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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石油时代可能再次到来，对产油国以外的国家形成利好。有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形成，廉价能源取代廉价劳动力成为新的全球竞争重点，它将重塑投资格局，改变全球经济版图。
油价持续五个月下跌，自2014年6月以来已下挫40%。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最新表态不予减产，这意味着油价很可能将持续下跌。
不同经济体的不同影响
影响企业运营乃至经济发展的成本因素，主要源自三个方面：人力成本，资源成本，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受到各国央行宏观调控措施的影响，暂不讨论。当下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是，在人力成本方面，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资源成本方面，全球的大宗能源资源价格正在下行周期，但不同国家采取的不同产业政策正在拉大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能源价格差异。
美国国内的页岩革命致使石油、天然气价格持续下降，天然气价格仅相当于欧洲的一半、亚洲的三分之一。但同期，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欧洲方面，作为能源转型和节能减排最有野心的推动者，欧洲向可再生能源提供高额补贴、向企业征收碳排放税，其结果是抬高了化石燃料的成本。目前，欧洲的能源资源价格远高于美国。而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欧洲国家普遍的高福利也使得其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相对于美国没有竞争力。
而以亚太地区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正在迅速提高，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从2006年到2011年间，亚洲薪资水平的年增长速率是发达经济体的14.25倍。同期，美国的能源成本正在不断降低，而技术革新进一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之奥巴马政府强力推动制造业的举措，使得制造业出现了向美国回流的趋势，这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带来了一定了冲击。但另一方面，能源资源价格的下跌，使得大量进口石油的新兴经济体整体上获益，而中国这样的国家还拥有廉价的煤炭资源，也从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人力成本上升给制造业带来的影响。
相较而言，欧洲作为能源和劳动力成本都非常昂贵的地区，正在国际经济格局中面临较大压力。在一个美国拥有廉价天然气、亚洲拥有廉价煤炭的世界里，就连欧洲的能源密集型企业也会回避在本土新增投资。世界最大化工企业、德国巴斯夫计划未来五年将投资预算的四分之一投向美国。想要推动从核电和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的德国，正在承受着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冲击，这种影响可能将一直持续到国际能源价格告别下降轨道。
廉价能源取代廉价劳动力正在成为新的竞争优势，这种趋势不会改变已有的建设和生产，但却将重塑新增投资的格局。能源密集型行业，如化工、石化、铝、钢铁行业在新增投资或迁移选址时会更加青睐美国。
全球制造业版图的变化
过去三十年中，亚洲、拉美、东欧作为低成本区域以及欧美日作为高成本区域的格局主导了制造业的投资决策和资源流向。事实上，近年世界各国的劳动力成本、能源价格、劳动生产率、汇率等多个自变量都已发生迅速变化，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全球制造业格局已经改写。
波士顿咨询公司2004年8月的一份调查显示，2004年到2014年这十年是快速变化的十年，部分国家的薪资水平以10～20%的速率增长；劳动生产率在一些国家实现翻倍，在另一些国家却出现衰退；许多国家相对于美国的能源成本提高了50%到200%；汇率剧烈波动。这种错综变化的结果是一些传统的低成本区域正在或已经失去优势竞争地位，一些高成本区域正在夺取高地，还有一些区域优势依然坚挺。
中国尚未失去竞争优势，却面临莫大的压力，制造成本紧追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指，在美国每1美元的制造成本，如在中国制造需要花费96美分。如果企业要将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环境也加入考虑，则这种差距可被忽略。美国、墨西哥跃升为低制造业成本的新星。
传统上被认为是欧洲成本最昂贵的英国，依靠缓慢的薪资增长和飞速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现在拥有欧洲最低的制造业成本，全球主要跨国车企都以英国为据点新建欧洲工厂 。而西欧大多数国家，包括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和瑞典，因为坚挺的能源价格和欧元汇率、停滞不前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制造业投资地点的优势在减少。
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能源价格下降后欧洲相对美国竞争力更趋弱化的严峻态势，以及这种局面下的投资风险。
同时，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带来的长期考验仍然存在。在短期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受到能源资源价格下降的对冲，加上政府也已经放松银根使市场的无风险利率走低，这都有助于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企稳，但如果不能在本轮低能源价格区间中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中国将在本轮廉价能源周期后陷入严重的衰退。
高层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方面问题，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核心技术的开发将得到更多的鼓励，而工业机器人能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技术，也会迎来开发的黄金期。
中国城市管理体系大调整
