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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奠基于党和理论界对基本国情不断变化的持续观察和深刻认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从党的探索来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十七大报告、十九大报告是三个重要的分析文献，也代表着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从理论界的探讨来看，围绕《历史决议》中社会主要矛盾旧论断的表述应当转变的理由，以及怎样转变的探讨一直持续到十九大召开之前。两者呈现出鲜明的政学互动特征。此种政学互动，是我们党推动重大理论创新的法宝，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驱动，遵循中国式输入-输出-反馈的政治过程规律。
关键词 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 基本国情 政学互动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1-0041-08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立足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为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撑。时隔36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的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两次重大论断（以下分别称“旧论断”“新论断”）都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行。所不同者在于，“旧论断”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的是理论奠基的作用，“新论断”的提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新要求之际，起到的是理论深化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新论断”取代“旧论断”并非一蹴而就，其中既有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探索，亦有理论界持续不断的探讨。本文尝试遵从党的探索和理论界的探讨两条线索，从政学互动的角度，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进路。
一、党的探索
从党的探索来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十七大报告、十九大报告是三个重要的分析文献，也代表着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1.《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在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总结，并科学分析这一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在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旧论断”。提出“旧论断”的依据非常充分：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只能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任务也已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20、63页。《历史决议》将“旧论断”的开始时间设定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并肯定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指明今后“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②
《历史决议》的理论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对其他社会矛盾不起领导和决定作用”，不能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视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适用的永恒真理”。晋星、舟丹：《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理论与实践》1979年第2期。第二，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恢复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不能“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两点为十九大报告提出“新论断”奠定了思想路线基础。
2.十七大报告
《历史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判断后，得到之后历次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确认：十二大报告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页。十三大报告首次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社会发展阶段层面正确概括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即：“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在初级阶段”，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13页。并提出了党在此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出系统阐述后，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得到全面明晰。与十二大报告不同，十三大报告首次明确采用了《历史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此后该表述一直沿用至十八大报告。
虽然《历史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沿用至十八大报告，但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成绩和问题上“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报告又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对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属性，报告认为，它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階段的具体表现”。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页。十七大报告对基本国情的判断被学界概括为“两个没有变”。
报告之所以出现微妙变化，原因有两个。其一，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2007年时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从最初的“温饱不足”，经由“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十三大报告）发展到“总体小康”，社会生产力也由“相当落后”（十三大报告）发展到“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其二，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不断涌现。面临新课题新矛盾，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七大报告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将对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置于“科学发展观”的视域，指出要“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⑦ 3.十九大报告
十八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主要矛盾时，沿用了十七大报告的“两个没有变”，同时增加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表述，从而成为“三个没有变”。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正是基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十九大报告针对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新论断。新论断的提出有两大背景。其一，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十七大时的世界第四成长到稳居世界第二，社会生产力水平由十七大时的“总体上还不高”，发展到“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总体上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其二，党和国家目前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对照十七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可以发现，在社会主要矛盾新旧论断的转化问题上，前者已经为后者作了理论铺垫，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十七大报告在总结发展中的成绩时，首次提到了“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页。而“人民的期待”在十九大报告中被具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困难和问题”则被准确、简练概括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二，十七大报告采用列举的方式，指明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发展所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经过10年的发展，这些阶段性特征趋于加强，直接促使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新时代。换句话说，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科学把握了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阶段性特征”。孙国民：《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新要求》，http：//jspopss.jschina.com.cn/shekedongtai/xueshudongtai/201710/t20171023_4765464.shtml.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张宏志：《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义矛盾转化的重要意义》，《党的文献》2017年第6期。尽管如此，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仍采取了“三个没有变”的论述，即在取消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变的表述的同时，增加了“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的表述。
