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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交往机制，是青年学生未来走向职场、建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塑造积极健康价值观的重要保证。本文基于陕西省高校大学生生活学习状况调查，分析了青年学生社会信任的结构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青年学生的社会信任结构中对家人和亲友的特殊信任较高，对公共机构的制度信任和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同时，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对青年学生的特殊信任有显著影响；社团参与及自我的社会网络建构对青年学生普遍信任也具有明显提升作用。为此，维护政府机构的公信力，保持完整的家庭结构与充分交流，鼓励青年学生参与社团活动，主动选择和建构自己的群体网络是提高青年学生社会信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青年学生 社会信任 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1-0123-06
信任具有简化交往成本，降低人们生活中不安全感，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各种不信任事件频频冲击着人们的心理，整个社会因缺乏信任充斥着焦虑与怨恨。与此同时，青年学生群体的信任状况也处于低位。大学生是青年学生群体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研究大学生社会信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辛自强、周正发现，近十年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状况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人际冲突增多，严重影响青年学生正常的社会交往。辛自强、周正：《大学生人际信任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3期。李桂英发现大学生群体的政治信任度不高，李桂英：《大学生政治信任及成因》，《当代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影响了大学生对政府机构、制度体系和社会成员交往的信心，降低了他们对社会的期望和归属感。为此，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青年学生社会信任的结构和影响因素，提出提高该群体社会信任水平的政策性建议，对于青年学生形成健康积极的价值观有重要意义。
一、大学生社会信任的结构
信任结构是反映社会成员“信任谁”与“不信任谁”，以及信任程度的层次关系。胡荣、李静雅认为人际信任结构是由特殊信任、一般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部分构成，并且基本信任格局就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再以“亲友-同事-陌生人”为半径推开出去的同心圆结构。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3期。王绍光、刘欣则根据置信对象的不同，将信任分为亲人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和陌生人的信任四类，并呈现亲疏有序的差序格局。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那么，青年大学生社会信任的结构如何，是否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信任结构有同构性？本文采取2010年在陕西两所高校在读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信任状况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青年大学生社会信任结构和特征。
在校大学生社会信任的测量有7个维度，即家人、朋友、邻居、陌生人、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医院。信任的高低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分别记作4到1分）。通过主成分法对测量大学生社会信任程度的7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3个社会信任因子（如表1所示）。旋转因子负荷表明：对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医院的信任负荷在第1个因子上，对家人、朋友、邻居的信任负荷在第2个因子上，对陌生人的信任负荷在第3个因子上。根据以往学者对中国居民信任的划分，一般将对家人、朋友、邻居等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亲密交往关系成员的信任称为特殊信任；薛天山：《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 对陌生人的信任称为普遍信任；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3期。对政府、法院、医院等机构的信任称为制度或公众信任。[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因此，笔者将这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大学生群体的制度信任、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大学生特殊信任最高。平均值在2.5至3.9之间，表明大学生对家人、朋友、邻居大多为完全信任和比较信任，但大学生对这三者的信任程度呈现出家人、朋友、邻居逐渐下降的趋势。这样的结果也印证了以往学者对中国人信任的研究——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家族共同体之上的，对家人的信任度最高，对不具有血缘关系却有着亲密交往关系的社会成员也较为信任。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大学生制度信任居中。平均值在2.0至2.2之间，表明大学生对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医院不太信任。虽然对三者的信任程度差距不大，但都低于大学生的特殊信任。最后，大学生普遍信任最低。其平均值为1.5，表明多数大学生对陌生人信任度很低。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宏观看，大学生社会信任结构呈现出“特殊信任-制度信任-普遍信任”从高到低的特点。从微观看，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依次以“家人-朋友-邻居-陌生人”为半径推开出去的同心圆结构，也符合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解释中国人的关系结构的理论。
二、大学生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
1.理论分析
