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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时间旅行、自我发现和突破瓶颈的过程。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这句话用在家庭上成立，用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上也成立。
过去半个世纪，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口脱离贫困，中国对此功不可没，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三。但纵观全球，能够像中国这样大规模脱贫的国家寥寥无几。在幸福的国家教导不幸的国家如何取得幸福的发展理论和实践下，幸福的国家继续幸福，不幸的国家依然不幸。故有经济学家戏称，过去这几十年，发展经济学没有胜利，而是经济发展胜利了。
或许经济发展本身就没有最佳实践可循，发展本来就是每个国家自身探索的过程。当今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初期开始经济腾飞时，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合理的监管或健全的体制。而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以成功者自居，为欠发达国家大开良方，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无视历史和欠发达国家的不切实际。
尽管难题依然存在，通过这些年的思考和实践，发展经济学界总结出了些许心得。以下是关于发展的三个理解，即经济发展是时间旅行、自我发现和突破瓶颈的过程。
时间旅行
卢森堡和布隆迪，只差一个时区，但两国财富有天壤之别。上海和甘肃，同属中国，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位列全国首尾。
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从传统农业生产转向现代工业生产，伴随着从封闭狭小的地区市场转向规模庞大的全国和国际市场，伴随着新型生产技术的采纳和新兴生产模式的出现。现在一些落后国家农业生产分散、工业制造落后、基础设施匮乏、技术水平低下，加上国家治理能力欠缺，与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状况颇为相似。而这些国家要想谋求发展，则需要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和生产经营方式，用近乎快进的方式向发展当中的国家和发达国家靠拢，需要和时间赛跑，在全球经济中争取一席之地。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确实需要完成时间旅行。
自索洛增长模型起，经济学家开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下系统化和数字化地研究经济增长。储蓄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外生变量，以及投资率等内生变量，都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变量的变化需要时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虽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量化经济增长现象和求索经济增长之源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却对如何实现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帮助十分有限。这些模型强调了要素积累，却淡化和忽视了结构转变。反过来想，如果这些模型已经足够我们认识和实现经济发展，那也不会有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今天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
时间旅行不仅指经济发展需要时间，简单的时间流逝并不能带来经济发展；同时它还强调贫困国家和地区需要面对未知，在不确定中自我发现、摸索前行。
自我发现
中国走出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林毅夫教授提到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也证明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样子给发展中国家开药方很可能适得其反。
有学者提出，发展其实就是自我发现，这个说法十分贴切地描述了谋求发展的过程。自我发现首先是认识自身相对优势。从要素禀赋开始，发现自己有什么、没有什么，进而推测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埃塞俄比亚出口鲜花、马里出口芒果、某些热带岛屿发展旅游业，这些都是发现和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
但自我发现不能停留在纸上规划，关键在于具體实施，而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创新者如果对某个行业或产品进行大量投入，自己很难获取投入的全部收益，反而是替同行业其他公司和上下游企业交了学费，于是在欠发达国家很少有创业者自发主动地投入新产品开发。也就是说，这些投资存在正的外部性，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投资人无法获取全部报酬。而即使新兴产业能够涌现，也需要具备有购买能力的消费者、足够大的市场、人才、资本等因素来实现内生生长。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战略互补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鸡和蛋的问题。产业中各个要素会互相促进，但很难同时具备。发展的过程往往需要各方协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基础设施、金融系统和支持政策多方并进，来创造一个具有活力的产业生态，而非简单地把资源配置交给市场，然后祈祷会有奇迹出现。决策者还需要具有前瞻性，计划下一步往哪里走、该怎么走。中国正在推行的产业升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持续发展其实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
