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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卢舍那佛造像或华严经变属于华严经美术的范畴，同时也是中国佛教美术中重要且常见的题材之一。克孜尔石窟、敦煌石窟、安阳灵泉寺石窟等地区皆可见其相关作品。其中，延续时间最长、在原地保留作品数量多，可运用当地本身的文献资料解读当地华严经美术者，首推以敦煌石窟的作品为最。因此，本文拟就以敦煌石窟中的唐代华严经变为主要考察对象，配合敦煌遗书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对其表现形式的宗教意涵进行系统性的再思考。
关键词：敦煌石窟;唐代华严经变
中图分类号：K879.21;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5-0011-09
Rethinking Buddhavatamsaka Sutra Art of
Dunhuang Caves
—Focusing on the Works of the Tang Dynasty
PAN Liangwen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ainan， Taiwan 72045）
Abstract： Vairocana Statues or Buddhavatamsaka Sutra illustrations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Buddhavatam-
saka sutra art and constitute some of the important and common subjects in Chinese Buddhist art. Related works can be found in the Kizil Grottoes， Dunhuang Caves， and Anyang Lingquan Temple Grottoes. Of these sites， the Dunhuang Caves contain the pieces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finds with the greatest amount of intact works， and Buddhavatamsaka sutra art that can be interpreted with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focus on the Buddhavatamsaka sutra illustra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Dunhuang Caves and to instigate a systematic rethinking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religious meaning by consul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in Dunhuang documents.
Keywords： Dunhuang Caves; Tang dynasty Buddhavatamsaka sutra art
一 前 言
有关敦煌石窟华严经变的研究，早在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图像篇》第一章第八节即以“华严经变相”[1]为题，观察五个洞窟（莫高窟第61、146、6、55、76、25窟）的华严经变作品，同时与华严经文本进行比对，此外也检视相关的历史资料，奠定了华严经美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之后，林宥海发表《有关敦煌千佛洞华严经七处九会图像》[2]，虽然文中作品的讨论并未超过松本荣一的研究范畴，但更细致地比对文本，同时以日本流传的资料作补充说明。由王惠民《华严图像研究论著目录》[3]，可知此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全海住《对莫高窟华严经变相的考察》[4]一文与本文的研究相近，讨论了中唐三窟（莫高窟第159、231、237窟）、晚唐五窟（莫高窟第9、12、85、156、232窟）、五代一窟（莫高窟第61窟）与宋代三窟（莫高窟第55、76、449窟），提出华严经变构图形式的类型，同时将其与韩国华严帧画进行比较，认为可能对韩国华严帧画产生影响。此外，郭祐孟《敦煌莫高窟华严经变初探：以唐代“七处九会图”为主要课题》[5]，检视《华严经》的诸处会说在不同教派中的意涵，以及从文献资料中观察七处八会图与七处九会图的发展和检视莫高窟现存唐代华严经变，包括盛唐第44窟、中唐第159、231窟与晚唐第9、85、156、12窟的作品，提出“七处九会”架构纲领在8世纪初完成于中土，敦煌于吐蕃统治后期出现数铺“七处九会图”。另外，殷光明著有八篇与华严经造像有关的研究文章[6-13]，其研究方法为从对作品单一图像的观察开始（《敦煌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之一》、《敦煌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之二》），进而注意到其相对位置作品的配置问题（《莫高窟第31窟金刚经变与华严禅》），运用配合大量的当地文史资料与中原文献史料，试图诠释作品实物所隐含的佛教思想，再扩大到对两种不同作品、不同教派思想的讨论（《敦煌华严法华经变的配置与判教思想》、《初说法图与法身信仰——初说法从释迦到卢舍那的转变》、《从释迦三尊到华严三圣的图像转变看大乘菩萨思想的发展》、《从莫高窟卢舍那与涅槃图像的配置看地论思潮对敦煌佛教的影响》），大抵让我们了解到华严图像在敦煌地区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宗派的相互关系[14]。本文拟就在诸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敦煌石窟中唐时代的华严经变为主要考察对象①，配合敦煌遗书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对其表现形式的宗教意涵进行系统性的再思考。
二 唐代华严经变作品的现况
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15]，现存唐代华严经变的莫高窟洞窟共有15个，盛唐者为第44窟，中唐者为第159、231、237、471、472窟，晚唐者第9、12、85、127、138、144、156、196、232窟。 （一）盛唐
