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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放榜了，各地考生们吐槽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某省分数线太高，考上好大学太难。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古代科举考试中，省际之间录取名额的不公平现象，已存在千年之久。
欧阳修大战司马光：第一次南北方取士名额之争
古代的科举是人才选拔机制，并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而是政治意味很浓重的政策性问题。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和民风民情都有着巨大的差异。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建康、荆州、江州等地成为文化重镇，特别是三吴一带，民间学风很盛，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北齐神武帝高欢就曾感叹，“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延展到宋朝，科举取士逐渐定型，各地文化教育上的差距慢慢浮上水面，开始真真切切地影响到人们的具体生活。北宋北方诸路与辽、西相接，战争频繁，教育环境不够稳定，因而士子们在科考中没有任何优势。据《容斋随笔》记载，“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南北人士中举比例越来越悬殊，终于引起北方人的不满。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他以宰辅之尊炮轰宋朝科考制度，开启了历史上第一次南北科考名额之争。此事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上书说，现行科考过于偏重诗赋，而对传统儒经不够重视，应当停止考试文学诗赋，而改考诗书礼易等儒经。表面上看司马光没提及南北地域之争，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方教育重儒学经术，而诗赋文学是弱项，南方则反之。
司马光这个提法很快得到北方籍官员的赞同，两年后舆论热潮高涨起来，司马光图穷而匕首见，径直向皇帝提出了按人数比例取士的办法。
大意是不管是南是北，诸路、州、县，按10人取1的比例选取应考者。这个方案大大提高了北方特别是西北考生的应举比例，同时，也极大压缩了人才茂盛的江南考生的比例。
南方人对此非常愤怒。江西人欧阳修上书开怼司马光，说历来科举取士，都是为国家选取治国之才，就应该量才录用，而不能搞平均。
两位大佬对轰，虽然代表的是当时南北人士的利益，但从国家层面看，确实也涉及到地域平均与量才录用的核心矛盾。
量才录用固然是考试的最高标准，否则用劣不用优，大家还考什么？但地域文化发展不均衡由来已久，没有哪个朝代能解决。如果只坚持“分数论”，一些文教落后地区长期享受不到政治利益，这对国家统一肯定是不利的。
那么宋朝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北宋一直以来外患十分严重，急于解决国防压力最终压倒一切，宋英宗、宋神宗及以后诸帝，基本上还是沿用“分数论”，谁有才用谁。虽然也相应提高了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但南北文化差距太大，细部调整最终没有改变大形势。终北宋之世，南方人进士登科数量占据绝对优势。据刘海峰先生考据，北宋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达9164人，占95.2% ，北方诸路仅466人，占总数的4.8%。
明朝南北榜案：朱元璋亲点北方人当状元
明朝开国后，也面临着与北宋同样的难题。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爆发了著名的“南北榜”案。
这年会试，朝廷的主考官刘三吾录取了52名进士，全都是南方人。举行殿试时，又选了来自闽县（今福建闽侯）的陈安为状元。放榜之后，北方举子顿时炸了锅，纷纷指责湖南人刘三吾偏袒南方人。
其实明初刚刚从元末大乱中恢复过来，被元朝糟蹋的北方诸省成了文化荒漠，根本无法与南方相提并论，成绩差是正常的。刘三吾并没有什么袒护之举。只不过会试全部选南方人有点凑巧，刘三吾的政治敏锐性可能也确实差了点，故而闹得不可收拾。
朱元璋两度严查，虽然查实刘三吾没有枉法之举，但仍然听信北方举人的诬告，流放刘三吾，杀了几个主考官，并重新阅卷取进士。最终朱元璋选定61个北方人为进士，状元桂冠也被北方人摘走。当年的南方举子全部吞蛋。
朱元璋的做法無疑过于偏激，他死后建文帝并没有沿用，此后25年间进行了9榜考试，仍然是凭分数定高低，9年间选取的进士，南方每省平均达270名，北方则只有每省45名，南方是北方的6倍！
