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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置身现代性魅惑与后现代性镜像交相复合的时代语境，存在的个体生命或隐或显的感受到伴随现代化进程的车轮轰鸣，在带给人们以美好诱惑许诺的同时，也条分缕析的剔除了人自身与物自身曾相生相惜的亲在联系，虚拟的幻象将替换现实性生命体验诱人于信息技术密织的大网之中，向天空仰望乃至穿越飞翔的痕迹被致力于消灭他者的无名之物迅速探测、捕捉、直至蚀掉。当我们倾心并庆幸拥有几近可以生产无限的丰满的物时，我们也不无悲伤的发现物与人的距离反而远了，大地之上篡取的欲望遮掩了物曾显现和可能带给我们的欢乐与好奇，人与物间消弥了可遐想的联系，这一切无形中语言历史性地成了“思维嬗变的记录官”，沉淀“物自体”运动演变的历程踪迹，“隐喻”修辞作为人文科学传统的语言表现技法，默默的建构了个体直觉感受的超验领域，维系着人与物存在的生命维度，穿梭于大地之水与天空之火、短暂者之生命与神之灵光四元居有之间，存在者(人与物)得以生存于浑然纯一的天人之境，彼此互为言说的持存，显现茫茫大地之上，匆匆流水风云之下，存在者自此融合了生命的物，不复再是没有生命温度的岩石、水流；不复再是没有生命想象的山川河泽、风雷雨电；不复再是没有生命让渡的出生与死亡、偶然与复归，存在者中的人与物相遇并与世界订立了生命的契约，象征交换的可能性暗喻着一个大的生命，复合周转于人与物之间，就此此在中的物散落遍布为生命体的细枝节脉，实现了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超越，而这一切存在的显现与生命的言说，思维中借助语言来获得形式的可实现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们看到囿于自身表象的世界成为物难以澄明言说的屏障，无以超拔，纳入思维的物自体，通过隐喻的认知方式，方使人与物生命周容相协的流淌为《易经》中所说的“一生万物”的“一”。
当解构主义者们转喻式反讽的从语言或更本质的思维层面如笨小孩般按捺不住自己的愚鲁，当众指出“皇帝的新衣”本是“无”一样，打碎了一元逻各斯的“镜像”，代之以多元层叠的“洋葱头”；决绝地否弃了“同心圆”，代之以“椭圆不定心”的变动轨迹。在历史断裂性碎片的背后实现了平面与平面的对接后，几近无情的宣布了人类游戏理性背后的非理性，直指现代性的迷梦与幻想，历史中存在者绝望的面对失“真”的场景，现实的危机严峻地考验着思维的兼容性，数据宗教神话、商品拜物教、拟像霸权等一系列现象，狂欢躁动着人们生存于“套中”与“被套中”之间，可复制式的带着生产性的微笑滑行于平面，互为嬉戏直至“娱乐至死”(波兹曼语)。与此同时语言内部变化微妙的现身于辨明生存的世界，开始发生撕扯，断裂，存在显现中的人与物被强行分离，曾经“统一的世界之光照亮了万物，使万物由遮蔽走向敞开。语言凭借命名的力量，使各在者呈现出来”，而今语言在思维层面压抑、排异了隐喻的在场，“野性思维”的神话性在现代性构筑的理性太阳般灼照的王国里，被无情的放逐了，在它倾注了一生可寄托的大地之上与天空之下，在它以“生命隐喻”种植的家园里，在它被灼伤之后……
无命名的时代语言中的词像被褫夺代换为“无生命体”，当人们视野中的物亦不复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物居于(聚集和统一)四元。物物化使世界。每一物使四元进入世界纯然一元的居留者中”时，语言的功能性引接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当物不再居有并显现敞开存在，语言中物径自萎缩为概念，犹如被剥蚀掉色泽光彩、生命气息的标本，神圣四元链环圆舞就不再是生命的环舞，存在也便不再是有温度的光照，也只能是空洞无物的抽象。当隐喻表征的思维丧失掉，呈现的只能是一个“失去象征的世界”(耿占春语)，“缺失的现象”导致的将是不复有魅力的事物及语言，对于人与物的亲在联系被自行拆解，物被裸露在荒凉的世界上，不复言说那些生命中的事，人们演绎并抽取着可“延异”的概念，开始机械化大面积的“播撒”在语言平面的农场。语言符码拟像的语境里，“自我的他性”演化的加剧实质上正是泯灭着本初的自我，取消着他者。消费社会中现代性悖论致使“自我认同”的迷离，我们看到的现实正像安东尼·吉登斯强调的那样，“个体经验会被‘存封’起来，变得与事件和情景越来越疏远，从而丧失生命历程的道德性。”现代性魅惑与后现代镜像交合复生的情态状况之前，那些起源于原始生人最初思维意识的隐喻认知方式，对于确立建构“天人合一”的哲学存在维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引接作用。启蒙时代的开启，理性解放的旗帜大行其道的同时，智慧的异端们敏锐的洞察到现代性自身所带来的不仅是进步、科学、人道等等，它犹如硬币的另一面，相并它在竭力驱逐诸神的同时也放逐了自身，被切断的生人血脉遍布泪痕地日夜流淌在欲望的大地，成为张炜《刺猬歌》中戏称的“紫烟大垒”排出的暗褐色液体。过往的一个世纪，痛与优伤如鱼化石般沉淀在昨日的地层，而今当我们考古式发掘面对它们，映衬给我们以安慰的，还是蓝如湖水的天空吗?当海子失去麦地，当数遍擦拭眼睛的我们，再也无法仰望如水般清澈，安静的随风浮动淌过晚林、斜草与羊群，滑落于躬行劳作的人的肩头，我们开始反思了吗?当人们为进度、工程辩护时，合于自身欲望逻辑的向生命原始的大地伸手讨要、蠡测时，大地及依附的自然辩护了吗?缄默的她们唯有掩失声于风雨中，任凭浑浊的泪水冲刷支离破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离与对峙成为现代性无法功德圆满的痛楚，反讽的是理性辩证法同样为理性预设了难题，难怪这些异端的精灵们预警式的说出危机的存在，尼采激愤而不无悲凉地宣判了上帝的死亡，福柯更是直指人本身的死亡，更有甚者米勒于语言的暗夜中又引明了作者已死的鬼火。在此我看到哲学范畴内大师们的有关时代危机的核心命题，“忧伤与反思远远深于此在虚无的证明!”
