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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主日学校运动是英国中产阶级知识精英为解决童工教育问题所做出的一种尝试，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观念源起。在工人阶层的广泛参与下，到19世纪中期，多达半数以上的英国儿童在主日学校中注册学习。主日学校既是工人子弟提高识字水平、接受宗教教育的场所，也是其文化生活的重要社会纽带。
[关键词]主日学校运动，背景，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4-0052-06
“主日学校”也称为“星期日学校”(英文为“Sunday School”或“Sabbath School”)，主要是指宗教慈善机构在星期日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的一种教学组织。英国社会大规模兴办主日学校主要集中在1780-1850年间，1870年教育法案颁布后，义务教育得到普及，主日学校运动逐渐式微。但作为对全日制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直到今天，英美国家的主日学校仍发挥着一定作用。
18世纪，英国工人子弟很少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特别是随着城市工人数量的急剧增加，原来的语法学校、私立学校、慈善学校和家庭小学(dame schools)越来越不适合工人子女面临的实际境况。一方面，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普通工人无力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儿童很小便在工厂做工，根本无暇在全日制学校读书。此外，当时工人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未引起政府的重视，19世纪40年代，“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在这种情境下，主日学校运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责任的缺失和民间教育机构的不足，在普及初等教育、促进知识传播、教化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社会转型、宗教复兴与新儿童观
一般认为，英国报界商人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是主日学校运动的先驱。18世纪80年代初，他在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成立了几所主日学校，并将办学经历撰写成文在《格罗斯特杂志》和《绅士杂志》上发表。此后，英格兰各地纷纷效仿，形成一股颇具声势的民间办学运动。实际上，在雷克斯之前也有人举办过主日学校，但并未产生太大影响。而且，18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曾经出现过一股慈善学校运动(Charity SchoolMovement)，就规模和影响而言，也不如雷克斯所引发的主日学校运动。这与雷克斯借助媒介宣传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比照前者，主日学校运动发生在一个崭新的历史背景之中，它的发轫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转型、宗教复兴和新儿童观的出现密切关联。
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转型是英国主日学校运动兴起的深层动因。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口迅速增加，总人口由1750年的650万增加到1830年的1400万。大量人口由乡村转向城镇，由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1801年，全国约有36％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到1851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20％。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儿童也加入工业大军。由于他们比成年工人手脚灵活，易于管教且报酬低廉(报酬约为成年工人收入的10％-20％)，所以很受工厂主的青睐，一些棉纺织厂中的童工比例甚至占到2／3。这些童工没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其父母长时间在工厂中做工，亦无暇关照他们的成长。由于疏于管教，他们很容易沾染各种恶习，如喧闹、偷窃、打架等，以致少年犯罪问题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翻。许多社会精英如福音运动领导人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认为宗教教育是引导底层民众虔诚信教、避免道德败坏的重要途径。英国社会早期建立主日学校的尝试正是出于对社会转型时期贫困儿童和少年道德问题的普遍忧虑。