这么做显然不合适，长久持续下去，政界全是南方人，北方人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这无疑是极为危险的，大明帝国很有可能被撕裂。明仁宗、宣宗两代，经过反复权衡，终于确定了南北卷制度。
所谓的南北卷就是按区域分配名额。进士名额按南北方分两部分，不管南方人成绩比北方高多少，都按南方人60%、北方40%的比例选取。虽然从数字上看南方人仍然有优势，但一边倒的局面大为改观，极大缓解了地域矛盾。后来实行过程中，朝廷发现有些省份不好界定到底是南还是北，于是又添加了中卷，比例改为南方55%、北方35%、中部10%。所谓的南方省份包括苏、浙、闽、赣、两湖、广东，北方省份包括冀、鲁、豫、陕、晋等，中部包括川、滇、黔、桂及皖省部分地区。
清朝的“摊煎饼”政策：按人数比例最终成了主流
清朝入关后，为了迅速获取中原支持，在科举的公平化上更进一步。
清朝科举全盘继承明朝制度，最初仍采取南北卷制度。但随着清朝行政疆域划分逐渐明晰，南北卷中的弊端又逐渐显现出来。
第一，各省人口不均。南北卷从地域上说虽然公平了一些，但各省之间人口多寡不一，比如川省人口众多，而黔、桂二省人口稀少，按同样的比例选取进士，仍然对有些省份不公平。
第二，南北区域内部竞争问题。南北中三区分配后，每个大区域内不再进行细分，哪个省教育水平高，就可以多中进士。南方各省中，苏浙两省文风最盛，教育水平非常高，考中者非常多，而湖广诸省则远远落后。明朝宣德朝有一科会试，浙江出了109个进士，而同为南卷的广东，只有11名，差距非常大，也容易引发不公平问题。 基于这些问题，清朝废除了南北卷制度，改为各省按人口总数确定比例。
除此之外，清朝还引入了民族配额，满、蒙两族单独放榜，不和汉人的科考重合。
后来随着统治的稳固，行政控制更加深入细化，清朝不光分配会试名额，在乡试（各省选举人考试）和院试（各地选秀才的考试）两级，也引入了名额分配做法，把科考的雨露尽可能广泛地撒播到每个学子头上。
清朝的这种“摊煎饼”政策在各地引发的效果各不一样。对苏浙闽赣等省来说，由于名额少，竞争更加激烈。对边远省份来说，有条件学习的士子本来就少，录取比例实际上提高了，这大大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而从全国来看，这无疑使国家统一更加巩固、民心更加稳定。虽然牺牲了个别地区的利益，但总归无伤大局。
名副其实的学霸省：清朝苏州状元占全国总数五分之一
然而即使朝廷各种限制，各种摊煎饼，教育水平高的省份，在进士数量上仍然处于超然地位。
清朝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三十年200余年间，共擢选进士26849人，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江苏（2933）、浙江（2803）、河北（2707）、山东（2249）、江西（1886）、河南（1694）、山西（1421）、福建（1401）、湖北（1230）、安徽（1191）。
这组数据反映的是各省份人才数量，苏浙两省人口并不多于山东、河南，但进士数量远远超过后两者。
还有一组数据可以反映各省人才的质量，即“巍科”人数。所谓的“巍科”，是指会试的第一名，殿试的前四名，每科共有5名。
清代进入巍科共539人，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江苏（169）、浙江（125）、安徽（41）、河北（38）、江西（25）、山東（23）、湖南（20）、广东（19）、湖北（18）、福建（14）。
苏、浙两省遥遥领先，其余诸省根本无法比拟，真可谓学霸省份。浙江与江苏两百年间你争我抢，在进士总数量上打了个不分伯仲，彼此相当，雍正、乾隆、嘉庆诸朝，浙江省进士总数一直压了一头。但是一看巍科数量，相比江苏，浙江的成绩就一望可知了。
康熙四十八年，京城大放榜，江苏人拿下一甲的状元和探花，以及二甲前十名中的7个席位。若比拼尖子数量更是令人咋舌，清朝共114位状元，仅江苏苏州府一地，就出了26位状元，占全国五分之一还多。这个数量比其他省全省状元都多。
如此恐怖的成绩单，真是震撼！
江苏浙江领先全国，并非这两省的人天生就比别省的人聪明。究其原因，还在于江南文化传统十分深厚，明清近六百年间，许多著名的文化现象、文化流派，都酝酿于此、壮大于此，正面的如大型图书的修纂、乾嘉考据学派、清代小说，反面的如文字狱，都与这一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都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是历史的偶然。
结语
历史已经远去，但历史总结的经验，仍在为现代提供借鉴。科举史上关于量才录取与按人口比例录取的争论，越到后来越是后者占了优势。而且分区、分比例取士的办法还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越分越细，这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发展趋势和规律。
