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娼妓发展史，有文献可征，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战国策·东周策》记载说：“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鲍彪注释说：“闾，里中门也。为门为市于宫中，使女子居之。”这些被“国人非之”的“女闾”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清代周亮工在《书影》卷四中说：“女闾七百，齐桓（公）征夜合之资，以佐军兴，皆寡妇也。”所谓“征夜合之资”，明白易懂，无须解释；“以佐军兴”，则为的是敛财以富国强兵；设在宫中，服务的对象当然都是贵族成员。在宫中蓄养女乐以供统治阶级内部淫乱，古已有之，但这个将娼妓作为一种“事业”进行商业性操作的怪点子是当时齐国的著名政治家、改革家管仲（管子）想出来的。明末清初的文士余怀在《板桥杂记·后跋》中说：“管仲相（齐）桓公，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果然，在管仲的全力襄助下，齐国的国力大振，齐桓公也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诸侯霸主，其中似也有妓女的一份微薄贡献。
　　在春秋霸主中，齐桓公是一个有名的好色之徒，他曾经爽快地对管仲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管仲说，不要紧，好色乃人之常情，“无害也”。但是，齐国设置“女闾”，远远不止是为了满足贵族阶级的淫乱和试图敛财以富国强兵，有时还作为一种迷魂的武器应用于政治外交。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496年，孔子由大司寇摄鲁国的相位，齐国人听说后，非常忧惧，认为孔子主持国政后，鲁国必定能够成为霸主，而齐国地近鲁国，将首先受到威胁，“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加上一百二十匹良马，一道送给鲁国国君。鲁国国君和掌握实权的贵族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儒家的这位祖师爷孔老夫子当然看不惯这种将“食色性也”发展到极致的荒淫误政之举，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决定不再担任这个鸟司寇，“拜拜”走人。这就是《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官妓之设始于此；设妓院创收，征收颇似晚近时代特种营业税的“夜合之资”以富国强兵亦始于此。之后，官妓的设置便沿袭下来，民间的妓家也与此相伴存在，“女闾”也成为了妓院的一种代称。明代冯梦龙在话本《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说：“虽市门之游，豪客不废；然女闾之遗，正人耻言，不得不谓之邪色。”但妓家成为一种兴盛的“事业”，成为一种绮丽的社会文化景观，应始于唐代，并与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而行。自此，文士与妓女便结下不解之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创造出一种今日看来似为变态，而在古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视之却是常态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其影响直至晚明仍有余韵。
　　唐代的妓家，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为“平康”、“北里”之“乐户”，一为“教坊”之“伎女”。前者多为民营性质，虽也有相应的职官管理，但主要是服务于社会，包括以社会成员身份出现的官吏士大夫；后者则为官办，主要服务于宫廷以及官府，但有时也“出局”应赴朝官士子在酒楼或家中所设的宴会。
　　这里只谈平康北里之妓家。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卷上中说：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唐代之京师长安在当时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城区内共有三城，规模庞大，规划完善。北面为宫城，东、南、西三面围以皇城；皇城东、南、西再围以外城。外城南至曲江止，共分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东、西两市，每坊面积大致相当，成九六比例之长方形。每个坊四周都用高墙围起来，墙外为坊间大道。坊墙内再以十字大街由中心点将坊划分为四区。十字大街为东西、南北走向，坊墙便开了东、南、西、北四个坊门。每天日出时开坊门，日落时敲“下街鼓”毕则关坊门。坊外之街道实行宵禁，除了三品以上的达官贵人可以随时直接开坊门出入外，其他人等在日落后就不得再出坊行走了。这种规划布局，使平康坊的妓院虽然入夜后仍然是灯火通明、春意盎然的“不夜天”，但并不会影响长安城内其他各坊居民的正常起居作息。