18世纪的宗教复兴是英国主日学校运动的重要原动力。早期主日学校主要依靠慈善捐助建立起来，而宗教团体尤其是主张社会改良的非国教徒①团体是当时社会慈善事业的主要承担者。这一时期非国教派得到迅速发展：公理会派成员在18世纪后半期增加了近一倍，浸礼教派成员增加了近两倍，卫理公会成员则从1767年的2，3万人增加到1801年的9.3万人。他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成立了许多宗教慈善组织。以伦敦为例，18世纪之前只有10个慈善组织，18世纪上半期增加了16个，18世纪后半期则增加了69个。宗教复兴是对当时英国底层民众酗酒、淫乱、犯罪、亵渎宗教等诸种不良社会风气的一种反应。这些宗教派别都倡导秩序、守时、节制、清洁等美好品德，希望通过虔诚的信仰来避免个人堕落和社会革命。福音教派成立了“抑制罪恶协会”(Soe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专门检举、控告那些道德不端和行为不轨之徒。各教派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认为，那些痴迷于堕落生活的成年人已经积习难改，儿童则很容易被教化以趋善避恶，他们被视为社会道德改良的基础和希望。例如，在丹尼尔·特纳(DanielTurner)教士看来：“儿童是上帝孕化的果实，是真主的遗赠……与其说他们属于父母，不如说他们属于公众，他们是国家的希望和力量所在。为贫民提供教育……可以将他们导向公众的利益。”这些非国教派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获知圣经中的真理，穷人和富人一样都有阅读圣经的权利，建立主日学校、帮助贫民识字则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
主日学校运动也是18世纪以来一种更为人道、宽容、积极的儿童观发展的结果。传统的英国社会往往以成人眼光和经济价值来看待儿童，他们必须服从父母的意志和家庭的需求。许多平民子女很小便成为谋求生计的劳动力。T·杰克逊回忆自己在18世纪末期的童年生活时写道：“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派到田地里割草、看守庄稼、帮着收割以及捡拾落穗。”此外，传统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认为，人生来是负罪的，只有不断接受惩罚才能趋向恭顺和理性，这就为体罚、甚至虐待儿童提供了依据。当时许多济贫院也都采用惩戒的方式来约束儿童和少年的行为。但受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影响，这种传统的儿童观念在18世纪后半期开始受到冲击。儿童的情感、智慧和愿望开始受到成人的尊重，他们被当做需要进一步接受教育的特殊群体来对待。洛克的“儿童生来是一张白纸”的思想被许多宗教杂志引用、传播；卢梭的观点也为许多英国人所接受，他认为：“孩子生来是好的，是一个不好的社会把他教坏了。”这些都凸显出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伊萨克·瓦特斯(Isaac Watts)用这种新观念写成的儿童读本在18、19世纪风靡一时，被一版再版。他在《心智的完善》一书中总结道：“倘若任由自己的话，我们会像地球上的兽类一样野蛮地成长。”受这种新儿童观的影响，中上层社会的慈善家们开始以更加宽仁的态度来对待贫困儿童，意识到只有为这些孩子提供教育，才能避免他们重蹈其父母们的覆 辙——因为堕落而陷入贫困。
为工人子女举办免费学校只是18世纪英国宗教慈善的一种表现，它在兴办医院、救助贫民、废除奴隶贸易等方面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正是因为工业化过程中的童工问题和整个社会对待儿童观念的转变使贫困儿童教育问题凸显出来，从而引起社会精英和慈善家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讲，举办主日学校的理念植根于人们对教育的社会效用和人的后天可塑性的深信不疑，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发展：中产阶级主导与工人阶级参与
雷克斯举办主日学校的经历切中了英国社会对贫困儿童教育问题的隐忧和关切，引起了广泛共鸣。自18世纪80年代始，英国各类工厂中的童工开始在主日学校中学习，1800年，主日学校的注册学员有20万人，1818年有45万人，1833年有140万人，1851年达到210万人。1851年，主日学校学生注册人数占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13％，在年龄5~15周岁的工人子女中约占75％(具体增长数据参见表1)。英国女王在1858年9月视察伍兹时，大约3万多名当地主日学校的学生在伍德豪斯旷野欢迎她的到来，场面非常壮观。主日学校的迅速发展既与中产阶层的赞助、引导有关，也与工人阶级自身的参与、支持密不可分。
中产阶级在运动初期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早期主日学校大都由中产阶级建立(一般为教区牧师或地方精英)，他们聘请普通学校的教师为附近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一些知识精英在办学方面颇具声名，如古物学家约瑟夫·斯特拉特(Joseph Strutt)在赫特福德郡兴办的主日学校、慈善家汉娜·摩尔(Hannah More)在门迪普丘陵地区兴办的主日学校、著作家莎拉·特里默(Sarah Trim-mer)在布伦特福德地区兴办的主日学校，在当时都有较大影响。中产阶级的办学活动甚至影响到英国的上流社会：据说，皇后和温莎贵族的小姐们也都以在周日下午教授贫困儿童读书为一种新时尚㈣~654)。主日学校的管理者基本上由学校的赞助者来担任，他们往往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商业精英或教会人士。这些社会精英还建立了许多主日学校团体，为学校教育提供各种服务。其中，两个具有全国性规模的团体是“主日学校协会”和“主日学校联盟”。前者由伦敦商人威廉·福克斯于1785年创立，该协会本身并未参与组织或管理主日学校，而是为主日学校提供信息、免费书籍和捐款。到1850年，协会共为主日学校提供教科书160万册、问答教义22万册、圣经5，2万册。后者成立于1803年，到1835年，它统属下的主日学校大约有7842个，教职工110841人，注册学员909618人。各主日学校团体承担着组织协调和提供服务的职能，是主日学校之间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纽带。