二、透明的物象
自然宗教隐秘的一切被渐次还原为世俗化的形成，曾经在神话隐喻连接性思维中可构想的世界，处身于工具理性，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层层围攻中，制造出持续不断“祛魅”化的世界，呈现于人们思维中的不复再是可构想的事物，而是丝毫不再有任何隐秘敬畏情感寄托其中的物，被裸露般还原了的透明的物。现代性无形的加速解构了人类童年时期生命源始状态建构起的隐喻认知思维方式，那时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互溶为一体，人体是自然宗教象征性的符号，自然是人类容身而足以敬畏感恩的实践性思维接引的超验领域。当理性以自己激情澎湃的鼓动并为人们卸下沉重的十字架后，又不无悲凉的在一阵阵诟病中背上虚妄的罪名，不想最终酿制出“甜蜜的悲哀”(萨林斯语)这一坛“老酒”，欲望的陷阱之中竟是“完美的悲剧”。
一切生命中存在并显现的人性与物性之间的原始神秘关联，仿佛嘎然而止了，大地缄默的背后，存在始终被遮蔽，视野中的事物“它们都不再对我说什么”，“水与火，天空与大地，黑暗与光，太阳与月亮，春与秋，东与西……它们已被——什么力量——还原为物自身。” “而今，在我们的视野中，事物正在被还原为没有观念中介的知觉过程。”透明的物自体，加速抛入的世界映现出失焦的镜像，置于人面前物透明得仅止为符号或一些数据集合，我们反而遗落了“物居于(聚集和统一)四元”，褪掉“野性思维”的光晕，物静止了，不再有生命温度，透明的令人忧伤。迎向灵光消逝的技术白夜，“显现之物”不再显现，“自在之物”无以澄清，存在者中人性与物性两者关系亦遭曲解，随之潜于大地之下，世界另一面。“诗意的遮盖，导致了逻辑，计算，测量的疯狂肆虐”，后现代性语境的“物自体一直坚持要试验主体”，而“自我本身是否是一种物自体。这个问题是费希特提出并回答的，它通过把‘自体’放入思维中而去除了这个‘自体’的困难，他使自我在自我一自我中成为无限的。创造的自我和被创造的自我是同一个自我”。与此正是“海德格尔在语言中发现了物作为物的思想，此即物因它自身独特的方式聚集和停留于一世界。”语言中隐喻辞格亦不再仅是一种修辞技法，它本身早已内在的成为脱离表象世界以达超验领域拓展生存维度的思维认知方式。在人I生与物性不断演化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上帝的缺席”，“没有神再将人和物聚集于他自身，可见的和明确的，而且由于这种聚集，安排了世界的历史和人在其中的逗留”(《诗·语言·思》)。“大地人体式”(耿占春语)的隐喻，久久的将人类生命经验置于其中，方才可能进入存在的世界，水、岩石、斜坡上的浅草与风中吹落的蒲公英、紫目蕙……成为生命神话的符号，拥有向人言说的力量，召唤出呈现着的大地魅力。那么当现代性完美图景被理性太阳光芒覆盖时，它自身不幸解放出了欲望的困兽，也为自己预设了诱惑的陷阱，这样的悖论是内在的正反面，及至跨入后工业社会加速的现代性又与后现代性相处一室，两者碰撞共生着新的尴尬，而人们制造与参与了自身的构造，原始的野性思维中“大地人体式”的“生命隐喻”，被分解的支离破碎，伤痕斑斑。
田园变作，世俗还原，一切不再对我们言说，事物神秘光晕及自然生命敬畏的仪式渐已被无情的褪蚀了。而今黍地上机械密织的细网，展开了全息般的监控，幽灵般窥视窃笑被褪去光彩的喜鹊、鹧鸪、斑鸠……人们大地上肆无忌惮地支起欲望的网，向原始中我们曾怀有敬畏和带给我们寄托的鸟类，展开了悄无声息的驱逐与猎杀，被晒干的尸体摇摆于无情的风中，脱落的羽毛，像一滴滴干涩的眼泪，再次插入了大地，这是我所亲见的图景，仅仅是一个偏隅的乡村真实的图景，我仿佛又听到海德格尔警醒地说，“我们对诸神已太晚，对存在又太早。存在之诗刚刚开始，——这就是人。”随着诸神的退隐，大地被彻底裸露，一切事物被褪去神秘光环，理性的太阳下无以遮蔽，也不再言说什么，一切的一切被日益还原为完整的物，它弃置于“无家可归”的大地之上，有幸的是它们再次与那些“自我放逐”的“在者”相遇了，融入血液的羽毛化作一行行并不轻灵的诗歌，“变生命阵痛为墨迹”(陈超语)的诗人们有幸再次聆听到它们的言说，人与物的生命互为的言说，暗自下临深渊，虽然极可能会遭遇致命的飞翔，也让生命融入了万千大物。“语言是存在之家”，而隐喻辞格透视出的思维，人与物的双重生命视域进入存在的言说世界，不断经历演化的物自体，思维中建构了自己，而我们唯有通过细察隐喻这一不再仅是修辞范畴的关键点来完成，与此同时我们发现由原始隐喻思维进入现代性魅惑与后现代镜像交合复生的语境变化，隐喻并非丧失掉了，它以自己的方式被力求揭示症候的思维保留并存在于诗歌绘画等艺术当中，成为反思性的意识，水石相激之中，岩石的生命显现了，一种“抗辩性的生命隐喻”，久违的大地已然召唤着存在之思。
三、生命的契约
正如波德里亚激进的断言所说，消费社会拟像构成对现实事物体验的严重威胁，符号陛幻想替换了人们实存中的生命体验。失去隐喻的感受力，“我们的思想将被局限于单一的物象，单一的视界，单一的视点”，剔除了隐喻认知思维，我们置身的世界及事物，不再是与生命相融合一体的可构想的存在语境。个体通过隐喻的方式，词与物彼此进入经验领域，在超验之地熔铸生命语像。“隐喻的诗意功能或宗教功能在于意味着‘恢复联系’，隐喻恢复了万物间微妙的联系，恢复了人与自然地‘一体’感”对于缄默的大地，时下一系列的神话复归的背后，正暗寓着隐喻思维功能的突出地位，进入后现代语境的隐喻辞格，历史性的转入了“恢复联系”的意象当中，正是“抗辩性的生命隐喻”在现时代的艺术当中一再显现，构成了对透明化无生命物像的一种绝然反抗，形成为世界间人与物两者生命存在维度的有力辩护。