　　平康坊，又称之为“平康里”，位于长安城区最为繁华热闹的东北部，当时的娼妓业者几乎全都集中在这里。所谓“风流薮泽”，即今人所说的“风化区”或“红灯区”。其具体位置在长安皇城东第一街以北之第五坊。东南边是包括酒楼、旗亭、戏场等娱乐场所和繁华街道的东市，北边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乐器商聚居之处崇仁坊，毗邻皇城官厅街与交通要道的春明门，是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和娱乐的重心所在。妓家设置于此，占据有得天独厚的地利。
　　平康坊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坊中的妓家以“北里”最为著名，故唐代长安之“平康”、“北里”，已成为与明代南京秦淮河之“河房”齐名的“风化区”之代名词。北里位于平康坊中心十字大街的东北部，占有北曲（前曲）、中曲和南曲（南街）等三曲之地。北曲地近北门，曲中以一鸨一妓之小型妓家较多，有些妓家还兼售糖果等食品；南曲位于东西巷之南，拥有的名妓最多，为三曲之中最负盛名者；中曲与南曲一样，均为大型妓院，每家妓院约有妓女十人。三曲合计共有妓院百余家。此外，位于平康坊之西南角还有鸣珂曲，长安城南还有韦曲、杜曲等。所谓“曲”，指的是这里的街巷大都弯曲狭窄，比不上长安城中其他的街市宽畅方正。这些处所最初可能是贫穷市民的聚居地，居民职业混杂，素质参差不齐，后来反而发展成为繁华的风月场所。古人于平康北里之游有“狭邪游”之说，即由此特殊地形而来。
　　唐代孙棨在《北里志》中对平康坊之妓家情形叙述甚详：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视之。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褥帷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筋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则公卿与举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参礼。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驻其去耳。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有一妪号汴州人也，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常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锾，继烛即倍之。
　　当时活动于平康北里的主要有两种人物，一为“京都侠少”，一为“新科进士”。前者多为江湖黑白道上的人物，亦有权贵富家子弟，龙蛇混杂，未可尽言。唐人李廓有《长安少年行》诗十首咏其行止，录其二首以观其生活方式：“追逐轻薄伴，闲游不著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日高春睡足，帖马赏年华。倒插银鱼袋，行随金犊车。还携新市酒，远醉曲江花。几度归侵黑，金吾送到家。”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对此倾羡者有之，鄙夷者有之。后者则是科举考试中的新进之士，少年学子中的佼佼者。所谓“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贽见之礼”，即投红纸“名片”求见之意。但是，新科进士贽见的并不止是红牌妓女，而是希望通过名妓的提携引介，达到得以晋见豪门巨族、高官权要的目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目的的社交活动。因为，上承魏晋六朝门阀士族垄断国家政治权力之传统的唐代，虽为庶族子弟进入国家政治权力圈打开了一扇小门，但是，作为当时社会的一个新兴阶级，这些出自寒门缺乏政治背景的新进士，要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负，不能不在政治权力圈内结识一些权贵。上流社会的妇女深为礼教约束难出闺门，而妓女则经常酬酢于权贵和士人之间，妓院便成为两者之间最为理想的社交场所，妓女也成为文人进士攀交权贵的南山捷径。通过在妓家的酬酢，尤其是得到名妓的引荐，新进士就能够较容易获得巴结权贵的机会。
　　大致而言，隋唐以前帝王豪门私蓄的宫妓、家妓，虽亦偶有极具才情者，但大都为男人们的宣淫泄欲工具。晚近“红灯区”之妓女，亦大多除了床上工夫外，别无所取；即使是所谓“歌星”、“舞星”、“电影明星”，虽然敢于客串上床者大有人在，但其文化素质确实不敢恭维。而社会化、商业化了的唐代妓女，要想周旋应酬于地位品位俱佳的权贵文士之中，仅有床上工夫显然不行，还必须知诗书，通艺文，擅音乐，谈吐文雅，举止高贵。其身价亦随本身综合素质的高低而大不相同，有时也随着与权贵名士的交往相互雅爱推重而水涨船高。妓女在众多的恩客中，也时常根据自己的流品地位而衡量人物，分别予以接待。权贵文士同样也是针对不同流品的妓女分别给予相应的尊敬。卖艺不卖身的妓女大有人在。面对色艺俱佳、才情并盛的名妓，冶游者获得和希求获得的远远不止是肉欲的感官满足，还有一种灵肉的升华。例如，唐代的名妓薛涛，在四川成都一地，周旋于权贵之间达五十余年，去世时已经七十余岁，靠的当然远远不是色貌而是才艺。薛涛能诗，时人称之为“女校书”；曾居浣花溪，创制深红色小笺写诗，世称“薛涛笺”。“女校书”一名也成为后世色艺俱佳之名妓的代称。
　　唐宋社会风气之开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皇帝有时也微服出宫狎妓。宋徽宗与东京名妓李师师的传奇恋情，随着《水浒传》的流传而闻名遐迩。唐朝的帝王也有此逸情艳事。至于唐代的进士文人与妓女的过从交往，非但不是丑事，反而为人们所称羡。这首先要归功于帝王权贵的提倡与表率，以致形成了一种世风。孙棨在《北里志·序》中说：
