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渐行渐远，现代文坛上的人与事也日益尘封到岁月的尘霾中，模糊不清了。吴奔星的遗著《待漏轩文存》（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8月版），为我们复活了一段远去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倡导者、诗人兼学者吴奔星平实又饱含诗人赤子之情的叙述中，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胡适、钱玄同、黎锦熙、叶圣陶、冯至、卞之琳、艾青、臧克家、纪弦、李章伯、唐弢、王瑶、陈瘦竹等活灵活现地向读者走来，他们的音容笑貌、命运遭际、理想与追求，真实地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风貌。
　　吴奔星（1913年6月-2004年4月）是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育家。早在1936年，他就与诗人李章伯在北平创办“小雅”诗社，为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的代表人物。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由北京到长沙，又辗转广西、贵州等，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离乱岁月中，他创作了大量诗篇，发表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后由其子吴心海整理，出版《暮霭与春焰——吴奔星现代诗钞》（昆仑出版社2012年版）。1949年后，终于结束战乱岁月的吴奔星先是在北京，后又辗转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从事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工作。就在生活渐趋安定，即将迎来人生中又一个创作高峰的时候，一场猝然而至的狂风骤雨向吴奔星袭来，一顶“右派”的帽子不但将其从苏南贬谪到苏北，还残酷地剥夺了他创作的权利，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才获得创作自由，并以70岁高龄迎来了他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喷发期。《待漏轩文存》中的散文创作于1980年到2002年，这22年在吴奔星的文学生涯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终于从黑暗中走出来，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了；另一方面，过去时代的梦魇也在这位一生向往光明，追求民主与正义的老知识分子心灵上抹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他对于自己的遭遇一向乐观且达观，但对于老友们的遭遇也不得不发出“忆往昔，风华正茂；叹今日，风烛飘零”的慨叹。
　　吴奔星的笔调是平实的，平实中却又含着沉郁，这沉郁是劫后余生的作者对一代知识分子命运遭际的慨叹。在《挥泪悼唐弢》一文中，这种沉郁转化为对现实的深刻思考与批判。作为一代文学大家，唐弢先生在现代文化史以及现代文学的学科开创方面具有足可彪炳史册的贡献，却在生命垂危之时因没有副部级医疗证，不够资格住院未能及时抢救而耽误了病情。对此，作者的心情是沉郁而悲怆的。在文中，他将沉郁悲怆熔铸到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中，写“唐弢在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到今天才晓得人要活下去是这么难！’坚持要子女把刚刚补办的医疗证给他看。他捧着那蓝色封皮的小本子，久久地贮望着。”这样的描述，真是无声胜有声。
　　晚年的吴奔星，经常要面对“访旧半为鬼，惊呼肠内热”的悲劫，这也是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青年时期因为战乱而颠沛流离，中年又遭受猝然而至的政治风波，直到晚年，生活才得以安定，潜心创作与研究了，却又因疾病渐渐离开人世。吴奔星的《待漏轩文存》中，有大量怀念故人的篇章，《不遇——忆诗人李白凤》《春风化雨 桃李芬芳——劭西先生琐记》《时代的鼓手——悼诗人田间》等，仅从篇名便可见一斑。在吴奔星笔下，这些现当代文学史上星辰般的人物曾经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而经历了尽一个世纪的追寻、漂泊，尤其是“文革”的摧残之后，却一个个抱憾离去。无论作为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是上升到国家民族命运的角度思考，这又是何等的沉郁！
　　吴奔星的诗风具有李白式的浪漫主义色调，而《待漏轩文存》中的大部分散文，呈现的却是杜甫式的沉郁顿挫，这是曾经的现实在诗人心中的投影，也使得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但吴奔星终究是一位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诗人，加之其乐观且达观的天性，对于现实，常采用幽默谐趣的笔调加以展示，让读者于含泪的微笑中体悟属于一个时代的荒诞。《新世说五则》中的五个小故事，每一个都含了心酸与沉痛。某君因写一首《五绝》：“塔在如人在，情深似海深。曾将一滴血，赢得万家春”，被红卫兵质问：“红旗是烈士献血染红的，难道只留一滴血？”有几位师生下乡劳动，集体创作了一首七律，以三个人的姓做笔名，“何吴余”，又引来事端，被人诬为影射攻击党的领导，连河里鱼都死光了。这又是何等的沉痛？作家将沉重以幽默的笔调写之，引发人们于沉痛中思考，沉痛也就具有了更加令人震撼的美学力量。
　　在《待漏轩文存》中，吴奔星对于刚刚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思考是深刻的，其批判的锋芒也是尖锐的，这不由让人想到巴金晚年以反思“文革”为主题而享誉文坛的《随想录》。20世纪80年代中期，吴奔星曾指导研究生研究巴金的《随想录》，并建议其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由此可见，吴奔星对国家、民族所经历的历史灾难的批判精神，和巴金是颇有共鸣的，其思考的深度与力度，也与巴金的《随想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不但使《待漏轩文存》中的篇章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意蕴，也成为该书重要的美学特征。
