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人最初的文学记忆，都来自中小学语文课本。课本中的古诗词文、“鲁郭茅巴老曹”等名家经典选段，从童年至今给我们无穷乐趣。让我记忆尤深的是中小学课本上的年，因为那些丰富讲究、有声有色、热闹欢乐的传统习俗，让世纪之交长大的孩子，尤其是90后，感到陌生、神秘而有趣。小的时候我们一遍遍阅读，想象过去的年，和课文中的伙伴交流并美滋滋地获得共鸣。写过年的作品远不止课本收录的，都给我们亲切感，让孩子时的我们以稚嫩的仪式感努力理解和实践过年。
　　读儿时的读：新鲜，熟悉与陌生
　　小学时我最喜欢语文课本中那些未被意识到是历史、文化、风俗的东西，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是遥远却浪漫有趣的事情，只需观赏游戏，无须参与负责，那种乐趣就和玩过家家一样。
　　梁实秋先生在散文《过年》里说，自己小的时候不喜欢过年，因为虽然宫灯、纱灯烛火辉煌，地上芝麻杆踩起来“咯吱咯吱”响，可是守岁、凛冽的寒风都令人难受。童年的梁先生可能是一位细腻的人，不喜欢响声震天的大麻雷子、二踢脚子，看不上落了灰的杂拌儿。过年的吃食看似丰富，实则标准化的大锅大灶，量多花样少，“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事实上是天天打扫剩菜”。小时候看到这一句大呼过瘾。小孩总希望完美的欢乐，一切都得按自己想的来，否则会闹别扭。我课堂朗读时被老师表扬“罄”这个字“读得很准”，因此对这句话印象更深刻。“炕桌上呼卢喝雉，没有孩子的份。压岁钱不是白拿，要叩头如捣蒜。大厅上供着祖先的影像，长辈指点曰：‘这是你的曾祖父，曾祖母，高祖父，高祖母……’虽然都是岸然道貌微露慈祥，我尚不能领略慎终追远的意义。”这是删掉的内容，自从核心家庭取代了四世同堂，连大人都难以领略此意。
　　记得清楚的还有“除夕夜，煮饽饽端上来了。我困得低枝倒挂，哪有胃口去吃？胡乱吃两个，倒头便睡，不知东方之既白”。如果用一个词传达身为小孩子的困意，真没有比“低枝倒挂”更准确的了！可是从小嗜吃的我不认同“胡乱吃两个”——饺子那么好吃，怎么像梁山好汉一样呢！还是莫言先生在《过去的年》里说得实在：饺子在锅里煮熟后，并不像今天一样直接一盘盘端上桌，而是由父亲端著、男孩子跟着，放在大门外磕头、点起鞭炮祭祀天地神灵。“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们的庆典了。”吃饺子前要向长辈磕头，小莫言为了吃到带着硬币的好运饺子，连吃三碗，差点撑没了小命。后来他才知道，好运饺子都带着记号，是孝顺儿媳要夹给公婆的。
　　幼时不喜欢过年的还有许钦文先生，原因是“言论不自由”（不让小孩乱说话）、“迷信和虚伪的礼节”（给陌生“亲戚”磕头拜岁）、青年时期新旧历带来的不便，以及他和别人对于过年必要性的意见分歧等（《过年恨》）。但我明白，恨是因为爱——希望这个吃好穿好玩好的年是完美无憾的，如果它与扫兴和“屈尊”沾边，孩子宁愿不要，比大人还容不得含糊。也因为大人们的年为他人而过：祭祖祭天，慎终追远，尊长扶幼，遍访亲朋。在传统大家庭，“妇女们忙得脚丫子朝天，男人们却蹲篱笆根晒太阳，说闲话儿”。（刘绍棠《本命年的回想》）大人们能不焦头烂额！而孩子们的年是为了自己，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说：“孩子是过年过节的中心人物，他们应当享受，快活。”孩子们无忧无虑，安身故乡，椿萱并茂，伯埙仲篪，这可不是真正的天伦之乐么？他们单纯无暇，身处孝道伦理的成人礼教之外，本应接受爱和诚信等顺应天性的教育就足够了。