在自我发现中，各个国家能够自己得出结论，明确初期发展方向。但很少有国家是从零开始的，大多数都已经在某些领域付出了很多，但同时欠缺另一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于是，发现短板，突破瓶颈，有目的地针对制约发展的因素做工作，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突破瓶颈
中国一直强调因地制宜和根据国情制定政策，这符合各地发展水平各异、瓶颈不同的现实。找准瓶颈、逐个击破，能够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尤其是补短板，正是突破瓶颈思维的集中体现。
发展作为突破瓶颈的主要途径的观点也有经济理论的支持。2000年以来，发展经济领域理论创新不断，增长诊断理论就在学界和业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其原因是很多条件都不具备，多种市场扭曲同时存在。决策者在推行改革时通常存在几个误区：
（1）对发达国家的建议照单全收。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做法很难奏效，并常常适得其反。
（2）彻头彻尾全盘改革。这种做法不切实际、无法实现，每个国家都想成为卢森堡，但卢森堡只有一个，各国有自己的财政制约、政治现状、社会考量。
（3）能做什么就先做起来，只要改革总会有成效。这种做法最有诱惑，而且听起来似乎符合常理。但在次优（second-best）条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的环境下，更多的改革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结果。在没有明确制约增长的具体因素之前，盲目改革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纵观全球各国，不难发现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却成效甚微的案例，这也是增长诊断理论的出发点之一。增长诊断理论注重系统地从一系列宏观指标和历史经验来诊断经济体的症结。例如，如果制约因素是人力资本缺乏，那么市场上现有人才应该价格高昂且千金难觅，而近期如有人才回流，相应的宏观指标应该得到改善。再例如，如果发展短板是储蓄不足，通常伴随的是市场利率高企、经常项目赤字或对外债务积压，而在国际资本对新兴市场情绪乐观或投资整体增加时期，经济增长相应会有起色。这样的例子还能列举很多，增长诊断的精髓可以说是追求“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通过要素价格、市场反应、历史经验、成功案例来总结真正制约增长的因素在哪里。找出发展痛点，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弥补短板、谋求发展。
小结
说到底，发展是实践出来的，系统思维和理论总结可以指导决策者透过现象看本质，更有信心地诊断、发现和推行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改革。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谋求发展的决心、明辨是非和尊重事实的智慧、尊重基本规律发挥自身优势的常识，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能像早期的英美、近期的亚洲四小龙和目前的中国一样实现更快更好的经济发展。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这句话用在家庭上成立，用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上也成立。
过去半个世纪，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口脱离贫困，中国对此功不可没，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三。但纵观全球，能够像中国这样大规模脱贫的国家寥寥无几。在幸福的国家教导不幸的国家如何取得幸福的发展理论和实践下，幸福的国家继续幸福，不幸的国家依然不幸。故有经济学家戏称，过去这几十年，发展经济学没有胜利，而是经济发展胜利了。
或许经济发展本身就没有最佳实践可循，发展本来就是每个国家自身探索的过程。当今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初期开始经济腾飞时，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合理的监管或健全的体制。而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以成功者自居，为欠发达国家大开良方，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无视历史和欠发达国家的不切实际。
尽管难题依然存在，通过这些年的思考和实践，发展经济学界总结出了些许心得。以下是关于发展的三个理解，即经济发展是时间旅行、自我发现和突破瓶颈的过程。
时间旅行
卢森堡和布隆迪，只差一个时区，但两国财富有天壤之别。上海和甘肃，同属中国，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位列全国首尾。
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从传统农业生产转向现代工业生产，伴随着从封闭狭小的地区市场转向规模庞大的全国和国际市场，伴随着新型生产技术的采纳和新兴生产模式的出现。现在一些落后国家农业生产分散、工业制造落后、基础设施匮乏、技术水平低下，加上国家治理能力欠缺，与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状况颇为相似。而这些国家要想谋求发展，则需要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和生产经营方式，用近乎快进的方式向发展当中的国家和发达国家靠拢，需要和时间赛跑，在全球经济中争取一席之地。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确实需要完成时间旅行。
