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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感受最深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犹如“一夜春风满眼绿”，已成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转向“东西方共治”。
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中美关系有许多分析和预测，其中颇引人瞩目是认为中美会出现“霜冻式和平”或者“冷和平”状态。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其相互认知，不仅将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还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形成，需要冷静分析，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拨开地缘政治棋局错综复杂的迷雾，看清国际格局大趋势，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西方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在21世纪可以用3C来概括“Cooperation，Competition， Conflict”，即合作、竞争、冲突。目前主要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冲突还是遥远的“影子”，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结果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吧。他们把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看成是亚洲大国关系乃至世界秩序的重组，从“零和”博弈的角度机械地观察大国力量的历史消长，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挑战者”，是想推翻美国一手创立的“世界三个体系”，即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政治安全体系、以关贸总协定（现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贸易体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核心与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这样的逻辑思维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负面、悲观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核心有两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应用到中美关系上更是如此。中国认为，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已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格局，经济金融联系十分紧密，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维护和改革也有着广泛的共识。
当然中国并不回避矛盾和分歧，中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都有不同，战略取向未必一致，出现摩擦和矛盾是正常的。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给我们最深的启迪是，大国合作则共赢两利，相斗则双输互损，只有双方寻找共同利益汇合点，坚持不懈的做出努力，两国合作的“蛋糕”才有可能越做越大。
战略认知的差异和不同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策选项，我们常说，指导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管方向的。正是因为中美两国“块头大”，关系重要，我们有必要梳理清楚中美战略认知的脉络和误差，以正确认识对方，正确认识我们的世界和时代。
如何避免战略认知的偏差和错误，寻求新时代大国的和平竞争与相处之道，是历史对中美两国的考验。
最近，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布莱克威尔和特里斯两位学者撰写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认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处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很大”，并出谋划策，建议美国如何集中所有“力量要素”，以“平衡”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维护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联想到2015年初美国防部中国专家白邦瑞《百年马拉松》一书，指责中国1955年开始就对美实施“战略欺骗计划”。这些与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如出一辙，更是此战略的理论基础。
这些说法或者理论离事实相去甚远，连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这一思路是行不通的，只会引发中美长期冲突。如果修昔底德在世，他也会“坐立不安”，他的有关大国冲突“陷阱”的预言在21世纪还会出现新的版本。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上升，G20头几年几次峰会，中美通力合作，同舟共济，成功避免了美国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崩盘。当然，世界经济也因主要大国的全力合作而迅速走上复苏的道路，美国经济恢复势头最强。常言道，好了伤疤忘了疼。美国摆脱了经济衰退、赤字缠身之后，加上页岩油气大规模开发成功，开始回到地缘政治的传统思维，琢磨如何保持美国霸权地位这个根本问题。思考是应该的，可是逻辑思维出现了偏差。
不少学习国际关系的人都读过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该书2014年再版时增加了关于中国的章节。米教授的观点是，大国为了自身安全一定会追求霸权，而守成霸权则不会容许后来者坐大。它对付潜在或上升霸权的主要战略是“平衡”，在对付中国时则是“离岸平衡”，因为美国与中国之间还隔着浩瀚的太平洋。
中美之间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由此，我们可以在亚洲错综复杂的变化中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矛盾加深，海洋权益争端激化，乃至于与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关系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些纠葛，甚至在个别重大项目的合作上出现反复。这后面都有美国“离岸平衡”之手在起作用。最近，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还拿中国说事，称“我们必须确保是美国在制定（亚洲）的贸易规则，而不是中国替我们制定这些规则。”奥巴马在这里说的是美国极力推动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且不提中美双边贸易已超过5000亿美元，如此将美国与中国对立起来，是典型的“零和”思维方式。其实，贸易应该是双赢、多赢的，而且亚洲的贸易规则应该由亚洲和与亚洲打交道的国家一起商量制定，不应该像TPP谈判那样把中国排挤在外。
2011年有本书叫《世纪之争》，作者迪亚虽然描述的是中美在21世纪可能发生的“争夺世界”，但他在书中同时说，“自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以来，亚洲经历了几十年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这句话一语中的，道出了中美和平竞争的合作共赢结果。
习近平主席近年提出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破解中美关系许多难题的一把“金钥匙”。双方目前对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已有基本共识，需要尽快细化，落实到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将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进行战略沟通、推进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时机。
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和中国提出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主张，美国的TPP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摆在一起比较，从根本上说，是两国整体战略思想的不同。路线定方向，路线错了，就有可能使一国对他国作出误判，如果再采取相应的政策，那么错误战略就会被固化成行动，导致不必要的冲突。
我们都知道，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坐大，从而损害美霸权地位。而“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如何引领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改革朝着“不冲突、不对抗”的方向发展，是各国尤其是大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迪亚在《世纪之争》中忠告，核国家之间战争打不得。给我们这个时代冠以“零国集团”（即没有领导的世界）的美国学者布雷默认为，中美继续处于“非敌非友”的稳定状态对我们避免地缘政治危机恶化是有利的。
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无论是中美之间，还是别的大国之间，其关键都是相互尊重，最重要的是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美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去年曾著书提议，中美平行采取战略再保证措施，“把分歧装进箱子”，以维护两国合作大局。中美合作共赢、增加互信最为有利的领域是全球治理，即双方就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而进行合作，并带领其他国家一起通过谈判，寻求核不扩散、反恐、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想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重新制定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新压力、制造新障碍，显然不是正面的做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我们尊重各自选择的制度与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才能聚同化异，实现国家间的长期和谐相处，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繁荣。