国务院此次调整城市等级标准的意图？一是要保持适度的金字塔形城市等级体系， 二是要使 “城市规模”和“城市行政级别”两个体系并行不悖，两轮驱动城市化进程。
文| 智谷趋势
日前，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城市等级标准已完成修订。全国的城市由过去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四类，被重划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五类七档。
根据新版国标，原来的“特大城市”被重新划分为四个等级—“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原来的“大城市”被降格为“中等城市”，原来的“中等城市”变成“I型小城市”，而原来的“小城市”依然还是小城市，只不过定为“II型小城市”。
据智谷趋势的研究和分析，经过这一调整，中国的特大城市数量从一百多个急剧减少到11个，“I型大城市”也仅剩下12个，也就是说，“I型大城市”以上的城市仅剩下23个。 城市等级的两个序列
中国的城市等级，存在两个不同的序列，一则是行政等级序列，一是规模等级序列。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要设立“镇级市”，但目前尚无任何一个“镇级市”设置，但全国现有的六百多个城市行政区划，已经存在10种不同的行政级别。另一方面，在城市规模等级方面，过去的旧标准却仅仅只有四个层次。1980年，中国首次按世界范围内“特大城市”的最低标准“100万人”作为中国的“特大城市”标准。而当时，全国市区城镇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仅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南京、广州、重庆、沈阳、哈尔滨、西安这10个。
根据最新的500万人口以上的标准，全国达到“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门槛的城市是11个，基本和1980年初定这一标准时的特大城市数量相等。只不过在现在的榜单中，成都、杭州两个南方城市，代替了哈尔滨和西安两个北方城市，还有一个新增的“超大城市”—深圳。
“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地域分布
从“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地域分布表不难看出，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七大区块，11个“特大城市”和西安，有7个分别正是这七个区域的第一大城市，深圳、天津、成都、南京市区域内第二大城市，杭州是区域内第三大城市。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未来将在中国的城市体系中扮演骨干作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明确了上述城市的“特大城市”地位之后，这些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有望出现明显增强。
第二方面，从城市的人口管控层面，可以看到，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城区人口”已远远超过了1000万，达到1700万左右甚至2000万。而广州、深圳两个城市的 “城区人口”仍在1000万出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超大城市”的相关管理体制，将更多“就高不就低”，适应京沪两市的特殊需要，而不会太多地考虑广州和深圳。从某种程度来说，“超大城市”将成为为京沪两市“度身定制”的城市规模体系。两市未来从人口管控到社会治理，都会树立一整套不同于广深和一般 “特大城市”的标准，以达到这两个城市的特殊市政管控目的。
广深和另外七个“特大城市”，虽然也属于三中全会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行列，但由于和京沪两市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必然会采取和京沪两市不同的差异化管理。高层特别将京沪两市从传统“特大城市”中剔除，就是为了让其他“特大城市”在人口管控上相对京沪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一方面高层仍希望这些城市适度发展，以带动区域的整体增长；另一方面，仍要对这些城市的扩张予以“必要的限制”。
“大城市”在本轮城市规模体系中是最大亮点。其中，“I型大城市”作为“区域次中心城市”，既不需要像“特大城市”那样在人口管控上作过分严格的限制，但又具备可以在城乡规划中体现其“次中心城市”的特质，充分发挥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
副省级以上城市中，除了11个“特大城市”外，西安、哈尔滨、青岛、大连、济南、长春六市都属于“大城市”。值得注意的是，这六个“大城市”都是北方城市。中国的15个副省级城市，位于北方地区的7个，位于南方地区的8个。北方地区的7个城市中，除沈阳外，都是“大城市”而非“特大城市”，而位于南方地区的8个城市中，除作为“II型大城市”的厦门、宁波外，都是“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现行的副省级以上城市的名单是在1993年最终确定的，这也反映出最近二十余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南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和集聚能力远远超过了北方城市。
“II型大城市”是大城市的主体，除前面列出的14个以外，全国共计有近百个“II型大城市”。除了省会城市外，多数“II型大城市”位于全国重点城市群之内，在一个城市群中，担负着分流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重任，而且还有成长为“I型大城市”的潜在空间，可以重点考虑布局。在长三角地区，“II型大城市”，除宁波外，还有常州、南通、绍兴、扬州等。而在京津冀地区，“II型大城市”，可能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唐山、石家庄、保定、邯郸都属于“II型大城市”，而廊坊、秦皇岛等周边城市，也有发展为“大城市”的潜质，这些城市可能是未来京津产业和人口外移的重头。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1990年版城市规划法中明确指，“特大城市”的规划需要到中央报批，虽然该法律在2008年被城乡规划法所取代，但“特大城市”规划需要报批的制度还在延续。目前，“特大城市”数量大幅缩水到此前的十分之一，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明确“放权”。未纳入“特大城市”范围的城市从城市规划到土地供应上，都会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些城市也可能会有更宽松的土地政策。
