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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增订本）》，汝信、王德胜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
20世纪中国美学的内涵异常丰富，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学术与意识形态、精神追求与商业消费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可以说，其复杂程度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百年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众多知名美学学者发挥己长，展开多向度、多层面和多样化探讨，是《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增订本）》（以下简称《美学的历史》）一书最大特色。它超越了一般美学理论史的写作，即不单纯进行美学史材料的整理和思想理论的内部分析，而是追求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在与邻近学科形态的互动中，在不同文化的学术话语的交流中，来考察20世纪中国美学。百年中国美学不仅作为一个历史对象而存在，还与中国美学道路今后该如何往下走的问题密切相关。一部好的美学史必须告诉读者：美学家做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就？他们是如何做的？其做法有何不足？对今天又有何启示？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回答，是此书的首要意义。
《美学的历史》对百年中国美学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进行了总结。百年中国美学实际是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转型过程，同时也是研究领域逐渐开辟的过程。学术的现代转型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美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却没有美学。自王国维将西方美学介绍进来后，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我们才开始自觉建设美学学科体系。其二，改变了传统美学那种知觉体验或艺术感悟性质的“发散性”理论话语，转向对思想体系化、理论逻辑性和方法科学性的现代追求。其三，20世纪初的美学家大多对个体自由精神持肯定和提倡的态度，但到了中期这种现代美学精神的转型被中断。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虽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是理性化的集体而非个体。到80年代高尔泰的“感性动力说”、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后实践美学”，充分肯定了审美中个体的突破作用和超越精神，中国现代美学在文化精神上真正走出了古典美学的范畴。
百年中国美学还开辟了心理学美学、文艺美学和审美文化研究等领域。在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形态的心理学美学的成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心理学美学研究十分活跃，在有关审美心理、创作心理、评介西方理论和阐释中国古代审美心理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1980年中华美学学会成立大會上，一些学者提出发展文艺美学的构想，以区别于研究审美普遍规律的哲学美学。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美学就文艺的根本性质、文艺的价值功能、文艺的创作和接受过程、各门类艺术的审美特性等问题，展开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研究兴起。关于审美文化是仅仅研究当代文化还是同时包括古代文化，是以艺术为中心还是反艺术为中心，是强调理论体系建构还是注重非体系性的批评等，存在着不同看法，形成了宽窄不同的审美文化观念。
此外，在译介西方美学、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美学史的书写不仅要肯定美学家所做贡献，严肃、科学的美学史还必须揭示其中存在的局限。唯其如此，学术研究才有可能进步。对百年中国美学中存在的诸种问题，《美学的历史》进行了严苛、深入的反省和剖析。
首先，现代中国美学家长于在原有思想智慧的基础上进行各种综合，而很少能贡献出一些新的思想元素。即便是相对而言较有创新意味的李泽厚的美学，也只是在发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人化”“人的对象化”的观点，同时又注入了康德的“主体性”和精神分析学的“集体无意识”等思想。这些理论初看起来好像是中国学人自己的创造，究其实质，都是在演绎别人的思想。
其次，20世纪中国美学在总体上缺乏一种静下心来沉潜下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精神。在前期主要表现为致力于对国民精神状态的改变。中期主要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一种利用，即把意识形态当作树立自己真理权威和攻击不同意见的武器。在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下，个人物质需求的满足、消费欲望、生活享受对学者冲击巨大，成了新的考验。这里面当然有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有很多无奈的历史原因，但学者自身是否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呢？
再次，学者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试图从西方美学中寻找有关问题的现成答案，甚至热衷于用西方的话语和观念来“翻译”中国古典美学，指出中国古代美学家具有与西方著名美学家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以此证明中国美学的存在。可以说，我们还没有找到较好利用民族美学资源的途径，美学理论建构离美学的民族化目标尚有很大距离。