二、理论界的探讨
从理论界的探讨来看，依据变化的基本国情，围绕《历史决议》中社会主要矛盾“旧论断”的表述应当转化的理由，以及如何转化的探讨一直持续到十九大召开之前，产生了以下四种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点。
1.转化为“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与生产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
该种观点的提出背景是1997年中国形成了买方市场，理论界围绕买方市场形成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展开了讨论，相关学术文章集中出现在1999-2000年间，其中以丛松日的观点最具代表性。1999年，他撰文丛松日：《试析买方市场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分析了1956年后中国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过程：1956年到改革开放以前，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皆严重匮乏；1979-1985年“六五”计划结束，消费品匮乏状况发生很大改变，但供应不足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1986-1990年“七五”计划结束，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总体上社会生产依然比较落后；1991-1995年“八五”计划结束，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完成，市场供求矛盾明显缓解，部分商品出现有限的买方市场，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况仍未彻底改观；1996年“九五”计划开始到1997年，主要生产资料与消费品出现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状况，从而形成了价格与其他交易条件主要取决于买方的市场，即买方市场。
总之，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96年“九五”计划开始，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发生质变的过程，“也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引起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过程”。有鉴于此，丛松日认为，买方市场的形成导致《历史决议》所表述的社会主要矛盾赖以存在的条件消失了，而居民收入增速降低既是消费需求不旺、买方市场形成的原因，又限制了消费的增加，因此，“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与生产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丛松日：《试析买方市场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
2.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该种观点出现在2004-2005年间，以王勇和张荣华、赵华的两篇文章最具代表性，其社会背景有以下三点。第一，经历20余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经济需要和文化需要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他们渴望参与政治以公平配置政治资源的政治需要凸显。第二，2001年中国加入WTO预示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得到初步实现，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等现象的大量存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日渐蔓延等问题日趋突出，要求党和政府将政治变革的任务提上日程，实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齐头并进。第三，经济领域的“诸侯经济”和文化领域一定范围内社会价值观的涣散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亦有政治方面的根源，亟待限制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
基于以上考量，王勇认为，《历史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既无法与当下经济市场化和生产力发展提出的政治民主化的要求相适应；也未能给新时期人们产生的日益迫切的政治需要留下充分的余地”，应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王勇：《社会主要矛盾的再认识——政治文明語境的解读》，《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这一表述既肯定了人民在市场化进程中愈发清晰且强烈的政治需要，亦不会冲淡更不会取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既定方针。张荣华、赵华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历史时期，应当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位一体”的角度，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变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要同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政治发展之间的矛盾”。张荣华、赵华：《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和新表述》，《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相较而言，王勇的表述要比张荣华、赵华的表述更简练。 3.转化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该种观点出现在2005-2006年间，以杨鹏、高尚全、迟福林和皇甫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其社会背景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权力腐败等方面的问题凸显，人民的基本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态势；“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趋于增多，很多人产生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的困惑。面对此种困惑，杨鹏指出，我们需要反思固有的判断并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已变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理由在于：经过20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前“私人物品极度匮乏”的时代结束了，几乎所有关涉“放下筷子骂娘”的抱怨都指向公共品的短缺，“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6日。与此同时，高尚全、迟福林、皇甫平等人纷纷在《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新京报》等重要报刊发文呼应，提出了“我国社会开始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反映了我国从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的客观趋势”，迟福林：《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再分配》，《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17日。市场化改革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的焦点在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应当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以“公平公正地向民众提供社会公共品”，皇甫平：《警惕以反思之名否定改革》，《新京報》2006年3月15日。“政府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服务上来”，以解决“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高尚全：《关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思考》，《人民日报》2005年10月7日。等重要补充性判断。
由于杨鹏、迟福林、高尚全皆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面向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任职经历，皇甫平主持撰写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引发海内外广泛反响的评论文章，四篇评论文章皆在上海《解放日报》刊发，日期分别为1991年2月15日、3月2日、3月22日、4月22日。因此，他们的观点在当时极有影响力。
4.增加“日益增加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与我国有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
该种观点出现在2014-2015年间，以夏光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其社会背景有以下两点。第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来自人口多、资源缺、环境承载力有限等基本国情方面的约束性趋于增强，党和政府虽空前重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但仍未从根本上动摇以GDP为导向的发展主义。第二，如果说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早先只是出现在少数科学家和管理者的视野之中，那么最近几年一般公众的强烈关注则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自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强化环保工作的呼声日趋高涨。
