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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0日，一代武侠文学大师金庸在香港离世，各社交媒体、社会各阶层的民众纷纷喟然长叹，缅怀这位武侠大师带给我们曾经的感动，无限的遐思。这是一个成人童话世界的终结，更是一个气度精神的逝去。怀念金庸，思念那些一边读鲁迅，一边读金庸的年轻岁月。
作为与传统文学相对对立的通俗文学，武侠小说在古代往往只是中下层民众休闲愉悦的一种消遣方式。可是經过金庸等现代一些武侠小说大师们现代意识的改造后，其在美学范畴上，特别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品位及叙事模式上已完全不同于旧式小说。尤其在新文学创作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新的武侠小说家作家已自觉地将创作艺术视线定格于人生命运的本真思考上，特别侧重于刻画身处历史剧烈变革中普通民众的人性，并对整个人类的生存进行着深刻思考，其间闪耀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光芒。在众多新武侠小说作家中，金庸运用独特的现代小说叙事技巧，对传统封建“忠孝悌义”观念进行了全面反驳和扬弃，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同时他还把艺术创作视角聚焦于人生命运无常的思考上，尤其侧重刻画复杂多变的人性灵魂，闪耀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所独有的光芒。对于国家民族命运思索及民众传统思想改造的探索，使金庸武侠小说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继承了鲁迅小说思想的风骨并且两者在本质上有着许多契合之处。
鲁迅与金庸小说创作思想上的契合与沟通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是人学”文学最终目的永远都应该是表现具体人性，塑造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从而关注于人永恒的命运。“利用暂时的人来描绘永久的人”，这是文学创作本应关注的永恒命题，基于共同的创作理念，金庸新武侠小说在不自觉间达到了与鲁迅小说思想意义的吻合。
“五四”时期鲁迅是从什么角度审视人生和表现社会的呢？他在《呐喊自序》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是要首推文艺工作者，于是要提倡文艺运动了。
由此可见，在鲁迅从事文艺运动伊始，他便将自己创作的动机及艺术的追求自觉融化于中国新旧思想革命变革的追求之中。而作为武侠小说大师的金庸也同样认为：“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情感，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充分表明金庸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宗旨便是要表现具体可感的复杂人性，表现人物多元的情感追求和命运探索，这也促使他对于民众精神改造的关注基于共同的创作动机和目的，由此金庸也必将走上鲁迅所开创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文学创作道路。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在肉体上折磨了一代又一代善良无知的民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大愚昧的国民魂灵深处套上了一副无形的精神枷锁。
面对麻木愚昧的民众及日渐衰亡的民族，中国近现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开始寻找医治国民精神痼疾的良方，可无论输入再多西方先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观念来改造民众传统的认知方式，愚昧麻木国民的精神沿袭却依然如故。
作为一名文化先哲，鲁迅意识到要改变整个民族的现状，首先的任务便是改造国民的精神，要对广大群众的思想进行全方位的启蒙，在全民族内自觉掀起一场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更令中国人更深的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自己已经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坟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于是，鲁迅从此便以批判“瞒和骗”的民众作为自己一生创作的宗旨，使他创作关注的视角自觉定格于国民劣根的改造之上。
虽然经过文学革命的极力鼓吹，可两千年的封建传统在民众的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单靠一代作家的呐喊还远远不能根除掉这无形中的颟顸。作为武侠大师，金庸不自觉间将其作品着力点定格于国民素质及思想意识的改造。