工人阶级是参与主日学校建设和发展的主体。绝大部分主日学校都是一种地方性的、自助性的、邻里之间的教育组织，这种特征必然离不开地方民众的积极参与。过去，历史学家对规模较大的主日学校和主日学校团体关注较多，忽视了地方主日学校和普通民众的作用。例如，在布莱克本地区，工人们用木材加工成课桌、椅子，最终建立起一个容纳400人的主日学校；萨洛普地区(slop)的工人理查德·布林德菲尔德(Richard Blingderfield)与他的妻子坚持在自己家中兴办主日学校长达20年。19世纪之前，主日学校主要通过雇佣教师来授课。随着学校规模和学生数量的增加，师资费用成为一大笔开支，许多主日学校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志愿教师来完成授课任务。这些志愿者大部分都是以前在主日学校完成学业的工人子弟，他们学完读写和算数后，如果年龄达到十四五岁，就可以教给初学者如何读书识字。到1851年，主日学校的教师大约有25000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之前的毕业生。学校管理名义上由学校董事会负责，但大多数决策都采取一种较为民主的教师会议的形式来拟定。无疑，以工人为主的教师群体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19世纪以后，许多地方主日学校的建设和教学工作都是在工人阶级的直接组织和参与下完成的。
主日学校主要招收贫困儿童和工人子女。大部分主日学校分布于童工密集的工业区，而在一些童工较少的地区(如利物浦)主日学校也不太景气。主日学校的赞助者通常不希望学校接收那些有能力在全日制学校读书的孩子，只希望接收那些在工作日无法上学的贫困儿童和童工。1851年，霍勒斯·曼(Horace Mann)在进行教育人口调查时也发现：“主日学校主要以工人子女为主，尽管不完全是。”在当时英国规模最大的主日学校斯托克波特学校(smckport)中，90％的学生都是全日制工人或学徒，他们只在周末的时候去学校学习。主日学校的办学模式和教学管理既不影响童工的工作，又能促进其基本文化水平的提高，由此成为当时工人子弟完成基础教育的首要选择。一位名叫约瑟夫·巴克尔(Joseph Barker)的童工在接受调查时说：“当我们有了工作后就没有时间上学，而当我们没有工作时又没有钱来支付学费；所以，主日学校就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19世纪以后，专门为成年人提供基础教育的主日学校也纷纷成立，吸引了不少渴求知识的工人，特别是女工。
从主日学校的资金来源看，早期学校的建立主要依靠社会精英和慈善机构的捐赠，而后来的发展则越来越依赖于大众集资。1789年，英国威肯汉姆(Twickenham)的一所主日学校正是因为获得了100英镑的个人遗产捐赠才得以成立，但到19世纪30年代只有1／3的主日学校依靠这种方式来建立或维系管理。随着主日学校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学校开支变得日益庞大，越来越需要公众集资。主日学校的花费主要包括取暖、灯光、房舍租金，以及其他日常开支如书籍、教学设备等。志愿教师代替雇佣教师后，每个学生年均开支由原来的3.5～4先令降低到2～2.5先令，但由于学生数量日渐增多，整体算来仍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主日学校的公众募捐一般在布道年会或学校周年庆典时举行。当时的一位官员为主日学校的强大组织能力发出感慨：“主日学校是最受欢迎的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他们在宗教庆典所募集的捐款和物品非同一般。”1818年，英国主日学校的费用支出约为5.7万英镑，到1851年增加到20～30万英镑，绝大部分来自民间捐款。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英国主日学校运动是由中产阶级发起、工人阶级积极参与的社会教育活动。社会精英在主日学校建立初期和组织主日学校团体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运动越来越具有地方性、自助性和民众性。因为主日学校的教师和学员大都来自工人家庭，他们既是运动的参与主体，也是主要受益者。
三、影响：传播知识、阶级规训，还是宗教教化
主日学校有着复杂的社会功能，它不仅仅是 文化教育组织，也是布道传教的重要媒介。因此，要较全面地认识主日学校运动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必须从多个方面展开分析。