那么，为什么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动摇呢？夏光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党和政府在基本国情的认识上，一直沿用《历史决议》中的表述，未能随着资源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新情况，拓展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这既是当下环保政策失之于软的先在原因，又成为落实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布局的影响因素。为此，当前应在维持《历史决议》中“旧论断”的同时，增加“日益增加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与我国有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之所以不采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环境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是因为，它只反映了人民需要与供给不足的矛盾，未能反映出“我国未来发展的真正挑战是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约束这重含义”。夏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应该拓展》，《环境经济》2015年第10期。
三、政学互动的逻辑
从理论界依据变化的基本国情提出新表述，到党在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层面加以回应，终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论断，再到理论界针对新论断进行学理阐释，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上，党的探索和理论界的探讨完成了一次思想互动的闭环，呈现出鲜明的政学互动特征。
1.理论界依据基本国情变化提出新表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学界之所以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皆是因为，我国基本国情在不断发生变化。第一种观点的基本国情依据是，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要导致了买方市场的形成，而居民收入增速下滑则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第二种观点的基本国情依据是，伴随市场化进程飞速发展而来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经济和文化失序，以及利益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利益博弈和利益表达，对政治体系的应对提出了新要求。第三种观点的基本国情依据是，之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经济和文化失序出现了向社会各领域拓展和加深的趋势，要求党和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向“公平公正地向民众提供社会公共品”。第四种观点的基本国情依据是，随着一系列民生政策的贯彻实施，人民群众对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公共产品的需求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对环境保护的公共产品需求大大增强。
2.党在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层面加以回应
针对理论界的思考， 党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加以回应。2000年2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的各项工作必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要求坚持扩大内需方针，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而对第一种观点作出了回应。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从而对第二种观点作出了回应。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还适时提出了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致力于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需求，从而对第三种观点作出了回应。继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美丽中国”理念后，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认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强调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92页。从而对第四种观点作出了回应。 同时，理论界的四种观点与国家政策的走向也不谋而合。第一种观点提出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对外贸易，加剧了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并对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提出挑战之时，丛松日提出第一种观点的初衷则是，通过扩大内需，增加社会总需求，在摆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所带来的可能的生产过剩危机。第一种观点提出之时，扩大内需已成为国家政策走向的一条主线。第二和第三种观点提出的总体背景是，社会矛盾呈现多发频发态势，从2004年开始，关于改革的讨论愈发集中，甚至出现了借反思改革之名否定改革的思潮，此时亟需坚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并提出新的因应思路。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都坚持了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立场，区别在于，前者的因应思路是通过政治文明建设，将社会矛盾的解决纳入制度化渠道，后者的因应思路则是转变职能，满足人民对公共品公平公正分配的需求。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要求“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诸项改革之首，则分别体现了两种因应思路。第四种观点提出时，正值“十二五”规划收官前一年，而环境状况距离规划提出的“明显改善环境质量”目标仍有较大距离，要求党和政府“要像向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环境污染宣战”。夏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应该拓展》，《环境经济》2015年第10期。有鉴于此，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美丽中国”纳入“十三五规划”，也是首次被纳入五年计划。此后，環保督查、环评改革、环保执法垂直管理、河长制等一系列环保举措逐步得到贯彻落实，雾霾治理亦成为政府环保工作重点，“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理论界四种观点所反映的四条政策主线——扩大内需、政治文明建设、构建满足人民公共产品需求的服务型政府和生态文明建设，固然体现着解决阶段性突出问题的现实导向，但不是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趋向全面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的逻辑使然。这四条政策主线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和内容中可见端倪。关于扩大内需，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2次、十七届第12次集体学习，分别强调了扩大内需对于应对世界经济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意义。即便从2015年11月开始，党中央提出并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其意图也并非是逆转扩大内需的既有政策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中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从供给侧入手的目的在于“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习近平：《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23日。按照学者的观点，则是“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涂龙力：《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圳特区报》2015年12月15日。关于政治文明建设，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先后强调了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六届第8次）、开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十六届第27次）、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十七届第14次）、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十七届第30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届第21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十八届第33次）的重要作用。关于构建满足人民公共产品需求的服务型政府，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先后关注了“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深化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十六届第34次）、“国外医疗卫生体制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十六届第35次）、“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和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七届第4次）、“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十七届第13次）、“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十八届第10次）等主题。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先后关注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十六届第37次）、“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问题”（十七届第19次）、“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十八届第41次）等主题。