第44窟，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有中心龛柱，柱东向面开一龛，南、北壁各开二龛[16]。华严经变绘制在中心龛柱东向面龛内，包括龛顶的两层各四铺的说法图、位于龛内北壁上方近龛口处的立佛说法图一铺，以及龛内环壁画大小颜色各异的朵朵莲花组成用以象征莲花藏世界海的部分。龛顶的说法图，由南到北、由外而内分别以华盖、宫殿、宫殿、束腰山形、华盖、宫殿、宫殿、华盖为背景。虽两层各四铺的说法图整齐排列，但借由不同内容的背景，推测应为象征表现不同说法道场的意图。此八铺说法图，加上龛内北壁的说法图，形成所谓的华严九会（第一会菩提道场会、第二会普光明殿会、第三会须弥山顶会、第四会夜摩天会、第五会兜率天会、第六会他化自在天会、第七会普光明殿会、第八会普光明殿会、第九会逝多林会）。
（二）中唐
洞窟形制为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的第237窟[16]图50，其华严经变位于北壁西起处。下方有大小、颜色不同的圆幅莲花带，其内格状，上有建筑，象征莲花藏世界海。莲花带上方有九幅说法图，透过现有榜题文字，大致可分辨出九会的排列方式（示意图1）。除第三会居于束腰山形的说法会上外，其余八会差异不大，但借由榜题文字可知表现了不同的说法会，同时各说法图之间又借由云彩等串联，形成完整的画面。画面下方有表现善财求法的屏风画。
洞窟形制与第237窟相似、规模略小的第231窟[16]图46的华严经变是在北壁西起的第二铺，下方有描绘善财求法的屏风画（图1）。透过榜题，可以了解九会的布局方式，如示意图2所见[17]。相较于第237窟的作品而言，本幅华严经变较显目的是表现第一会菩提道场会的三开间、装饰华丽的建筑。其余部分差异不大，皆是透过流云将九会说法图串联成一铺画面，却能个别保有独立的空间。据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该窟的营建时间为唐文宗开成四年（839）[18]。
洞窟形制与第237、231窟相似、规模又较小的第159窟[16]图256，其华严经变绘制在北壁连接西壁处。因毁损严重，仅能辨识出画面下方有莲花藏世界海、其上三会的布局与下三幅善财求法屏风画。从整体洞窟作品的风格判断，推测可能略早于前两洞窟。另规模较小的第471与472窟北壁绘有华严经变，但因毁损与褪色严重，无法分辨九会的分布状况。
（三）晚唐
完工时间可能在咸通六年（865）的第156窟[18]209华严经变，出现在窟顶北披处。因受所在位置的限制，九会的说法图虽仍呈九宫格的形式，但上方三会空间缩小，底层莲花藏世界海两侧往上收缩至善财求法的画面。正中的说法会虽不见有榜题文字，且不见有象征须弥山的束腰山形景物，说法会是建构在山石之上的。这样山石的表现亦多见于后出的作品中，推测应有代表须弥山之意涵。九会之布局如示意图3所见。
建于咸通三年至八年间（862—867）的第85窟[18]211，是长宽超过10米的大型洞窟[16]图54，其华严经变同第156窟是位于窟顶北披处（图2）。虽留有榜题文字[19]，但现有资料无法辨别各会布局。相较于第156窟的作品，本作品的九会说法图界线较明显，人物布局安排更规矩、严谨，然而在底层莲花藏世界海的两侧往上缩小原本应绘制善财求法的画面，却描绘了《观音经·普门品》的内容。
建成于咸通十年（869）前的第12窟[18]212的华严经变绘制在北壁西起处。虽有云彩串联九会说法图，但与前述作品所见不同的是，每层三铺的说法图几乎位于同一地平线上，形成相当工整的视觉画面（图3）。四处榜题文字清晰可辨，九会说法图的布局如示意图4。下有善财求法屏风画四幅。
约营建于892年左右的第9窟[18]214之华严经变绘制于窟顶，分布在西、南、北三披（图4-1、4-2、4-3）。虽有书写榜题，但无法辨识。依前述所见莲花藏世界海上方表现的是第一会，故推测第一会绘制于西披中央;有束腰山形的说法会是第三会的特征，故比定第三会在南披中央（示意图5）。
建成时间在景福二年到乾宁元年（893—894）的第196窟[18]215，其北壁西起处绘有华严经变。与第9窟一样，无法借由榜题文字辨识代表何会说法图，但依前窟的判别方式，推测应如示意图6所见的内容。九会说法图工整排列，各会中的主尊与两大胁侍菩萨上方皆饰有华丽宝盖，在莲花藏世界海上方一排的说法图装饰有建筑。
第144窟的华严经变是绘制在北壁西起处，目前依榜题文字仅能辨识：画面左下方是第九会，上排中央是第六会。但参考伯希和的考察笔记[20]，可知画面第一排右下方为第三会，接续第一会，第二排右起依序为第四会、第二会、第八会，画面右上为第五会，左上为第七会，如示意图7。由此窟中的其他作品，如东壁门南的千手观音变、门北的千钵文殊变或北壁的报恩经变或南壁的金刚经变？譹？訛来判断，该窟应属于相当典型的晚唐作品。同时，由窟中供养人题名资料[21]可知，其开窟者应是当地的重要家族。若依有山石之说法图是表现第三会图像特征的话，第三会应在第一会之上，而不是如示意图7所见，由此可知榜题的文字与图绘内容表现不尽相同。这样的结果，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当时人们对华严经变的宗教意涵的认识为何。
此外，初步观察张承奉任归义军节度使期间（900—905）营建的第138窟[18]216北壁西起第四铺的华严经变，整体排列呈现相当工整的九宫格布局。此外，第232窟与第127窟的华严经变，同样也是九会布排整齐，但各会说法图的人物内容较简化。另外，检视五代第146窟北壁起西第三铺的华严经变九会说法图布局[20]18-20，同为五代第61窟北壁西起第四铺的华严经变？譺？訛[22]九会说法图配置，以及宋代第76窟北壁西起第三铺的华严经变[1]191-192的九会说法图排列，分别如示意图8—10所示。
透过如上依时间序列，概观敦煌地区的唐代华严经变作品的发展，可以归纳如下：（一）位于莲花藏世界海正上方的说法图是表现菩提道场的第一会。（二）有束腰山形或山石景物的说法会应是表现象征须弥山顶的第三会。（三）说法图大抵都是以中央说法为为主，两侧的说法会采取对称形式。（四）推测可能只有中唐第237窟与第231窟九会配置相同外，其他所见洞窟的九会布局皆不相同，唯有第一会与第三会的位置是固定的。虽然现阶段尚未对敦煌地区五代与宋时期洞窟进行全面考察，但由于五代的第146、61窟以及宋代的第76窟的华严经变九会说法图中的第一会与第三会除在相同位置外，其他则无法归纳出统一的规律。此外，敦煌藏经洞中出土一件华严经变九会榜题文书（S.2113V），其前紧接有“时唐乾宁三年（896）丙辰岁四月八日毕功记”之《沙州龙兴寺上座德胜宕泉创修功德记》文[23]。推测因为图绘作品与书写文字是经由不同人之手所完成的，或即便是由同一个人所独力完成的，但由于对华严经变所具有之原本的宗教意涵不甚了解，或说是不清楚其原有的思想意义，因而出现了九会说法图布局没有一定形式的结果。（五）除第44窟的作品外，随着时代的演进推移，华严经变构图大致趋于九宫格形制的定型化，人物表现也有简单化的趋势。 三 宏观华严经变作品与其他
经变的配置关系
