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不是“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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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儿童眼中的城市
  下午4点,复旦大学远征社的志愿者张熹要去看看自己入户辅导了两年的“农工孩子”们。
  他从学校后门出来,沿着一条繁华的小吃街骑行不到5分钟,就到了孩子们住的叶氏路口。再往前,就是五角场城市副中心。
  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可能很少注意到,这个不到两米宽、摆满三轮车的弄堂里,挤住着几十户人家,大都是老人和外来打工者。低矮老旧的平房和二层小楼,被周围林立的商铺、高档小区所遮蔽。
  早在2006年,住在这里的孩子就曾被《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为“城市中的小候鸟”。几年后,“定居”在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多,仅上小学的孩子就有20多个。
  “我是上海生的”
  拐进弄堂十几米是小杨(化名)家的杂货店。看到正在门口打麻将的杨家妈妈,张熹问了问这里即将搬迁的情况。10岁的小杨在一旁看店,见有人来买“上海烟”,他麻利地接过钱,站上小板凳,从货架上拿烟递给顾客。
  小杨的家已经搬过七八次,“就是拿着你所有的东西去别的地方住。”
  张熹问起小杨哥哥的情况。为了能参加中考,杨家的大儿子在今年年初时,独自回老家再读一遍初二(上海与老家的教材、考试内容有很大差异)。
  在外十来年,老家已经没什么亲戚,大儿子一年3万多元的寄读费用,用掉全家一半多的收入。
  对老家,小杨只有模糊的印象。他会昂着头坚定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上海生的”,但也会因哥哥的返乡而说自己是“安徽阜阳人”。再问他老家具体的地址,他就答不上来了。
  那个老家,小杨只回去过一次,“路灯少一些,晚上黑,会害怕。”
  对于“上海”,小杨并不清楚家和学校之外的地方。他就读的学校曾组织去东方明珠、南京路,在他10岁生日时,爸爸专程带他去了一趟金山的城市公园。可小杨说,这些“上海的地方”他都不喜欢。
  “上海是什么样子”
  5月10日,“母亲节”前一天,远征社组织了一次特别活动。这个2006年成立的学生社团,为周边居住的80多名“农工孩子”提供长期免费的功课辅导和活动陪伴。
  当天,二十几名参加活动的孩子用简单的画具画出“我眼中的上海”。
  有些孩子很快在画纸中心勾勒出东方明珠的轮廓,附带一道黄浦江,蓝色的波浪像是海,甚至还有添上几只海鸥的。也有不少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任务难住,习惯性地先涂上些花草,不停地问“老师”和同学:“上海是什么样子?”
  据志愿者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参加活动的孩子们大都住在五角场商区周围散落的小型“农工区”,父母多是附近高校的校工或商贩,居住地很不固定。
  父母在附近商场或者工厂做工的孩子,生活条件稍好一点,可以租住在老式的工人小区里,但忙碌的父母基本上没有精力和财力带孩子出去游玩。这些孩子虽然住在中心城区,但对“上海”的印象,却主要来自学校的参观活动推送到他们眼前的那个“上海”。
  大多数完稿的画面上,东方明珠和高楼成为“上海”的代表,与承载了许多历史的老外滩相比,对岸更高、更炫的陆家嘴天际线,更被孩子们青睐。
  两个男孩说,“上海就是要高楼林立”,“更繁华”,“跟老家不一样”。即使这些孩子出生在上海,老外滩和城市规划馆看到的那些历史,和自己并无太多关联。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张松感慨于孩子们的城市印象过于“片段”。“如果是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环境下,孩子的印象会更完整、更具体。而这组孩子的城市印象,更多来自地标和高楼这些强刺激,对城市多元的功能了解十分有限。这反映出他们是在十分动荡的氛围中被动接受了这些图景。这些高楼体现出的是冷漠的距离感,没有交往的状态。”
  张松告诉本刊记者,这样的城市体验,显然不能提供定居感,也就不能引发归属感。
  “他们看到的也许是这城市最糟糕的一面”
  就在远征社活动的前一天,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孩子们,也画了一幅“我的城市”。
  这是一家致力于改善在沪外来工子女课外教育环境的草根公益组织。
