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在这个时代已经不那么像一个好词了，“好”字背后所隐含的道德衡量标准并不必然指向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有时甚至南辕北辙。而在现代政治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个人的权利意识、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才最终可能带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这正是公民意识。
　　 在这篇文章中，学者周濂从中国的经典好人雷锋、雷老虎到古希腊人对“德性”的追求，最终把“中国式好人”从公民话语中彻底剥离了出来。那么到底为什么中国式好人绝不是好公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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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早年在美国看过一部电影，片名叫作“好人先生”。主人公是个助人为乐的好人，短短两个小时的故事里，他忙得不亦乐乎，前前后后帮了20 多个人。其中，最后一位寡妇的需求最惊悚，她把好人先生叫到家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要你每月到我这里来两次，每月第一个星期一和第三个星期一，晚上八点来，和我做爱。你要对我非常温柔——你不能穿现在穿的夹克衫，要穿西服打领带，还要洒香水。你在我这里洗澡，但是要自带毛巾和浴衣？”好人先生默默听完所有要求，吻了一下这个女士，说：“到下个星期一还有三天。”起身走人。影片的结局是这样的：“好人从寡妇那里出来，开车到另一处做好事，半路上出了车祸，被卡车撞了，好人也就死了。”对于这样一个四六不靠的结局，王小波的总结是：“好人总是没好报， 这世界上一切好人电影都是这么结束的。”
　　 我特别不能同意王小波的结论。虽然现实中的好人未必一生平安，但是好人终有好报却是底层人民长期坚持的小团圆理想。在经历了这么多没有道理可讲的辛酸人生后，再用一个没有任何逻辑的荒谬结局收场，真正是情何以堪！
　　 说来也怪，每当谈起“好人”，我首先想起来的既不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无情的雷锋，也不是首都公交战线的模范售票员李素丽，而是《功夫皇帝方世玉》里的雷老虎。
　　 好人先生雷老虎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在以力服人的武侠世界里，他偏偏相信“以德糊（服）人！”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他这边厢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那边厢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反复进行着要以德服人的自我说服工作。雷老虎有着中国好人的典型特征：他们德性无亏但能力有限，与人为善却吃尽苦头，不是奸人贱人但也绝非能人强人，而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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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德服人”并非中国好人的专利，古希腊式的“好人”也追求“以德服人”，只是他们的形象要比雷老虎们阳刚隽永得多。
　　 以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例。第二次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三百勇士驻守温泉关，与数以百倍计的波斯大军殊死抵抗，激战了三天三夜之后，三百勇士几乎全部阵亡，只有两人侥幸逃出生天，一个是因为害了眼病，一个是因为奉命外出。当他们返回斯巴达时，遭到了所有人的鄙视，其中一位的妻子质问他：别人都死了，你为什么不去死？最终，一个人选择了自杀，另一个则在随后的战役中牺牲。
　　 雅典人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德性”传说。公元前450 年前后， 伯里克利率领舰队在爱琴海上的一座岛屿附近抛下船锚，准备翌日清晨发起攻击。黄昏时分，伯里克利邀请副手们一同把酒畅谈，当年轻的侍从为其斟酒时，夕阳映在少年俊美的面庞上，伯里克利有感而发，引用诗人的文字形容他的脸上闪烁着“紫光”。身旁的将军表示不同意，引用另一个诗人的表述，把年轻的脸庞形容成玫瑰般的颜色。伯里克利反对他的看法，谈话就这么进行下去，每个人都援引一句适当的话来应答对方，仿佛战争的阴影从不存在。
　　 初看上去，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追求的“德性”迥然不同：前者热爱美与自由，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去过智性生活;后者崇尚力度和体魄，任何时候不忘恪守铁血纪律。但是正如哲人所言，如此水火不容的两种德性理解，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却分享着同样的古希腊精神——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如果用一句话解释“卓越”就是“把事情做到极致”。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两位幸存者，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虽然具体表现天壤之别，但在把事情做到极致这一点上有着最为根本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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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老虎与伯里克利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对“德性”的理解不同。