可以说，十九大报告能够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是有理论准备和政策实践基础的，是对理论界相关思考持续给予回应的结果。
3.理论界针对新论断进行学理阐释
十九大召开后，理论界从多个视角对新论断进行积极解读，正确阐明了以下观点。第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符合矛盾运动的规律，是矛盾双方内在演化的产物，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皆是一种“内在的提升”。陶文昭：《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二，“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表现为物质和文化层面的“硬性需要”，还表现为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诸方面人民的参与感、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等“软性需要”。黄宪起：《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学习时报》2017年11月10日。第三，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与民生事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失衡等方面，“不充分”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法治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充分等方面。郝宇彪：《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原因、内涵与解决思路》，《新东方》2017年第5期。第四，新论断“只是一个量变（准确地说，应该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而不是质变”，是“人民不断发展的生活需要与社会供给（主要是生产供给）之间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总矛盾的具体体现和阶段性发展”，杨生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解与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对《历史决议》中的“旧论断”“并没有作根本的甚至颠覆性的改变”。李忠杰：《全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11期。 理论界的阐释和论证无疑相当及时、有力，但还需厘清十九大召开前理论界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认知缺陷，以明晰新论断的表述科学性问题。很显然，理论界的以上四种观点，体现了较高的理论素养，但亦有可商榷之处：要么对基本国情发生根本变化作出了超前判断，忽视了判断依据的合理性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买方市场的形成，便意味着落后的社会生产已发生质的变化，在丛松日看来，落后的社会生产发生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参见丛松日：《试析买方市场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显然是判断依据失当；要么过于强调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紧迫的具体问题，忽视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全局性和长期性，这在第二和第四种观点上体现最为明显；要么将“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简化为市场视域中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不可互相替代性，这以第三种观点最为典型。需要指出的是，与以上四种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改变的观点不同，亦有学者认为，十七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内涵是，“‘社会生产’仍没有完全摆脱落后的现状，人民群众的需要多样化发展没有超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翁礼成：《如何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内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5期。此种解读的前半部分本身没有问题，但也存在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基本国情变化的倾向，后半部分则毋庸置疑与现实不符，总体上来看亦存在局限性，即忽视了我国基本国情“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两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忽视了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我国发展“两个没有变”和 “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应该说，新论断很好地克服了学界以上两类观点四个方面的缺陷，既从“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两个层面对基本国情进行了准确判断，又表述凝练地指明了人民的期待和发展的不足，是党在新时代作出的科学概括。
四、基本结论
由上可知，政学互动是我们党推动重大理论创新的法宝，它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驱动，遵循中国式输入-输出-反馈的政治过程规律。
1.政学互动的意义：党推动重大理论创新的法宝
作为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出了鲜明的政学互动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学互动亦是我们党推动重大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中共八大和《历史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均体现了这一特征。参见何敬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理论界的三次思想互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从现实的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报告能够在基本理论、基本战略以及重要论述和重要观点三个层次推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三个层次的划分参见严书翰：《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创新》，《理论参考》2017年第12期。也得益于良性的政学互动。在报告起草阶段，党中央通过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专题调研等形式，广泛征求包括理论界在内各方人士的意见，25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也围绕党中央部署的21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交了65份调研报告。如此几上几下，从善如流，兼收并蓄，十九大报告方告完成。这充分说明，政学互动是我们党推动重大理论创新的法宝，意义重大。
2.政学互动的动力：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
因为涉及到时机和表述科学性问题，所以何时、如何修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才能够作出回答。《求是》曾刊文披露，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已有人提议修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这个问题未有定论”，而在十九大報告起草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反馈都认为，重新定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如何定义却意见不一”。吴晶、胡浩、施雨岑：《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九大报告诞生记》，《求是》2017年第21期。“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它要求把握事物的客观真实性和发展变动性，具体到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就是把握社会生产力的真实水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以及矛盾变化的必然性，在这方面，发挥党的工作优势和理论界的学术优势至关重要。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对不断变化的基本国情的认知差异，才有了理论界的以上四种代表性观点。而通过政学互动，则可使真理越辩越明。换句话说，政学互动是党的思想路线这个“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5页。的内在要求使然。
3.政学互动的机理：遵循中国式输入-输出-反馈的政治过程规律