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借梵高《农鞋》画作深入探询了物进入艺术品后，为我们所显现出的存在者的真理，同样我们在这里也将通过艺术来谈生命隐喻的敞开人与物此在生命的纠葛与协作，洞察并复苏渐已丧失的丰富感受性与体验力，“经验与贫乏”(本雅明语)中需召唤回“温暖的怀想”，拯救诸神缺失的覆舟危险，重现大地绵延、奔放、自由的生命公义。现实中存在不被召显的遗失，表征着隐喻式思维被替换、被消解，难以复现魅力丛生的人与物。日常世俗化审美的取消作用在艺术生命中受到适时阻延，使我们看到“当物进入艺术，通过色彩形态或语言隐喻，物自身本性被无形裹人去蔽澄明的召显当中。”(《诗·语言·思》)在艺术中隐喻被保留为生命无言的超越，有了与大地万物的对话，渴望并被接引入天空的澄明之境，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缘何萨林斯果决的对于有人认为，“《创世纪》命名那一节意味着西方在人性和物性之间的对立”，给予了否定。他认为“而事实上，亚当不只靠感觉而获得的对万物本质和差异的认知暗含着一种关系，他把人类思想及其对象糅合在一起，从而远不同于人类堕落之后的各种分立”②。人类与大地万物之间并非分立的关系，生命里我们同样可以看见人之为人的脆弱与物之为物的坚硬，人与大地从生命源始便彼此于生命里以天空的名义订立了生命的契约，我国当代诗歌评论家耿占春在他的《隐喻》一书中写下这样的话，触动我并有所思，他说“肉体与大地，这是一个创世时的原始契约，由于这个契约，人通过肉体而与存在整结为一体”。“人体式大地”这一生命隐喻是否隐喻着大地之上肆意掠夺以填欲望之壑的人们，最终遍布伤痕的将是其自身?大地以自己的局限忍耐着我们的无限，逾越生命契约界限将是没有反思的行动苦果。后现代性语境中我们方才深刻洞察到海德格尔技术批判的预言式思想的敏锐，方才明白波德莱尔“恶之花”隐喻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无奈与悲凉，方才理解并体会到十九世纪末的高更缘何一次次“逃离”巴黎，最终踏上了大溪地的不归路。他们三者体悟到一种危机的存在，一种现象的缺失，又分别隐喻式的呈现于他们各自的思想、诗歌与绘画创作。在高更的画作中那些蓝色的树犹如思想般茂密生长着，野旺不含掠欲的土人向你投射出淡淡的目光，富含象征的宗教雕像兀自矗立，独特而抽象的光 与色隐喻地显现着一处处久已“失落的世界”，天荒地老的无言背后透露出被“祛魅”的世界深深的忧伤。“人是大自然中的一个音符，人与自然彼此开合注息”⑦，高更给予我们的是显现而又被遮蔽的至深的怀想，而一切纯然地隐喻于意象的表现中。
隐喻式思维的生命契约从人类原始生命开始在大地上与自然生灵万物沟通确立，人们怀有敬畏的心情将生命的一部分让渡给外在的物，自此物便以显现神圣四元环舞的存在形式准许思维进入生命周容的超验领域。上古神话当中初民视山川草木、风雷雨电，一如人自身一样拥有生命的形态，人的生命最终化归自然，以此延伸出神的宗教。“大地的存在是人类灵魂存在的隐喻形式”，女娲抟土造人隐喻着生命的源始，夸父逐日而后肉身化为山林河泽，无不是人体式大地的隐喻再现。古人在认识自然事物中来间接认识人自身，故才有了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才有了埃及《亡灵书》中隐喻表现的生与死的转换，生命才有。可能实现生生不息的复还，人类最终的存在才得以完满。
四、流失的召唤
法国解构主义者德里达与福柯分别在他们的《书写与差异》和《词与物——人文科学中的知识考古学》中，通过转喻的方式来有目的的批判和探询了旧有哲学范式中存在的流弊与缺失，在他们以偏激之美攻伐一元逻各斯痼疾僵化的同时，我们看到另一种存在的希望与可能，与此同喻，当野地消失在诸神被驱逐之后，人类日益面对恶化的生态自然环境(其实这仅是问题之一)，生存语境中“理(意指理性)屈词(排挤、压抑、净化后的语像)穷”时，当反思成为人们“心灵在场”时，我们在现代性加速的同时是否无形的排挤、压抑、消解了另一种思维，另一种认知的可能性，另一种希望的存在?我们是否随着“全息的探照”、再造幻觉的拟像，通过数据、逻辑可计算的分解物质，以最终获得的“透明的物像”，排挤、压抑了一切哪怕是建构生命诗意存在维度的“隐喻”?导致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无生命体”、不合“生命温度”的“丰满而匮乏”的语像，概念化的抽象容纳一切，而就是除了“生命隐喻”，而致大地上呈现出如海子所说的“丰收的荒凉”般景象，生命体验中人们是否感受到现代性所带来的如穆旦所说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在此我无意于竭力批判“现代性”，而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感受和获得了一些现代性难以自拔的困境，希望细察而正缺失，现代性它在人们孰过孰非的争执中演进并完成着自己，导致了后现代哲人的尴尬与现代性哲人的辩护，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便是辩护的中流砥柱，以现代性哲学话语存在它的反话语，理性具有自我澄清的效能，来指出后结构者的歧路，在此我想的到的是哈贝马斯既已提出“交往行为理论”，并在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用语言建立起主体间性来解决现代性难题，是否在对话与协作中恢复并保留“隐喻”对于分离中的人与物有再度复现灵光魅力的作用?隐喻认知作为思维多元中差异的一元，在如今被弃置、湮没于喑哑之地久已，“诗与思能否通过隐喻语言——一种古老而本质的思考方式的复活而挽回这个原始统—体的世界?挽回灵魂的世界和世界的灵魂，挽回灵魂的宗教与宗教的灵魂，恢复存在跟人的本质的关联?