时至今日，古人制度设计中的一些先进思想，也被现代高考参考和采纳，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平均化，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欧阳修大战司马光：第一次南北方取士名额之争
古代的科举是人才选拔机制，并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而是政治意味很浓重的政策性问题。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和民风民情都有着巨大的差异。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建康、荆州、江州等地成为文化重镇，特别是三吴一带，民间学风很盛，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北齐神武帝高欢就曾感叹，“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延展到宋朝，科举取士逐渐定型，各地文化教育上的差距慢慢浮上水面，开始真真切切地影响到人们的具体生活。北宋北方诸路与辽、西相接，战争频繁，教育环境不够稳定，因而士子们在科考中没有任何优势。据《容斋随笔》记载，“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南北人士中举比例越来越悬殊，终于引起北方人的不满。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他以宰辅之尊炮轰宋朝科考制度，开启了历史上第一次南北科考名额之争。此事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上书说，现行科考过于偏重诗赋，而对传统儒经不够重视，应当停止考试文学诗赋，而改考诗书礼易等儒经。表面上看司马光没提及南北地域之争，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方教育重儒学经术，而诗赋文学是弱项，南方则反之。
司马光这个提法很快得到北方籍官员的赞同，两年后舆论热潮高涨起来，司马光图穷而匕首见，径直向皇帝提出了按人数比例取士的办法。
大意是不管是南是北，诸路、州、县，按10人取1的比例选取应考者。这个方案大大提高了北方特别是西北考生的应举比例，同时，也极大压缩了人才茂盛的江南考生的比例。
南方人对此非常愤怒。江西人欧阳修上书开怼司马光，说历来科举取士，都是为国家选取治国之才，就应该量才录用，而不能搞平均。
两位大佬对轰，虽然代表的是当时南北人士的利益，但从国家层面看，确实也涉及到地域平均与量才录用的核心矛盾。
量才录用固然是考试的最高标准，否则用劣不用优，大家还考什么？但地域文化发展不均衡由来已久，没有哪个朝代能解决。如果只坚持“分数论”，一些文教落后地区长期享受不到政治利益，这对国家统一肯定是不利的。
那么宋朝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北宋一直以来外患十分严重，急于解决国防压力最终压倒一切，宋英宗、宋神宗及以后诸帝，基本上还是沿用“分数论”，谁有才用谁。虽然也相应提高了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但南北文化差距太大，细部调整最终没有改变大形势。终北宋之世，南方人进士登科数量占据绝对优势。据刘海峰先生考据，北宋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达9164人，占95.2% ，北方诸路仅466人，占总数的4.8%。
明朝南北榜案：朱元璋亲点北方人当状元
明朝开国后，也面临着与北宋同样的难题。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爆发了著名的“南北榜”案。
这年会试，朝廷的主考官刘三吾录取了52名进士，全都是南方人。举行殿试时，又选了来自闽县（今福建闽侯）的陈安为状元。放榜之后，北方举子顿时炸了锅，纷纷指责湖南人刘三吾偏袒南方人。
其实明初刚刚从元末大乱中恢复过来，被元朝糟蹋的北方诸省成了文化荒漠，根本无法与南方相提并论，成绩差是正常的。刘三吾并没有什么袒护之举。只不过会试全部选南方人有点凑巧，刘三吾的政治敏锐性可能也确实差了点，故而闹得不可收拾。
朱元璋两度严查，虽然查实刘三吾没有枉法之举，但仍然听信北方举人的诬告，流放刘三吾，杀了几个主考官，并重新阅卷取进士。最终朱元璋选定61个北方人为进士，状元桂冠也被北方人摘走。当年的南方举子全部吞蛋。
朱元璋的做法無疑过于偏激，他死后建文帝并没有沿用，此后25年间进行了9榜考试，仍然是凭分数定高低，9年间选取的进士，南方每省平均达270名，北方则只有每省45名，南方是北方的6倍！
这么做显然不合适，长久持续下去，政界全是南方人，北方人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这无疑是极为危险的，大明帝国很有可能被撕裂。明仁宗、宣宗两代，经过反复权衡，终于确定了南北卷制度。