最后，美学研究脱离当下实践。从20世纪初开始，美学理论研究不是回顾古典艺术，就是放眼西方艺术。在中国美学学科建立起始阶段所具有的这一缺陷，在后来竟然成为一种理论习性。不少美学学者对同时期艺术发展、审美现象的关注意识极为淡薄。
《美学的历史》之所以如此严厉地反省百年美学，不是为了否定前人筚路蓝缕之功，而是为了有助于今后中国美学研究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应该走的道路。此书指出了百年美学对今后研究所具有的各方面启示。
中国美学研究要有思想创新意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学习、模仿后，中国美学研究迫切地“呼唤思想”，期待真正地拥有自己的思想。摆脱依附的惰性和自卑心理，树立独立的学术人格，依托个体的审美经验展开创新的研究，已成为我们当今确立学术尊严的必由之路。
中国美学研究必须处理好人文与科学的关系。虽然美学研究应关注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难题，并做出积极的探索和回应，但美学毕竟是一种科学研究。缺乏科学精神，不沉下心去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一定会影响人文思考的创新、深度乃至可靠性。以科学精神推进人文思考，两者紧密结合，才是我们今后所要走的路。
中国美学研究要实现与国外美学的对话。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努力发掘本民族的美学资源，用本民族的审美经验来丰富全人类的美学。另一方面，应立足于自身民族传统资源去建构“全球性的美学理论体系”，使本民族理论话语和思想智慧，在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美学问题上发挥自身作用。
中国美学研究不能与当下审美实践脱节。长期以来，中国美学研究似乎认为，对古代和西方经典艺术有效的理论就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大大弱化了对当下审美实践的关注热情。今后的美学研究绝不能再满足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应充分关注当下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发展，并及时做出有力回应。
《美学的历史》自问世以来，曾推动学界站在世纪转折点上，回望和反思百年中国美学;同时凭借其在学术深度和致思广度等方面的优势，已然成为学习现代中国美学的必读书和研究该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很多观点已被学界广泛接受。新版增订本重写了部分内容，增加了新的研究材料，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使它更趋完善。新世纪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文艺美学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仍在继续，而环境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和生活美学已成为美学前沿领域。我们今后的研究能否充分吸取百年美学的经验教训呢？新的美学研究不应只是话题的不断变换，它能否实现学术品格上的更大跃迁呢？这是《美学的历史》抛向每一位读者的问题。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
20世纪中国美学的内涵异常丰富，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学术与意识形态、精神追求与商业消费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可以说，其复杂程度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百年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众多知名美学学者发挥己长，展开多向度、多层面和多样化探讨，是《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增订本）》（以下简称《美学的历史》）一书最大特色。它超越了一般美学理论史的写作，即不单纯进行美学史材料的整理和思想理论的内部分析，而是追求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在与邻近学科形态的互动中，在不同文化的学术话语的交流中，来考察20世纪中国美学。百年中国美学不仅作为一个历史对象而存在，还与中国美学道路今后该如何往下走的问题密切相关。一部好的美学史必须告诉读者：美学家做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就？他们是如何做的？其做法有何不足？对今天又有何启示？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回答，是此书的首要意义。
《美学的历史》对百年中国美学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进行了总结。百年中国美学实际是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转型过程，同时也是研究领域逐渐开辟的过程。学术的现代转型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美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却没有美学。自王国维将西方美学介绍进来后，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我们才开始自觉建设美学学科体系。其二，改变了传统美学那种知觉体验或艺术感悟性质的“发散性”理论话语，转向对思想体系化、理论逻辑性和方法科学性的现代追求。其三，20世纪初的美学家大多对个体自由精神持肯定和提倡的态度，但到了中期这种现代美学精神的转型被中断。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虽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是理性化的集体而非个体。到80年代高尔泰的“感性动力说”、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后实践美学”，充分肯定了审美中个体的突破作用和超越精神，中国现代美学在文化精神上真正走出了古典美学的范畴。
