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邓则的结合，在当时堪称“门当户对”。我们是1964年2月结婚的，那时我已经超过33岁了，货真价实的晚婚。
　　1963年冬，学校的老师和过去学生中的热心人，都很关心我的婚姻大事，帮我物色了对象，她是我过去的学生邓则，小我八岁。她1959年从安江农校毕业后，分配到黔阳县农业局两路口农技站，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她也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一直没有考虑婚姻问题。经过她的两位同学谢万安和王业甫的撮合，我非常愿意，就去找她。两个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谁都不挑谁，加上原本是师生，互相熟悉和了解。她对我印象比较好，认为我的课讲得好，爱打球，爱搞些文艺活动啊，又会拉小提琴啊。她也很活跃，喜欢唱歌、跳舞，也喜欢运动，爱打球，还是黔阳县篮球运动代表队队员呢，因此我们很情投意合。
　　1964年春节前夕，黔阳县组织篮球比赛，那时邓则是县代表队的，要打比赛了，赛场就设在安江农校。农校几位热心的老师觉得这是天赐良机，鼓动我把婚事办了。热心的“红娘”曹延科老师更是“趁热打铁”，抓住练球的空隙请邓则来我的宿舍喝茶休息。為这弄得我还很尴尬和措手不及，因为我的洗脸盆破了个洞，只能歪在一边接点水请邓则洗手，而且我宿舍的墙脚边还丢了我几双臭袜子。但后来邓则跟我说，就是因为这种状况，她深深感到老师身边应有个人照顾。
　　曹老师在得到邓则的同意后，便去找裁判李代举老师了解比赛场次安排，想使比赛与办喜事两不误。结果就在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把邓则从赛场上拖下来，要骑自行车带她去打结婚证。邓则说比赛还没完，我跟她说打结婚证比打比赛更重要！她有个叔伯哥哥，说你怎么搞的，比赛都不比了？我说比赛反正明天再比吧，今天这个结婚证更重要。那时结婚就是买点糖果，但是需要指标，结婚喜糖要拿结婚证去，才能买几斤糖果。
　　有人牵线，速战速决，从介绍到结婚不到一个月时间。农校的老师们都很热情地帮我们布置。在我的单身宿舍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曹老师拿出五元钱，买回了喜糖；体育老师周琼珠将刚买回的绣着一对红蝴蝶的平绒布鞋送了来……就这样，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结婚时，我只穿了件很一般的衣服，本来也不帅嘛。
　　为了庆祝我们的新婚，我曾邀请邓则去游泳。记得有一天开会开到晚上11点，但在新婚的激情和游泳的兴致双重驱使下，尽管黑灯瞎火，我还非拉上邓则去游泳不可。为此，我特意拿上一把小剪刀，以防河里有渔民布下的渔网，碰到时可以剪开脱身。然后，我们去游了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