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背景依然是古代中国的江湖社会，但是侠士们已经走下了传统神侠的祭坛，终于不再是“吸风饮露”，“千里不留行”的人间精灵，而是饱食人间烟火，有着自己独立人格和感情的普通民众。金庸往往将其小说背景定格于朝代更迭之时，在如此混乱的社会变革中，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复杂的人生选择及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此时最能反映出人真正的价值及时代和人性的弊病。由此，金庸也不自觉间将创作的笔触深入到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时代命题。
鲁迅东渡日本求学时，面对日益衰败的中华民族，他始终在思索着这样几个问题：国民性的病根究竟何在？国民性中究竟缺少了什么？理想的人性究竟是什么？经过现世生活经历的磨难和对中外文化对比的思考，他终于清醒地认识到“瞒和骗”是国民性中本有的痼疾，而“诚和真”则是国民精神世界中最缺乏的因素，自己理想中的人性是经过新时代新思想洗礼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国民。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同样也是这样，《笑傲江湖》中就塑造了这样一批政治人物，他们利欲熏心，都一心想称霸武林。余苍海和左冷禅公开角逐武林盟主的地位，采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抢夺武林秘籍“辟邪剑谱”，余沧海杀戮林家满门，左冷禅派人卧底，目的都是要夺剑谱练成绝世武功，成为天下第一。号称“君子剑”的岳不群，外表俨然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实际上却是个心狠手辣的伪君子。他表面上义正辞严，暗地里派人打探剑谱，杀人夺剑谱后将此嫁祸给弟子，这一套伪善功夫，正是封建官场上“表面笑，脚下使绊子”不惜踩着别人向上爬的绝好写照。这与四铭有着最为本质上的契合。但金庸仿佛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刻画了最具“瞒和骗”手腕的魔教教主任我行，作为日月神教的教主，他早就察觉属下东方不败练成绝世武功，堪称武林第一高手，可他为练功必须“挥刀自宫”，因此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并且痴恋男子。精神的畸形和肉体的变态使他远远不适合残酷的政治斗争，在角逐中败给了任我行，并且被其所杀。武侠世界中依然存在着如此善于明争暗斗的现代屠杀者，他们戴着固有的“瞒和骗”的面具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这群封建伪道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企图，将国民劣根性中“瞒和骗”的手段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对于民众魂灵中的痼疾揭示，使鲁迅和金庸身处不同时代及创作环境的作家在心灵上达到契合沟通。
对于“真与诚”理想人格的呼唤与建构
“瞒和骗”只能使民族走向衰亡，国民觉醒，民族兴亡等历史命题，时刻牵动着鲁迅等作家的思索。面对日渐衰亡的国家，鲁迅痛心疾首地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便是对于“真与诚”理想人格的呼唤。
残酷的现实促使鲁迅思考理想的国民性应是怎样的呢？《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鲁迅在作品中所正面歌颂的仅有的几个人物之一。当“我”被谓“国家大事”弄得沮丧和对于世态感到无奈之际，深深地被车夫的热心纯朴所感动，同时感到了劳动人民那独有的朴实无华的真诚与美好的心灵，由此作者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不足。《一件小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向我们表明：尽管鲁迅比当时任何人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劳动群众所背负的精神枷锁的沉重性，但他依然认为平凡劳动群众朴实无华的心灵是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知识分子应该以车夫为代表的劳动人民身上，发现自己的不足，时时自我更新，增长自己前进的勇气和希望。
鲁迅深深感到这种“真与诚”的可贵。他认为只有“真与诚”才是对抗传统痼疾的唯一良方，才是国民性格中最为理想的成分。他在《药》中塑造了革命烈士夏瑜，当夏瑜身陷囹圄时，他考虑的并不是自己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是民主革命的影响与命运，虽然身受狱卒百般折磨，可是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还依然不忘记向狱卒们宣传革命的道理。鲁迅对于这样的人物是赞赏有加的，以至于在创作时竟不自觉间在瑜儿坟头平添了一个花环，以此来象征他对“真与诚”人格的呼唤。
对于现实黑暗的思索，经过现世百般的挫折，鲁迅不得不借助于远古的历史人物来弥补现存国民优良品格的不足与缺失。《铸剑》中的黑衣人就是此种代表。“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我所加的伤，我已憎恶了我自己。”话语依然是如此冷峻，其间没有任何惋惜和抱怨。可是，真诚的心灵却闪现在其中，即使在达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后，真诚的性格也始终如一。为了能将“真与诚”显现，他不惜将自己的躯体与黑暗的时代共同灭亡。为了消尽封建社会及广大群众性格中的“欺和骗”的劣根性，鲁迅先生将笔触拉到历史的长河，赋予黑衣人真诚性格，向代表“瞒和骗”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勇猛的复仇。