首先，主日学校运动在促进大众基础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学家格林(Green)认为：“由雷克斯先生建立的主日学校开创了英国普及教育的先河。”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正值英国社会处于低龄化时期，儿童和青少年的数量约占总人口的一半，10岁以下的儿童约占1／4。但当时英国人的识字率并不令人乐观，18世纪大部分普通工人都是文盲，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家庭与非文盲家庭的比例才基本持平(各占50％)。1870年政府大规模兴办公立学校之前，英国的文盲率已经降低到20％～30％之间。这种改观与主日学校运动不无关系。因为在19世纪30年代，主日学校的数量就已经大大超过全日制学校。办学高峰时期，主日学校吸收了整个儿童、青少年群体半数以上(参见表1)。这些孩子大都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经过3～5年的学习，他们可以具备基本的识字水平和文化素养。当时的《教师杂志》报道，一位扫烟囱的男孩在上主日学校之前连笔都不会拿，经过几周学习，其读写水平大有进步。有人在《北极星》(Northern Star)杂志上撰文：“如果这个国家的穷人普遍能够读书识字，能够自由而理性地就许多文学话题进行对话，我们得感谢主日学校，正是在这些学校中他们学会了读写。”可以说，在政府广泛介入教育之前，主日。学校运动以民间力量的形式推动了英国大众教育的发展，为日后普及义务教育奠定了基础。
其次，主日学校不仅是提供教育的场所，也是工人阶级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纽带。学校每一年的外出郊游(school outing)都是学员们非常期待和关注的事情；学校在周年校庆时往往会向学员们分发礼物(如鞋子、帽子、裙子等衣物)；学校还通过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为生病的学员募捐钱财或衣物，为死者举行追悼会；学校老师或其他同学会帮助缺课的学员补习功课。这些都体现着学员之间的温情和关爱，无形之中营造出一种共同的归属感。参加主日学校的共同经历使工人子弟在成长为新一代工人阶级的过程中形成了相近的政治取向、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情趣。比如，非国教派主日学校的学员在反对英国国教主导下的教育法案和积极参与1833年的工厂立法活动中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一起。同一主日学校的学员还会相互介绍加入同一俱乐部(或协会)，分享就业信息和开展各种社会活动。通过在主日学校的学习经历，新一代工人阶级改变了过去那种摔跤、打架、斗牛、斗鸡等粗野喧嚣的娱乐方式，转向一种“理性的消遣”，如郊游、散步、品茶、聚会等。可见，主日学校已经成为工业化时期英国民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历史学家认为，主日学校教育具有明显的阶级规训倾向，这是英国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控制手段。例如，E.P.汤普森把主日学校视为上层社会对工人阶级进行道德训诫的主要工具之一。弗兰克·史密斯也认为“主日学校是引导穷人文明化的重要工具”。早期主日学校运动的发起者确怀有抑制和改善底层民众恶习的考虑，雷克斯正是因为看到街头打闹喧嚷的儿童才萌生出创办主日学校的想法。萨拉·特里默在她主管的主日学校中印发“道德标准”小册子，教导孩子们要文雅懂礼。汉娜·摩尔认为，主日学校应该仅限于教授《圣经》，只有这样才能让贫民子弟变得恭顺、勤劳；学习写作则容易使他们具有社会煽动性。曼彻斯特出现纺织工人罢工时，有些主日学校告诉学生反抗雇主是一种罪恶。这种保守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主日学校运动的发展，使其不可能成为一种开放式的大众教育。特别是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英国主日学校被上层社会视为煽动工人革命情绪的工具，运动因此也受到过一定冲击。历史学家托马斯·拉克不认同阶级驯化论的观点，他认为中产阶级对主日学校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主日学校的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都来自工人阶层，其主要是体现工人阶级自身文化特征的社会组织。这样来看，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观未必因为上层社会的劝诫和规训，而是与其自身的觉醒和进步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如果将主日学校运动置于当时宗教复兴和教派竞争的历史背景之下，它所体现出来的阶级差异与分歧远没有教派纷争明显。早期运动是在教派联合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建立的主日学校团体多为跨宗教派别的，其中，卫理公会、浸礼教派发挥了主要作用，像特里默、摩尔等都是卫理公会成员。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国教(圣公会)开始加强对主日学校的控制，非国教派也纷纷利用主日学校扩大自身影响。他们都担心自己教派信徒的流失，例如，一个卫理公会教徒抱怨道：“大量的学生在我们的学校中学习，但之后却彻底脱离我们的宗教组织。”一位圣公会督导有着同样的忧虑：“一个难以启齿的事实是：英国国教未能挽留住工人子弟……这难道不是主日学校教育导致的失误吗?”1811年，国教成立了全国协会(TheNational Society)，力图将主日学校纳入教会的管理体系之中，但遭到了非国教派别的强烈抵制。不同教派的主日学校在授课时都向学生传播自己的教义、教规，希望将他们培养成虔诚的本教教徒。为避免自己教派的信仰日渐衰微，各教派都努力通过主日学校来扩大生源、增加信众。所以，与其说主日学校运动反映的是某一阶层对另一阶层的社会控制，不如说是不同教派之间的公开竞争。恩格斯批判这种竞争“不仅竭力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怀抱里”，还力图“抢夺异教徒孩子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派之间为争夺生源而进行的宣传和布道，促进了主日学校运动的发展。但也有诸多局限，如学校的教师、课程、管理等都要受限于各派教义，难以实施开放的世俗化教育。