首先，人们的信任是从自身以往的经验里习得的，大学生的经验主要来源于家庭成长环境和学校学习生活环境。如果幼年期生活在破碎的家庭，如父母离异等，很难使人对外部世界产生信任感；相反，幼年生长于和谐美满的家庭，信任感则更容易产生。并且信任感或不信任感具有持久性特点，如果早年形成了不信任感，成年后要有大量相反的经验才能将其克服。Erik H. Eric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63.而大学生学校的学习生活经历，尤其是校内的社团参与对提高大学生社会信任有着显著影响。帕特南认为，人际的普遍信任来自于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Robert D. Putnan，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no.13， 1993，p.204. 其次，是否信任他人与自我控制风险能力有关。自我控制风险的能力来源于生理的性别差异和社会中资源差异。从性别差异的角度而言，男性控制风险能力强于女性：面对风险时，男性更具有挑战和战胜风险的意识，而女性则更多地是进行自我保护。从掌控资源差异而言，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使人具有一种更加开放、乐观的人生态度， 而缺乏资源可能使人缺乏自信，对其他人产生不信任。Niklas Luhmann， Risk ： A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 Aldine de Gruyter， 1994. 拥有更多的资源也意味着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能够承担信任别人所产生的风险。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由于大学生缺乏必要的自我支撑资源，家庭则为大学生承担风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家庭综合经济社会地位，家庭处于城市或农村都成为影响大学生自我控制风险能力的因素。
除此之外，是否信任他人还与社会网络有关。科尔曼认为，信任是一种带有风险的行为，理性人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主要基于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的比较，及其对方失信的可能性。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为此，理性选择论认为：自身之所以信任他人，是基于自身对他人的了解，确信他人不会失信于己。因此，理性人决定信任的关键变量是能否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分信息。而这种自信只能建立在常来常往的基础上，双方交往越频繁，信息就越透明，信任度也就越高。
本次研究中笔者分别对大学生的学科类型、是否为独生子女、政治身份进行了测量，并在实证研究中将这三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重点研究大学生自身经历因素、风险控制因素、社会网络因素对大学生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重点从大学生的自我经历、应对风险的差异、社会交往网络等方面选择变量，测量和分析这些维度对大学生信任的影响状况和作用机制。
2.变量选取
（1）因变量
特殊信任、制度信任、普遍信任。
（2）自变量
①大学生自身经历变量：单亲家庭、社团参与。②大学生应对风险能力变量：性别、城乡、家庭经济地位。③大学生社会网络变量：社会交往的规模、社会交往的频率（和他们联系的频次，分别赋值4至0分）。
（3）控制变量
选取学科类型、独生子女、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
3.多元回归模型与分析
笔者将大学生信任结构的三个方面作为因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4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完整的家庭结构和积极的社团参与对大学生的社会信任有显著影响。（1）单亲结构家庭对大学生的特殊信任产生了很大程度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为-1.97，说明单亲家庭大学生的特殊信任程度远低于非单亲家庭的特殊信任。（2）社团参与增强了大学生普遍信任程度，但并未对制度信任和特殊信任产生影响。社团参与对大学生普遍信任呈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119，说明社团参与提高了大学生普遍信任程度。大学生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班级活动，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流通，有利于大学生对他人做出判断，从而提高了大学生的普遍信任程度。
第二，大学生自我控制风险能力越强，社会信任程度越高。（1）男性大学生的普遍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女性大学生，其回归系数高达2.6，说明在陌生的交往环境中，男性在应对风险能力方面明显强于女性，从而在面对陌生人时男性表现出更加信任的一面。（2）城市大学生的制度信任、普遍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大学生。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与农村在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成长在城市的大学生往往经济较为宽裕，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这使城市大学生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使来自城市大学生的制度信任、普遍信任程度更高。（3）家庭综合地位高的大学生普遍信任程度高于生活在底层的大学生。地位越高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就越多，经济支撑使大学生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他们不怕潜在的损失，能够承担起信任别人所带来的风险，使他们有更加开放、乐观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可以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感。
第三，社会网络密度对大学生的社会信任具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规模对大学生社会信任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是因为大学生还未进入职场，没有形成自身多样化、大规模的社会网络。但大学生交往频率对他们的社会信任都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胡荣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频率对社会成员之间信任的建立具有直接的作用，胡荣：《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互动频率之所以能够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主要是因为双方交往越频繁，信息也就越透明，彼此失信的代价就越大，对于潜在收益与损失的比较和对方失信可能性的判断也就更理性。因此，不管是制度信任、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任，社会网络密度都对其产生了显著影响。