而身处江湖中的武侠义士，在传统本质上便有“言必信，行必果”的良好品性，他们往往以“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连，终无所悔”的人生信条作为自己漂泊江湖，行侠仗义的行动宗旨。“真与诚”的品质已经融入到他们血肉灵魂，内化为自我生命中所不可或缺的成分。
《天龙八部》中的主人公乔峰是整个金庸武侠小说中“真与诚”最典型的代表。乔峰在任何一位有识之士眼中都应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真正英雄。三十多岁时他已是丐帮帮主，又曾學艺于少林寺，他是集丐帮功夫和少林功夫两大名门正派与高尚人品于一身，他不仅光明磊落，胸襟宽大，而且具有极高威信，已被视为中原武林盟主，可谁能料到一场杏林变故揭开了他的身世和秘密，他竟是契丹人，而非汉人。顿时他的江湖地位跌倒谷底，武林人士用蔑视怀疑的眼光看他，只是因为他有着“契丹狗种”的血而已，他的种种英雄行径理所当然地被以为是沽名钓誉，居心险恶。乔峰的英雄气概促使他不甘屈服于即定的命运，虽然从小所接受的汉族教育使他无法真正融入自己的民族，但他依然用自己诚挚的心灵感染着汉族和契丹族的民众。当他被辽王封为楚王时，并没有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傲气，而是在南京的领地取消了汉人低下的地位的禁令，使得汉辽人民都能真诚友好地相处，现实无情的变故及世人故意的欺侮，并没有使他向命运屈从，“真诚”的血液依旧在其心内心中流淌。当他抛弃种族的偏见出手解救了大宋子民而背叛了自己的种族时，他面对命运无情的捉弄，依然奉献出了自己最后的真诚——用两枝断戟插入自己的心窝，以死亡来解脱现世的痛苦和自己疲惫的心灵，同时也用死亡来捍卫“真与诚”的人生信仰。
无论在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还是在黑暗如漆的现世，“真与诚”都是永存于民众内心的人格品质的核心，鲁迅与金庸对此力的张扬，反映出我们人类向善的天性。
雅俗文学艺术创作方式的互补与共融
通过鲁迅小说和金庸新武侠小说，便能充分感受到虽然他们之间思想意义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可是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还存在明显的差异。我认为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对于鲁迅思想在另一个文体世界的扩展和补充。
鲁迅的小说主要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描写，他主要试图以此来揭示国民性的病痛，借此引起国人的注意。为此，鲁迅将自己忧深宽广的构思深入到了广大的下层农民社会，在这群愚昧麻木的群众身上透露出他“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创作意图，并且还企图通过辛辣文笔的运用来揭露封建社会固有的罪恶。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家看。”正是基于此，鲁迅撕破了许多“人”生存的价值，揭示出了这些愚昧麻木的民众魂灵，虽然如此，他还是期盼着将来。借助于历史故事，鲁迅塑造出了如大禹、墨子、黑衣人等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并且重点诠释了他们人性品质的价值和意义。鲁迅的“破”是为了更好地“立”指出其间的弊病，是为了更好地显示出理想人格的本源。
金庸为了更好的“立”，便在自己文学世界中建构了五彩斑澜的武侠江湖世界，他用浪漫主义想象手法在江湖虚幻的世界中刻画出了如郭靖、杨过、乔峰这一类心目中理想人格，可现实世界何能让他如此忘记和蔑视，在构建“成人童话”的同时，他仍在不时思考着现实世界的种种罪恶。为此，他还塑造出如岳不群，左冷禅，任我行等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代言人，通过侠客与他们斗争，在刀光剑影的拼杀中完成了新旧思想交锋的任务。
虽然是两个世界，两种手法的运用，可是在思想本质上，金庸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历史命题，在另一个世界中完成了对鲁迅独异创作风格的补充和扩展。根据传统观念，小说往往是被视为不入流文学的文学模式，但是在1919年新文学革命后，新小说以其特有的优势迅速占领文坛，可武侠小说依然被排斥在正宗文学之外。而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在全新的价值观念与叙事模式的引导下，对传统武侠小说在历史境遇下中进行根本的变革，虽然在创作模式上他依然延续着对江湖世界的勾勒，可在内在精神实质上已与传统武侠创作迥然相异，从而达到新武侠文学创作的雅俗共赏。
鲁迅先生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学贡献，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无法超越的丰碑，由此“鲁学”的诞生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金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悄然兴起，成继“鲁学”后又一专门性研究领域，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感到惊叹。可在惊奇之余，仔细思索我们又发现了其中的必然，金庸继承鲁迅的文学创作传统，达到了现代武侠文本创作主题和内涵的新高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新时代的文学也将在雅俗文学的交织中更加走向成熟和完善。