依华严经变所在位置的不同，可将唐代有华严经变的莫高窟洞窟分成如下四类：（一）位于中心柱龛中，如第44窟一例。（二）位于北壁，如中唐第237、231、159、471、472窟与晚唐第12、196、138、127、144窟。（三）位于窟顶，如晚唐第156、85、9窟。（四）位于南壁，如晚唐第232窟。由此可知，最常见到的是华严经变被绘于北壁，晚唐时期开始图绘于窟顶。不论绘制于何处，华严经变所在相对位置的经变题材是法华经变者，有中唐第237、231、159、472窟和晚唐第156、85、12、196、138、232、144窟。
就单一洞窟的综合布局来看，第237窟北壁西起依序是华严经变、药师经变、天请问经变，南壁西起顺序是法华经变、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第159窟中。而在第231窟同样可以看到这六铺经变，但顺序略有不同，即北壁西起为药师经变、华严经变、弥勒经变，南壁西起则是无量寿经变、法华经变、天请问经变。规模小的第472窟仅在北壁绘制华严经变一铺，相对位置的南壁则仅有一铺法华经变。同属于小型洞窟的第471窟北壁西起绘有药师经变与华严经变，南壁西起是阿弥陀经变（残），另一铺残存不明的经变可能是法华经变。此外，在第237、231、159窟三窟主室西壁龛外南、北两侧皆绘制普贤变与文殊变，窟顶四披绘制千佛，东壁绘维摩诘经变（第231窟东壁门北是维摩诘经变，门南是报恩经变）。第237、231窟西壁龛顶四披皆有瑞像图，第159窟西壁龛顶四披则是坐佛与供养菩萨。考量此三窟的题材布局与规模大小，可以说三者相似度极高。根据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第231窟是阴嘉政所修的洞窟[18，24]。该窟功德记中言“将就莫高山，为当今圣主及七代凿窟一所，远垂不朽，用记将来。”，推测其洞窟的营建目的是以祈求现世利益的功德为主的。
以整体洞窟而言，上述第237、231、159三窟中唐洞窟所绘制的华严经变对法华经变、药师经变对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对天请问经变、维摩诘经变以及文殊变与普贤变等九种题材，同时见于晚唐的第12窟，前七种题材同时见于第138窟。其中与第231窟几乎相同的是第12窟，同是东壁有维摩诘经变与报恩经变;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各经变所在位置略有差异，即第12窟北壁西起是华严经变、药师经变与天请问经变，南壁西起是法华经变、无量寿经变与弥勒经变。
此外，中唐时期的华严经变对法华经变，除出现在晚唐第12、138窟外，还见于晚唐第156、85、196、232、144窟。中唐时期的药师经变对无量寿经变经变（或阿弥陀经变），除出现在前述的第12、138窟外，还绘制于第晚唐156、85、196、232、144窟。中唐洞窟所见弥勒经变对天请问经变者，晚唐窟有弥勒经变对楞伽经变者，如第156、85窟，还有弥勒经变对金光明经变者，如第196窟。中唐的天请问经变对弥勒经变，晚唐洞窟有天请问经变对金刚经变者，如第156窟。维摩诘经变者，则出现在第156、85、12、9、138窟中，但维摩诘经变所在位置不同，前三窟中位于东壁门北，第9窟中处于南壁，第138窟中位于东壁门南。文殊变与普贤变共处于西壁龛外南、北侧者有第156、12、232、127、144窟，出现在东壁门南、北者有第9、196窟。综合如上对有华严经变的晚唐洞窟壁画题材布局进行观察，可以知道除晚唐第12窟与中唐的第231窟壁画题材的内容最相似外，晚唐洞窟彼此之间的经变题材与位置布局差异较大，没有一定的规律性。
四 敦煌文献所反映的造像目的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文字资料，正是可以让我们窥得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献。
（一）石窟营建相关的文书
一般而言，佛教石窟的开凿，可以反映一定程度的佛教信仰面貌，所以石窟中的题材布局，可以反映出教派的思想内容。若主事者是高僧大德的话，所营造的石窟更能如实地表现其所宣扬的宗教哲学与思想内涵。反之，造窟者是属于一般信众阶层的话，洞窟布局所蕴含的佛教教义色彩应较薄弱，也是毋庸置疑的。这可借由几件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说明这一论点。如P.2641《莫高窟再修功德记》中有：
睹先父之修葺未全， 然伤叹;见白壁红梁不就，始乃发心。遂请丹青上士僧氏门人，绘十地之圣贤，彩三身之相好……十方圣圣，保安莲塞。福事既就，赞述难周。即将如上福田，资益三界九地。伏愿 君王万岁，社稷千秋。烽烟不举于三边，瑞气长隆于一境。亡过宗祖，邀游切（忉）利之天;现在亲因，恒寿康强之庆。门兴百代，家富千龄。普及法界含灵，赖此一时成佛……遂请僧氏，彩画神仪……福事既毕，赞咏昌时。令公万岁，劫石无移。先亡父母，得遇阿弥。见在眷属，快乐忻怡。[24]234-235
或又如P.3490V《于当居创造佛刹功德记》记载：
愿使诸佛拥护，府主寿福于千年;贤圣照临，百福应时如合会;灾央殄灭，边方无爟火之忧;神理加持，长见年丰岁稔;亡过二亲幽识承斯生浄土连宫;己躬及见在宗亲得寿，年长命远。良功告罢之日，略记单行，用表后传，流名继迹……于时天成三年（928）岁次戊子九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题记。[24]237
又同编号的P.3490V《修佛刹功德记》另载有：
修建功毕，聊赞数行。伏愿 龙天八部，降圣力而护边疆;护界善神，荡千灾而程（呈）应端。河西之主，永播八方。神理加持，四时顺序。南谷洪水，山涌泉波。玉女圣神，长垂哀念。己躬吉庆，转见获安。合镇官寮，长承富乐。应有亡魂幽识，得睹弥陁佛前。各自宗亲，共保长年益算。狼烟罢灭，小贼不侵。路人唱太平之歌，坚牢愿千年不坏。偶因题标之次，略记岁年，用留遐迩。[24]239
另外，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有“镌龛造窟，福祐皇王。千尊璨璨，百福穰穰。”[24]101？譹？訛，此索法律窟者被认为是现在的第12窟[18]211-212。 此外，第156窟有张议潮家族题名，第9窟有张议潮女婿索勋及张议潮另一女婿李明振之子李弘定等供养人题名。第196窟是何家窟、第138窟是阴家窟[18]209，214-216。可以知道上述晚唐洞窟都是敦煌当地士族地绅所营造的，或许他们开窟建洞的目的希求现世利益的功德多于呈现佛教思想的意义。
（二）《华严经》相关的写经资料
有关《华严经》在敦煌的流传状况，现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写经的资料中，以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P.2110北魏延昌二年（513）经生令狐崇哲所写《华严经》卷35为最早，其题记为：
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六月廿三日，敦煌镇经生
帅令狐崇哲所写经成讫竟。
用纸廿一张
校经道人 [25]