　　老舍的《北京的春节》则几乎不带儿时个人感情，比较客观地展现北平年景，让小时候的我好像亲历了一次，看不到什么阴影。老北京的春节在腊月初旬就开始了。奶奶家厨房终年存在的一大玻璃罐泡着蒜的醋，以及我们家开始泡腊八蒜，都是《北京的春节》的启示。小时候读觉得有趣，现在读明白了老舍先生有意无意教人过年的苦心孤诣，难道他已经预见了现在过年的“精简”？老北京人崔岱远先生在《京味儿》一书中，讲述了腊八节起源于古代重大祭祀活动，近世腊八腌蒜据说是取“算”的谐音，是有里有面儿的老北京人催债的提示。他还就醋、蒜、罐儿详细传授了泡出“翡翠豆儿似的”“甘甜、爽利”“嘎嘣脆”的腊八蒜之秘籍，并且深情地说：“原来，腊八蒜之所以能变绿，是因为它是活的，是有生命的！难怪在肃杀的严寒里，腊八蒜儿给人们带来了绿色的希望！”
　　课文中老北京孩子过年吃的杂拌儿，是我们不熟悉的。毕竟我们成长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社会，超市里五光十色的糖果、巧克力、果冻还吃不完呢。然而，在玩乐方面我们可能就不如过去的伙伴了。梁实秋在《北平年景》中痛快地讲：
　　孩子们玩花炮是没有腻的。九隆斋的大花盒，七层的九层的，花样翻新，直把孩子看得瞪眼咋舌。冲天炮、二踢脚、太平花、飞天七响、炮打襄阳，还有我们自以为值得骄傲的可与火箭媲美的“旗火”，从除夕到天亮彻夜不绝。
　　小时候在烟台东南山窝儿里过年的冰心，在《童年的春节》和《漫谈春节》中回忆道，过年时父亲从烟台市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箫、笛、二胡、月琴，表哥们弹奏起来热闹得很，可惜她挤不进去！童年的丰子恺先生在浙江嘉兴镇上过年，他的花炮有雪炮、流星、金转银盘、水老鼠、万花筒……语文课本中的伙伴还要买孩子的各种小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原来梁先生真正喜欢的是放风筝，“虽然冻得涕泗横流，而我心滋乐”。
　　孩子眼中的大人在过年大开赌戒，“推牌九、状元红、呼么喝六，老少咸宜”（梁实秋语），家家开赌，脱去所谓“好人家”的礼法，尽情享受这唯一的家庭娱乐。在我学龄前，家中长辈也在过年大搓麻将，我和表妹觉得他们简直无聊至极，就顺手牵来好看的幺鸡等牌搭积木玩。结果被大人们觉察，还遭了训斥。
　　老舍、莫言、丰子恺讲述的小年习俗——祭灶，磕头，给灶王爷嘴上抹糖，烧黄表纸，打年糕等等，对于我们这代孩子来说也比较陌生。我童年的春节，已经不像课本里伙伴家那样承认并尊奉家庭的保护神，至于祖先方面，也只有奶奶叫我们一起叠纸、烧纸，祭奠她故去的亲人。祭奠的传统，在年轻化和被减少代目、被淡化代际联系的家庭中，越来越难存在了。 　　長大了读：温馨中的怀恋
　　长大以后再来读语文课本里的年，意外地发现书中伙伴其实是个大人，真实的他们存在于被删减的片段——那些不宜或不必进入孩子视野的内容。原来，作家笔下的年是他们对童年和故乡的深情怀念，试图一次次通过记忆中的真实而非现实中的真实，回归到那个代表稳定、安全和温暖的时空。他们再难以回去。我们懂了这一层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有声有色、热闹欢乐的童年之年也回不去了。
　　语文课本中写过年的作家大都提到“童年”，年节和童年联系起来绝非偶然，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是超拔于凡俗常规的精神飞地，孩子过年是生命之初的新奇体验，年节又因为孩子视角凸显自身各方面的欢乐而非负担，相得益彰。长大的读者，重读长大的作家回忆儿时过年之作，竟读出两分想念，三分骄傲，四分欢乐，一分哀愁。莫言先生说，他小时候焦急地盼过年，因为又长大了一岁，又可以穿新衣饱口福。大人们却“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小时候的他因为大人的态度感到失望和困惑，可后来完全能够理解了——拮据年岁的开支，衰朽残年的零落。当然还因为成人世界的波折：春节“年岁越大，欢乐越少”。