（作者系青年学者。）
作为与传统文学相对对立的通俗文学，武侠小说在古代往往只是中下层民众休闲愉悦的一种消遣方式。可是經过金庸等现代一些武侠小说大师们现代意识的改造后，其在美学范畴上，特别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品位及叙事模式上已完全不同于旧式小说。尤其在新文学创作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新的武侠小说家作家已自觉地将创作艺术视线定格于人生命运的本真思考上，特别侧重于刻画身处历史剧烈变革中普通民众的人性，并对整个人类的生存进行着深刻思考，其间闪耀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光芒。在众多新武侠小说作家中，金庸运用独特的现代小说叙事技巧，对传统封建“忠孝悌义”观念进行了全面反驳和扬弃，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同时他还把艺术创作视角聚焦于人生命运无常的思考上，尤其侧重刻画复杂多变的人性灵魂，闪耀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所独有的光芒。对于国家民族命运思索及民众传统思想改造的探索，使金庸武侠小说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继承了鲁迅小说思想的风骨并且两者在本质上有着许多契合之处。
鲁迅与金庸小说创作思想上的契合与沟通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是人学”文学最终目的永远都应该是表现具体人性，塑造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从而关注于人永恒的命运。“利用暂时的人来描绘永久的人”，这是文学创作本应关注的永恒命题，基于共同的创作理念，金庸新武侠小说在不自觉间达到了与鲁迅小说思想意义的吻合。
“五四”时期鲁迅是从什么角度审视人生和表现社会的呢？他在《呐喊自序》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是要首推文艺工作者，于是要提倡文艺运动了。
由此可见，在鲁迅从事文艺运动伊始，他便将自己创作的动机及艺术的追求自觉融化于中国新旧思想革命变革的追求之中。而作为武侠小说大师的金庸也同样认为：“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情感，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充分表明金庸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宗旨便是要表现具体可感的复杂人性，表现人物多元的情感追求和命运探索，这也促使他对于民众精神改造的关注基于共同的创作动机和目的，由此金庸也必将走上鲁迅所开创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文学创作道路。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在肉体上折磨了一代又一代善良无知的民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大愚昧的国民魂灵深处套上了一副无形的精神枷锁。
面对麻木愚昧的民众及日渐衰亡的民族，中国近现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开始寻找医治国民精神痼疾的良方，可无论输入再多西方先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观念来改造民众传统的认知方式，愚昧麻木国民的精神沿袭却依然如故。
作为一名文化先哲，鲁迅意识到要改变整个民族的现状，首先的任务便是改造国民的精神，要对广大群众的思想进行全方位的启蒙，在全民族内自觉掀起一场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更令中国人更深的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自己已经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坟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于是，鲁迅从此便以批判“瞒和骗”的民众作为自己一生创作的宗旨，使他创作关注的视角自觉定格于国民劣根的改造之上。
虽然经过文学革命的极力鼓吹，可两千年的封建传统在民众的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单靠一代作家的呐喊还远远不能根除掉这无形中的颟顸。作为武侠大师，金庸不自觉间将其作品着力点定格于国民素质及思想意识的改造。
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背景依然是古代中国的江湖社会，但是侠士们已经走下了传统神侠的祭坛，终于不再是“吸风饮露”，“千里不留行”的人间精灵，而是饱食人间烟火，有着自己独立人格和感情的普通民众。金庸往往将其小说背景定格于朝代更迭之时，在如此混乱的社会变革中，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复杂的人生选择及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此时最能反映出人真正的价值及时代和人性的弊病。由此，金庸也不自觉间将创作的笔触深入到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时代命题。