它是一种召唤。”在海德格尔那里他以诗人哲学家的方式隐喻性的吟思和呼唤能够了明天空之火，引接神性的存在者现身，荷尔德林成为存在家园的在场者。“生命隐喻”中我们始终期待能够看到和触动于那些以个体生命存在体验方式，纯化并提升为古老而朴素经验的艺术创作，以艺术品的形式穿凿出感动的怀想。我们可以通过“八九十年代优秀”木刻版画家张咏清的一些作品感受到颇具个人色彩的“抗辩性的生命隐喻”，如《生命》、《冬》、《回声》及《古老的土地》等等。他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于“生命的阵痛”中萃取出一种有关人类与自然事物感动的“言说”，在这样的自然世界里呈现的是无言的天空与大地，而一切置身其中的物，又仿佛要对我们说什么……作者一艺术品一观照者三者俱进入“心灵在场”的隐喻天地，我们开始静静的用心拾起、看护风声过后遗落的疼痛中的生命，在作者让渡的生命经验中观照者获得的不仅是个人体验，而是引接生命涉于存在的超验领域。我们在对物敬畏的同时，迎回的是一个可构想的世界，一个充满生命温度的世界，一个孕育着万千丰盈的人与物。我们在对自然敬畏的同时，何尝不是延伸着人的可能性!在他版画的世界里，一切自然之物散发着自己的生命气息，一切自然之物复又被还原，一切自然之物重又被构想着……这里有着巍峨如“压抑”的赭红色的山，“排挤”掉一切生命绿色的干涸而泛出刺眼光芒的黄色沙粒，这里几乎是一个无生命的在处，而又偏偏硬生生的舞动着一棵“差异性”的骆驼刺草；这里是生命归隐寂灭生机的冬，漫天飞舞的雪花犹如生命乐律滞涩的音符缓缓落下，六七成行的葵花，北方阴霾的天幕下，风韵犹存的“协作”奋争着；这里厚重而歪歪斜斜的墙壁遮蔽了孩子视野中可构想的天空与梦想，而就此并未“祛魅”掉孩子心中难掩的憧憬，他虽弱小，不足以凿开一点光明，但仍愿化为一只并不美丽的鸟飞去，虽难免是致命的一次飞翔；这里是绵延不绝的红色褶皱的山脉，古老的黄色土地上兀自舞动着粗壮不屈的老树，水中交错扭动的倒影杉杉地回望着天空。从这些“复魅”的景物中，我们看到一种生命的感动与执著，它们不再是没有光晕，没有生命色彩，与人分离中的物，它们渴望言说，渴望有人聆听，并分享彼此生命的存在感，而作者正是希望以“抗辩性的生命隐喻”召唤回随神话而流失掉的那一份人与物存在的生命维度。
是否真的存在一处“话语与回忆之乡”(耿占春语)，温存着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久久难以舍去的留恋，犹如夜风中幸福安眠的童年摇篮，当大地上的故乡被确指为我们每一个人源始，那么人类发展至今的“故乡”又在何处?我们是在“家”中，还是流浪于大地之上?《圣经·创世纪》中耶和华怒而对该隐说，“你——必须流离飘荡在这土地上!”似乎成为一种人类“噬心的隐喻”，我们人类仿佛始终处于“在”而“不在”的“他处”，置身于“永无归期的流放”(郭宝亮语)之地，加速的现代性似乎胜利地宣告了人类的“自我放逐”，人类“在路上”，确始终无法完成“返乡”的悖论处境。然而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并在心中保留着那些许温暖的构想，人类的“话语与回忆之乡”绝非乌有之乡，她是距离产生怀想的源始之地，是思维中生成物自体的初发源，她孕育着“隐喻”的生命，而隐喻又是返回与抵达那里的神秘脉络，我们在隐喻中重生着一个可构想的世界。语言在自我指涉中完成着词像的复生，以“不在场”的物引接对存在本身的思考，在词性位格中显现存在的生命，“语言与词汇失掉了隐喻性，也就失去了与存在的原始关联”(《隐喻》)。通过隐喻非自我显现的“自在之物”开始澄明去蔽显现自身，“隐喻一旦从思想中消失，思想就会陷于孤境，就会导向人对存在整体的遗忘”(《隐喻》)。
五、结语
作为隐喻存在的家园，诗歌、绘画等艺术品类接纳了被理性一再剔除掉的野性思维，始终留存着人们生命中那些“温暖的怀想”，保持着一份感动与灵性，在这经验贫乏的年代。褪去了自然宗教诸神隐秘的光晕，曾经与人和谐相依并显露生命的物，裸露为语言思维中“透明的物象”，人们贫乏的体量着物，水中的岩石不再给我们可构想的生命，物也不再显露自己的生命，篡取中物被还原的异常透明，从而自然地解构了人们思维中“生命隐喻”的无限遐想，风声花落的土地上，晚霞树影覆盖了谁人心头的诗与思，一再诉说出：透明的忧伤。
当我们正午或清晨散布在梧桐成荫的崎岖小径上，风骤起吹落梧桐花时，我们心中是否还有一份凤凰归处的想象，是否还怀有一份生命感恩的无言触动，是否还保有一份心天交织流云的情怀。当人们发现现代性中不断创造与寻找而最终遗忘得最深的竟是人类自己时，我们看到神话复归的寄托，重铸想象力的可能，正是应对时代“噬心”主题的努力。在此我们便可以理解缘何会有商禽满抑着忧伤而平静地道出，“人类制造的太阳／没有黎明／没有梦想”；缘何会有严力激愤着痛苦而失声地喊出，“请还给我爱的空间”；缘何会有郑小琼体验着伤疼而警省地说出，“铁／在肉里生长”……工业理性在毁灭神话之后，渐渐剥夺着人类灵魂的寄所，诗意栖居的所在。一幅幅“过滤的风景”在贫乏的语象与经验中漂白，当词中显现神性存在的位格被剥蚀为概念，当“生命隐喻”的路径不再敞开，我们还期待被提纯殆尽的“物”和我们说些什么呢?一个“理屈词穷”的困境里，我们不妨引接入思维的物自体来反思，隐喻世界趋于何处。又是落雨秋凉的一季，灯窗外，浅水中，梧桐花影影幢幢飘落，视野中现出天水之际有一诗性木筏，随同云和雀恣肆飘流，而与此时又隐隐听到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于风声泊留的“黑森林”中响起谣曲般的诗语：“山间小溪在夜的沉醉中，／诉说它在众砾石上的冲击……”
