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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人为何对小小的印章情有独钟？印章对于一幅书画作品来讲具有什么意义？文人用印有讲究吗？印风和画风如何搭配？当代印坛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篆刻艺术未来会如何……作为西泠印社的副社长、当代最著名的篆刻家和印学家，童衍方先生在当代印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以来，童先生对于治印和印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本刊记者特地带着以上诸多疑问对童先生进行了专访。
印章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中国收藏》：众所周知，书画和篆刻艺术可谓互相影响，互相映衬。印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书画艺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画面上那些不同风格、不同书体的印章对于一幅书画作品来讲具有什么意义？
童衍方：书画印三者不分家，印章作为书画的点缀和组成部分，与书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审美概念由来已久。从元代赵孟开始，就十分重视篆刻艺术在书画上的运用，到明代文彭、明四家、唐寅等人继续引领了文人篆刻的风潮，使得篆刻艺术与书画的结合更加紧密，并相得益彰。
印章在书画作品上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尤其是水墨画，与红色的印泥相搭配可谓熠熠生辉，红色的印章具有醒目、提示的功能。此外，文人对印章的使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十分讲究，除了姓名章外，一些闲章的内容更是能体现书画家创作时的个人情怀。像赵之谦、吴昌硕除了姓名章外，都有多方闲章搭配不同的书画作品，表达了他们的创作思想和情怀。
《中国收藏》：应该说是文人的加入使得篆刻艺术逐渐兴盛，并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对于现在经常提到的“文人印”您是如何定义的？何以历代文人都对这方寸之物关注有加、爱不释手？
童衍方：“文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管是专业从事篆刻艺术的，还是业余从事的，其实都可以称作“文人”，关键是要具有文人的素养和行为方式。
元末王冕使用青田石治印在客观上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此后，以文彭为代表的历代文人艺术家参与篆刻，把他们的文化素养、审美趣味凝聚于印章之中，小小的一方印章也是文人精神的体现，表达了文人的精神追求。
《中国收藏》：在艺术史上，大部分印人同时也是书画大家，像赵孟、文彭、吴昌硕、赵之谦、齐白石等等，他们本身的书画修养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篆刻？他们在篆刻上的成就又反过来对他们的书画创作有什么影响？
童衍方：我们常说书画印三绝，其实对文人来讲，不一定书画印这三门艺术都要“绝”，但一定要兼通、兼学，并且至少要精通一门。对篆刻艺术来讲，具备书法修养当然是关键。
在艺术史上有个有趣的现象，晚清时期由于金石出土较多，一些艺术家吸取了金石的艺术特色，以金石起家，逐渐形成了金石派，如赵之谦、吴昌硕等人。这些大家的作品都富有金石气，而在艺术史上，这类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力尤其旺盛，影响力也尤其大。
印风画风和谐搭配
《中国收藏》：文人对于用印的要求可谓精益求精，一方印章钤盖的位置、大小、布局都有诸多讲究，您能为我们简述一二吗？
童衍方：印章钤盖的位置、大小、布局说到底都和艺术家本人的艺术思想有关，比如在位置上肯定不能破坏整个画面的整体性和美感，印章的钤盖应该是对画面的补充。印章钤盖的大小、位置也跟艺术家本人的习惯有关，比如齐白石就喜欢钤盖押脚章，这对整幅画面能起到平衡的作用。
《中国收藏》：我们知道，印章的风格自秦汉以来就有工整与写意之分，而明清以来文人治印也极强调印风，并且特别强调印风与书风、画风的搭配，您怎么看待这两种治印的风格及其在书画中的运用？能为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吗？
童衍方：历代文人书画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治印的，比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另一类自己并不亲自治印，而是请他人代刻，比如张大千。张大千早年也治印，但后来他的印章大多出自陈巨来之手。但不管是自己治印，还是请他人代刻，都绝不会与自己的艺术风格相背离。
像吴昌硕的艺术风格比较奔放，以大写意为主，他的印章风格大多酣畅淋漓。齐白石也是如此，偏好大写意，他的印章也很有个性。赵之谦、黄牧甫等则介于写意和工整之间，他们的印风生动而不狂放。
《中国收藏》：您收藏有不少吴昌硕先生的书画精品，吴昌硕诗、书、画、印四绝，他的书画在钤印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能否举例说明？