鲁迅东渡日本求学时，面对日益衰败的中华民族，他始终在思索着这样几个问题：国民性的病根究竟何在？国民性中究竟缺少了什么？理想的人性究竟是什么？经过现世生活经历的磨难和对中外文化对比的思考，他终于清醒地认识到“瞒和骗”是国民性中本有的痼疾，而“诚和真”则是国民精神世界中最缺乏的因素，自己理想中的人性是经过新时代新思想洗礼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国民。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同样也是这样，《笑傲江湖》中就塑造了这样一批政治人物，他们利欲熏心，都一心想称霸武林。余苍海和左冷禅公开角逐武林盟主的地位，采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抢夺武林秘籍“辟邪剑谱”，余沧海杀戮林家满门，左冷禅派人卧底，目的都是要夺剑谱练成绝世武功，成为天下第一。号称“君子剑”的岳不群，外表俨然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实际上却是个心狠手辣的伪君子。他表面上义正辞严，暗地里派人打探剑谱，杀人夺剑谱后将此嫁祸给弟子，这一套伪善功夫，正是封建官场上“表面笑，脚下使绊子”不惜踩着别人向上爬的绝好写照。这与四铭有着最为本质上的契合。但金庸仿佛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刻画了最具“瞒和骗”手腕的魔教教主任我行，作为日月神教的教主，他早就察觉属下东方不败练成绝世武功，堪称武林第一高手，可他为练功必须“挥刀自宫”，因此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并且痴恋男子。精神的畸形和肉体的变态使他远远不适合残酷的政治斗争，在角逐中败给了任我行，并且被其所杀。武侠世界中依然存在着如此善于明争暗斗的现代屠杀者，他们戴着固有的“瞒和骗”的面具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这群封建伪道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企图，将国民劣根性中“瞒和骗”的手段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对于民众魂灵中的痼疾揭示，使鲁迅和金庸身处不同时代及创作环境的作家在心灵上达到契合沟通。
对于“真与诚”理想人格的呼唤与建构
“瞒和骗”只能使民族走向衰亡，国民觉醒，民族兴亡等历史命题，时刻牵动着鲁迅等作家的思索。面对日渐衰亡的国家，鲁迅痛心疾首地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便是对于“真与诚”理想人格的呼唤。
残酷的现实促使鲁迅思考理想的国民性应是怎样的呢？《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鲁迅在作品中所正面歌颂的仅有的几个人物之一。当“我”被谓“国家大事”弄得沮丧和对于世态感到无奈之际，深深地被车夫的热心纯朴所感动，同时感到了劳动人民那独有的朴实无华的真诚与美好的心灵，由此作者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不足。《一件小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向我们表明：尽管鲁迅比当时任何人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劳动群众所背负的精神枷锁的沉重性，但他依然认为平凡劳动群众朴实无华的心灵是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知识分子应该以车夫为代表的劳动人民身上，发现自己的不足，时时自我更新，增长自己前进的勇气和希望。
鲁迅深深感到这种“真与诚”的可贵。他认为只有“真与诚”才是对抗传统痼疾的唯一良方，才是国民性格中最为理想的成分。他在《药》中塑造了革命烈士夏瑜，当夏瑜身陷囹圄时，他考虑的并不是自己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是民主革命的影响与命运，虽然身受狱卒百般折磨，可是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还依然不忘记向狱卒们宣传革命的道理。鲁迅对于这样的人物是赞赏有加的，以至于在创作时竟不自觉间在瑜儿坟头平添了一个花环，以此来象征他对“真与诚”人格的呼唤。
对于现实黑暗的思索，经过现世百般的挫折，鲁迅不得不借助于远古的历史人物来弥补现存国民优良品格的不足与缺失。《铸剑》中的黑衣人就是此种代表。“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我所加的伤，我已憎恶了我自己。”话语依然是如此冷峻，其间没有任何惋惜和抱怨。可是，真诚的心灵却闪现在其中，即使在达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后，真诚的性格也始终如一。为了能将“真与诚”显现，他不惜将自己的躯体与黑暗的时代共同灭亡。为了消尽封建社会及广大群众性格中的“欺和骗”的劣根性，鲁迅先生将笔触拉到历史的长河，赋予黑衣人真诚性格，向代表“瞒和骗”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勇猛的复仇。
而身处江湖中的武侠义士，在传统本质上便有“言必信，行必果”的良好品性，他们往往以“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连，终无所悔”的人生信条作为自己漂泊江湖，行侠仗义的行动宗旨。“真与诚”的品质已经融入到他们血肉灵魂，内化为自我生命中所不可或缺的成分。