  虽然楼房和汽车仍是主角,对环境的普遍关注却成为久牵孩子笔下的重要城市主题。这既来自久牵的课外教育,也与孩子们的生活直接相关。
  参加此次活动的孩子大都住在浦东新区唐镇的城乡接合部,地铁和城市建设已经延伸至这个区域,孩子们居住的“民工村”成为城市剧烈变动的最前沿。
  来自安徽的彤彤(化名)觉得城市里“到处都是污染,河面都是垃圾,地下都是泥土和砖头,还有工厂排出的黑烟,污水让人感到恶心”。而一些生在上海的孩子则更羡慕市中心的小区和公园里的绿化,“我家这边树和花都太少了……”
  在2012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的“我国城市流动青少年权益状况调查”中,数据显示,大多数流动少年儿童生活的社区环境较差:39.8%缺乏安全感,59.8%反映卫生环境差,50.5%反映社区没有工作人员管理,38.9%反映社区公共设施破损。
  用久牵公益的创办人张轶超的话说,“他们看到的也许是这城市最糟糕的一面。”
  画中上海不见“人”
  张轶超记得,几年前久牵的孩子们所画的上海,大多也有“东方明珠”。那个时候,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去“城里”玩,对“市中心”的概念十分模糊。
  上海浦东新区“乐群社工服务社”的左桂娟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2008年儿童节,乐群社曾组织民工子弟学校的80多名学生参观南京路和外滩,一些孩子惊叹:“原来上海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些已经在上海上过好几年学的孩子,大部分没有到过市区。
  正是那一次的发现,触动乐群社展开了一系列的“家在上海”活动,带领初入沪上的孩子参观主要地标和文化场馆。
  2008年以后,更多外地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各种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也愈发意识到“城市融入”的重要,纷纷开设课程、组织参观、教说沪语,城市的模样在孩子的眼中更加清晰。
  即便如此,孩子们今天所画的上海中,仍然很少出现“人”的身影。张轶超的解释是——可能“城市给孩子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往往不是这里的人”。
  无论在市区还是城郊,即使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孩子,也很少会有上海本地同学。小杨的班上只有两个“上海同学”,到了初中,他们都会被编进“上海班”。浦东唐镇的彤彤说,自己学校2000多人中只有十几个“本地人”。
  许多孩子认识的上海大人,或是“卷着头发”的房东阿姨,或是不说普通话的“老奶奶”。至于市中心,那是“十万八千里”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很匆忙”,“应该是都穿着西装”。
  “我的城市”和“上海”是什么关系
  在张轶超看来,孩子们眼中的“上海”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上海,意味着体面的生活、舒适的享受。他们对这个“上海”的向往甚至远超过父母。
  另一个层面是地理意义上的上海。孩子们之间会比较自己是“住民工房”还是“住小区”的。到了小升初时,很多孩子会突然发现自己也许只能进最差的学校,也无缘参加中考。
  “我的城市”与“上海”之间的关系,让许多孩子迷惑。
  在他们笔下,“我的城市”里有学校、小卖部、小山小河,却没有自己的家。东方明珠所代表的那个“上海”,作为一个遥远的背景浮在云端,或者根本不再出现。
  已经上初三的小俊(化名)在“久牵”已经有6年时间,俨然一副小助理模样的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久牵就是学校和我家之外的那个世界,是我连接上海的那条数据线。”
  在本刊记者看到的60多幅流动儿童的“城市”画像中,只有小俊的画中既有上海,也有自己。
  她先在画纸上涂满灰蓝底色。“然后是大吊车,因为上海总是在盖楼。远处是东方明珠、高楼,旁边的小区比较模糊。坐在墙上遥望的是我自己。后来发现整幅画颜色太暗了,所以加上了彩色焰火。”
  一个月后,小俊即将初中毕业。16岁的她已经过了返乡重读初三以应届生的身份参加中考的年限。她在上海报考职校所需要的证件目前还有一些问题。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的她提到这些,神色有点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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