百年中国美学还开辟了心理学美学、文艺美学和审美文化研究等领域。在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形态的心理学美学的成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心理学美学研究十分活跃，在有关审美心理、创作心理、评介西方理论和阐释中国古代审美心理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1980年中华美学学会成立大會上，一些学者提出发展文艺美学的构想，以区别于研究审美普遍规律的哲学美学。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美学就文艺的根本性质、文艺的价值功能、文艺的创作和接受过程、各门类艺术的审美特性等问题，展开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研究兴起。关于审美文化是仅仅研究当代文化还是同时包括古代文化，是以艺术为中心还是反艺术为中心，是强调理论体系建构还是注重非体系性的批评等，存在着不同看法，形成了宽窄不同的审美文化观念。
此外，在译介西方美学、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美学史的书写不仅要肯定美学家所做贡献，严肃、科学的美学史还必须揭示其中存在的局限。唯其如此，学术研究才有可能进步。对百年中国美学中存在的诸种问题，《美学的历史》进行了严苛、深入的反省和剖析。
首先，现代中国美学家长于在原有思想智慧的基础上进行各种综合，而很少能贡献出一些新的思想元素。即便是相对而言较有创新意味的李泽厚的美学，也只是在发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人化”“人的对象化”的观点，同时又注入了康德的“主体性”和精神分析学的“集体无意识”等思想。这些理论初看起来好像是中国学人自己的创造，究其实质，都是在演绎别人的思想。
其次，20世纪中国美学在总体上缺乏一种静下心来沉潜下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精神。在前期主要表现为致力于对国民精神状态的改变。中期主要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一种利用，即把意识形态当作树立自己真理权威和攻击不同意见的武器。在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下，个人物质需求的满足、消费欲望、生活享受对学者冲击巨大，成了新的考验。这里面当然有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有很多无奈的历史原因，但学者自身是否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呢？
再次，学者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试图从西方美学中寻找有关问题的现成答案，甚至热衷于用西方的话语和观念来“翻译”中国古典美学，指出中国古代美学家具有与西方著名美学家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以此证明中国美学的存在。可以说，我们还没有找到较好利用民族美学资源的途径，美学理论建构离美学的民族化目标尚有很大距离。
最后，美学研究脱离当下实践。从20世纪初开始，美学理论研究不是回顾古典艺术，就是放眼西方艺术。在中国美学学科建立起始阶段所具有的这一缺陷，在后来竟然成为一种理论习性。不少美学学者对同时期艺术发展、审美现象的关注意识极为淡薄。
《美学的历史》之所以如此严厉地反省百年美学，不是为了否定前人筚路蓝缕之功，而是为了有助于今后中国美学研究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应该走的道路。此书指出了百年美学对今后研究所具有的各方面启示。
中国美学研究要有思想创新意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学习、模仿后，中国美学研究迫切地“呼唤思想”，期待真正地拥有自己的思想。摆脱依附的惰性和自卑心理，树立独立的学术人格，依托个体的审美经验展开创新的研究，已成为我们当今确立学术尊严的必由之路。
中国美学研究必须处理好人文与科学的关系。虽然美学研究应关注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难题，并做出积极的探索和回应，但美学毕竟是一种科学研究。缺乏科学精神，不沉下心去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一定会影响人文思考的创新、深度乃至可靠性。以科学精神推进人文思考，两者紧密结合，才是我们今后所要走的路。
中国美学研究要实现与国外美学的对话。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努力发掘本民族的美学资源，用本民族的审美经验来丰富全人类的美学。另一方面，应立足于自身民族传统资源去建构“全球性的美学理论体系”，使本民族理论话语和思想智慧，在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美学问题上发挥自身作用。
中国美学研究不能与当下审美实践脱节。长期以来，中国美学研究似乎认为，对古代和西方经典艺术有效的理论就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大大弱化了对当下审美实践的关注热情。今后的美学研究绝不能再满足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应充分关注当下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发展，并及时做出有力回应。
《美学的历史》自问世以来，曾推动学界站在世纪转折点上，回望和反思百年中国美学;同时凭借其在学术深度和致思广度等方面的优势，已然成为学习现代中国美学的必读书和研究该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很多观点已被学界广泛接受。新版增订本重写了部分内容，增加了新的研究材料，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使它更趋完善。新世纪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文艺美学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仍在继续，而环境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和生活美学已成为美学前沿领域。我们今后的研究能否充分吸取百年美学的经验教训呢？新的美学研究不应只是话题的不断变换，它能否实现学术品格上的更大跃迁呢？这是《美学的历史》抛向每一位读者的问题。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