置身现代性魅惑与后现代性镜像交相复合的时代语境，存在的个体生命或隐或显的感受到伴随现代化进程的车轮轰鸣，在带给人们以美好诱惑许诺的同时，也条分缕析的剔除了人自身与物自身曾相生相惜的亲在联系，虚拟的幻象将替换现实性生命体验诱人于信息技术密织的大网之中，向天空仰望乃至穿越飞翔的痕迹被致力于消灭他者的无名之物迅速探测、捕捉、直至蚀掉。当我们倾心并庆幸拥有几近可以生产无限的丰满的物时，我们也不无悲伤的发现物与人的距离反而远了，大地之上篡取的欲望遮掩了物曾显现和可能带给我们的欢乐与好奇，人与物间消弥了可遐想的联系，这一切无形中语言历史性地成了“思维嬗变的记录官”，沉淀“物自体”运动演变的历程踪迹，“隐喻”修辞作为人文科学传统的语言表现技法，默默的建构了个体直觉感受的超验领域，维系着人与物存在的生命维度，穿梭于大地之水与天空之火、短暂者之生命与神之灵光四元居有之间，存在者(人与物)得以生存于浑然纯一的天人之境，彼此互为言说的持存，显现茫茫大地之上，匆匆流水风云之下，存在者自此融合了生命的物，不复再是没有生命温度的岩石、水流；不复再是没有生命想象的山川河泽、风雷雨电；不复再是没有生命让渡的出生与死亡、偶然与复归，存在者中的人与物相遇并与世界订立了生命的契约，象征交换的可能性暗喻着一个大的生命，复合周转于人与物之间，就此此在中的物散落遍布为生命体的细枝节脉，实现了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超越，而这一切存在的显现与生命的言说，思维中借助语言来获得形式的可实现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们看到囿于自身表象的世界成为物难以澄明言说的屏障，无以超拔，纳入思维的物自体，通过隐喻的认知方式，方使人与物生命周容相协的流淌为《易经》中所说的“一生万物”的“一”。
当解构主义者们转喻式反讽的从语言或更本质的思维层面如笨小孩般按捺不住自己的愚鲁，当众指出“皇帝的新衣”本是“无”一样，打碎了一元逻各斯的“镜像”，代之以多元层叠的“洋葱头”；决绝地否弃了“同心圆”，代之以“椭圆不定心”的变动轨迹。在历史断裂性碎片的背后实现了平面与平面的对接后，几近无情的宣布了人类游戏理性背后的非理性，直指现代性的迷梦与幻想，历史中存在者绝望的面对失“真”的场景，现实的危机严峻地考验着思维的兼容性，数据宗教神话、商品拜物教、拟像霸权等一系列现象，狂欢躁动着人们生存于“套中”与“被套中”之间，可复制式的带着生产性的微笑滑行于平面，互为嬉戏直至“娱乐至死”(波兹曼语)。与此同时语言内部变化微妙的现身于辨明生存的世界，开始发生撕扯，断裂，存在显现中的人与物被强行分离，曾经“统一的世界之光照亮了万物，使万物由遮蔽走向敞开。语言凭借命名的力量，使各在者呈现出来”，而今语言在思维层面压抑、排异了隐喻的在场，“野性思维”的神话性在现代性构筑的理性太阳般灼照的王国里，被无情的放逐了，在它倾注了一生可寄托的大地之上与天空之下，在它以“生命隐喻”种植的家园里，在它被灼伤之后……
无命名的时代语言中的词像被褫夺代换为“无生命体”，当人们视野中的物亦不复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物居于(聚集和统一)四元。物物化使世界。每一物使四元进入世界纯然一元的居留者中”时，语言的功能性引接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当物不再居有并显现敞开存在，语言中物径自萎缩为概念，犹如被剥蚀掉色泽光彩、生命气息的标本，神圣四元链环圆舞就不再是生命的环舞，存在也便不再是有温度的光照，也只能是空洞无物的抽象。当隐喻表征的思维丧失掉，呈现的只能是一个“失去象征的世界”(耿占春语)，“缺失的现象”导致的将是不复有魅力的事物及语言，对于人与物的亲在联系被自行拆解，物被裸露在荒凉的世界上，不复言说那些生命中的事，人们演绎并抽取着可“延异”的概念，开始机械化大面积的“播撒”在语言平面的农场。语言符码拟像的语境里，“自我的他性”演化的加剧实质上正是泯灭着本初的自我，取消着他者。消费社会中现代性悖论致使“自我认同”的迷离，我们看到的现实正像安东尼·吉登斯强调的那样，“个体经验会被‘存封’起来，变得与事件和情景越来越疏远，从而丧失生命历程的道德性。”现代性魅惑与后现代镜像交合复生的情态状况之前，那些起源于原始生人最初思维意识的隐喻认知方式，对于确立建构“天人合一”的哲学存在维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引接作用。启蒙时代的开启，理性解放的旗帜大行其道的同时，智慧的异端们敏锐的洞察到现代性自身所带来的不仅是进步、科学、人道等等，它犹如硬币的另一面，相并它在竭力驱逐诸神的同时也放逐了自身，被切断的生人血脉遍布泪痕地日夜流淌在欲望的大地，成为张炜《刺猬歌》中戏称的“紫烟大垒”排出的暗褐色液体。过往的一个世纪，痛与优伤如鱼化石般沉淀在昨日的地层，而今当我们考古式发掘面对它们，映衬给我们以安慰的，还是蓝如湖水的天空吗?当海子失去麦地，当数遍擦拭眼睛的我们，再也无法仰望如水般清澈，安静的随风浮动淌过晚林、斜草与羊群，滑落于躬行劳作的人的肩头，我们开始反思了吗?当人们为进度、工程辩护时，合于自身欲望逻辑的向生命原始的大地伸手讨要、蠡测时，大地及依附的自然辩护了吗?缄默的她们唯有掩失声于风雨中，任凭浑浊的泪水冲刷支离破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离与对峙成为现代性无法功德圆满的痛楚，反讽的是理性辩证法同样为理性预设了难题，难怪这些异端的精灵们预警式的说出危机的存在，尼采激愤而不无悲凉地宣判了上帝的死亡，福柯更是直指人本身的死亡，更有甚者米勒于语言的暗夜中又引明了作者已死的鬼火。在此我看到哲学范畴内大师们的有关时代危机的核心命题，“忧伤与反思远远深于此在虚无的证明!”