综上，英国主日学校运动发轫于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社会转变之中，是宗教与社会力量应对当时诸种社会问题所做出的一种努力。中产阶层的社会精英在运动初期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进入19世纪，运动则越来越成为工人群体之间的自助性活动。主日学校不仅为工人子女提供了免费基础教育，也使他们逐渐形成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主日学校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功能，观察视角不同，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一点或可进一步拓展深入。
[关键词]主日学校运动，背景，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4-0052-06
“主日学校”也称为“星期日学校”(英文为“Sunday School”或“Sabbath School”)，主要是指宗教慈善机构在星期日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的一种教学组织。英国社会大规模兴办主日学校主要集中在1780-1850年间，1870年教育法案颁布后，义务教育得到普及，主日学校运动逐渐式微。但作为对全日制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直到今天，英美国家的主日学校仍发挥着一定作用。
18世纪，英国工人子弟很少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特别是随着城市工人数量的急剧增加，原来的语法学校、私立学校、慈善学校和家庭小学(dame schools)越来越不适合工人子女面临的实际境况。一方面，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普通工人无力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儿童很小便在工厂做工，根本无暇在全日制学校读书。此外，当时工人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未引起政府的重视，19世纪40年代，“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在这种情境下，主日学校运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责任的缺失和民间教育机构的不足，在普及初等教育、促进知识传播、教化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社会转型、宗教复兴与新儿童观
一般认为，英国报界商人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是主日学校运动的先驱。18世纪80年代初，他在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成立了几所主日学校，并将办学经历撰写成文在《格罗斯特杂志》和《绅士杂志》上发表。此后，英格兰各地纷纷效仿，形成一股颇具声势的民间办学运动。实际上，在雷克斯之前也有人举办过主日学校，但并未产生太大影响。而且，18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曾经出现过一股慈善学校运动(Charity SchoolMovement)，就规模和影响而言，也不如雷克斯所引发的主日学校运动。这与雷克斯借助媒介宣传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比照前者，主日学校运动发生在一个崭新的历史背景之中，它的发轫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转型、宗教复兴和新儿童观的出现密切关联。
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转型是英国主日学校运动兴起的深层动因。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口迅速增加，总人口由1750年的650万增加到1830年的1400万。大量人口由乡村转向城镇，由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1801年，全国约有36％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到1851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20％。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儿童也加入工业大军。由于他们比成年工人手脚灵活，易于管教且报酬低廉(报酬约为成年工人收入的10％-20％)，所以很受工厂主的青睐，一些棉纺织厂中的童工比例甚至占到2／3。这些童工没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其父母长时间在工厂中做工，亦无暇关照他们的成长。由于疏于管教，他们很容易沾染各种恶习，如喧闹、偷窃、打架等，以致少年犯罪问题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翻。许多社会精英如福音运动领导人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认为宗教教育是引导底层民众虔诚信教、避免道德败坏的重要途径。英国社会早期建立主日学校的尝试正是出于对社会转型时期贫困儿童和少年道德问题的普遍忧虑。