智谷趋势 政经趋势微信公号（微信号：zgtrend），首个对影响经济的高层政治行为进行系统观测与预测的机构，由来自杰出媒体、一流网络和著名智库的人士创办。
油价持续五个月下跌，自2014年6月以来已下挫40%。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最新表态不予减产，这意味着油价很可能将持续下跌。
不同经济体的不同影响
影响企业运营乃至经济发展的成本因素，主要源自三个方面：人力成本，资源成本，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受到各国央行宏观调控措施的影响，暂不讨论。当下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是，在人力成本方面，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资源成本方面，全球的大宗能源资源价格正在下行周期，但不同国家采取的不同产业政策正在拉大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能源价格差异。
美国国内的页岩革命致使石油、天然气价格持续下降，天然气价格仅相当于欧洲的一半、亚洲的三分之一。但同期，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欧洲方面，作为能源转型和节能减排最有野心的推动者，欧洲向可再生能源提供高额补贴、向企业征收碳排放税，其结果是抬高了化石燃料的成本。目前，欧洲的能源资源价格远高于美国。而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欧洲国家普遍的高福利也使得其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相对于美国没有竞争力。
而以亚太地区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正在迅速提高，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从2006年到2011年间，亚洲薪资水平的年增长速率是发达经济体的14.25倍。同期，美国的能源成本正在不断降低，而技术革新进一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之奥巴马政府强力推动制造业的举措，使得制造业出现了向美国回流的趋势，这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带来了一定了冲击。但另一方面，能源资源价格的下跌，使得大量进口石油的新兴经济体整体上获益，而中国这样的国家还拥有廉价的煤炭资源，也从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人力成本上升给制造业带来的影响。
相较而言，欧洲作为能源和劳动力成本都非常昂贵的地区，正在国际经济格局中面临较大压力。在一个美国拥有廉价天然气、亚洲拥有廉价煤炭的世界里，就连欧洲的能源密集型企业也会回避在本土新增投资。世界最大化工企业、德国巴斯夫计划未来五年将投资预算的四分之一投向美国。想要推动从核电和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的德国，正在承受着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冲击，这种影响可能将一直持续到国际能源价格告别下降轨道。
廉价能源取代廉价劳动力正在成为新的竞争优势，这种趋势不会改变已有的建设和生产，但却将重塑新增投资的格局。能源密集型行业，如化工、石化、铝、钢铁行业在新增投资或迁移选址时会更加青睐美国。
全球制造业版图的变化
过去三十年中，亚洲、拉美、东欧作为低成本区域以及欧美日作为高成本区域的格局主导了制造业的投资决策和资源流向。事实上，近年世界各国的劳动力成本、能源价格、劳动生产率、汇率等多个自变量都已发生迅速变化，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全球制造业格局已经改写。
波士顿咨询公司2004年8月的一份调查显示，2004年到2014年这十年是快速变化的十年，部分国家的薪资水平以10～20%的速率增长；劳动生产率在一些国家实现翻倍，在另一些国家却出现衰退；许多国家相对于美国的能源成本提高了50%到200%；汇率剧烈波动。这种错综变化的结果是一些传统的低成本区域正在或已经失去优势竞争地位，一些高成本区域正在夺取高地，还有一些区域优势依然坚挺。
中国尚未失去竞争优势，却面临莫大的压力，制造成本紧追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指，在美国每1美元的制造成本，如在中国制造需要花费96美分。如果企业要将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环境也加入考虑，则这种差距可被忽略。美国、墨西哥跃升为低制造业成本的新星。
传统上被认为是欧洲成本最昂贵的英国，依靠缓慢的薪资增长和飞速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现在拥有欧洲最低的制造业成本，全球主要跨国车企都以英国为据点新建欧洲工厂 。而西欧大多数国家，包括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和瑞典，因为坚挺的能源价格和欧元汇率、停滞不前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制造业投资地点的优势在减少。
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能源价格下降后欧洲相对美国竞争力更趋弱化的严峻态势，以及这种局面下的投资风险。
同时，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带来的长期考验仍然存在。在短期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受到能源资源价格下降的对冲，加上政府也已经放松银根使市场的无风险利率走低，这都有助于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企稳，但如果不能在本轮低能源价格区间中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中国将在本轮廉价能源周期后陷入严重的衰退。
高层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方面问题，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核心技术的开发将得到更多的鼓励，而工业机器人能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技术，也会迎来开发的黄金期。
中国城市管理体系大调整
国务院此次调整城市等级标准的意图？一是要保持适度的金字塔形城市等级体系， 二是要使 “城市规模”和“城市行政级别”两个体系并行不悖，两轮驱动城市化进程。
文| 智谷趋势