　　 “德性”的古希腊原文是aretê，经罗马人的转译成了virtue，但在学者基托看来，virtue 这个译法由于过于强调道德的维度，从而“丧失了所有的希腊风味”。
　　 aretê的本意是指任何事物的天然特长、用处和功能。比方说， 刀的功能是切割，马的功能是奔跑，船的功能是在水上行驶，钟表的功能是准确计时。一把刀削铁如泥，那就实现了刀之为刀的功能，一匹马日行千里，那就实现了马之为马的功能，因此也就拥有了“卓越”（aretê），成为一把“好刀”和一匹“好马”。把“aretê”运用到人的身上，则会意味深长得多。古希腊人认为，一个实现了aretê的人，就是将“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的优点”，这些优点包括道德、心智、肉体、实践，一句话，就是充分发展的人。
　　 由此可见，如果说雷老虎只求在道德的意义“以德服人”， 那么古希腊式的好人追求的则是在道德、心智、肉体、实践全方位地“以德服人”。伯里克利正是这样的古希腊好人：当他率领雅典军士在前线英勇作战，当他与哲学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探讨nous（心灵）的意义，当他在大战前夕与副手探讨形容词的准确用法，当他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发表震古烁今的演说，可以说， 伯里克利360 度无死角地实现了人之为人的aretê。
　　 他不仅实现了“卓越”，也成就了“幸福”，因为古希腊人对“幸福”所下的古老定义正是“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说到卓越，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在古希腊，一个人是因为“卓越”而获得“荣誉”。古希腊人热切地渴求获得“荣誉”，他们对此从不扭捏。这与现代大众传媒时代的“名气”有着天壤之别。在雅典城邦的熟人共同体中，由于“卓越”而赢得的“荣誉”总是与人们的直接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人们目睹你在战场上勇敢杀敌，耳闻你在公民大会上慷慨陈词，熟知你的日常操守，所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 　　 借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古希腊好人提供的信息是“检验品”， 现代传媒社会中的名人提供的是“信用品”，后者的意思是，“你‘听说过’某人，这一事实是你认为他值得一听的部分理由”。可问题在于，现代人往往是甚至永远是停留在“听说”过某人， 你久仰的只是他的大名而不是他的大作更不是他的思想。这或许就是古典的荣誉和现代的名气的最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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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古希腊的好人同时也是好公民，但好公民不一定就是好人。
　　 好人同时也是好公民，这是因为好人占有了“完美的卓越”（perfectexcellence），所以他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好公民不一定是好人，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好公民只与特定的政体相对应。
　　 不同的政体造就不同的公民，这个道理一望便知。仍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例。斯巴达的公民从小被教导，话说得越少越好，想得越少越好，他们相信战争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形式，战死疆场则是好公民此生最大的荣誉。与此相对，雅典的民主制则要求雅典公民依靠辩论和劝说来做出决定，培养他们思考、观察、理解、怀疑、质问每一件事的习惯和性格。
　　 雅典的好公民与斯巴达的好公民看似相去甚远，但他们都分享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的本质定义：公民“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作为自由人服从法律和政治，而且作为自由人参与法律和政治。
　　 与古希腊式的好人相比，中国式的好人不仅缺少智性和审美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公民”二字毫无关系。无论是雷锋、李素丽还是雷老虎，中国式的好人要么追求心灵的宁静，要么追求道德的完善，在他们的世界里，独独缺少政治参与的勇气和争取个体权利的视角。
　　 把潜能发挥到极致，并最终成为你自己，古希腊的好人理想在今天依旧有着难以抵抗的吸引力。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下，要想成为好人，就必须首先成为好公民，这意味着你不仅应该拥有自由主义的权利意识，还意味着你应当具备共和主义的政治参与意识，因为政治自由是获得心灵宁静的必由之路。
　　 有人说，坏制度使好人变坏，好制度让坏人变好。但是问题在于，制度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悲观主义者的潜台词是，因为无法一劳永逸地改变制度，所以任何行动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乐观主义者的想法则是，正因为我们不相信一劳永逸的改变，所以才会相信点滴累进的力量，所以才会为不知何时到来的改变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