自索洛增长模型起，经济学家开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下系统化和数字化地研究经济增长。储蓄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外生变量，以及投资率等内生变量，都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变量的变化需要时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虽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量化经济增长现象和求索经济增长之源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却对如何实现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帮助十分有限。这些模型强调了要素积累，却淡化和忽视了结构转变。反过来想，如果这些模型已经足够我们认识和实现经济发展，那也不会有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今天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
时间旅行不仅指经济发展需要时间，简单的时间流逝并不能带来经济发展；同时它还强调贫困国家和地区需要面对未知，在不确定中自我发现、摸索前行。
自我发现
中国走出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林毅夫教授提到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也证明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样子给发展中国家开药方很可能适得其反。
有学者提出，发展其实就是自我发现，这个说法十分贴切地描述了谋求发展的过程。自我发现首先是认识自身相对优势。从要素禀赋开始，发现自己有什么、没有什么，进而推测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埃塞俄比亚出口鲜花、马里出口芒果、某些热带岛屿发展旅游业，这些都是发现和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
但自我发现不能停留在纸上规划，关键在于具體实施，而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创新者如果对某个行业或产品进行大量投入，自己很难获取投入的全部收益，反而是替同行业其他公司和上下游企业交了学费，于是在欠发达国家很少有创业者自发主动地投入新产品开发。也就是说，这些投资存在正的外部性，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投资人无法获取全部报酬。而即使新兴产业能够涌现，也需要具备有购买能力的消费者、足够大的市场、人才、资本等因素来实现内生生长。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战略互补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鸡和蛋的问题。产业中各个要素会互相促进，但很难同时具备。发展的过程往往需要各方协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基础设施、金融系统和支持政策多方并进，来创造一个具有活力的产业生态，而非简单地把资源配置交给市场，然后祈祷会有奇迹出现。决策者还需要具有前瞻性，计划下一步往哪里走、该怎么走。中国正在推行的产业升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持续发展其实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
在自我发现中，各个国家能够自己得出结论，明确初期发展方向。但很少有国家是从零开始的，大多数都已经在某些领域付出了很多，但同时欠缺另一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于是，发现短板，突破瓶颈，有目的地针对制约发展的因素做工作，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突破瓶颈
中国一直强调因地制宜和根据国情制定政策，这符合各地发展水平各异、瓶颈不同的现实。找准瓶颈、逐个击破，能够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尤其是补短板，正是突破瓶颈思维的集中体现。
发展作为突破瓶颈的主要途径的观点也有经济理论的支持。2000年以来，发展经济领域理论创新不断，增长诊断理论就在学界和业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其原因是很多条件都不具备，多种市场扭曲同时存在。决策者在推行改革时通常存在几个误区：
（1）对发达国家的建议照单全收。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做法很难奏效，并常常适得其反。
（2）彻头彻尾全盘改革。这种做法不切实际、无法实现，每个国家都想成为卢森堡，但卢森堡只有一个，各国有自己的财政制约、政治现状、社会考量。
（3）能做什么就先做起来，只要改革总会有成效。这种做法最有诱惑，而且听起来似乎符合常理。但在次优（second-best）条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的环境下，更多的改革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结果。在没有明确制约增长的具体因素之前，盲目改革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纵观全球各国，不难发现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却成效甚微的案例，这也是增长诊断理论的出发点之一。增长诊断理论注重系统地从一系列宏观指标和历史经验来诊断经济体的症结。例如，如果制约因素是人力资本缺乏，那么市场上现有人才应该价格高昂且千金难觅，而近期如有人才回流，相应的宏观指标应该得到改善。再例如，如果发展短板是储蓄不足，通常伴随的是市场利率高企、经常项目赤字或对外债务积压，而在国际资本对新兴市场情绪乐观或投资整体增加时期，经济增长相应会有起色。这样的例子还能列举很多，增长诊断的精髓可以说是追求“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通过要素价格、市场反应、历史经验、成功案例来总结真正制约增长的因素在哪里。找出发展痛点，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弥补短板、谋求发展。
小结
说到底，发展是实践出来的，系统思维和理论总结可以指导决策者透过现象看本质，更有信心地诊断、发现和推行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改革。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谋求发展的决心、明辨是非和尊重事实的智慧、尊重基本规律发挥自身优势的常识，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能像早期的英美、近期的亚洲四小龙和目前的中国一样实现更快更好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