二、透明的物象
自然宗教隐秘的一切被渐次还原为世俗化的形成，曾经在神话隐喻连接性思维中可构想的世界，处身于工具理性，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层层围攻中，制造出持续不断“祛魅”化的世界，呈现于人们思维中的不复再是可构想的事物，而是丝毫不再有任何隐秘敬畏情感寄托其中的物，被裸露般还原了的透明的物。现代性无形的加速解构了人类童年时期生命源始状态建构起的隐喻认知思维方式，那时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互溶为一体，人体是自然宗教象征性的符号，自然是人类容身而足以敬畏感恩的实践性思维接引的超验领域。当理性以自己激情澎湃的鼓动并为人们卸下沉重的十字架后，又不无悲凉的在一阵阵诟病中背上虚妄的罪名，不想最终酿制出“甜蜜的悲哀”(萨林斯语)这一坛“老酒”，欲望的陷阱之中竟是“完美的悲剧”。
一切生命中存在并显现的人性与物性之间的原始神秘关联，仿佛嘎然而止了，大地缄默的背后，存在始终被遮蔽，视野中的事物“它们都不再对我说什么”，“水与火，天空与大地，黑暗与光，太阳与月亮，春与秋，东与西……它们已被——什么力量——还原为物自身。” “而今，在我们的视野中，事物正在被还原为没有观念中介的知觉过程。”透明的物自体，加速抛入的世界映现出失焦的镜像，置于人面前物透明得仅止为符号或一些数据集合，我们反而遗落了“物居于(聚集和统一)四元”，褪掉“野性思维”的光晕，物静止了，不再有生命温度，透明的令人忧伤。迎向灵光消逝的技术白夜，“显现之物”不再显现，“自在之物”无以澄清，存在者中人性与物性两者关系亦遭曲解，随之潜于大地之下，世界另一面。“诗意的遮盖，导致了逻辑，计算，测量的疯狂肆虐”，后现代性语境的“物自体一直坚持要试验主体”，而“自我本身是否是一种物自体。这个问题是费希特提出并回答的，它通过把‘自体’放入思维中而去除了这个‘自体’的困难，他使自我在自我一自我中成为无限的。创造的自我和被创造的自我是同一个自我”。与此正是“海德格尔在语言中发现了物作为物的思想，此即物因它自身独特的方式聚集和停留于一世界。”语言中隐喻辞格亦不再仅是一种修辞技法，它本身早已内在的成为脱离表象世界以达超验领域拓展生存维度的思维认知方式。在人I生与物性不断演化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上帝的缺席”，“没有神再将人和物聚集于他自身，可见的和明确的，而且由于这种聚集，安排了世界的历史和人在其中的逗留”(《诗·语言·思》)。“大地人体式”(耿占春语)的隐喻，久久的将人类生命经验置于其中，方才可能进入存在的世界，水、岩石、斜坡上的浅草与风中吹落的蒲公英、紫目蕙……成为生命神话的符号，拥有向人言说的力量，召唤出呈现着的大地魅力。那么当现代性完美图景被理性太阳光芒覆盖时，它自身不幸解放出了欲望的困兽，也为自己预设了诱惑的陷阱，这样的悖论是内在的正反面，及至跨入后工业社会加速的现代性又与后现代性相处一室，两者碰撞共生着新的尴尬，而人们制造与参与了自身的构造，原始的野性思维中“大地人体式”的“生命隐喻”，被分解的支离破碎，伤痕斑斑。
田园变作，世俗还原，一切不再对我们言说，事物神秘光晕及自然生命敬畏的仪式渐已被无情的褪蚀了。而今黍地上机械密织的细网，展开了全息般的监控，幽灵般窥视窃笑被褪去光彩的喜鹊、鹧鸪、斑鸠……人们大地上肆无忌惮地支起欲望的网，向原始中我们曾怀有敬畏和带给我们寄托的鸟类，展开了悄无声息的驱逐与猎杀，被晒干的尸体摇摆于无情的风中，脱落的羽毛，像一滴滴干涩的眼泪，再次插入了大地，这是我所亲见的图景，仅仅是一个偏隅的乡村真实的图景，我仿佛又听到海德格尔警醒地说，“我们对诸神已太晚，对存在又太早。存在之诗刚刚开始，——这就是人。”随着诸神的退隐，大地被彻底裸露，一切事物被褪去神秘光环，理性的太阳下无以遮蔽，也不再言说什么，一切的一切被日益还原为完整的物，它弃置于“无家可归”的大地之上，有幸的是它们再次与那些“自我放逐”的“在者”相遇了，融入血液的羽毛化作一行行并不轻灵的诗歌，“变生命阵痛为墨迹”(陈超语)的诗人们有幸再次聆听到它们的言说，人与物的生命互为的言说，暗自下临深渊，虽然极可能会遭遇致命的飞翔，也让生命融入了万千大物。“语言是存在之家”，而隐喻辞格透视出的思维，人与物的双重生命视域进入存在的言说世界，不断经历演化的物自体，思维中建构了自己，而我们唯有通过细察隐喻这一不再仅是修辞范畴的关键点来完成，与此同时我们发现由原始隐喻思维进入现代性魅惑与后现代镜像交合复生的语境变化，隐喻并非丧失掉了，它以自己的方式被力求揭示症候的思维保留并存在于诗歌绘画等艺术当中，成为反思性的意识，水石相激之中，岩石的生命显现了，一种“抗辩性的生命隐喻”，久违的大地已然召唤着存在之思。
三、生命的契约
正如波德里亚激进的断言所说，消费社会拟像构成对现实事物体验的严重威胁，符号陛幻想替换了人们实存中的生命体验。失去隐喻的感受力，“我们的思想将被局限于单一的物象，单一的视界，单一的视点”，剔除了隐喻认知思维，我们置身的世界及事物，不再是与生命相融合一体的可构想的存在语境。个体通过隐喻的方式，词与物彼此进入经验领域，在超验之地熔铸生命语像。“隐喻的诗意功能或宗教功能在于意味着‘恢复联系’，隐喻恢复了万物间微妙的联系，恢复了人与自然地‘一体’感”对于缄默的大地，时下一系列的神话复归的背后，正暗寓着隐喻思维功能的突出地位，进入后现代语境的隐喻辞格，历史性的转入了“恢复联系”的意象当中，正是“抗辩性的生命隐喻”在现时代的艺术当中一再显现，构成了对透明化无生命物像的一种绝然反抗，形成为世界间人与物两者生命存在维度的有力辩护。