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中美关系有许多分析和预测，其中颇引人瞩目是认为中美会出现“霜冻式和平”或者“冷和平”状态。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其相互认知，不仅将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还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形成，需要冷静分析，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拨开地缘政治棋局错综复杂的迷雾，看清国际格局大趋势，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双方的战略认知差异
西方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在21世纪可以用3C来概括“Cooperation，Competition， Conflict”，即合作、竞争、冲突。目前主要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冲突还是遥远的“影子”，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结果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吧。他们把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看成是亚洲大国关系乃至世界秩序的重组，从“零和”博弈的角度机械地观察大国力量的历史消长，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挑战者”，是想推翻美国一手创立的“世界三个体系”，即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政治安全体系、以关贸总协定（现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贸易体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核心与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这样的逻辑思维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负面、悲观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核心有两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应用到中美关系上更是如此。中国认为，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已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格局，经济金融联系十分紧密，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维护和改革也有着广泛的共识。
当然中国并不回避矛盾和分歧，中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都有不同，战略取向未必一致，出现摩擦和矛盾是正常的。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给我们最深的启迪是，大国合作则共赢两利，相斗则双输互损，只有双方寻找共同利益汇合点，坚持不懈的做出努力，两国合作的“蛋糕”才有可能越做越大。
战略认知的差异和不同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策选项，我们常说，指导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管方向的。正是因为中美两国“块头大”，关系重要，我们有必要梳理清楚中美战略认知的脉络和误差，以正确认识对方，正确认识我们的世界和时代。
“离岸平衡”战略排挤中国
如何避免战略认知的偏差和错误，寻求新时代大国的和平竞争与相处之道，是历史对中美两国的考验。
最近，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布莱克威尔和特里斯两位学者撰写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认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处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很大”，并出谋划策，建议美国如何集中所有“力量要素”，以“平衡”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维护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联想到2015年初美国防部中国专家白邦瑞《百年马拉松》一书，指责中国1955年开始就对美实施“战略欺骗计划”。这些与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如出一辙，更是此战略的理论基础。
这些说法或者理论离事实相去甚远，连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这一思路是行不通的，只会引发中美长期冲突。如果修昔底德在世，他也会“坐立不安”，他的有关大国冲突“陷阱”的预言在21世纪还会出现新的版本。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上升，G20头几年几次峰会，中美通力合作，同舟共济，成功避免了美国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崩盘。当然，世界经济也因主要大国的全力合作而迅速走上复苏的道路，美国经济恢复势头最强。常言道，好了伤疤忘了疼。美国摆脱了经济衰退、赤字缠身之后，加上页岩油气大规模开发成功，开始回到地缘政治的传统思维，琢磨如何保持美国霸权地位这个根本问题。思考是应该的，可是逻辑思维出现了偏差。
不少学习国际关系的人都读过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该书2014年再版时增加了关于中国的章节。米教授的观点是，大国为了自身安全一定会追求霸权，而守成霸权则不会容许后来者坐大。它对付潜在或上升霸权的主要战略是“平衡”，在对付中国时则是“离岸平衡”，因为美国与中国之间还隔着浩瀚的太平洋。
由此，我们可以在亚洲错综复杂的变化中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矛盾加深，海洋权益争端激化，乃至于与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关系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些纠葛，甚至在个别重大项目的合作上出现反复。这后面都有美国“离岸平衡”之手在起作用。最近，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还拿中国说事，称“我们必须确保是美国在制定（亚洲）的贸易规则，而不是中国替我们制定这些规则。”奥巴马在这里说的是美国极力推动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且不提中美双边贸易已超过5000亿美元，如此将美国与中国对立起来，是典型的“零和”思维方式。其实，贸易应该是双赢、多赢的，而且亚洲的贸易规则应该由亚洲和与亚洲打交道的国家一起商量制定，不应该像TPP谈判那样把中国排挤在外。
误判会导致不必要的冲突
2011年有本书叫《世纪之争》，作者迪亚虽然描述的是中美在21世纪可能发生的“争夺世界”，但他在书中同时说，“自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以来，亚洲经历了几十年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这句话一语中的，道出了中美和平竞争的合作共赢结果。
习近平主席近年提出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破解中美关系许多难题的一把“金钥匙”。双方目前对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已有基本共识，需要尽快细化，落实到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将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进行战略沟通、推进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时机。
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和中国提出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主张，美国的TPP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摆在一起比较，从根本上说，是两国整体战略思想的不同。路线定方向，路线错了，就有可能使一国对他国作出误判，如果再采取相应的政策，那么错误战略就会被固化成行动，导致不必要的冲突。
我们都知道，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坐大，从而损害美霸权地位。而“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如何引领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改革朝着“不冲突、不对抗”的方向发展，是各国尤其是大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迪亚在《世纪之争》中忠告，核国家之间战争打不得。给我们这个时代冠以“零国集团”（即没有领导的世界）的美国学者布雷默认为，中美继续处于“非敌非友”的稳定状态对我们避免地缘政治危机恶化是有利的。
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无论是中美之间，还是别的大国之间，其关键都是相互尊重，最重要的是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美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去年曾著书提议，中美平行采取战略再保证措施，“把分歧装进箱子”，以维护两国合作大局。中美合作共赢、增加互信最为有利的领域是全球治理，即双方就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而进行合作，并带领其他国家一起通过谈判，寻求核不扩散、反恐、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想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重新制定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新压力、制造新障碍，显然不是正面的做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我们尊重各自选择的制度与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才能聚同化异，实现国家间的长期和谐相处，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