童衍方：吴昌硕是晚清杰出的艺术大师，他对近代篆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上取鼎彝、下挹秦汉，广收博取，主要以砖瓦、陶器文字为主。他将封泥的意趣引入到篆刻之中，以封泥为取法对象，是篆刻史上的一个创举。他的篆刻作品简朴浑厚，郁勃苍劲。吴昌硕具有诗书画印全面的修养，也是眼光极高的用印高手，在印章的使用与他的画风搭配地十分和谐。吴昌硕的篆刻作品，早、中、晚期均有明显的变化与特色，我除了藏有一些吴昌硕晚年印作外，对他早年的作品也十分留意，并收藏有几方。
《中国收藏》：有这样一种说法：“文人治印在近代（清末民国）以来达到了极盛，百家争鸣，异彩纷呈，但是在进入当代之后虽然貌似繁盛，实际上却开始萎缩，因为已经难觅‘文人’踪迹”，对于这一观点您怎么评价？当代印人和印坛与民国之前相比有什么新的特点吗？
童衍方：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一样，篆刻艺术这么热、从业人员这么多、取材范围这么广，而且有更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其中，所以说现在是篆刻艺术最为蓬勃向上的一个时代。但同时也是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道路比过去难走得多。因为前人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峰了，留下的发展空间其实很小。
但我仍然认为，篆刻艺术的未来很有希望。就从拍卖市场来看，有那么多人，包括很多80后的年轻人都在关注印章、购藏印章、喜欢印章。如果他们能够更多地去关注传统，一定会有好的人才涌现，所以大可不必担心篆刻艺术出现断层，它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中国收藏》：在您看来，当代篆刻艺术与传统篆刻艺术相比是否有创新？当代从事篆刻的艺术家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童衍方：时代不同，肯定在篆刻艺术的风格上也会有所不同。但风格并不是评判的惟一标准，因为人的习惯和审美是会改变的，所以当代篆刻在风格上比过去更为多样化。
篆刻是需要有基础的，不单单是刻的功力，还要在金石、碑拓、书法等领域掌握一种通感，这是需要不断学习的，这些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文人”的艺术项目。虽然我说“文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时代不同，会有不同的理解。但从根本上来讲，在当今时代保持文人的特征就要在文化、品格和行为上自动纳入文人的范畴。对于一项艺术来说光喜欢还不够，更要痴迷，痴迷之后还得往深钻研。
《中国收藏》：印章的收藏在当代也是一大热点，您作为收藏大家，本身也收藏了很多名家作品；而您作为篆刻大家，您的作品又在当代被很多藏家收藏，在您看来，当代藏家为何对于印章如此追捧？他们购藏印章又作何用？
童衍方：我觉得中国人很幸运，在精神享受方面要比外国人更广，像篆刻艺术就属于中国所独有的。
现在市场上，除了篆刻作品外，印谱也很受欢迎，像一件西泠八家的印谱，就曾拍到100多万元。说到底，篆刻还是属于一门小众艺术，但有这么多人喜欢它、青睐它，所以我相信篆刻艺术前景可期。（本文藏品均为童衍方先生收藏）
印章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中国收藏》：众所周知，书画和篆刻艺术可谓互相影响，互相映衬。印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书画艺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画面上那些不同风格、不同书体的印章对于一幅书画作品来讲具有什么意义？
童衍方：书画印三者不分家，印章作为书画的点缀和组成部分，与书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审美概念由来已久。从元代赵孟开始，就十分重视篆刻艺术在书画上的运用，到明代文彭、明四家、唐寅等人继续引领了文人篆刻的风潮，使得篆刻艺术与书画的结合更加紧密，并相得益彰。
印章在书画作品上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尤其是水墨画，与红色的印泥相搭配可谓熠熠生辉，红色的印章具有醒目、提示的功能。此外，文人对印章的使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十分讲究，除了姓名章外，一些闲章的内容更是能体现书画家创作时的个人情怀。像赵之谦、吴昌硕除了姓名章外，都有多方闲章搭配不同的书画作品，表达了他们的创作思想和情怀。
《中国收藏》：应该说是文人的加入使得篆刻艺术逐渐兴盛，并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对于现在经常提到的“文人印”您是如何定义的？何以历代文人都对这方寸之物关注有加、爱不释手？
童衍方：“文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管是专业从事篆刻艺术的，还是业余从事的，其实都可以称作“文人”，关键是要具有文人的素养和行为方式。
元末王冕使用青田石治印在客观上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此后，以文彭为代表的历代文人艺术家参与篆刻，把他们的文化素养、审美趣味凝聚于印章之中，小小的一方印章也是文人精神的体现，表达了文人的精神追求。
《中国收藏》：在艺术史上，大部分印人同时也是书画大家，像赵孟、文彭、吴昌硕、赵之谦、齐白石等等，他们本身的书画修养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篆刻？他们在篆刻上的成就又反过来对他们的书画创作有什么影响？