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借梵高《农鞋》画作深入探询了物进入艺术品后，为我们所显现出的存在者的真理，同样我们在这里也将通过艺术来谈生命隐喻的敞开人与物此在生命的纠葛与协作，洞察并复苏渐已丧失的丰富感受性与体验力，“经验与贫乏”(本雅明语)中需召唤回“温暖的怀想”，拯救诸神缺失的覆舟危险，重现大地绵延、奔放、自由的生命公义。现实中存在不被召显的遗失，表征着隐喻式思维被替换、被消解，难以复现魅力丛生的人与物。日常世俗化审美的取消作用在艺术生命中受到适时阻延，使我们看到“当物进入艺术，通过色彩形态或语言隐喻，物自身本性被无形裹人去蔽澄明的召显当中。”(《诗·语言·思》)在艺术中隐喻被保留为生命无言的超越，有了与大地万物的对话，渴望并被接引入天空的澄明之境，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缘何萨林斯果决的对于有人认为，“《创世纪》命名那一节意味着西方在人性和物性之间的对立”，给予了否定。他认为“而事实上，亚当不只靠感觉而获得的对万物本质和差异的认知暗含着一种关系，他把人类思想及其对象糅合在一起，从而远不同于人类堕落之后的各种分立”②。人类与大地万物之间并非分立的关系，生命里我们同样可以看见人之为人的脆弱与物之为物的坚硬，人与大地从生命源始便彼此于生命里以天空的名义订立了生命的契约，我国当代诗歌评论家耿占春在他的《隐喻》一书中写下这样的话，触动我并有所思，他说“肉体与大地，这是一个创世时的原始契约，由于这个契约，人通过肉体而与存在整结为一体”。“人体式大地”这一生命隐喻是否隐喻着大地之上肆意掠夺以填欲望之壑的人们，最终遍布伤痕的将是其自身?大地以自己的局限忍耐着我们的无限，逾越生命契约界限将是没有反思的行动苦果。后现代性语境中我们方才深刻洞察到海德格尔技术批判的预言式思想的敏锐，方才明白波德莱尔“恶之花”隐喻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无奈与悲凉，方才理解并体会到十九世纪末的高更缘何一次次“逃离”巴黎，最终踏上了大溪地的不归路。他们三者体悟到一种危机的存在，一种现象的缺失，又分别隐喻式的呈现于他们各自的思想、诗歌与绘画创作。在高更的画作中那些蓝色的树犹如思想般茂密生长着，野旺不含掠欲的土人向你投射出淡淡的目光，富含象征的宗教雕像兀自矗立，独特而抽象的光 与色隐喻地显现着一处处久已“失落的世界”，天荒地老的无言背后透露出被“祛魅”的世界深深的忧伤。“人是大自然中的一个音符，人与自然彼此开合注息”⑦，高更给予我们的是显现而又被遮蔽的至深的怀想，而一切纯然地隐喻于意象的表现中。
隐喻式思维的生命契约从人类原始生命开始在大地上与自然生灵万物沟通确立，人们怀有敬畏的心情将生命的一部分让渡给外在的物，自此物便以显现神圣四元环舞的存在形式准许思维进入生命周容的超验领域。上古神话当中初民视山川草木、风雷雨电，一如人自身一样拥有生命的形态，人的生命最终化归自然，以此延伸出神的宗教。“大地的存在是人类灵魂存在的隐喻形式”，女娲抟土造人隐喻着生命的源始，夸父逐日而后肉身化为山林河泽，无不是人体式大地的隐喻再现。古人在认识自然事物中来间接认识人自身，故才有了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才有了埃及《亡灵书》中隐喻表现的生与死的转换，生命才有。可能实现生生不息的复还，人类最终的存在才得以完满。
四、流失的召唤
法国解构主义者德里达与福柯分别在他们的《书写与差异》和《词与物——人文科学中的知识考古学》中，通过转喻的方式来有目的的批判和探询了旧有哲学范式中存在的流弊与缺失，在他们以偏激之美攻伐一元逻各斯痼疾僵化的同时，我们看到另一种存在的希望与可能，与此同喻，当野地消失在诸神被驱逐之后，人类日益面对恶化的生态自然环境(其实这仅是问题之一)，生存语境中“理(意指理性)屈词(排挤、压抑、净化后的语像)穷”时，当反思成为人们“心灵在场”时，我们在现代性加速的同时是否无形的排挤、压抑、消解了另一种思维，另一种认知的可能性，另一种希望的存在?我们是否随着“全息的探照”、再造幻觉的拟像，通过数据、逻辑可计算的分解物质，以最终获得的“透明的物像”，排挤、压抑了一切哪怕是建构生命诗意存在维度的“隐喻”?导致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无生命体”、不合“生命温度”的“丰满而匮乏”的语像，概念化的抽象容纳一切，而就是除了“生命隐喻”，而致大地上呈现出如海子所说的“丰收的荒凉”般景象，生命体验中人们是否感受到现代性所带来的如穆旦所说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在此我无意于竭力批判“现代性”，而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感受和获得了一些现代性难以自拔的困境，希望细察而正缺失，现代性它在人们孰过孰非的争执中演进并完成着自己，导致了后现代哲人的尴尬与现代性哲人的辩护，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便是辩护的中流砥柱，以现代性哲学话语存在它的反话语，理性具有自我澄清的效能，来指出后结构者的歧路，在此我想的到的是哈贝马斯既已提出“交往行为理论”，并在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用语言建立起主体间性来解决现代性难题，是否在对话与协作中恢复并保留“隐喻”对于分离中的人与物有再度复现灵光魅力的作用?隐喻认知作为思维多元中差异的一元，在如今被弃置、湮没于喑哑之地久已，“诗与思能否通过隐喻语言——一种古老而本质的思考方式的复活而挽回这个原始统—体的世界?挽回灵魂的世界和世界的灵魂，挽回灵魂的宗教与宗教的灵魂，恢复存在跟人的本质的关联?