而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S.2724北魏比丘法定所写《华严经》卷3题记中记有写经的目的：“夫妙旨无言，故假教以通理;圆礼非形，必借以表真。是以亡兄沙门维那慧超，悟财命难恃，识三圣易依。故资竭贿，唯福是务。图金容于灵刹，写冲典于竹素。而终功未就，倏迁异世。弟比丘法定，仰瞻遗迹，感慕遂甚。故莹饰图刹，广写众经，华严、涅槃、法华、维摩、金刚般若、金光明、胜鬘。冀福钟亡兄，腾神梵乡，游形净国。体悟无生，早苦海。普及含灵，齐成正觉。大魏正光三年（522）岁次壬寅四月八日都讫。”[25]186-187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编号新129的北周保定元年（561）十月十二日前后高弼所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2，题记载其目的为“高弼为亡妻元圣威所写经”，上海博物馆藏编号37498北朝任元姜所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1，题记为“清信女任元姜为亡夫支寅苟写”？譹？訛[25]252，285。另有前会稽县令宋绍演发愿读《华严经》，其后题记为：“大隋开皇三年（583）岁在癸卯五月十五日，武候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因遭母丧，亭（停）私治服。发愿读华严经一部、大集经一部、法华经一部、金光明经一部、仁王经一部、药师经卌九遍。愿国主兴隆，八表归一，兵甲休息。又愿亡父母托生西方天寿国，常闻正法。己身福庆从心，遇善知识。家眷大小康休，一切含生，普蒙斯愿。”？譺？訛[26]又如上海图书馆编号022（812400）《华严经》卷14，其后有题记：“开皇十七年（597）四月一日，清信优婆夷袁敬姿谨减身口之费，敬造此经一部，永劫供养。愿从今已去灾鄣殄除，福庆臻集，国界永隆，万民安泰。七世久远一切先灵，并愿离苦获安，游神净国，罪灭福生，无诸鄣累，三界六道，怨亲平等，普共含生，同升佛地。”？譻？訛[27]
上述题记内容说明庶民百姓、当地士绅和高官显贵抄写《华严经》、读颂《华严经》，乃至绘制华严经变图，祈求获得现世利益的目的多于追求华严图像义理的思辨。尽管本文所检视的七处九会图的华严经变是依据唐证圣元年至圣历二年（695—699）实叉难陀翻译的《华严经》，这与上述藏经洞出土的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或永初二年（418—420或421）佛驮跋陀罗译的《华严经》不同，但这也让我们了解到7世纪以前敦煌地区的华严信仰，独立性不强。
五 小 结
如上，综观现存敦煌莫高窟唐代的华严经变与藏经洞出土的《华严经》相关资料，大致可以说明如下：
不论是中唐时期或晚唐时期的华严经变，其九宫格形式的构图是一样的，同时莲花藏世界海、第一会与第三会说法图的图像特征与所在位置是相同的。但除中唐第237、231窟的九会说法图布局一致之外，其余洞窟的九会说法图布排皆不相同。此或可说是时人对《华严经》原本之宗教意涵或对华严教学结构不甚理解的反映。这种思辨性的华严教法的深层内容不容易为当时的敦煌人们所了解，换言之，或许可以说是佛学性的华严宗对敦煌地区的影响较有限。
正由于中唐时期的洞窟（第237、231、159、471、472窟）的华严经变形制与第44窟所见有明显差异，推测这应该是来自中原的一种新样式。考量在社会相对安定时期，两地的文化交流才能具体落实，所以其时间可能是在吐蕃与唐会盟的长庆元年（822）前后[28]。而此时间点正好与这些洞窟属于吐蕃统治敦煌后期的时间是相近的。随着时代演进，华严经变的构图形式大致趋于九宫格形式定型化，这也正彰显出第44窟华严经变的重要性。
此外，整体观察绘有华严经变的莫高窟唐代洞窟，中唐洞窟（第237、231、159窟）的造像题材布局大抵相似，而多为当地家门显赫的士族所营建的晚唐洞窟（第9、12、85、138、156、196窟），其经变内容布局的安排却难以归纳形制。推测这或许也与他们开凿洞窟的目的不以追求佛教教义或佛学思想为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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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石窟;唐代华严经变
中图分类号：K879.21;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5-0011-09
Rethinking Buddhavatamsaka Sutra Art of
Dunhuang Caves
—Focusing on the Works of the Tang Dynasty
PAN Liangwen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ainan， Taiwan 72045）
Abstract： Vairocana Statues or Buddhavatamsaka Sutra illustrations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Buddhavatam-
saka sutra art and constitute some of the important and common subjects in Chinese Buddhist art. Related works can be found in the Kizil Grottoes， Dunhuang Caves， and Anyang Lingquan Temple Grottoes. Of these sites， the Dunhuang Caves contain the pieces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finds with the greatest amount of intact works， and Buddhavatamsaka sutra art that can be interpreted with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focus on the Buddhavatamsaka sutra illustra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Dunhuang Caves and to instigate a systematic rethinking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religious meaning by consul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in Dunhuang documents.
