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见太史公在叙述了扁鹊、仓公二人的传奇故事之后，作了这样的评论：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
　　太史公结合自身的经历，愤然指出，扁鹊是因为拥有超绝的医术而被人伤害，仓公因有意隐居而横遭殃祸。又引用了老子的话说，美好杰出的人是不吉祥的东西。这样的论述，令人感到突兀难解。细查《老子》章句，并不是这样说的。《老子》第三十一章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意思是兵器是不吉祥的东西，人们或许厌恶它，所以有道德的人不愿以兵处事。老子又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诗云：“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是来自于道家和兵家的思想，用兵是不得已的下策。
　　太史公究竟引用的是《老子》的哪一种版本，暂且不论。先说扁鹊和仓公的“不祥”遭遇，不是因为自身的“美好”，而是在于处事的不足。如果他们都能学一学历史上帮助越王勾践战胜吴国后及时全身而退的范蠡，就不会有这么悲惨的下场。范蠡深知勾践可与共患难，不能同安乐。如果一直留在勾践身边，自己的结局肯定和伍子胥差不多。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后，把尸体“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
　　所谓“鸱夷”，是古代盛酒的壶状器具，一种皮制的口袋，用时“尽日盛酒”；不用时，可收起叠好，随身携带，也就是俗话说的“酒囊”。当时，伍子胥的尸体被装到“酒囊”后，“鸱夷”就成了他的代名词。想当初，是威风赫赫的“智囊”；到最后，却成了供人笑谈的“酒囊”，这就是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作为勾践的“智囊”，范蠡不是不喜爱荣华富贵，实在是伍子胥这个现成的“酒囊”，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的心头。他是个聪明人，不想自己也变成第二个浮水的“酒囊”。为了时刻警醒自己，在立即远离勾践之后，“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鸱夷子皮”即“鸱夷皮子”，意为酒囊皮子，他这副皮肉目前还完好无损，是未被加工成“酒囊”的皮子。这种自警的调侃味道很足，其中也多少充满了一些苦涩和无奈。虽然目前还是个酒囊皮子，没有被加工成“酒囊”，但以后如果再给第二个勾践当智囊，是很难保证不被加工的。果然，范蠡在齐国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至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他再次激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他“激流勇退”的主要原因，还是一直想起“酒囊”这个东西。范蠡隐退后，又一次经商成巨富，又多次散财济人，自号陶朱公，被后人称为中国儒商之鼻祖。改名为“陶朱公”，说明“酒囊”的阴影已经从心头逐渐消除了，这意味着他终于做到了全身而退，非常善巧而圆满地避开了“不祥”的境地。
　　反观扁鹊、仓公二人，却没有这样的智慧与善巧。究其原因，于退身之道参悟不足。二人只是单纯的艺技之人，仅仅是得奇艺于奇异者，扁鹊受技于长桑君，仓公得艺于公乘阳庆，两位高人师傅只知匆匆传授技艺，却没有教给徒弟做人处事及“功成身退”的道理，虽然“名闻天下”，却都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由此可见，真正的“美好者”，不是技艺和人的素质本身，而是指人要具有“功成身退”这种智慧贤良的品质，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全，有什么美好可言呢？史书中多次称赞张良说：“佐高帝兴汉，功成身退，贤者也。”“汉世张良功成身退，病卧却粒，比于乐毅、范蠡至乎颠狈，斯为优矣。”“美好者”与“不祥之器”，不可同日而语。“美好者”由品质决定，由智慧成就；“不祥之器”因暗昧遭难，与技艺无关。智慧在于退让，善巧在于及时。所以，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与天同道，永远美好！
　　综上可知，真正的“美好者”，并非“不祥之器”。太史公引文有误，论乏精当。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