　　自大中（唐宣宗）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郑颢，晚唐最差的一名知贡举）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廷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奢，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来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宴，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赏数。诸妓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值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予（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
　　科举揭榜后，落榜者“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唐·豆卢复《落第归乡留别长安主人》诗）；而考中而成新进士者，一朝乌鸦变凤凰，自然春风得意。唐代孟郊《登科后》一诗道出了新进士的这种激动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个“一日看尽长安花”，就包括了平康北里的狭邪之游。身份的突变，使得新进士们可以获得原来甚至不敢奢望一见的一些平康北里名妓的青睐。
　　唐代进士中结缘于平康里而留下了逸事或诗文的很多，聊举数例以见其一斑。唐代王定保《唐摭言》中记载说：
　　裴恩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红斜背解鸣珰，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新进士所狎的爱妓，一面斜背轻解罗带，一面低声叫唤哥哥，恭贺玉郎。从此，可以夜夜春宵，不必知道（计较）兰麝熏香的贵贱了。而且，只要有银子可花又不吝啬银子，便可以从这家妓院到那家妓院去不断“新惹桂枝香”了。
　　
　　《唐摭言》又说：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有）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闺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元声。”（原注：楚娘、闺娘，妓之尤者。）
　　所谓“先辈”，并非年纪很大，而是指上一届或若干届进士。这里所谓“楚、闺相看别有情”，显然指的是同时邪狎二妓，左拥而右抱，在一句句娇滴滴的“状元”的呼唤声中，至五更夜残，方才从酒色的陶醉中醒过来。
　　新进士平康冶游，除了希求获得灵肉的快感与升华外，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狎妓获得攀缘权贵的机会。目的虽然如此，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故在进士文人与妓女的频繁交往之中，两者产生感情，经常演绎出一曲曲动人的爱情故事。尤其是新进士之中不乏名士，妓家之中亦有名妓，名士美人相得益彰，恋爱故事层出不穷。可歌可泣之本事，有血有泪之诗文，亦真亦假之传奇，传之千古而不朽。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唐代白行简（白居易之弟）所写的《李娃传》和蒋防所写的《霍小玉传》两种传奇。前者所写之荥阳公子郑元和虽未必实有其人，但事有所本当无疑义；后者则直指中唐著名诗人李益。李益为唐大历年间进士。在《霍小玉传》中，进士李益对妓女霍小玉始乱终弃，霍小玉最后愤激而死。而在《李娃传》中，主人公荥阳公子进京赶考，遭遇京师名妓李娃，流连妓院，不能自拔，以致一度流落街头，后赖李娃救护，两人终成夫妇。文人笔下的平康名妓，大都有情有义，而男人们则大多是负心汉。方荣杲《题红薇感旧记》诗说：“那知侠义出平康，羞煞邯郸击剑郎。”确实，比起李娃、霍小玉以及明末清初金陵“秦淮八艳”诸妓的侠义风骨，真可羞煞一大批自命忠肝义胆的男子汉大丈夫，其中包括许多自命清高的薄幸文士。
　　文士狎妓，虽有虚华应酬甚至玩弄女性灵肉者，也有因情生爱最后为爱妓殉情而死者。《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四引《闽川名士传》记载了一个令人为之伤感的恋情故事：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属文。天纵浩汗。贞元年，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于乐籍中，因有所悦，情甚相得。及归，乃与之盟曰：“至都，当相迎耳。”即洒泣而别。仍赠之诗……寻除国子四门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经年得疾且甚，乃危妆引髻，刃而匣之。顾谓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欧阳生使至，可以是为信。”又遗之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绝笔而逝。及（欧阳）詹使至，女弟如言。（使）径持归京，具白其事。（欧阳）詹启函阅之，又见其诗，一恸而卒。
　　这个真实的故事，或可以为男人们挽回一点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