童衍方：我们常说书画印三绝，其实对文人来讲，不一定书画印这三门艺术都要“绝”，但一定要兼通、兼学，并且至少要精通一门。对篆刻艺术来讲，具备书法修养当然是关键。
在艺术史上有个有趣的现象，晚清时期由于金石出土较多，一些艺术家吸取了金石的艺术特色，以金石起家，逐渐形成了金石派，如赵之谦、吴昌硕等人。这些大家的作品都富有金石气，而在艺术史上，这类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力尤其旺盛，影响力也尤其大。
印风画风和谐搭配
《中国收藏》：文人对于用印的要求可谓精益求精，一方印章钤盖的位置、大小、布局都有诸多讲究，您能为我们简述一二吗？
童衍方：印章钤盖的位置、大小、布局说到底都和艺术家本人的艺术思想有关，比如在位置上肯定不能破坏整个画面的整体性和美感，印章的钤盖应该是对画面的补充。印章钤盖的大小、位置也跟艺术家本人的习惯有关，比如齐白石就喜欢钤盖押脚章，这对整幅画面能起到平衡的作用。
《中国收藏》：我们知道，印章的风格自秦汉以来就有工整与写意之分，而明清以来文人治印也极强调印风，并且特别强调印风与书风、画风的搭配，您怎么看待这两种治印的风格及其在书画中的运用？能为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吗？
童衍方：历代文人书画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治印的，比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另一类自己并不亲自治印，而是请他人代刻，比如张大千。张大千早年也治印，但后来他的印章大多出自陈巨来之手。但不管是自己治印，还是请他人代刻，都绝不会与自己的艺术风格相背离。
像吴昌硕的艺术风格比较奔放，以大写意为主，他的印章风格大多酣畅淋漓。齐白石也是如此，偏好大写意，他的印章也很有个性。赵之谦、黄牧甫等则介于写意和工整之间，他们的印风生动而不狂放。
《中国收藏》：您收藏有不少吴昌硕先生的书画精品，吴昌硕诗、书、画、印四绝，他的书画在钤印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能否举例说明？
童衍方：吴昌硕是晚清杰出的艺术大师，他对近代篆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上取鼎彝、下挹秦汉，广收博取，主要以砖瓦、陶器文字为主。他将封泥的意趣引入到篆刻之中，以封泥为取法对象，是篆刻史上的一个创举。他的篆刻作品简朴浑厚，郁勃苍劲。吴昌硕具有诗书画印全面的修养，也是眼光极高的用印高手，在印章的使用与他的画风搭配地十分和谐。吴昌硕的篆刻作品，早、中、晚期均有明显的变化与特色，我除了藏有一些吴昌硕晚年印作外，对他早年的作品也十分留意，并收藏有几方。
《中国收藏》：有这样一种说法：“文人治印在近代（清末民国）以来达到了极盛，百家争鸣，异彩纷呈，但是在进入当代之后虽然貌似繁盛，实际上却开始萎缩，因为已经难觅‘文人’踪迹”，对于这一观点您怎么评价？当代印人和印坛与民国之前相比有什么新的特点吗？
童衍方：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一样，篆刻艺术这么热、从业人员这么多、取材范围这么广，而且有更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其中，所以说现在是篆刻艺术最为蓬勃向上的一个时代。但同时也是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道路比过去难走得多。因为前人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峰了，留下的发展空间其实很小。
但我仍然认为，篆刻艺术的未来很有希望。就从拍卖市场来看，有那么多人，包括很多80后的年轻人都在关注印章、购藏印章、喜欢印章。如果他们能够更多地去关注传统，一定会有好的人才涌现，所以大可不必担心篆刻艺术出现断层，它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中国收藏》：在您看来，当代篆刻艺术与传统篆刻艺术相比是否有创新？当代从事篆刻的艺术家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童衍方：时代不同，肯定在篆刻艺术的风格上也会有所不同。但风格并不是评判的惟一标准，因为人的习惯和审美是会改变的，所以当代篆刻在风格上比过去更为多样化。
篆刻是需要有基础的，不单单是刻的功力，还要在金石、碑拓、书法等领域掌握一种通感，这是需要不断学习的，这些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文人”的艺术项目。虽然我说“文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时代不同，会有不同的理解。但从根本上来讲，在当今时代保持文人的特征就要在文化、品格和行为上自动纳入文人的范畴。对于一项艺术来说光喜欢还不够，更要痴迷，痴迷之后还得往深钻研。
《中国收藏》：印章的收藏在当代也是一大热点，您作为收藏大家，本身也收藏了很多名家作品；而您作为篆刻大家，您的作品又在当代被很多藏家收藏，在您看来，当代藏家为何对于印章如此追捧？他们购藏印章又作何用？
童衍方：我觉得中国人很幸运，在精神享受方面要比外国人更广，像篆刻艺术就属于中国所独有的。
现在市场上，除了篆刻作品外，印谱也很受欢迎，像一件西泠八家的印谱，就曾拍到100多万元。说到底，篆刻还是属于一门小众艺术，但有这么多人喜欢它、青睐它，所以我相信篆刻艺术前景可期。（本文藏品均为童衍方先生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