第四，个体身份特征对大学生社会信任产生了一定影响。（1）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相比，独生子女大学生制度信任、特殊信任程度更低。独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中缺乏与同辈群体的交流，加之家长过于溺爱，往往比较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注重与自己相关的事情而缺乏在团队中与他人和谐合作的能力，长期缺乏团队合作，使与他人的交流很容易出现障碍，从而降低了对朋友等亲近人的信任感。（2）与非党员大学生相比，党员大学生的普遍信任程度更高。共产党员拥有比普通社会成员更强的社会主义信仰，更倾向于对当前社会充满乐观的情绪，而这种乐观的态度可以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感，从而党员大学生的普遍信任程度更高。
三、大学生社会信任的提升路径
基于以上对大学生信任结构和影响因素的实证发现和分析，我们总结了提高大学生社会信任水平的对策和路径。 第一，基于先天血缘而形成的家庭纽带及其完整性（非单亲家庭）是大学生特殊信任形成的基础。中国社会本质上是关系社会、熟人文化，在熟人圈子中， 信任仅限于熟人之间，有比较明确的界限，对圈子之外的陌生人一般都是不信任的，而熟人圈子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具有血缘家族纽带关系的亲属。因此，血缘家族关系成为信任形成的基础。虽然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成员流动性逐渐增强，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但血缘家族关系仍是每个社会成员不变的特征。不管社会经济结构、人们的交往方式如何变化，信任的基础没变，仍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带，这也正是大学生特殊信任的基础。
家庭完整性对大学生特殊信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大学生在特殊信任方面比生活在完整家庭的大学生信任程度低，这与生长在单亲家庭的环境和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父母离异等情况，使孩子心灵从小受到创伤，对自己亲近的人较为敏感，加之缺乏完整家庭应有的关怀，容易造成孩子在心理和性格上的扭曲，很难对外部世界产生信任感，尤其是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相反，成长于完整和谐家庭的孩子，信任感则更容易产生。并且信任感的形成与作用具有持久性特点，早年形成的不信任感，成年后往往需要大量相反的经验才能将其克服，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单亲家庭至今依然对大学生的特殊信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此，保持家庭结构的完整性，使孩子能在完整和谐的家庭中成长，对个体特殊信任的形成至关重要。
第二，基于交往主动建构的社会网络对提高大学生普遍信任具有积极作用。虽然先赋性的血缘家族关系和家庭的完整性是大学生建立特殊信任的基础，但是在后天的生活学习中，大学生仍然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交往将这种先赋性的关系泛化，扩展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家族关系的其他社会成员中去。尤其是当学校代替家庭成为主要的社会化场域后，大学生自致性的社会网络，对其普遍信任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自致性的社会网络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的社团参与，二是由其他社会联系建构的社会网络。大学生积极参与校内的社团，包括学生会、俱乐部、老乡会等，能够增加大学生自身和其他大学生的互动与合作，有利于推动大学生普遍信任的建立。因此，高校通过培育社团组织，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内活动，鼓励大学生参与校内的社团组织和活动，对提高大学生普遍信任的水平有着积极作用。
由大学生其他社会联系建构的社会网络对提高大学生普遍信任水平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信任作为一种带有风险的行为，人们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主要基于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相比孰重孰轻和对方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因此，人们决定信任的关键变量是能否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分信息。由大学生其他社会联系建构的社会网络，不仅能够增加交往双方信息的透明度，降低社会活动的信息成本，而且能够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性交流与认同，增强交往双方的义务感和责任心，从而为双方的互信提供保障。因此，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增加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合作的机会，建立更加广泛而密切的社会网络，对提高大学生的普遍信任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维护公共机构的公信力、培育大学生对公共机构的认同，是未来提高大学生制度信任水平的关键。对于即将踏入职场的青年学生来说，以往的人际信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学生要对陌生的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产生信任，就必须有规则机制作为保障，制度信任则正好满足了大学生的需求。制度信任本质上是对制度、规则的信心，相信这些制度规则能够给自身带来安全感，而制度信任的产生首先离不开对制定制度、规则主体的信任。政府、法院等公共机构作为制度规则的制定主体，其自身的形象和行为对大学生制度信任的产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他们不仅能够通过自身信誉的建立产生示范效应，而且能够通过协调社会场域中合作各方的利益关系，约束的失信行为，从而对大学生制度信任的形成产生示范效应。为此，政府等公共机构可以通过廉政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公正公平地处理社会问题，努力维护自身的公信力，为大学生制度信任水平的形成做出示范作用。
同时，加强社会各领域的法制建设，保证各项制度的有效实施，对违反制度者予以惩罚，是提高大学生制度信任水平的保证。社会各个领域，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行业制度、职业规范等，使社会成员的行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形成整个社会按章办事的氛围。这不仅可以降低社会成员间互动合作的风险，从长远看也能够提高大学生对制度的信心，从而提高大学生制度信任的水平。因此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培育大学生对制度的信心，是提高大学生制度信任水平的关键。