它是一种召唤。”在海德格尔那里他以诗人哲学家的方式隐喻性的吟思和呼唤能够了明天空之火，引接神性的存在者现身，荷尔德林成为存在家园的在场者。“生命隐喻”中我们始终期待能够看到和触动于那些以个体生命存在体验方式，纯化并提升为古老而朴素经验的艺术创作，以艺术品的形式穿凿出感动的怀想。我们可以通过“八九十年代优秀”木刻版画家张咏清的一些作品感受到颇具个人色彩的“抗辩性的生命隐喻”，如《生命》、《冬》、《回声》及《古老的土地》等等。他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于“生命的阵痛”中萃取出一种有关人类与自然事物感动的“言说”，在这样的自然世界里呈现的是无言的天空与大地，而一切置身其中的物，又仿佛要对我们说什么……作者一艺术品一观照者三者俱进入“心灵在场”的隐喻天地，我们开始静静的用心拾起、看护风声过后遗落的疼痛中的生命，在作者让渡的生命经验中观照者获得的不仅是个人体验，而是引接生命涉于存在的超验领域。我们在对物敬畏的同时，迎回的是一个可构想的世界，一个充满生命温度的世界，一个孕育着万千丰盈的人与物。我们在对自然敬畏的同时，何尝不是延伸着人的可能性!在他版画的世界里，一切自然之物散发着自己的生命气息，一切自然之物复又被还原，一切自然之物重又被构想着……这里有着巍峨如“压抑”的赭红色的山，“排挤”掉一切生命绿色的干涸而泛出刺眼光芒的黄色沙粒，这里几乎是一个无生命的在处，而又偏偏硬生生的舞动着一棵“差异性”的骆驼刺草；这里是生命归隐寂灭生机的冬，漫天飞舞的雪花犹如生命乐律滞涩的音符缓缓落下，六七成行的葵花，北方阴霾的天幕下，风韵犹存的“协作”奋争着；这里厚重而歪歪斜斜的墙壁遮蔽了孩子视野中可构想的天空与梦想，而就此并未“祛魅”掉孩子心中难掩的憧憬，他虽弱小，不足以凿开一点光明，但仍愿化为一只并不美丽的鸟飞去，虽难免是致命的一次飞翔；这里是绵延不绝的红色褶皱的山脉，古老的黄色土地上兀自舞动着粗壮不屈的老树，水中交错扭动的倒影杉杉地回望着天空。从这些“复魅”的景物中，我们看到一种生命的感动与执著，它们不再是没有光晕，没有生命色彩，与人分离中的物，它们渴望言说，渴望有人聆听，并分享彼此生命的存在感，而作者正是希望以“抗辩性的生命隐喻”召唤回随神话而流失掉的那一份人与物存在的生命维度。
是否真的存在一处“话语与回忆之乡”(耿占春语)，温存着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久久难以舍去的留恋，犹如夜风中幸福安眠的童年摇篮，当大地上的故乡被确指为我们每一个人源始，那么人类发展至今的“故乡”又在何处?我们是在“家”中，还是流浪于大地之上?《圣经·创世纪》中耶和华怒而对该隐说，“你——必须流离飘荡在这土地上!”似乎成为一种人类“噬心的隐喻”，我们人类仿佛始终处于“在”而“不在”的“他处”，置身于“永无归期的流放”(郭宝亮语)之地，加速的现代性似乎胜利地宣告了人类的“自我放逐”，人类“在路上”，确始终无法完成“返乡”的悖论处境。然而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并在心中保留着那些许温暖的构想，人类的“话语与回忆之乡”绝非乌有之乡，她是距离产生怀想的源始之地，是思维中生成物自体的初发源，她孕育着“隐喻”的生命，而隐喻又是返回与抵达那里的神秘脉络，我们在隐喻中重生着一个可构想的世界。语言在自我指涉中完成着词像的复生，以“不在场”的物引接对存在本身的思考，在词性位格中显现存在的生命，“语言与词汇失掉了隐喻性，也就失去了与存在的原始关联”(《隐喻》)。通过隐喻非自我显现的“自在之物”开始澄明去蔽显现自身，“隐喻一旦从思想中消失，思想就会陷于孤境，就会导向人对存在整体的遗忘”(《隐喻》)。
五、结语
作为隐喻存在的家园，诗歌、绘画等艺术品类接纳了被理性一再剔除掉的野性思维，始终留存着人们生命中那些“温暖的怀想”，保持着一份感动与灵性，在这经验贫乏的年代。褪去了自然宗教诸神隐秘的光晕，曾经与人和谐相依并显露生命的物，裸露为语言思维中“透明的物象”，人们贫乏的体量着物，水中的岩石不再给我们可构想的生命，物也不再显露自己的生命，篡取中物被还原的异常透明，从而自然地解构了人们思维中“生命隐喻”的无限遐想，风声花落的土地上，晚霞树影覆盖了谁人心头的诗与思，一再诉说出：透明的忧伤。
当我们正午或清晨散布在梧桐成荫的崎岖小径上，风骤起吹落梧桐花时，我们心中是否还有一份凤凰归处的想象，是否还怀有一份生命感恩的无言触动，是否还保有一份心天交织流云的情怀。当人们发现现代性中不断创造与寻找而最终遗忘得最深的竟是人类自己时，我们看到神话复归的寄托，重铸想象力的可能，正是应对时代“噬心”主题的努力。在此我们便可以理解缘何会有商禽满抑着忧伤而平静地道出，“人类制造的太阳／没有黎明／没有梦想”；缘何会有严力激愤着痛苦而失声地喊出，“请还给我爱的空间”；缘何会有郑小琼体验着伤疼而警省地说出，“铁／在肉里生长”……工业理性在毁灭神话之后，渐渐剥夺着人类灵魂的寄所，诗意栖居的所在。一幅幅“过滤的风景”在贫乏的语象与经验中漂白，当词中显现神性存在的位格被剥蚀为概念，当“生命隐喻”的路径不再敞开，我们还期待被提纯殆尽的“物”和我们说些什么呢?一个“理屈词穷”的困境里，我们不妨引接入思维的物自体来反思，隐喻世界趋于何处。又是落雨秋凉的一季，灯窗外，浅水中，梧桐花影影幢幢飘落，视野中现出天水之际有一诗性木筏，随同云和雀恣肆飘流，而与此时又隐隐听到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于风声泊留的“黑森林”中响起谣曲般的诗语：“山间小溪在夜的沉醉中，／诉说它在众砾石上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