Keywords： Dunhuang Caves; Tang dynasty Buddhavatamsaka sutra art
一 前 言
有关敦煌石窟华严经变的研究，早在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图像篇》第一章第八节即以“华严经变相”[1]为题，观察五个洞窟（莫高窟第61、146、6、55、76、25窟）的华严经变作品，同时与华严经文本进行比对，此外也检视相关的历史资料，奠定了华严经美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之后，林宥海发表《有关敦煌千佛洞华严经七处九会图像》[2]，虽然文中作品的讨论并未超过松本荣一的研究范畴，但更细致地比对文本，同时以日本流传的资料作补充说明。由王惠民《华严图像研究论著目录》[3]，可知此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全海住《对莫高窟华严经变相的考察》[4]一文与本文的研究相近，讨论了中唐三窟（莫高窟第159、231、237窟）、晚唐五窟（莫高窟第9、12、85、156、232窟）、五代一窟（莫高窟第61窟）与宋代三窟（莫高窟第55、76、449窟），提出华严经变构图形式的类型，同时将其与韩国华严帧画进行比较，认为可能对韩国华严帧画产生影响。此外，郭祐孟《敦煌莫高窟华严经变初探：以唐代“七处九会图”为主要课题》[5]，检视《华严经》的诸处会说在不同教派中的意涵，以及从文献资料中观察七处八会图与七处九会图的发展和检视莫高窟现存唐代华严经变，包括盛唐第44窟、中唐第159、231窟与晚唐第9、85、156、12窟的作品，提出“七处九会”架构纲领在8世纪初完成于中土，敦煌于吐蕃统治后期出现数铺“七处九会图”。另外，殷光明著有八篇与华严经造像有关的研究文章[6-13]，其研究方法为从对作品单一图像的观察开始（《敦煌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之一》、《敦煌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之二》），进而注意到其相对位置作品的配置问题（《莫高窟第31窟金刚经变与华严禅》），运用配合大量的当地文史资料与中原文献史料，试图诠释作品实物所隐含的佛教思想，再扩大到对两种不同作品、不同教派思想的讨论（《敦煌华严法华经变的配置与判教思想》、《初说法图与法身信仰——初说法从释迦到卢舍那的转变》、《从释迦三尊到华严三圣的图像转变看大乘菩萨思想的发展》、《从莫高窟卢舍那与涅槃图像的配置看地论思潮对敦煌佛教的影响》），大抵让我们了解到华严图像在敦煌地区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宗派的相互关系[14]。本文拟就在诸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敦煌石窟中唐时代的华严经变为主要考察对象①，配合敦煌遗书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对其表现形式的宗教意涵进行系统性的再思考。
二 唐代华严经变作品的现况
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15]，现存唐代华严经变的莫高窟洞窟共有15个，盛唐者为第44窟，中唐者为第159、231、237、471、472窟，晚唐者第9、12、85、127、138、144、156、196、232窟。 （一）盛唐
第44窟，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有中心龛柱，柱东向面开一龛，南、北壁各开二龛[16]。华严经变绘制在中心龛柱东向面龛内，包括龛顶的两层各四铺的说法图、位于龛内北壁上方近龛口处的立佛说法图一铺，以及龛内环壁画大小颜色各异的朵朵莲花组成用以象征莲花藏世界海的部分。龛顶的说法图，由南到北、由外而内分别以华盖、宫殿、宫殿、束腰山形、华盖、宫殿、宫殿、华盖为背景。虽两层各四铺的说法图整齐排列，但借由不同内容的背景，推测应为象征表现不同说法道场的意图。此八铺说法图，加上龛内北壁的说法图，形成所谓的华严九会（第一会菩提道场会、第二会普光明殿会、第三会须弥山顶会、第四会夜摩天会、第五会兜率天会、第六会他化自在天会、第七会普光明殿会、第八会普光明殿会、第九会逝多林会）。
（二）中唐
洞窟形制为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的第237窟[16]图50，其华严经变位于北壁西起处。下方有大小、颜色不同的圆幅莲花带，其内格状，上有建筑，象征莲花藏世界海。莲花带上方有九幅说法图，透过现有榜题文字，大致可分辨出九会的排列方式（示意图1）。除第三会居于束腰山形的说法会上外，其余八会差异不大，但借由榜题文字可知表现了不同的说法会，同时各说法图之间又借由云彩等串联，形成完整的画面。画面下方有表现善财求法的屏风画。
洞窟形制与第237窟相似、规模略小的第231窟[16]图46的华严经变是在北壁西起的第二铺，下方有描绘善财求法的屏风画（图1）。透过榜题，可以了解九会的布局方式，如示意图2所见[17]。相较于第237窟的作品而言，本幅华严经变较显目的是表现第一会菩提道场会的三开间、装饰华丽的建筑。其余部分差异不大，皆是透过流云将九会说法图串联成一铺画面，却能个别保有独立的空间。据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该窟的营建时间为唐文宗开成四年（839）[18]。