　　刘绍棠先生1996年作的《本命年的回想》篇末倒很达观：“今年岁逢丙子，是我的本命年，六十‘高龄’回忆往事，颇有返老还童之感。”一年后的早春他去世了，可是童年的他在鲜活的文字中生命长存。鲁迅先生的《祝福》和《故乡》更靠近成人视角，他笔下的过年蒙上了更浓厚的阴影，时间、生活的苦难、礼教，似乎都告诉他和读者：回不去了，还是走罢。
　　谁人过年不怀乡？不论是语文课本中的作家还是普通人，无论身居何地，都会一次又一次触景生情、回到那个在记忆里日渐模糊，在现实中人事变改的故乡。对于故旧空间，善于记忆和书写的人是幸福而悲情的，习惯遗忘并前进的人是欢愉却怅惘的。可是当故乡难回，故人已逝，当年的情景再也难以复刻了，“究竟不是地道家乡味啊。可是叫我到哪儿去找真正的家醅呢？”琦君在《春酒》中最后这样说道，节制而深厚，也让人瞬间恍惚——难道这些记录和书写的，都是个人生活中不复存在的事物（正在经历的不用也无法被记录）？都是我们“回家”和对故乡的情感想象？
　　表面上看，过年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但如果时局动荡，社会黑暗，“过年”便瞬间加倍转向了它的反面。梁实秋对过年印象不佳，最重要的原因是民国元年初袁世凯唆使兵变，大掠平津，给万民欢腾的新年假期做了一个悲惨而荒谬的结束。这道阴影不但笼罩在梁实秋之后的年，必定也弥散到他的儿时过年记忆。同样被删去的还有《北平年景》开头，他怀想北平、羁旅凄凉、没有双亲和儿女的飘零之感，使童年的过年故事多了一分沉重。巴金小说中的过年，尤其是《家》《灭亡》等，充斥着豪门大户喜庆有序外表下“旧制度的腐朽和吃人盛筵”（子羽《巴金笔下的过年习俗》）。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以北平沦陷为历史背景，正如三部曲的名称“惶惑”“偷生”“饥荒”一样，“古城的人们必须过年”与“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和恐怖时局使人过不成年”形成深刻的矛盾。常二爷的世界变了，小顺儿那属于孩子的过年快乐竟都不能实现，战争成为人民无法抚平的伤痕。当我们长大，视野从自身投向社会，从国内望到国际，发现自己得以幸运成长的安宁是有限的、局部的，终于明白语文课本中的年节故事为什么感人：它们是作家们最美好最珍贵的记忆啊！
　　个人难以回到自己的童年，社会也难以回到自己的历史，很多传统风俗被新的消费现象取代。个人的长大老去和社会风貌的变迁共振，带给每一代难逃的无所适从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莫言《过去的年》）现在的年，形式上不再是祭祖守岁等专情的仪式，虽然在人们心中有各自的分量。个人和社会都无法回归到以往的时空，这是人类的永恒遗憾。好在我们执有未来的时间和未知的可能。我们不是停留在历史和在直线上徘徊的人，而是享受着时光、创造历史的人。长大后对语文课本过年故事的新理解，难道不是收获吗？每一代的历史都值得钦慕，如果我们喜爱老北京人的煮饽饽，老湘西人的花灯，老温州人的春酒，那么也应该好好去经营自己当下的年，可以拉回自己的童年——和作家儿时的乐趣不同，也可以将此时此刻“最幸福化”。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