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统论，政治过程可被看作是一个由利益表达、政治系统做出决定，对外部环境发生作用并形成反馈的过程，政治系统通过反复不断地输入-输出-反馈来实现政治过程。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过程来看，理论界提出四种观点是“输入”，党的理论、政策回应和新论断的提出是“输出”，理论界对新论断的学理阐释则是“反馈”，从而形成了一次政治过程的闭环。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阐明了政治过程的一般运作机理和规律，虽然适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过程，但它毕竟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环境，在中国的运行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一是显著的“内输入”特征，即“输入”的主体主要“来自于政治系统内部”，而非西方式“在社会非政治领域中担任角色的人们的经验”。[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63页。二是鲜明的公共利益特征，即“输入”的利益诉求更多指向公共利益，而非西方式各种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 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 基本国情 政学互动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1-0041-08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立足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为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撑。时隔36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的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两次重大论断（以下分别称“旧论断”“新论断”）都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行。所不同者在于，“旧论断”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的是理论奠基的作用，“新论断”的提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新要求之际，起到的是理论深化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新论断”取代“旧论断”并非一蹴而就，其中既有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探索，亦有理论界持续不断的探讨。本文尝试遵从党的探索和理论界的探讨两条线索，从政学互动的角度，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进路。
一、党的探索
从党的探索来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十七大报告、十九大报告是三个重要的分析文献，也代表着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1.《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在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总结，并科学分析这一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在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旧论断”。提出“旧论断”的依据非常充分：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只能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任务也已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20、63页。《历史决议》将“旧论断”的开始时间设定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并肯定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指明今后“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②
《历史决议》的理论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对其他社会矛盾不起领导和决定作用”，不能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视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适用的永恒真理”。晋星、舟丹：《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理论与实践》1979年第2期。第二，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恢复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不能“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两点为十九大报告提出“新论断”奠定了思想路线基础。
2.十七大报告
《历史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判断后，得到之后历次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确认：十二大报告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页。十三大报告首次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社会发展阶段层面正确概括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即：“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在初级阶段”，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13页。并提出了党在此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出系统阐述后，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得到全面明晰。与十二大报告不同，十三大报告首次明确采用了《历史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此后该表述一直沿用至十八大报告。
虽然《历史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沿用至十八大报告，但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成绩和问题上“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报告又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对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属性，报告认为，它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階段的具体表现”。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页。十七大报告对基本国情的判断被学界概括为“两个没有变”。
报告之所以出现微妙变化，原因有两个。其一，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2007年时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从最初的“温饱不足”，经由“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十三大报告）发展到“总体小康”，社会生产力也由“相当落后”（十三大报告）发展到“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其二，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不断涌现。面临新课题新矛盾，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七大报告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将对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置于“科学发展观”的视域，指出要“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⑦ 3.十九大报告
十八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主要矛盾时，沿用了十七大报告的“两个没有变”，同时增加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表述，从而成为“三个没有变”。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正是基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十九大报告针对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新论断。新论断的提出有两大背景。其一，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十七大时的世界第四成长到稳居世界第二，社会生产力水平由十七大时的“总体上还不高”，发展到“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总体上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其二，党和国家目前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对照十七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可以发现，在社会主要矛盾新旧论断的转化问题上，前者已经为后者作了理论铺垫，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十七大报告在总结发展中的成绩时，首次提到了“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页。而“人民的期待”在十九大报告中被具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困难和问题”则被准确、简练概括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二，十七大报告采用列举的方式，指明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发展所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经过10年的发展，这些阶段性特征趋于加强，直接促使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新时代。换句话说，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科学把握了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阶段性特征”。孙国民：《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新要求》，http：//jspopss.jschina.com.cn/shekedongtai/xueshudongtai/201710/t20171023_4765464.shtml.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张宏志：《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义矛盾转化的重要意义》，《党的文献》2017年第6期。尽管如此，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仍采取了“三个没有变”的论述，即在取消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变的表述的同时，增加了“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的表述。