洞窟形制与第237、231窟相似、规模又较小的第159窟[16]图256，其华严经变绘制在北壁连接西壁处。因毁损严重，仅能辨识出画面下方有莲花藏世界海、其上三会的布局与下三幅善财求法屏风画。从整体洞窟作品的风格判断，推测可能略早于前两洞窟。另规模较小的第471与472窟北壁绘有华严经变，但因毁损与褪色严重，无法分辨九会的分布状况。
（三）晚唐
完工时间可能在咸通六年（865）的第156窟[18]209华严经变，出现在窟顶北披处。因受所在位置的限制，九会的说法图虽仍呈九宫格的形式，但上方三会空间缩小，底层莲花藏世界海两侧往上收缩至善财求法的画面。正中的说法会虽不见有榜题文字，且不见有象征须弥山的束腰山形景物，说法会是建构在山石之上的。这样山石的表现亦多见于后出的作品中，推测应有代表须弥山之意涵。九会之布局如示意图3所见。
建于咸通三年至八年间（862—867）的第85窟[18]211，是长宽超过10米的大型洞窟[16]图54，其华严经变同第156窟是位于窟顶北披处（图2）。虽留有榜题文字[19]，但现有资料无法辨别各会布局。相较于第156窟的作品，本作品的九会说法图界线较明显，人物布局安排更规矩、严谨，然而在底层莲花藏世界海的两侧往上缩小原本应绘制善财求法的画面，却描绘了《观音经·普门品》的内容。
建成于咸通十年（869）前的第12窟[18]212的华严经变绘制在北壁西起处。虽有云彩串联九会说法图，但与前述作品所见不同的是，每层三铺的说法图几乎位于同一地平线上，形成相当工整的视觉画面（图3）。四处榜题文字清晰可辨，九会说法图的布局如示意图4。下有善财求法屏风画四幅。
约营建于892年左右的第9窟[18]214之华严经变绘制于窟顶，分布在西、南、北三披（图4-1、4-2、4-3）。虽有书写榜题，但无法辨识。依前述所见莲花藏世界海上方表现的是第一会，故推测第一会绘制于西披中央;有束腰山形的说法会是第三会的特征，故比定第三会在南披中央（示意图5）。
建成时间在景福二年到乾宁元年（893—894）的第196窟[18]215，其北壁西起处绘有华严经变。与第9窟一样，无法借由榜题文字辨识代表何会说法图，但依前窟的判别方式，推测应如示意图6所见的内容。九会说法图工整排列，各会中的主尊与两大胁侍菩萨上方皆饰有华丽宝盖，在莲花藏世界海上方一排的说法图装饰有建筑。
第144窟的华严经变是绘制在北壁西起处，目前依榜题文字仅能辨识：画面左下方是第九会，上排中央是第六会。但参考伯希和的考察笔记[20]，可知画面第一排右下方为第三会，接续第一会，第二排右起依序为第四会、第二会、第八会，画面右上为第五会，左上为第七会，如示意图7。由此窟中的其他作品，如东壁门南的千手观音变、门北的千钵文殊变或北壁的报恩经变或南壁的金刚经变？譹？訛来判断，该窟应属于相当典型的晚唐作品。同时，由窟中供养人题名资料[21]可知，其开窟者应是当地的重要家族。若依有山石之说法图是表现第三会图像特征的话，第三会应在第一会之上，而不是如示意图7所见，由此可知榜题的文字与图绘内容表现不尽相同。这样的结果，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当时人们对华严经变的宗教意涵的认识为何。
此外，初步观察张承奉任归义军节度使期间（900—905）营建的第138窟[18]216北壁西起第四铺的华严经变，整体排列呈现相当工整的九宫格布局。此外，第232窟与第127窟的华严经变，同样也是九会布排整齐，但各会说法图的人物内容较简化。另外，检视五代第146窟北壁起西第三铺的华严经变九会说法图布局[20]18-20，同为五代第61窟北壁西起第四铺的华严经变？譺？訛[22]九会说法图配置，以及宋代第76窟北壁西起第三铺的华严经变[1]191-192的九会说法图排列，分别如示意图8—10所示。
透过如上依时间序列，概观敦煌地区的唐代华严经变作品的发展，可以归纳如下：（一）位于莲花藏世界海正上方的说法图是表现菩提道场的第一会。（二）有束腰山形或山石景物的说法会应是表现象征须弥山顶的第三会。（三）说法图大抵都是以中央说法为为主，两侧的说法会采取对称形式。（四）推测可能只有中唐第237窟与第231窟九会配置相同外，其他所见洞窟的九会布局皆不相同，唯有第一会与第三会的位置是固定的。虽然现阶段尚未对敦煌地区五代与宋时期洞窟进行全面考察，但由于五代的第146、61窟以及宋代的第76窟的华严经变九会说法图中的第一会与第三会除在相同位置外，其他则无法归纳出统一的规律。此外，敦煌藏经洞中出土一件华严经变九会榜题文书（S.2113V），其前紧接有“时唐乾宁三年（896）丙辰岁四月八日毕功记”之《沙州龙兴寺上座德胜宕泉创修功德记》文[23]。推测因为图绘作品与书写文字是经由不同人之手所完成的，或即便是由同一个人所独力完成的，但由于对华严经变所具有之原本的宗教意涵不甚了解，或说是不清楚其原有的思想意义，因而出现了九会说法图布局没有一定形式的结果。（五）除第44窟的作品外，随着时代的演进推移，华严经变构图大致趋于九宫格形制的定型化，人物表现也有简单化的趋势。 三 宏观华严经变作品与其他
经变的配置关系
依华严经变所在位置的不同，可将唐代有华严经变的莫高窟洞窟分成如下四类：（一）位于中心柱龛中，如第44窟一例。（二）位于北壁，如中唐第237、231、159、471、472窟与晚唐第12、196、138、127、144窟。（三）位于窟顶，如晚唐第156、85、9窟。（四）位于南壁，如晚唐第232窟。由此可知，最常见到的是华严经变被绘于北壁，晚唐时期开始图绘于窟顶。不论绘制于何处，华严经变所在相对位置的经变题材是法华经变者，有中唐第237、231、159、472窟和晚唐第156、85、12、196、138、232、144窟。
