大增。由于清前期实行“银铜双本位”，大量铸造铜钱，稳定银钱比价，就成了当务之急。
康熙只好采取应急之法：收集各部院和各地的废铜器皿、损毁的铜钟和铜炮，统统送到京城铸钱，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朝廷把目光转向了产铜大省——云南。
此时，三藩之乱刚刚平定，朝廷在云南大量驻军，军费开支浩大。云南地处偏远，经济落后，财政困难，别说是就地筹饷，连给官员发薪水都难自理。康熙中叶，云南各级官府的薪水和办公费需要34万两，军饷需要80万两，加起来114万两，而全省税收才44万两。收支相抵，还有70万两的巨额亏空，只能靠朝廷补贴。新任云贵总督蔡毓荣刚到任，必须直面缺钱这个难题。
蔡毓荣发现，云南铜矿贮藏丰富，因而“治滇者自以铜政为先”。守着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能因地制宜，盘活和利用好呢？于是，他给朝廷上了一份《筹滇十疏》，奏请“因滇之利，养滇之兵”。其中建议实行“听民开采”的采矿政策。具体做法是：“广示招徕，或本地殷实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悉听自行开采，每十份抽税二份。”通过招商引资和抽取营业税的方式，承认民间的采矿权和产品销售权，由此推开了清廷弛禁铜矿民营的序幕。
当时，清廷对边疆地区的矿藏多有封禁，不许开采。唯独对云南网开一面，不仅批准了蔡毓荣的建议，而且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康熙帝的设想，是打算把云南作为供应全国铸币用料的生产基地。然而，这种完全放开的采矿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放本收铜
“听民开采”政策出炉后，商民争先恐后，申请开矿。然而，长期管制的资源一经放开，便陷入“一放就乱”的怪圈。无序竞争，急功近利，没有大局观念，忽略长远利益。云南省城商务总会曾在一份文件中讲道：“一年不见其矿，又复另开，彼处彼厂不宜，又开此厂，得有如此通融办理，俯顺民情，人人争先试办……此厂开办数月，不见其矿，于一切界租，有费勘矿，有费欲开别厂，亦属不支，欲另开矿，又复矿界各费厂，民情实难堪，闻风者有裹足之叹，已办者有解散之嗟，于矿政前途大受影响。”
分散的个体经营和粗放管理，对朝廷造成的影响是多重的：一方面，难以将铜快速集中送往京城，确保朝廷铸币需求；另一方面，根据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云贵总督贝和诺的奏报，云南官府的矿业征税只有8万两，远不能弥补70万两的亏空，到头来还得依靠朝廷救济。因此，清廷有必要对“听民开采”政策进行反思，并作出相应调整。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贝和诺提出了新的思路，将调整重点放在铜矿制售环节，实行“放本收铜”之法。他建议，商民采铜，“于额例抽纳外，预发工本，收买余铜”。根据这一政策，官府每年拨出100万两银子，作为预借铜本。当然，这个钱不会预付，而是开一张空头支票。待到冶炼完成，商民要缴纳20%的额定铜税，剩下80%的产量全部由官府按预先定好的官价收购，“每百斤作价三四两以至五六两不等”。收购所付银两，就充作“铜本”。
官府买到这些铜之后，并不直接使用，而是在省城设立官铜店，将铜卖给官府指定的特许商人，由他们销往外地和京城，供铸币和其他用途。不过，官铜店将铜卖给特许商的价钱，则是每百斤九两二钱。这比从商民那里的收购价高了约一倍。其中的差额，则作为“铜息”纳入官府收入，用来弥补财政亏空。
如果商民不愿领取工本，不仅一样要缴纳铜税，还得自备路费运到省城。剩下的80%产量也必须卖给官府，官价也只有每百斤5两银子。总之，“不论领与不领工本，产铜一概不许私自出卖，私买的叫做‘私铜’，查获了，其铜没官，其人罚役”。
学界对这项新政褒贬不一，有认为官府贱买高卖，从中牟利，有认为官府垄断了铜原料的制售环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评价逐渐客观。“放本收铜”被视为兼顾中央和地方各自利益的政策，实现了“双赢”。一方面保证朝廷铸钱的原料需求，降低铸造成本，另一方面使云南赚取铜利，增加收入，缓解财政困难。