日前，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城市等级标准已完成修订。全国的城市由过去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四类，被重划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五类七档。
根据新版国标，原来的“特大城市”被重新划分为四个等级—“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原来的“大城市”被降格为“中等城市”，原来的“中等城市”变成“I型小城市”，而原来的“小城市”依然还是小城市，只不过定为“II型小城市”。
据智谷趋势的研究和分析，经过这一调整，中国的特大城市数量从一百多个急剧减少到11个，“I型大城市”也仅剩下12个，也就是说，“I型大城市”以上的城市仅剩下23个。 城市等级的两个序列
中国的城市等级，存在两个不同的序列，一则是行政等级序列，一是规模等级序列。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要设立“镇级市”，但目前尚无任何一个“镇级市”设置，但全国现有的六百多个城市行政区划，已经存在10种不同的行政级别。另一方面，在城市规模等级方面，过去的旧标准却仅仅只有四个层次。1980年，中国首次按世界范围内“特大城市”的最低标准“100万人”作为中国的“特大城市”标准。而当时，全国市区城镇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仅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南京、广州、重庆、沈阳、哈尔滨、西安这10个。
根据最新的500万人口以上的标准，全国达到“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门槛的城市是11个，基本和1980年初定这一标准时的特大城市数量相等。只不过在现在的榜单中，成都、杭州两个南方城市，代替了哈尔滨和西安两个北方城市，还有一个新增的“超大城市”—深圳。
“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地域分布
从“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地域分布表不难看出，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七大区块，11个“特大城市”和西安，有7个分别正是这七个区域的第一大城市，深圳、天津、成都、南京市区域内第二大城市，杭州是区域内第三大城市。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未来将在中国的城市体系中扮演骨干作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明确了上述城市的“特大城市”地位之后，这些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有望出现明显增强。
第二方面，从城市的人口管控层面，可以看到，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城区人口”已远远超过了1000万，达到1700万左右甚至2000万。而广州、深圳两个城市的 “城区人口”仍在1000万出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超大城市”的相关管理体制，将更多“就高不就低”，适应京沪两市的特殊需要，而不会太多地考虑广州和深圳。从某种程度来说，“超大城市”将成为为京沪两市“度身定制”的城市规模体系。两市未来从人口管控到社会治理，都会树立一整套不同于广深和一般 “特大城市”的标准，以达到这两个城市的特殊市政管控目的。
广深和另外七个“特大城市”，虽然也属于三中全会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行列，但由于和京沪两市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必然会采取和京沪两市不同的差异化管理。高层特别将京沪两市从传统“特大城市”中剔除，就是为了让其他“特大城市”在人口管控上相对京沪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一方面高层仍希望这些城市适度发展，以带动区域的整体增长；另一方面，仍要对这些城市的扩张予以“必要的限制”。
“大城市”在本轮城市规模体系中是最大亮点。其中，“I型大城市”作为“区域次中心城市”，既不需要像“特大城市”那样在人口管控上作过分严格的限制，但又具备可以在城乡规划中体现其“次中心城市”的特质，充分发挥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
副省级以上城市中，除了11个“特大城市”外，西安、哈尔滨、青岛、大连、济南、长春六市都属于“大城市”。值得注意的是，这六个“大城市”都是北方城市。中国的15个副省级城市，位于北方地区的7个，位于南方地区的8个。北方地区的7个城市中，除沈阳外，都是“大城市”而非“特大城市”，而位于南方地区的8个城市中，除作为“II型大城市”的厦门、宁波外，都是“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现行的副省级以上城市的名单是在1993年最终确定的，这也反映出最近二十余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南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和集聚能力远远超过了北方城市。
“II型大城市”是大城市的主体，除前面列出的14个以外，全国共计有近百个“II型大城市”。除了省会城市外，多数“II型大城市”位于全国重点城市群之内，在一个城市群中，担负着分流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重任，而且还有成长为“I型大城市”的潜在空间，可以重点考虑布局。在长三角地区，“II型大城市”，除宁波外，还有常州、南通、绍兴、扬州等。而在京津冀地区，“II型大城市”，可能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唐山、石家庄、保定、邯郸都属于“II型大城市”，而廊坊、秦皇岛等周边城市，也有发展为“大城市”的潜质，这些城市可能是未来京津产业和人口外移的重头。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1990年版城市规划法中明确指，“特大城市”的规划需要到中央报批，虽然该法律在2008年被城乡规划法所取代，但“特大城市”规划需要报批的制度还在延续。目前，“特大城市”数量大幅缩水到此前的十分之一，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明确“放权”。未纳入“特大城市”范围的城市从城市规划到土地供应上，都会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些城市也可能会有更宽松的土地政策。
智谷趋势 政经趋势微信公号（微信号：zgtrend），首个对影响经济的高层政治行为进行系统观测与预测的机构，由来自杰出媒体、一流网络和著名智库的人士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