二、理论界的探讨
从理论界的探讨来看，依据变化的基本国情，围绕《历史决议》中社会主要矛盾“旧论断”的表述应当转化的理由，以及如何转化的探讨一直持续到十九大召开之前，产生了以下四种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点。
1.转化为“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与生产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
该种观点的提出背景是1997年中国形成了买方市场，理论界围绕买方市场形成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展开了讨论，相关学术文章集中出现在1999-2000年间，其中以丛松日的观点最具代表性。1999年，他撰文丛松日：《试析买方市场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分析了1956年后中国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过程：1956年到改革开放以前，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皆严重匮乏；1979-1985年“六五”计划结束，消费品匮乏状况发生很大改变，但供应不足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1986-1990年“七五”计划结束，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总体上社会生产依然比较落后；1991-1995年“八五”计划结束，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完成，市场供求矛盾明显缓解，部分商品出现有限的买方市场，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况仍未彻底改观；1996年“九五”计划开始到1997年，主要生产资料与消费品出现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状况，从而形成了价格与其他交易条件主要取决于买方的市场，即买方市场。
总之，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96年“九五”计划开始，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发生质变的过程，“也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引起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过程”。有鉴于此，丛松日认为，买方市场的形成导致《历史决议》所表述的社会主要矛盾赖以存在的条件消失了，而居民收入增速降低既是消费需求不旺、买方市场形成的原因，又限制了消费的增加，因此，“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与生产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丛松日：《试析买方市场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
2.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该种观点出现在2004-2005年间，以王勇和张荣华、赵华的两篇文章最具代表性，其社会背景有以下三点。第一，经历20余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经济需要和文化需要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他们渴望参与政治以公平配置政治资源的政治需要凸显。第二，2001年中国加入WTO预示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得到初步实现，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等现象的大量存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日渐蔓延等问题日趋突出，要求党和政府将政治变革的任务提上日程，实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齐头并进。第三，经济领域的“诸侯经济”和文化领域一定范围内社会价值观的涣散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亦有政治方面的根源，亟待限制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
基于以上考量，王勇认为，《历史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既无法与当下经济市场化和生产力发展提出的政治民主化的要求相适应；也未能给新时期人们产生的日益迫切的政治需要留下充分的余地”，应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王勇：《社会主要矛盾的再认识——政治文明語境的解读》，《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这一表述既肯定了人民在市场化进程中愈发清晰且强烈的政治需要，亦不会冲淡更不会取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既定方针。张荣华、赵华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历史时期，应当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位一体”的角度，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变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要同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政治发展之间的矛盾”。张荣华、赵华：《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和新表述》，《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相较而言，王勇的表述要比张荣华、赵华的表述更简练。 3.转化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该种观点出现在2005-2006年间，以杨鹏、高尚全、迟福林和皇甫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其社会背景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权力腐败等方面的问题凸显，人民的基本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态势；“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趋于增多，很多人产生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的困惑。面对此种困惑，杨鹏指出，我们需要反思固有的判断并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已变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理由在于：经过20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前“私人物品极度匮乏”的时代结束了，几乎所有关涉“放下筷子骂娘”的抱怨都指向公共品的短缺，“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6日。与此同时，高尚全、迟福林、皇甫平等人纷纷在《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新京报》等重要报刊发文呼应，提出了“我国社会开始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反映了我国从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的客观趋势”，迟福林：《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再分配》，《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17日。市场化改革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的焦点在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应当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以“公平公正地向民众提供社会公共品”，皇甫平：《警惕以反思之名否定改革》，《新京報》2006年3月15日。“政府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服务上来”，以解决“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高尚全：《关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思考》，《人民日报》2005年10月7日。等重要补充性判断。
由于杨鹏、迟福林、高尚全皆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面向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任职经历，皇甫平主持撰写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引发海内外广泛反响的评论文章，四篇评论文章皆在上海《解放日报》刊发，日期分别为1991年2月15日、3月2日、3月22日、4月22日。因此，他们的观点在当时极有影响力。
4.增加“日益增加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与我国有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
该种观点出现在2014-2015年间，以夏光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其社会背景有以下两点。第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来自人口多、资源缺、环境承载力有限等基本国情方面的约束性趋于增强，党和政府虽空前重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但仍未从根本上动摇以GDP为导向的发展主义。第二，如果说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早先只是出现在少数科学家和管理者的视野之中，那么最近几年一般公众的强烈关注则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自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强化环保工作的呼声日趋高涨。
