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年沉淀，再次面对大文学史观这个议题时，我不由得生发出万般感触。木斋先生所秉持的大文学史观之所以相值于垂范百世的方法论，乃因为它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是探索的、创新的，而非因袭的、陈旧的；是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而非局部的、僵死的、孤立的；是超越古人的，而非迷信盲从的；更是超越本时代的，而非受当下意识形态支配的”。
　　先生治学，无比强调方法论，方法论绝不等同于方法，所谓方法是上手的工具、操作的流程；所谓方法论，是要求学人纵深地理解学科、把握到支持方法背后的意识形态。木斋先生的文学史观强调整体和流变，所谓整体和流变，是一种对当下学术分工过于精细化的反思。“只攻一项，不及其余”是对学术生命的局限，横向不能跨越学科桎梏，见到更高远的学术风光，纵向不能贯通古今，终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先生的大文学史观则是立体的文学史观，是综合了诗、词、曲于一体的整体流变的文学史观。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先生治学的蓝图是努力为研究对象确立其在文学长河中的坐标，并以此作为研究的指归，渐渐向大目标逼近，最后精准定位，形成环环相扣、浑成一体的文学史体系。
　　知易行难，今日之后来者在阅读木斋先生的论著时，甘之如饴，然其间耗费的心力与加诸的善功，唯先生一人知之，这亦是先生人格光照学界的根本原因。
　　先生对大文学史观的运用不是偶然见之，而是经过炼造形塑成一種思想、一种习惯、一种根本的方法论，贯穿在每一段历史流光中。从真金美玉的《诗经》到风骨遒劲的建安文学；从隽永优美的山水田园诗到古典小说高峰《红楼梦》，无不可跨越出将文学作为“纯艺术”来探索的桎梏，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联系中发现文学创作的意义和趣味。比方说，在大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木斋先生用综合词乐史、歌诗史、曲词发生史的眼光，透视了五言诗的起源——研究五言诗起源，必须从五言诗发生史本身、铜雀台清商乐变革、汉魏历史演变等多维度进行研究。在五言诗基础上，先生又发展出对《古诗十九首》之写作年代的全新见解。一方面，先生以诗证诗，兼采史料，论证、界定出“五言诗”之确立标准，即“穷情写物”“一诗止于一时一事”，又确定了“每句三个音步的基本节奏”的外在特征和清商乐兴起的音乐条件，此之谓五言诗正式成立的基本要件。另一方面，先生又确认了“两汉时期的五言诗人尚未能透过描述具体场景来传情表意，只有到了建安年代，诗人们才会这种写法”这一信息。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先生科学地推论，东汉时之五言诗仅仅是建安文人五言诗的先声，尚未具备产生《古诗十九首》的写作条件。先生的这番论证过程是诗、史、乐的交互印证，宛如一出多声部交响乐般动人心弦，现在回望起来，倘若研究此领域的学者专攻一项，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又何能得来此般巧思呢？更遑论期待他们厘清文学史中的“疑案”。木斋先生的学术论见如大树般生发、延展，正是大文学史观这一主干的支撑、这一蓝图的存在，才孕育出先生今日这般破除成见、截断众流、超越时代的皇皇巨著。
　　当我们把目光联结到先生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时，能发现先生在课堂上也无时不贯彻着大文学史观。比如，先生在课堂上讲解《红楼梦》的破译时，不为“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一句所拘束，而是将之放置在红楼大的脉络里思考。通过否定“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可能，进而追问谁人写下此语。在问题意识的导向下，先生联结脂批“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契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以及脂砚斋与畸笏叟之间对话式的记录，科学推断出“曹雪芹乃书中作者的集合体”，这番论证缜密周详、旁征博引、贯彻百年，直击我的内心。我深深感叹，木斋先生对于学术的发现竟能迸发至此般样貌，这绝不是巧思从天而降，亦不是瞬间的灵光闪动，而是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积累，宏观地把握整个文学史的全貌所结下的硕果。没有对文学史系统的把握，又何能在如此细小关节处缔造出学术史上的华美篇章呢？丢了大系统，哪能有巧思？
　　感谢岁月，让我在年轻的时光遇到木斋先生，因为谁也不敢保证，当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凝固下来后，还能不能融化坚冰，去发现新的学术高地，去重新认识曾错误理解的观念。明我以德，木斋先生用学养光照了我的灵魂，让我学会格物致知、怀疑发问。
　　（作者系中山大学在读本科生，台湾清华大学交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