作者单位：钟游，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杨建科，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 青年学生 社会信任 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1-0123-06
信任具有简化交往成本，降低人们生活中不安全感，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各种不信任事件频频冲击着人们的心理，整个社会因缺乏信任充斥着焦虑与怨恨。与此同时，青年学生群体的信任状况也处于低位。大学生是青年学生群体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研究大学生社会信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辛自强、周正发现，近十年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状况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人际冲突增多，严重影响青年学生正常的社会交往。辛自强、周正：《大学生人际信任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3期。李桂英发现大学生群体的政治信任度不高，李桂英：《大学生政治信任及成因》，《当代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影响了大学生对政府机构、制度体系和社会成员交往的信心，降低了他们对社会的期望和归属感。为此，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青年学生社会信任的结构和影响因素，提出提高该群体社会信任水平的政策性建议，对于青年学生形成健康积极的价值观有重要意义。
一、大学生社会信任的结构
信任结构是反映社会成员“信任谁”与“不信任谁”，以及信任程度的层次关系。胡荣、李静雅认为人际信任结构是由特殊信任、一般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部分构成，并且基本信任格局就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再以“亲友-同事-陌生人”为半径推开出去的同心圆结构。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3期。王绍光、刘欣则根据置信对象的不同，将信任分为亲人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和陌生人的信任四类，并呈现亲疏有序的差序格局。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那么，青年大学生社会信任的结构如何，是否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信任结构有同构性？本文采取2010年在陕西两所高校在读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信任状况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青年大学生社会信任结构和特征。
在校大学生社会信任的测量有7个维度，即家人、朋友、邻居、陌生人、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医院。信任的高低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分别记作4到1分）。通过主成分法对测量大学生社会信任程度的7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3个社会信任因子（如表1所示）。旋转因子负荷表明：对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医院的信任负荷在第1个因子上，对家人、朋友、邻居的信任负荷在第2个因子上，对陌生人的信任负荷在第3个因子上。根据以往学者对中国居民信任的划分，一般将对家人、朋友、邻居等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亲密交往关系成员的信任称为特殊信任；薛天山：《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 对陌生人的信任称为普遍信任；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3期。对政府、法院、医院等机构的信任称为制度或公众信任。[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因此，笔者将这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大学生群体的制度信任、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大学生特殊信任最高。平均值在2.5至3.9之间，表明大学生对家人、朋友、邻居大多为完全信任和比较信任，但大学生对这三者的信任程度呈现出家人、朋友、邻居逐渐下降的趋势。这样的结果也印证了以往学者对中国人信任的研究——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家族共同体之上的，对家人的信任度最高，对不具有血缘关系却有着亲密交往关系的社会成员也较为信任。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大学生制度信任居中。平均值在2.0至2.2之间，表明大学生对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医院不太信任。虽然对三者的信任程度差距不大，但都低于大学生的特殊信任。最后，大学生普遍信任最低。其平均值为1.5，表明多数大学生对陌生人信任度很低。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宏观看，大学生社会信任结构呈现出“特殊信任-制度信任-普遍信任”从高到低的特点。从微观看，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依次以“家人-朋友-邻居-陌生人”为半径推开出去的同心圆结构，也符合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解释中国人的关系结构的理论。
二、大学生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
1.理论分析