所谓的南北卷就是按区域分配名额。进士名额按南北方分两部分，不管南方人成绩比北方高多少，都按南方人60%、北方40%的比例选取。虽然从数字上看南方人仍然有优势，但一边倒的局面大为改观，极大缓解了地域矛盾。后来实行过程中，朝廷发现有些省份不好界定到底是南还是北，于是又添加了中卷，比例改为南方55%、北方35%、中部10%。所谓的南方省份包括苏、浙、闽、赣、两湖、广东，北方省份包括冀、鲁、豫、陕、晋等，中部包括川、滇、黔、桂及皖省部分地区。
清朝的“摊煎饼”政策：按人数比例最终成了主流
清朝入关后，为了迅速获取中原支持，在科举的公平化上更进一步。
清朝科举全盘继承明朝制度，最初仍采取南北卷制度。但随着清朝行政疆域划分逐渐明晰，南北卷中的弊端又逐渐显现出来。
第一，各省人口不均。南北卷从地域上说虽然公平了一些，但各省之间人口多寡不一，比如川省人口众多，而黔、桂二省人口稀少，按同样的比例选取进士，仍然对有些省份不公平。
第二，南北区域内部竞争问题。南北中三区分配后，每个大区域内不再进行细分，哪个省教育水平高，就可以多中进士。南方各省中，苏浙两省文风最盛，教育水平非常高，考中者非常多，而湖广诸省则远远落后。明朝宣德朝有一科会试，浙江出了109个进士，而同为南卷的广东，只有11名，差距非常大，也容易引发不公平问题。 基于这些问题，清朝废除了南北卷制度，改为各省按人口总数确定比例。
除此之外，清朝还引入了民族配额，满、蒙两族单独放榜，不和汉人的科考重合。
后来随着统治的稳固，行政控制更加深入细化，清朝不光分配会试名额，在乡试（各省选举人考试）和院试（各地选秀才的考试）两级，也引入了名额分配做法，把科考的雨露尽可能广泛地撒播到每个学子头上。
清朝的这种“摊煎饼”政策在各地引发的效果各不一样。对苏浙闽赣等省来说，由于名额少，竞争更加激烈。对边远省份来说，有条件学习的士子本来就少，录取比例实际上提高了，这大大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而从全国来看，这无疑使国家统一更加巩固、民心更加稳定。虽然牺牲了个别地区的利益，但总归无伤大局。
名副其实的学霸省：清朝苏州状元占全国总数五分之一
然而即使朝廷各种限制，各种摊煎饼，教育水平高的省份，在进士数量上仍然处于超然地位。
清朝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三十年200余年间，共擢选进士26849人，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江苏（2933）、浙江（2803）、河北（2707）、山东（2249）、江西（1886）、河南（1694）、山西（1421）、福建（1401）、湖北（1230）、安徽（1191）。
这组数据反映的是各省份人才数量，苏浙两省人口并不多于山东、河南，但进士数量远远超过后两者。
还有一组数据可以反映各省人才的质量，即“巍科”人数。所谓的“巍科”，是指会试的第一名，殿试的前四名，每科共有5名。
清代进入巍科共539人，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江苏（169）、浙江（125）、安徽（41）、河北（38）、江西（25）、山東（23）、湖南（20）、广东（19）、湖北（18）、福建（14）。
苏、浙两省遥遥领先，其余诸省根本无法比拟，真可谓学霸省份。浙江与江苏两百年间你争我抢，在进士总数量上打了个不分伯仲，彼此相当，雍正、乾隆、嘉庆诸朝，浙江省进士总数一直压了一头。但是一看巍科数量，相比江苏，浙江的成绩就一望可知了。
康熙四十八年，京城大放榜，江苏人拿下一甲的状元和探花，以及二甲前十名中的7个席位。若比拼尖子数量更是令人咋舌，清朝共114位状元，仅江苏苏州府一地，就出了26位状元，占全国五分之一还多。这个数量比其他省全省状元都多。
如此恐怖的成绩单，真是震撼！
江苏浙江领先全国，并非这两省的人天生就比别省的人聪明。究其原因，还在于江南文化传统十分深厚，明清近六百年间，许多著名的文化现象、文化流派，都酝酿于此、壮大于此，正面的如大型图书的修纂、乾嘉考据学派、清代小说，反面的如文字狱，都与这一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都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是历史的偶然。
结语
历史已经远去，但历史总结的经验，仍在为现代提供借鉴。科举史上关于量才录取与按人口比例录取的争论，越到后来越是后者占了优势。而且分区、分比例取士的办法还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越分越细，这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发展趋势和规律。
时至今日，古人制度设计中的一些先进思想，也被现代高考参考和采纳，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平均化，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