就单一洞窟的综合布局来看，第237窟北壁西起依序是华严经变、药师经变、天请问经变，南壁西起顺序是法华经变、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第159窟中。而在第231窟同样可以看到这六铺经变，但顺序略有不同，即北壁西起为药师经变、华严经变、弥勒经变，南壁西起则是无量寿经变、法华经变、天请问经变。规模小的第472窟仅在北壁绘制华严经变一铺，相对位置的南壁则仅有一铺法华经变。同属于小型洞窟的第471窟北壁西起绘有药师经变与华严经变，南壁西起是阿弥陀经变（残），另一铺残存不明的经变可能是法华经变。此外，在第237、231、159窟三窟主室西壁龛外南、北两侧皆绘制普贤变与文殊变，窟顶四披绘制千佛，东壁绘维摩诘经变（第231窟东壁门北是维摩诘经变，门南是报恩经变）。第237、231窟西壁龛顶四披皆有瑞像图，第159窟西壁龛顶四披则是坐佛与供养菩萨。考量此三窟的题材布局与规模大小，可以说三者相似度极高。根据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第231窟是阴嘉政所修的洞窟[18，24]。该窟功德记中言“将就莫高山，为当今圣主及七代凿窟一所，远垂不朽，用记将来。”，推测其洞窟的营建目的是以祈求现世利益的功德为主的。
以整体洞窟而言，上述第237、231、159三窟中唐洞窟所绘制的华严经变对法华经变、药师经变对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对天请问经变、维摩诘经变以及文殊变与普贤变等九种题材，同时见于晚唐的第12窟，前七种题材同时见于第138窟。其中与第231窟几乎相同的是第12窟，同是东壁有维摩诘经变与报恩经变;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各经变所在位置略有差异，即第12窟北壁西起是华严经变、药师经变与天请问经变，南壁西起是法华经变、无量寿经变与弥勒经变。
此外，中唐时期的华严经变对法华经变，除出现在晚唐第12、138窟外，还见于晚唐第156、85、196、232、144窟。中唐时期的药师经变对无量寿经变经变（或阿弥陀经变），除出现在前述的第12、138窟外，还绘制于第晚唐156、85、196、232、144窟。中唐洞窟所见弥勒经变对天请问经变者，晚唐窟有弥勒经变对楞伽经变者，如第156、85窟，还有弥勒经变对金光明经变者，如第196窟。中唐的天请问经变对弥勒经变，晚唐洞窟有天请问经变对金刚经变者，如第156窟。维摩诘经变者，则出现在第156、85、12、9、138窟中，但维摩诘经变所在位置不同，前三窟中位于东壁门北，第9窟中处于南壁，第138窟中位于东壁门南。文殊变与普贤变共处于西壁龛外南、北侧者有第156、12、232、127、144窟，出现在东壁门南、北者有第9、196窟。综合如上对有华严经变的晚唐洞窟壁画题材布局进行观察，可以知道除晚唐第12窟与中唐的第231窟壁画题材的内容最相似外，晚唐洞窟彼此之间的经变题材与位置布局差异较大，没有一定的规律性。
四 敦煌文献所反映的造像目的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文字资料，正是可以让我们窥得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献。
（一）石窟营建相关的文书
一般而言，佛教石窟的开凿，可以反映一定程度的佛教信仰面貌，所以石窟中的题材布局，可以反映出教派的思想内容。若主事者是高僧大德的话，所营造的石窟更能如实地表现其所宣扬的宗教哲学与思想内涵。反之，造窟者是属于一般信众阶层的话，洞窟布局所蕴含的佛教教义色彩应较薄弱，也是毋庸置疑的。这可借由几件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说明这一论点。如P.2641《莫高窟再修功德记》中有：
睹先父之修葺未全， 然伤叹;见白壁红梁不就，始乃发心。遂请丹青上士僧氏门人，绘十地之圣贤，彩三身之相好……十方圣圣，保安莲塞。福事既就，赞述难周。即将如上福田，资益三界九地。伏愿 君王万岁，社稷千秋。烽烟不举于三边，瑞气长隆于一境。亡过宗祖，邀游切（忉）利之天;现在亲因，恒寿康强之庆。门兴百代，家富千龄。普及法界含灵，赖此一时成佛……遂请僧氏，彩画神仪……福事既毕，赞咏昌时。令公万岁，劫石无移。先亡父母，得遇阿弥。见在眷属，快乐忻怡。[24]234-235
或又如P.3490V《于当居创造佛刹功德记》记载：
愿使诸佛拥护，府主寿福于千年;贤圣照临，百福应时如合会;灾央殄灭，边方无爟火之忧;神理加持，长见年丰岁稔;亡过二亲幽识承斯生浄土连宫;己躬及见在宗亲得寿，年长命远。良功告罢之日，略记单行，用表后传，流名继迹……于时天成三年（928）岁次戊子九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题记。[24]237
又同编号的P.3490V《修佛刹功德记》另载有：
修建功毕，聊赞数行。伏愿 龙天八部，降圣力而护边疆;护界善神，荡千灾而程（呈）应端。河西之主，永播八方。神理加持，四时顺序。南谷洪水，山涌泉波。玉女圣神，长垂哀念。己躬吉庆，转见获安。合镇官寮，长承富乐。应有亡魂幽识，得睹弥陁佛前。各自宗亲，共保长年益算。狼烟罢灭，小贼不侵。路人唱太平之歌，坚牢愿千年不坏。偶因题标之次，略记岁年，用留遐迩。[24]239