那么，为什么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动摇呢？夏光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党和政府在基本国情的认识上，一直沿用《历史决议》中的表述，未能随着资源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新情况，拓展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这既是当下环保政策失之于软的先在原因，又成为落实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布局的影响因素。为此，当前应在维持《历史决议》中“旧论断”的同时，增加“日益增加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与我国有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之所以不采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环境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是因为，它只反映了人民需要与供给不足的矛盾，未能反映出“我国未来发展的真正挑战是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约束这重含义”。夏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应该拓展》，《环境经济》2015年第10期。
三、政学互动的逻辑
从理论界依据变化的基本国情提出新表述，到党在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层面加以回应，终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论断，再到理论界针对新论断进行学理阐释，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上，党的探索和理论界的探讨完成了一次思想互动的闭环，呈现出鲜明的政学互动特征。
1.理论界依据基本国情变化提出新表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学界之所以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皆是因为，我国基本国情在不断发生变化。第一种观点的基本国情依据是，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要导致了买方市场的形成，而居民收入增速下滑则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第二种观点的基本国情依据是，伴随市场化进程飞速发展而来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经济和文化失序，以及利益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利益博弈和利益表达，对政治体系的应对提出了新要求。第三种观点的基本国情依据是，之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经济和文化失序出现了向社会各领域拓展和加深的趋势，要求党和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向“公平公正地向民众提供社会公共品”。第四种观点的基本国情依据是，随着一系列民生政策的贯彻实施，人民群众对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公共产品的需求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对环境保护的公共产品需求大大增强。
2.党在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层面加以回应
针对理论界的思考， 党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加以回应。2000年2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的各项工作必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要求坚持扩大内需方针，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而对第一种观点作出了回应。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从而对第二种观点作出了回应。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还适时提出了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致力于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需求，从而对第三种观点作出了回应。继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美丽中国”理念后，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认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强调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92页。从而对第四种观点作出了回应。 同时，理论界的四种观点与国家政策的走向也不谋而合。第一种观点提出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对外贸易，加剧了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并对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提出挑战之时，丛松日提出第一种观点的初衷则是，通过扩大内需，增加社会总需求，在摆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所带来的可能的生产过剩危机。第一种观点提出之时，扩大内需已成为国家政策走向的一条主线。第二和第三种观点提出的总体背景是，社会矛盾呈现多发频发态势，从2004年开始，关于改革的讨论愈发集中，甚至出现了借反思改革之名否定改革的思潮，此时亟需坚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并提出新的因应思路。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都坚持了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立场，区别在于，前者的因应思路是通过政治文明建设，将社会矛盾的解决纳入制度化渠道，后者的因应思路则是转变职能，满足人民对公共品公平公正分配的需求。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要求“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诸项改革之首，则分别体现了两种因应思路。第四种观点提出时，正值“十二五”规划收官前一年，而环境状况距离规划提出的“明显改善环境质量”目标仍有较大距离，要求党和政府“要像向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环境污染宣战”。夏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应该拓展》，《环境经济》2015年第10期。有鉴于此，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美丽中国”纳入“十三五规划”，也是首次被纳入五年计划。此后，環保督查、环评改革、环保执法垂直管理、河长制等一系列环保举措逐步得到贯彻落实，雾霾治理亦成为政府环保工作重点，“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理论界四种观点所反映的四条政策主线——扩大内需、政治文明建设、构建满足人民公共产品需求的服务型政府和生态文明建设，固然体现着解决阶段性突出问题的现实导向，但不是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趋向全面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的逻辑使然。这四条政策主线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和内容中可见端倪。关于扩大内需，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2次、十七届第12次集体学习，分别强调了扩大内需对于应对世界经济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意义。即便从2015年11月开始，党中央提出并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其意图也并非是逆转扩大内需的既有政策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中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从供给侧入手的目的在于“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习近平：《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23日。按照学者的观点，则是“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涂龙力：《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圳特区报》2015年12月15日。关于政治文明建设，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先后强调了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六届第8次）、开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十六届第27次）、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十七届第14次）、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十七届第30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届第21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十八届第33次）的重要作用。关于构建满足人民公共产品需求的服务型政府，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先后关注了“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深化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十六届第34次）、“国外医疗卫生体制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十六届第35次）、“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和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七届第4次）、“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十七届第13次）、“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十八届第10次）等主题。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先后关注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十六届第37次）、“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问题”（十七届第19次）、“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十八届第41次）等主题。