《天龙八部》中的主人公乔峰是整个金庸武侠小说中“真与诚”最典型的代表。乔峰在任何一位有识之士眼中都应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真正英雄。三十多岁时他已是丐帮帮主，又曾學艺于少林寺，他是集丐帮功夫和少林功夫两大名门正派与高尚人品于一身，他不仅光明磊落，胸襟宽大，而且具有极高威信，已被视为中原武林盟主，可谁能料到一场杏林变故揭开了他的身世和秘密，他竟是契丹人，而非汉人。顿时他的江湖地位跌倒谷底，武林人士用蔑视怀疑的眼光看他，只是因为他有着“契丹狗种”的血而已，他的种种英雄行径理所当然地被以为是沽名钓誉，居心险恶。乔峰的英雄气概促使他不甘屈服于即定的命运，虽然从小所接受的汉族教育使他无法真正融入自己的民族，但他依然用自己诚挚的心灵感染着汉族和契丹族的民众。当他被辽王封为楚王时，并没有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傲气，而是在南京的领地取消了汉人低下的地位的禁令，使得汉辽人民都能真诚友好地相处，现实无情的变故及世人故意的欺侮，并没有使他向命运屈从，“真诚”的血液依旧在其心内心中流淌。当他抛弃种族的偏见出手解救了大宋子民而背叛了自己的种族时，他面对命运无情的捉弄，依然奉献出了自己最后的真诚——用两枝断戟插入自己的心窝，以死亡来解脱现世的痛苦和自己疲惫的心灵，同时也用死亡来捍卫“真与诚”的人生信仰。
无论在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还是在黑暗如漆的现世，“真与诚”都是永存于民众内心的人格品质的核心，鲁迅与金庸对此力的张扬，反映出我们人类向善的天性。
雅俗文学艺术创作方式的互补与共融
通过鲁迅小说和金庸新武侠小说，便能充分感受到虽然他们之间思想意义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可是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还存在明显的差异。我认为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对于鲁迅思想在另一个文体世界的扩展和补充。
鲁迅的小说主要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描写，他主要试图以此来揭示国民性的病痛，借此引起国人的注意。为此，鲁迅将自己忧深宽广的构思深入到了广大的下层农民社会，在这群愚昧麻木的群众身上透露出他“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创作意图，并且还企图通过辛辣文笔的运用来揭露封建社会固有的罪恶。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家看。”正是基于此，鲁迅撕破了许多“人”生存的价值，揭示出了这些愚昧麻木的民众魂灵，虽然如此，他还是期盼着将来。借助于历史故事，鲁迅塑造出了如大禹、墨子、黑衣人等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并且重点诠释了他们人性品质的价值和意义。鲁迅的“破”是为了更好地“立”指出其间的弊病，是为了更好地显示出理想人格的本源。
金庸为了更好的“立”，便在自己文学世界中建构了五彩斑澜的武侠江湖世界，他用浪漫主义想象手法在江湖虚幻的世界中刻画出了如郭靖、杨过、乔峰这一类心目中理想人格，可现实世界何能让他如此忘记和蔑视，在构建“成人童话”的同时，他仍在不时思考着现实世界的种种罪恶。为此，他还塑造出如岳不群，左冷禅，任我行等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代言人，通过侠客与他们斗争，在刀光剑影的拼杀中完成了新旧思想交锋的任务。
虽然是两个世界，两种手法的运用，可是在思想本质上，金庸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历史命题，在另一个世界中完成了对鲁迅独异创作风格的补充和扩展。根据传统观念，小说往往是被视为不入流文学的文学模式，但是在1919年新文学革命后，新小说以其特有的优势迅速占领文坛，可武侠小说依然被排斥在正宗文学之外。而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在全新的价值观念与叙事模式的引导下，对传统武侠小说在历史境遇下中进行根本的变革，虽然在创作模式上他依然延续着对江湖世界的勾勒，可在内在精神实质上已与传统武侠创作迥然相异，从而达到新武侠文学创作的雅俗共赏。
鲁迅先生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学贡献，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无法超越的丰碑，由此“鲁学”的诞生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金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悄然兴起，成继“鲁学”后又一专门性研究领域，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感到惊叹。可在惊奇之余，仔细思索我们又发现了其中的必然，金庸继承鲁迅的文学创作传统，达到了现代武侠文本创作主题和内涵的新高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新时代的文学也将在雅俗文学的交织中更加走向成熟和完善。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