首先，人们的信任是从自身以往的经验里习得的，大学生的经验主要来源于家庭成长环境和学校学习生活环境。如果幼年期生活在破碎的家庭，如父母离异等，很难使人对外部世界产生信任感；相反，幼年生长于和谐美满的家庭，信任感则更容易产生。并且信任感或不信任感具有持久性特点，如果早年形成了不信任感，成年后要有大量相反的经验才能将其克服。Erik H. Eric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63.而大学生学校的学习生活经历，尤其是校内的社团参与对提高大学生社会信任有着显著影响。帕特南认为，人际的普遍信任来自于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Robert D. Putnan，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no.13， 1993，p.204. 其次，是否信任他人与自我控制风险能力有关。自我控制风险的能力来源于生理的性别差异和社会中资源差异。从性别差异的角度而言，男性控制风险能力强于女性：面对风险时，男性更具有挑战和战胜风险的意识，而女性则更多地是进行自我保护。从掌控资源差异而言，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使人具有一种更加开放、乐观的人生态度， 而缺乏资源可能使人缺乏自信，对其他人产生不信任。Niklas Luhmann， Risk ： A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 Aldine de Gruyter， 1994. 拥有更多的资源也意味着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能够承担信任别人所产生的风险。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由于大学生缺乏必要的自我支撑资源，家庭则为大学生承担风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家庭综合经济社会地位，家庭处于城市或农村都成为影响大学生自我控制风险能力的因素。
除此之外，是否信任他人还与社会网络有关。科尔曼认为，信任是一种带有风险的行为，理性人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主要基于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的比较，及其对方失信的可能性。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为此，理性选择论认为：自身之所以信任他人，是基于自身对他人的了解，确信他人不会失信于己。因此，理性人决定信任的关键变量是能否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分信息。而这种自信只能建立在常来常往的基础上，双方交往越频繁，信息就越透明，信任度也就越高。
本次研究中笔者分别对大学生的学科类型、是否为独生子女、政治身份进行了测量，并在实证研究中将这三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重点研究大学生自身经历因素、风险控制因素、社会网络因素对大学生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重点从大学生的自我经历、应对风险的差异、社会交往网络等方面选择变量，测量和分析这些维度对大学生信任的影响状况和作用机制。
2.变量选取
（1）因变量
特殊信任、制度信任、普遍信任。
（2）自变量
①大学生自身经历变量：单亲家庭、社团参与。②大学生应对风险能力变量：性别、城乡、家庭经济地位。③大学生社会网络变量：社会交往的规模、社会交往的频率（和他们联系的频次，分别赋值4至0分）。
（3）控制变量
选取学科类型、独生子女、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
3.多元回归模型与分析
笔者将大学生信任结构的三个方面作为因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4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完整的家庭结构和积极的社团参与对大学生的社会信任有显著影响。（1）单亲结构家庭对大学生的特殊信任产生了很大程度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为-1.97，说明单亲家庭大学生的特殊信任程度远低于非单亲家庭的特殊信任。（2）社团参与增强了大学生普遍信任程度，但并未对制度信任和特殊信任产生影响。社团参与对大学生普遍信任呈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119，说明社团参与提高了大学生普遍信任程度。大学生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班级活动，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流通，有利于大学生对他人做出判断，从而提高了大学生的普遍信任程度。
第二，大学生自我控制风险能力越强，社会信任程度越高。（1）男性大学生的普遍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女性大学生，其回归系数高达2.6，说明在陌生的交往环境中，男性在应对风险能力方面明显强于女性，从而在面对陌生人时男性表现出更加信任的一面。（2）城市大学生的制度信任、普遍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大学生。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与农村在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成长在城市的大学生往往经济较为宽裕，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这使城市大学生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使来自城市大学生的制度信任、普遍信任程度更高。（3）家庭综合地位高的大学生普遍信任程度高于生活在底层的大学生。地位越高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就越多，经济支撑使大学生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他们不怕潜在的损失，能够承担起信任别人所带来的风险，使他们有更加开放、乐观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可以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感。
第三，社会网络密度对大学生的社会信任具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规模对大学生社会信任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是因为大学生还未进入职场，没有形成自身多样化、大规模的社会网络。但大学生交往频率对他们的社会信任都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胡荣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频率对社会成员之间信任的建立具有直接的作用，胡荣：《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互动频率之所以能够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主要是因为双方交往越频繁，信息也就越透明，彼此失信的代价就越大，对于潜在收益与损失的比较和对方失信可能性的判断也就更理性。因此，不管是制度信任、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任，社会网络密度都对其产生了显著影响。