康熙初年，虽然清廷高度重视铜钱铸造，但原料不足，难以为继，由此造成银贱钱贵的情况，不利于货币秩序稳定。无论是销毁旧铜器，还是从日本进口，都无法改变铜原料供应短缺，铜价上涨，康熙中后期1两银子只能买7斤铜，铸钱成本陡然高企。清廷曾考虑在铸钱时减重，压缩铜的比重，但在讲求铜钱成色的时代，这么做无异于推动铜钱贬值，造成货币秩序紊乱。显然，解决危机的出路就是扩大原料供应。贝和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放本收铜”政策，着力扩大铜产量，缓解了清廷的铸币危机。
“放本收铜”实行后，由于朝廷在雍正乾隆年间推行“改土归流”，加强对当地的政治控制，疏浚水路，滇铜外运的交通环境得到改善。乾隆朝的滇铜年产量长期保持在1000多万斤，铜利收益也水涨船高。雍正五年（1727年）产量300多万斤，铜利7万两；雍正十三年（1735年）产量649万斤，铜利14万两；乾隆三年（1738年）产量突破1000万斤，铜利达到20万两。到乾隆中后期，云南通过“放本收铜”，每年可获取铜利和铜税共四五十万两，足以弥补全省财政亏空大半，确实对缓解本省财政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示范效应
官股以“铜本”形式介入铜的制售环节，它是官府对“听民开采”政策的修正，将铜矿开采和销售重新纳入官府控制的轨道，形同“官管商办”，虽有与民争利的成分，但毕竟打开了允许民间开矿的一道门缝。云南铜政的这些变化，给邻省矿政带来了示范效应。
其他地方也有民间开采铜矿的案例，但朝廷批准的大多是民间早已开采多年，已属既成事实，朝廷只是追加认可而已。对于新开之矿，朝廷依旧严禁。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川一碗水地区有万余人聚众开矿，当地官府派人驱逐，并上报朝廷请旨定夺。清廷经过研议，提出除云南外，“他省所有之矿向未经开采者，仍严行禁止……若别省之人往开，及本处殷实之民有霸占者，即行重处”。
清廷为何不愿将云南模式复制到其他各省呢？康熙帝曾表示，“有矿地方，初开时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经开采，贫发勉办资本，争趋觅利，藉为衣食之计，而忽然禁止，则已聚之民毫无所得，恐生事端。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官处置得宜，不致生事耳”。雍正帝也表示，“昔年粤省开矿，聚集多人，致盗贼渐起，是以永行封禁。夫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若舍本逐末，游手望风而至，岂能别其奸良？况矿砂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种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绝，散之甚难。若招商开厂，以致聚从藏奸，则断不可行”。
这就是清廷的矛盾心态：倘若一概禁之，就会断了当地穷人的生计，把他们逼反；倘若放任不管，人群聚集，同样可能有治安隐患。然而，他们的矛盾心态，挡不住普通百姓依靠开矿谋生的渴求，也挡不住清廷自身对铸币和税收的需要。因而，到了乾隆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对矿产需求的增长，随着人口增加带来的就业、流动等问题日益凸显，继续限制开矿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云南模式开始向全国推广。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宣布，“各省出产铜、铁、锡、铅之山场，如经该督抚查明产矿处所，并无妨碍民田庐墓，招商刨挖，酌定章程，不致滋事启弊，保题开采，户部俱照该督抚所题，准其开采”。
乾隆在全国范围内放开民间采矿，并不是无条件的。开矿必须督抚核准、领取执照，接受官府管理或巡查，建立保甲组织，防止矿工滋事。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意味着清王朝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削弱，以及官府逐步退出经济和社会管理一线，加速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