　　吴奔星生前曾被人称为“一部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是现代文学史的亲历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或师或友，都与他有过密切交往。故此，《待漏轩文存》中大量回忆师友旧事的文章，已远超其文学意义，而具备了丰富的史料价值。《〈小雅〉诗刊漫忆》《烂缦胡同之恋》以细致的笔触叙述了《小雅》的创刊经过、办刊方针以及由此而汇聚在一起的文人们的精神风貌，艺术追求，有让人身临其境之感。《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及其末路——前〈小朋友〉主编吴翰云先生的后半生》在写吴翰云先生后半生遭际的同时，也展现了其创办《小朋友》的经过及其对现代儿童文学的贡献。在这些文章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引领新潮的人——忆适之先生》一文。作为与胡适有过深厚师生情谊的学生，吴奔星对胡适之先生敬佩有加，对于过去的师生情谊，甚为怀念；但这对师生之间，又有着政治观念和诗歌观念上的差异甚至分歧。在这篇文章中，吴奔星详细地叙述了其从19岁时向《独立评论》投稿并向胡适写信求教，在胡适家书房里见到这位新文学创建者时的心情及至在北师大求学时正式成为适之先生的学生，并担任其“中国禅宗的起来”系列讲座的记录，再到1936年创办《小雅》诗刊之后与胡适在诗歌观念上的分歧并进而到“一二九”运动时的政治分歧。其中既有温馨的师生情谊的回忆，也有对历史人物深入细致的解读，更有对胡适先生讲课风采的描述。在《春风化雨 桃李芬芳——劭西先生琐记》中，吴奔星又一次提到胡适先生在北师大讲课时的情形，再现适之先生儒雅倜傥的学者气质的同时，不无惋惜地写了一二九运动时胡适站在学生的对立面，在蒋梦麟劝阻学生时说了一句“何必对牛弹琴？”遭到学生的围攻，“你这条老牛，滚开去！胡为乎来哉！”还有学生以其名字“胡适之”征下联，有人对出“孙行者”，“意谓胡适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只有做孙行者上西天取经罢了！”这样的历史掌故，还是第一次披露。作为后学者，吴奔星对于胡适在新文学史上的开拓性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对于其课堂上的儒雅风范也大加褒扬，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适之先生深深的缅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20世纪30年代吴奔星与陈子展等人就“胡适之体”展开的论争中血气方刚的勇气与真挚，在其晚年的文字中仍然溢于字里行间。也正是因为这种真诚，吴奔星能够超脱于个人情感，对作为历史人物的胡适的多面性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作为诗人兼学者的吴奔星，将诗人的灵动与洒脱，学者的理性与博大，甚至小说家的细腻与深刻都熔铸于笔端。在《纪弦的天真与直率》《春风化雨桃李芬芳——劭西先生琐记》《忠厚长者唐圭璋老大哥》《悼艾青》《想念老诗人曾卓》等怀念故友旧交的散文中，作者往往用一两个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几句富有性格特征的对话将其所写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于笔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待漏轩文存》所呈现的，就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史料，而是活的现代文学史，作家是以其对现代文学史上璀璨的群星的勾勒把远去的历史激活了。在这部著作中，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是相辅相成的。 　　吴奔星是学者，其生前在现代诗歌研究、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的创见。其散文创作，按照时下流行的归类，大概应该归入到“学者散文”之列吧？且不论这种归类是否合理，吴奔星的散文，处处流露出学者的渊博与睿智，倒是不争的事实。比起时下流行的“学者散文”，他的散文没有掉书袋的迂腐与刻板，倒是多了诗人的灵动与风趣。在《忆陈瘦竹先生二三事》中，以幽默的笔调写邂逅陈瘦竹先生之前，“由其姓名悬想其风采。他既名瘦竹，想来是个子高而潇洒，并具有诗情画意的风采和高风亮节的品德。及至50年代中期把晤于南京，始觉我的悬想，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在品德上他确是高风亮节、敦厚朴实的学者，而在形象上则是中等个儿，稍微偏胖的。”于轻松风趣的笔调把陈瘦竹先生的人品、学品展现出来，随之，又写陈瘦竹先生怎样奖掖后人，以及他在戏剧理论上的贡献。陈瘦竹在戏剧理论上的贡献，足可写一篇长论文，甚至专著，但对于严肃的学术问题，作者仍以平实的笔调叙述，虽然简洁，却指出了陈瘦竹戏剧理论的精髓。风格即人。吴奔星早年师从胡适、钱玄同、黎锦熙等人，这些现代文化史上大师们的风采，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为人治学作文之道。他叙胡适讲课，“长于辞令，记忆力好，穿插了不少小故事，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其实，他自己的讲课风格又何尝不是如此？还有，“劭西先生讲学与玄同先生讲学有不同的风格：一个慢，一个急；一个从容不迫，一个热情洋溢；一个似断实续，一个滔滔不绝。”前代学人的思想滋养了他，他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受了西方文化的滋养，且融会贯通，这使得他的散文创作具有天马行空的洒脱，于平实质朴的叙说中隐含了厚重的人生哲理。《江南可采莲》叙写古代妇女采莲的盛况的同时，引出胡适、钱玄同、黎锦熙三位大学问家对“莲叶何田田”中“田田”两字的解读与议论，既再现了三位先师的音容笑貌，又表达了自己对于《江南可采莲》一诗的富有独创性的美学阐释。在《盛唐诗人的望月抒怀》中，吴奔星以其创立的“虚实美学”理论解读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张九龄的《自君之出矣》《望月怀远》、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杜甫的《月夜》等作品进行美学解读，本应是一篇学术论文，吴奔星却以散文的笔调，甚至在行文中穿插对当代生活的调侃，于轻松幽默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并将复杂的学术问题讲得通俗易懂，俗雅共赏。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自信，更体现了其对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当然，这是要以厚重的文化底蕴做铺垫的。
　　《待漏轩文存》的出版，自有其特定的文学史意义，它向读者展示的是诗人、学者吴奔星在散文创作上的独特风采。以乐观且达观的态度看待人生，以诗人的赤子之心感悟人生，并以洒脱不羁的笔法表现人生，是吴奔星散文创作的重要特色，也显示着其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的美学风范。随着《待漏轩文存》以及吴奔星更多遗作的整理出版，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也将会引起更多读者的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