18世纪的宗教复兴是英国主日学校运动的重要原动力。早期主日学校主要依靠慈善捐助建立起来，而宗教团体尤其是主张社会改良的非国教徒①团体是当时社会慈善事业的主要承担者。这一时期非国教派得到迅速发展：公理会派成员在18世纪后半期增加了近一倍，浸礼教派成员增加了近两倍，卫理公会成员则从1767年的2，3万人增加到1801年的9.3万人。他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成立了许多宗教慈善组织。以伦敦为例，18世纪之前只有10个慈善组织，18世纪上半期增加了16个，18世纪后半期则增加了69个。宗教复兴是对当时英国底层民众酗酒、淫乱、犯罪、亵渎宗教等诸种不良社会风气的一种反应。这些宗教派别都倡导秩序、守时、节制、清洁等美好品德，希望通过虔诚的信仰来避免个人堕落和社会革命。福音教派成立了“抑制罪恶协会”(Soe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专门检举、控告那些道德不端和行为不轨之徒。各教派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认为，那些痴迷于堕落生活的成年人已经积习难改，儿童则很容易被教化以趋善避恶，他们被视为社会道德改良的基础和希望。例如，在丹尼尔·特纳(DanielTurner)教士看来：“儿童是上帝孕化的果实，是真主的遗赠……与其说他们属于父母，不如说他们属于公众，他们是国家的希望和力量所在。为贫民提供教育……可以将他们导向公众的利益。”这些非国教派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获知圣经中的真理，穷人和富人一样都有阅读圣经的权利，建立主日学校、帮助贫民识字则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
主日学校运动也是18世纪以来一种更为人道、宽容、积极的儿童观发展的结果。传统的英国社会往往以成人眼光和经济价值来看待儿童，他们必须服从父母的意志和家庭的需求。许多平民子女很小便成为谋求生计的劳动力。T·杰克逊回忆自己在18世纪末期的童年生活时写道：“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派到田地里割草、看守庄稼、帮着收割以及捡拾落穗。”此外，传统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认为，人生来是负罪的，只有不断接受惩罚才能趋向恭顺和理性，这就为体罚、甚至虐待儿童提供了依据。当时许多济贫院也都采用惩戒的方式来约束儿童和少年的行为。但受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影响，这种传统的儿童观念在18世纪后半期开始受到冲击。儿童的情感、智慧和愿望开始受到成人的尊重，他们被当做需要进一步接受教育的特殊群体来对待。洛克的“儿童生来是一张白纸”的思想被许多宗教杂志引用、传播；卢梭的观点也为许多英国人所接受，他认为：“孩子生来是好的，是一个不好的社会把他教坏了。”这些都凸显出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伊萨克·瓦特斯(Isaac Watts)用这种新观念写成的儿童读本在18、19世纪风靡一时，被一版再版。他在《心智的完善》一书中总结道：“倘若任由自己的话，我们会像地球上的兽类一样野蛮地成长。”受这种新儿童观的影响，中上层社会的慈善家们开始以更加宽仁的态度来对待贫困儿童，意识到只有为这些孩子提供教育，才能避免他们重蹈其父母们的覆 辙——因为堕落而陷入贫困。
为工人子女举办免费学校只是18世纪英国宗教慈善的一种表现，它在兴办医院、救助贫民、废除奴隶贸易等方面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正是因为工业化过程中的童工问题和整个社会对待儿童观念的转变使贫困儿童教育问题凸显出来，从而引起社会精英和慈善家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讲，举办主日学校的理念植根于人们对教育的社会效用和人的后天可塑性的深信不疑，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发展：中产阶级主导与工人阶级参与
雷克斯举办主日学校的经历切中了英国社会对贫困儿童教育问题的隐忧和关切，引起了广泛共鸣。自18世纪80年代始，英国各类工厂中的童工开始在主日学校中学习，1800年，主日学校的注册学员有20万人，1818年有45万人，1833年有140万人，1851年达到210万人。1851年，主日学校学生注册人数占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13％，在年龄5~15周岁的工人子女中约占75％(具体增长数据参见表1)。英国女王在1858年9月视察伍兹时，大约3万多名当地主日学校的学生在伍德豪斯旷野欢迎她的到来，场面非常壮观。主日学校的迅速发展既与中产阶层的赞助、引导有关，也与工人阶级自身的参与、支持密不可分。