第四，个体身份特征对大学生社会信任产生了一定影响。（1）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相比，独生子女大学生制度信任、特殊信任程度更低。独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中缺乏与同辈群体的交流，加之家长过于溺爱，往往比较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注重与自己相关的事情而缺乏在团队中与他人和谐合作的能力，长期缺乏团队合作，使与他人的交流很容易出现障碍，从而降低了对朋友等亲近人的信任感。（2）与非党员大学生相比，党员大学生的普遍信任程度更高。共产党员拥有比普通社会成员更强的社会主义信仰，更倾向于对当前社会充满乐观的情绪，而这种乐观的态度可以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感，从而党员大学生的普遍信任程度更高。
三、大学生社会信任的提升路径
基于以上对大学生信任结构和影响因素的实证发现和分析，我们总结了提高大学生社会信任水平的对策和路径。 第一，基于先天血缘而形成的家庭纽带及其完整性（非单亲家庭）是大学生特殊信任形成的基础。中国社会本质上是关系社会、熟人文化，在熟人圈子中， 信任仅限于熟人之间，有比较明确的界限，对圈子之外的陌生人一般都是不信任的，而熟人圈子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具有血缘家族纽带关系的亲属。因此，血缘家族关系成为信任形成的基础。虽然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成员流动性逐渐增强，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但血缘家族关系仍是每个社会成员不变的特征。不管社会经济结构、人们的交往方式如何变化，信任的基础没变，仍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带，这也正是大学生特殊信任的基础。
家庭完整性对大学生特殊信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大学生在特殊信任方面比生活在完整家庭的大学生信任程度低，这与生长在单亲家庭的环境和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父母离异等情况，使孩子心灵从小受到创伤，对自己亲近的人较为敏感，加之缺乏完整家庭应有的关怀，容易造成孩子在心理和性格上的扭曲，很难对外部世界产生信任感，尤其是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相反，成长于完整和谐家庭的孩子，信任感则更容易产生。并且信任感的形成与作用具有持久性特点，早年形成的不信任感，成年后往往需要大量相反的经验才能将其克服，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单亲家庭至今依然对大学生的特殊信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此，保持家庭结构的完整性，使孩子能在完整和谐的家庭中成长，对个体特殊信任的形成至关重要。
第二，基于交往主动建构的社会网络对提高大学生普遍信任具有积极作用。虽然先赋性的血缘家族关系和家庭的完整性是大学生建立特殊信任的基础，但是在后天的生活学习中，大学生仍然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交往将这种先赋性的关系泛化，扩展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家族关系的其他社会成员中去。尤其是当学校代替家庭成为主要的社会化场域后，大学生自致性的社会网络，对其普遍信任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自致性的社会网络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的社团参与，二是由其他社会联系建构的社会网络。大学生积极参与校内的社团，包括学生会、俱乐部、老乡会等，能够增加大学生自身和其他大学生的互动与合作，有利于推动大学生普遍信任的建立。因此，高校通过培育社团组织，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内活动，鼓励大学生参与校内的社团组织和活动，对提高大学生普遍信任的水平有着积极作用。
由大学生其他社会联系建构的社会网络对提高大学生普遍信任水平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信任作为一种带有风险的行为，人们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主要基于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相比孰重孰轻和对方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因此，人们决定信任的关键变量是能否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分信息。由大学生其他社会联系建构的社会网络，不仅能够增加交往双方信息的透明度，降低社会活动的信息成本，而且能够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性交流与认同，增强交往双方的义务感和责任心，从而为双方的互信提供保障。因此，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增加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合作的机会，建立更加广泛而密切的社会网络，对提高大学生的普遍信任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维护公共机构的公信力、培育大学生对公共机构的认同，是未来提高大学生制度信任水平的关键。对于即将踏入职场的青年学生来说，以往的人际信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学生要对陌生的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产生信任，就必须有规则机制作为保障，制度信任则正好满足了大学生的需求。制度信任本质上是对制度、规则的信心，相信这些制度规则能够给自身带来安全感，而制度信任的产生首先离不开对制定制度、规则主体的信任。政府、法院等公共机构作为制度规则的制定主体，其自身的形象和行为对大学生制度信任的产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他们不仅能够通过自身信誉的建立产生示范效应，而且能够通过协调社会场域中合作各方的利益关系，约束的失信行为，从而对大学生制度信任的形成产生示范效应。为此，政府等公共机构可以通过廉政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公正公平地处理社会问题，努力维护自身的公信力，为大学生制度信任水平的形成做出示范作用。
同时，加强社会各领域的法制建设，保证各项制度的有效实施，对违反制度者予以惩罚，是提高大学生制度信任水平的保证。社会各个领域，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行业制度、职业规范等，使社会成员的行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形成整个社会按章办事的氛围。这不仅可以降低社会成员间互动合作的风险，从长远看也能够提高大学生对制度的信心，从而提高大学生制度信任的水平。因此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培育大学生对制度的信心，是提高大学生制度信任水平的关键。
作者单位：钟游，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杨建科，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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