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人说，老来时候的张允和还是喜欢用黑丝绒将白发挽成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再穿一身素色的对襟小褂，上面绣着折枝海棠。其布料考究，烫得熨帖，极为优雅。张允和偶然上街打酱油买醋，仍意气风发，回头率不低于小姑娘，一点也没有老年人的敷衍仓促。
　　这显然迥与我所过见的老者。他们一般衣着寒酸，弯弓着身子，偷偷地在城市的犄角旮旯穿行，他们小心翼翼地和儿女进行着每日生活所必须的言语，颤颤巍巍地接过仿佛恩赐的口粮，不胜惶恐。人们尚且期待日出，而他们早已目睹日落，天地这么大，却不属于这些垂暮之人。
　　即使是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埃尔，在他所撰的描述其老年生涯的自传里也只是写，“整日除了做些日常例行之事，如喝咖啡、刷牙、洗脸以外，只是困坐在那里等待，回忆，以及不耐烦地看手表。”
　　老者的今天，便是少者的明天和后天。如果一个社会的老者群体呈现的都是一种晚景凄凉之态，则每一个少者的人生愿景将大打折扣。
　　看了安藤桃子的《0.5毫米》，我作如是想。
　　电影通过一位年轻女护工的经历串起了五位日本老人的故事。第一位片冈老人失去自理能力，平时的吃食、如厕全需要别人处理，活着是等死。第二位康夫老人，拥有财富，但家庭生活冷漠，活着是儿女等着他死。第三位老人茂，独居，渴望倾听，为此他认为“能听我说话就是尊重，尊重即是朋友，即便是虚情假义的骗子”，活着是朋友希望他死。第四位真壁义男老人，退伍士兵，在忏悔里度日，活着是侄女期盼他老年痴呆。第五位，佐佐木健，朝不保夕，活着是被困窘拉长的垃圾时间。
　　片冈把对生的需求转移到性之需求，不可否认性是生的原始驱动力。康夫离家出走，想花光所有积蓄，好让儿女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茂偷自行车，隐秘的行为实则证明自己的存在感。真壁义男长期活在反思战争的压抑中，只能对着录音机反复叨念，“为什么要战争？为什么？”这些曾经赫赫的老灵魂，像落魄的王孙在出太阳的冬日里把绫罗绸缎取出晾晒，似乎已经不指望能把握什么了。
　　我们和他们就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彼此视而不见，好在安藤桃子看见了，“现在的日本人不被爱，也找不到爱的对象，他们被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扭曲了自我，失去了方向，只看到困惑的自己，因此不再为他人努力，而是结束他人的生命。”不只日本，大洋彼岸的我们也有相同困惑。社会中在幼、壮、老三代之间的代际伦理上向幼儿倾斜，老者们的精神状况远不及幼儿受重视。
　　在传统的家庭里，十分强调老年人的角色，他们有尊严和被认同。老年人代表威望，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广博的智慧。梁漱溟先生有云：“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即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人生实于各种关系之上，而家人父子及其必然基本关系，故作伦理家庭。父母总是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姐妹。”这即是孔子所继承与周的“孝德”伦理，与当今社会相径庭。后工业时代，提高的医疗水平让高龄老人增多；城市的流动性让空巢老人增多；独子政策让老年家庭增多。老人失养，失关心，长老权威正在土崩瓦解。当然，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中的孤独感才是人之将老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衰老如此可怕”，难道就这样成为蝴蝶被钉在纸上做标本？安藤桃子通过真壁义男之口告诉我们：“被逼到极限的人，他的光芒就超越了极限，会作为一个自我存在而觉醒。那是能让他移山的力量，山就是每个人的心灵，或许只能移动0.5毫米，但这些几毫米聚集起来，朝同一方向移动时，就是革命的开端。”
　　歌德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关于创作《浮士德》的设想，断断续续花了20年之久也并没能完成写作，直到74岁时，他爱上了19岁的少女乌尔莉克，听说那是个有淡蓝色眼睛，褐色卷发的姑娘，像只含苞待放的花蕾，遗憾的是这支花蕾还未开放，她对眼前的文学巨匠一无所知，于是她拒绝了这位如师如父的长者。即使年过古稀，独自生活在疗养院里，歌德也像个情窦初开的男孩一样，一听到林阴处有笑声就赶忙放下手杖，飞快跑下旋转楼梯，去迎接那个活蹦乱跳的姑娘。独居的晚年也可以成为一首雄浑有力的抒情诗，也许生命进入黑夜之前的回光返照更能把人照明亮，终于，这段失败的暮年之恋后，《浮士德》终于完成，历时60年。
　　（白露/文，摘自《新老年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