中产阶级在运动初期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早期主日学校大都由中产阶级建立(一般为教区牧师或地方精英)，他们聘请普通学校的教师为附近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一些知识精英在办学方面颇具声名，如古物学家约瑟夫·斯特拉特(Joseph Strutt)在赫特福德郡兴办的主日学校、慈善家汉娜·摩尔(Hannah More)在门迪普丘陵地区兴办的主日学校、著作家莎拉·特里默(Sarah Trim-mer)在布伦特福德地区兴办的主日学校，在当时都有较大影响。中产阶级的办学活动甚至影响到英国的上流社会：据说，皇后和温莎贵族的小姐们也都以在周日下午教授贫困儿童读书为一种新时尚㈣~654)。主日学校的管理者基本上由学校的赞助者来担任，他们往往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商业精英或教会人士。这些社会精英还建立了许多主日学校团体，为学校教育提供各种服务。其中，两个具有全国性规模的团体是“主日学校协会”和“主日学校联盟”。前者由伦敦商人威廉·福克斯于1785年创立，该协会本身并未参与组织或管理主日学校，而是为主日学校提供信息、免费书籍和捐款。到1850年，协会共为主日学校提供教科书160万册、问答教义22万册、圣经5，2万册。后者成立于1803年，到1835年，它统属下的主日学校大约有7842个，教职工110841人，注册学员909618人。各主日学校团体承担着组织协调和提供服务的职能，是主日学校之间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纽带。
工人阶级是参与主日学校建设和发展的主体。绝大部分主日学校都是一种地方性的、自助性的、邻里之间的教育组织，这种特征必然离不开地方民众的积极参与。过去，历史学家对规模较大的主日学校和主日学校团体关注较多，忽视了地方主日学校和普通民众的作用。例如，在布莱克本地区，工人们用木材加工成课桌、椅子，最终建立起一个容纳400人的主日学校；萨洛普地区(slop)的工人理查德·布林德菲尔德(Richard Blingderfield)与他的妻子坚持在自己家中兴办主日学校长达20年。19世纪之前，主日学校主要通过雇佣教师来授课。随着学校规模和学生数量的增加，师资费用成为一大笔开支，许多主日学校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志愿教师来完成授课任务。这些志愿者大部分都是以前在主日学校完成学业的工人子弟，他们学完读写和算数后，如果年龄达到十四五岁，就可以教给初学者如何读书识字。到1851年，主日学校的教师大约有25000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之前的毕业生。学校管理名义上由学校董事会负责，但大多数决策都采取一种较为民主的教师会议的形式来拟定。无疑，以工人为主的教师群体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19世纪以后，许多地方主日学校的建设和教学工作都是在工人阶级的直接组织和参与下完成的。
主日学校主要招收贫困儿童和工人子女。大部分主日学校分布于童工密集的工业区，而在一些童工较少的地区(如利物浦)主日学校也不太景气。主日学校的赞助者通常不希望学校接收那些有能力在全日制学校读书的孩子，只希望接收那些在工作日无法上学的贫困儿童和童工。1851年，霍勒斯·曼(Horace Mann)在进行教育人口调查时也发现：“主日学校主要以工人子女为主，尽管不完全是。”在当时英国规模最大的主日学校斯托克波特学校(smckport)中，90％的学生都是全日制工人或学徒，他们只在周末的时候去学校学习。主日学校的办学模式和教学管理既不影响童工的工作，又能促进其基本文化水平的提高，由此成为当时工人子弟完成基础教育的首要选择。一位名叫约瑟夫·巴克尔(Joseph Barker)的童工在接受调查时说：“当我们有了工作后就没有时间上学，而当我们没有工作时又没有钱来支付学费；所以，主日学校就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19世纪以后，专门为成年人提供基础教育的主日学校也纷纷成立，吸引了不少渴求知识的工人，特别是女工。
从主日学校的资金来源看，早期学校的建立主要依靠社会精英和慈善机构的捐赠，而后来的发展则越来越依赖于大众集资。1789年，英国威肯汉姆(Twickenham)的一所主日学校正是因为获得了100英镑的个人遗产捐赠才得以成立，但到19世纪30年代只有1／3的主日学校依靠这种方式来建立或维系管理。随着主日学校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学校开支变得日益庞大，越来越需要公众集资。主日学校的花费主要包括取暖、灯光、房舍租金，以及其他日常开支如书籍、教学设备等。志愿教师代替雇佣教师后，每个学生年均开支由原来的3.5～4先令降低到2～2.5先令，但由于学生数量日渐增多，整体算来仍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主日学校的公众募捐一般在布道年会或学校周年庆典时举行。当时的一位官员为主日学校的强大组织能力发出感慨：“主日学校是最受欢迎的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他们在宗教庆典所募集的捐款和物品非同一般。”1818年，英国主日学校的费用支出约为5.7万英镑，到1851年增加到20～30万英镑，绝大部分来自民间捐款。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英国主日学校运动是由中产阶级发起、工人阶级积极参与的社会教育活动。社会精英在主日学校建立初期和组织主日学校团体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运动越来越具有地方性、自助性和民众性。因为主日学校的教师和学员大都来自工人家庭，他们既是运动的参与主体，也是主要受益者。
三、影响：传播知识、阶级规训，还是宗教教化
主日学校有着复杂的社会功能，它不仅仅是 文化教育组织，也是布道传教的重要媒介。因此，要较全面地认识主日学校运动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必须从多个方面展开分析。