另外，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有“镌龛造窟，福祐皇王。千尊璨璨，百福穰穰。”[24]101？譹？訛，此索法律窟者被认为是现在的第12窟[18]211-212。 此外，第156窟有张议潮家族题名，第9窟有张议潮女婿索勋及张议潮另一女婿李明振之子李弘定等供养人题名。第196窟是何家窟、第138窟是阴家窟[18]209，214-216。可以知道上述晚唐洞窟都是敦煌当地士族地绅所营造的，或许他们开窟建洞的目的希求现世利益的功德多于呈现佛教思想的意义。
（二）《华严经》相关的写经资料
有关《华严经》在敦煌的流传状况，现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写经的资料中，以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P.2110北魏延昌二年（513）经生令狐崇哲所写《华严经》卷35为最早，其题记为：
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六月廿三日，敦煌镇经生
帅令狐崇哲所写经成讫竟。
用纸廿一张
校经道人 [25]
而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S.2724北魏比丘法定所写《华严经》卷3题记中记有写经的目的：“夫妙旨无言，故假教以通理;圆礼非形，必借以表真。是以亡兄沙门维那慧超，悟财命难恃，识三圣易依。故资竭贿，唯福是务。图金容于灵刹，写冲典于竹素。而终功未就，倏迁异世。弟比丘法定，仰瞻遗迹，感慕遂甚。故莹饰图刹，广写众经，华严、涅槃、法华、维摩、金刚般若、金光明、胜鬘。冀福钟亡兄，腾神梵乡，游形净国。体悟无生，早苦海。普及含灵，齐成正觉。大魏正光三年（522）岁次壬寅四月八日都讫。”[25]186-187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编号新129的北周保定元年（561）十月十二日前后高弼所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2，题记载其目的为“高弼为亡妻元圣威所写经”，上海博物馆藏编号37498北朝任元姜所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1，题记为“清信女任元姜为亡夫支寅苟写”？譹？訛[25]252，285。另有前会稽县令宋绍演发愿读《华严经》，其后题记为：“大隋开皇三年（583）岁在癸卯五月十五日，武候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因遭母丧，亭（停）私治服。发愿读华严经一部、大集经一部、法华经一部、金光明经一部、仁王经一部、药师经卌九遍。愿国主兴隆，八表归一，兵甲休息。又愿亡父母托生西方天寿国，常闻正法。己身福庆从心，遇善知识。家眷大小康休，一切含生，普蒙斯愿。”？譺？訛[26]又如上海图书馆编号022（812400）《华严经》卷14，其后有题记：“开皇十七年（597）四月一日，清信优婆夷袁敬姿谨减身口之费，敬造此经一部，永劫供养。愿从今已去灾鄣殄除，福庆臻集，国界永隆，万民安泰。七世久远一切先灵，并愿离苦获安，游神净国，罪灭福生，无诸鄣累，三界六道，怨亲平等，普共含生，同升佛地。”？譻？訛[27]
上述题记内容说明庶民百姓、当地士绅和高官显贵抄写《华严经》、读颂《华严经》，乃至绘制华严经变图，祈求获得现世利益的目的多于追求华严图像义理的思辨。尽管本文所检视的七处九会图的华严经变是依据唐证圣元年至圣历二年（695—699）实叉难陀翻译的《华严经》，这与上述藏经洞出土的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或永初二年（418—420或421）佛驮跋陀罗译的《华严经》不同，但这也让我们了解到7世纪以前敦煌地区的华严信仰，独立性不强。
五 小 结
如上，综观现存敦煌莫高窟唐代的华严经变与藏经洞出土的《华严经》相关资料，大致可以说明如下：
不论是中唐时期或晚唐时期的华严经变，其九宫格形式的构图是一样的，同时莲花藏世界海、第一会与第三会说法图的图像特征与所在位置是相同的。但除中唐第237、231窟的九会说法图布局一致之外，其余洞窟的九会说法图布排皆不相同。此或可说是时人对《华严经》原本之宗教意涵或对华严教学结构不甚理解的反映。这种思辨性的华严教法的深层内容不容易为当时的敦煌人们所了解，换言之，或许可以说是佛学性的华严宗对敦煌地区的影响较有限。
正由于中唐时期的洞窟（第237、231、159、471、472窟）的华严经变形制与第44窟所见有明显差异，推测这应该是来自中原的一种新样式。考量在社会相对安定时期，两地的文化交流才能具体落实，所以其时间可能是在吐蕃与唐会盟的长庆元年（822）前后[28]。而此时间点正好与这些洞窟属于吐蕃统治敦煌后期的时间是相近的。随着时代演进，华严经变的构图形式大致趋于九宫格形式定型化，这也正彰显出第44窟华严经变的重要性。
此外，整体观察绘有华严经变的莫高窟唐代洞窟，中唐洞窟（第237、231、159窟）的造像题材布局大抵相似，而多为当地家门显赫的士族所营建的晚唐洞窟（第9、12、85、138、156、196窟），其经变内容布局的安排却难以归纳形制。推测这或许也与他们开凿洞窟的目的不以追求佛教教义或佛学思想为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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