可以说，十九大报告能够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是有理论准备和政策实践基础的，是对理论界相关思考持续给予回应的结果。
3.理论界针对新论断进行学理阐释
十九大召开后，理论界从多个视角对新论断进行积极解读，正确阐明了以下观点。第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符合矛盾运动的规律，是矛盾双方内在演化的产物，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皆是一种“内在的提升”。陶文昭：《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二，“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表现为物质和文化层面的“硬性需要”，还表现为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诸方面人民的参与感、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等“软性需要”。黄宪起：《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学习时报》2017年11月10日。第三，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与民生事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失衡等方面，“不充分”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法治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充分等方面。郝宇彪：《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原因、内涵与解决思路》，《新东方》2017年第5期。第四，新论断“只是一个量变（准确地说，应该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而不是质变”，是“人民不断发展的生活需要与社会供给（主要是生产供给）之间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总矛盾的具体体现和阶段性发展”，杨生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解与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对《历史决议》中的“旧论断”“并没有作根本的甚至颠覆性的改变”。李忠杰：《全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11期。 理论界的阐释和论证无疑相当及时、有力，但还需厘清十九大召开前理论界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认知缺陷，以明晰新论断的表述科学性问题。很显然，理论界的以上四种观点，体现了较高的理论素养，但亦有可商榷之处：要么对基本国情发生根本变化作出了超前判断，忽视了判断依据的合理性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买方市场的形成，便意味着落后的社会生产已发生质的变化，在丛松日看来，落后的社会生产发生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参见丛松日：《试析买方市场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显然是判断依据失当；要么过于强调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紧迫的具体问题，忽视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全局性和长期性，这在第二和第四种观点上体现最为明显；要么将“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简化为市场视域中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不可互相替代性，这以第三种观点最为典型。需要指出的是，与以上四种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改变的观点不同，亦有学者认为，十七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内涵是，“‘社会生产’仍没有完全摆脱落后的现状，人民群众的需要多样化发展没有超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翁礼成：《如何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内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5期。此种解读的前半部分本身没有问题，但也存在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基本国情变化的倾向，后半部分则毋庸置疑与现实不符，总体上来看亦存在局限性，即忽视了我国基本国情“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两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忽视了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我国发展“两个没有变”和 “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应该说，新论断很好地克服了学界以上两类观点四个方面的缺陷，既从“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两个层面对基本国情进行了准确判断，又表述凝练地指明了人民的期待和发展的不足，是党在新时代作出的科学概括。
四、基本结论
由上可知，政学互动是我们党推动重大理论创新的法宝，它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驱动，遵循中国式输入-输出-反馈的政治过程规律。
1.政学互动的意义：党推动重大理论创新的法宝
作为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出了鲜明的政学互动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学互动亦是我们党推动重大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中共八大和《历史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均体现了这一特征。参见何敬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理论界的三次思想互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从现实的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报告能够在基本理论、基本战略以及重要论述和重要观点三个层次推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三个层次的划分参见严书翰：《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创新》，《理论参考》2017年第12期。也得益于良性的政学互动。在报告起草阶段，党中央通过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专题调研等形式，广泛征求包括理论界在内各方人士的意见，25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也围绕党中央部署的21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交了65份调研报告。如此几上几下，从善如流，兼收并蓄，十九大报告方告完成。这充分说明，政学互动是我们党推动重大理论创新的法宝，意义重大。
2.政学互动的动力：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
因为涉及到时机和表述科学性问题，所以何时、如何修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才能够作出回答。《求是》曾刊文披露，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已有人提议修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这个问题未有定论”，而在十九大報告起草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反馈都认为，重新定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如何定义却意见不一”。吴晶、胡浩、施雨岑：《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九大报告诞生记》，《求是》2017年第21期。“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它要求把握事物的客观真实性和发展变动性，具体到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就是把握社会生产力的真实水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以及矛盾变化的必然性，在这方面，发挥党的工作优势和理论界的学术优势至关重要。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对不断变化的基本国情的认知差异，才有了理论界的以上四种代表性观点。而通过政学互动，则可使真理越辩越明。换句话说，政学互动是党的思想路线这个“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5页。的内在要求使然。
3.政学互动的机理：遵循中国式输入-输出-反馈的政治过程规律
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统论，政治过程可被看作是一个由利益表达、政治系统做出决定，对外部环境发生作用并形成反馈的过程，政治系统通过反复不断地输入-输出-反馈来实现政治过程。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过程来看，理论界提出四种观点是“输入”，党的理论、政策回应和新论断的提出是“输出”，理论界对新论断的学理阐释则是“反馈”，从而形成了一次政治过程的闭环。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阐明了政治过程的一般运作机理和规律，虽然适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过程，但它毕竟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环境，在中国的运行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一是显著的“内输入”特征，即“输入”的主体主要“来自于政治系统内部”，而非西方式“在社会非政治领域中担任角色的人们的经验”。[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63页。二是鲜明的公共利益特征，即“输入”的利益诉求更多指向公共利益，而非西方式各种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