首先，主日学校运动在促进大众基础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学家格林(Green)认为：“由雷克斯先生建立的主日学校开创了英国普及教育的先河。”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正值英国社会处于低龄化时期，儿童和青少年的数量约占总人口的一半，10岁以下的儿童约占1／4。但当时英国人的识字率并不令人乐观，18世纪大部分普通工人都是文盲，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家庭与非文盲家庭的比例才基本持平(各占50％)。1870年政府大规模兴办公立学校之前，英国的文盲率已经降低到20％～30％之间。这种改观与主日学校运动不无关系。因为在19世纪30年代，主日学校的数量就已经大大超过全日制学校。办学高峰时期，主日学校吸收了整个儿童、青少年群体半数以上(参见表1)。这些孩子大都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经过3～5年的学习，他们可以具备基本的识字水平和文化素养。当时的《教师杂志》报道，一位扫烟囱的男孩在上主日学校之前连笔都不会拿，经过几周学习，其读写水平大有进步。有人在《北极星》(Northern Star)杂志上撰文：“如果这个国家的穷人普遍能够读书识字，能够自由而理性地就许多文学话题进行对话，我们得感谢主日学校，正是在这些学校中他们学会了读写。”可以说，在政府广泛介入教育之前，主日。学校运动以民间力量的形式推动了英国大众教育的发展，为日后普及义务教育奠定了基础。
其次，主日学校不仅是提供教育的场所，也是工人阶级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纽带。学校每一年的外出郊游(school outing)都是学员们非常期待和关注的事情；学校在周年校庆时往往会向学员们分发礼物(如鞋子、帽子、裙子等衣物)；学校还通过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为生病的学员募捐钱财或衣物，为死者举行追悼会；学校老师或其他同学会帮助缺课的学员补习功课。这些都体现着学员之间的温情和关爱，无形之中营造出一种共同的归属感。参加主日学校的共同经历使工人子弟在成长为新一代工人阶级的过程中形成了相近的政治取向、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情趣。比如，非国教派主日学校的学员在反对英国国教主导下的教育法案和积极参与1833年的工厂立法活动中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一起。同一主日学校的学员还会相互介绍加入同一俱乐部(或协会)，分享就业信息和开展各种社会活动。通过在主日学校的学习经历，新一代工人阶级改变了过去那种摔跤、打架、斗牛、斗鸡等粗野喧嚣的娱乐方式，转向一种“理性的消遣”，如郊游、散步、品茶、聚会等。可见，主日学校已经成为工业化时期英国民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历史学家认为，主日学校教育具有明显的阶级规训倾向，这是英国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控制手段。例如，E.P.汤普森把主日学校视为上层社会对工人阶级进行道德训诫的主要工具之一。弗兰克·史密斯也认为“主日学校是引导穷人文明化的重要工具”。早期主日学校运动的发起者确怀有抑制和改善底层民众恶习的考虑，雷克斯正是因为看到街头打闹喧嚷的儿童才萌生出创办主日学校的想法。萨拉·特里默在她主管的主日学校中印发“道德标准”小册子，教导孩子们要文雅懂礼。汉娜·摩尔认为，主日学校应该仅限于教授《圣经》，只有这样才能让贫民子弟变得恭顺、勤劳；学习写作则容易使他们具有社会煽动性。曼彻斯特出现纺织工人罢工时，有些主日学校告诉学生反抗雇主是一种罪恶。这种保守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主日学校运动的发展，使其不可能成为一种开放式的大众教育。特别是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英国主日学校被上层社会视为煽动工人革命情绪的工具，运动因此也受到过一定冲击。历史学家托马斯·拉克不认同阶级驯化论的观点，他认为中产阶级对主日学校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主日学校的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都来自工人阶层，其主要是体现工人阶级自身文化特征的社会组织。这样来看，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观未必因为上层社会的劝诫和规训，而是与其自身的觉醒和进步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如果将主日学校运动置于当时宗教复兴和教派竞争的历史背景之下，它所体现出来的阶级差异与分歧远没有教派纷争明显。早期运动是在教派联合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建立的主日学校团体多为跨宗教派别的，其中，卫理公会、浸礼教派发挥了主要作用，像特里默、摩尔等都是卫理公会成员。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国教(圣公会)开始加强对主日学校的控制，非国教派也纷纷利用主日学校扩大自身影响。他们都担心自己教派信徒的流失，例如，一个卫理公会教徒抱怨道：“大量的学生在我们的学校中学习，但之后却彻底脱离我们的宗教组织。”一位圣公会督导有着同样的忧虑：“一个难以启齿的事实是：英国国教未能挽留住工人子弟……这难道不是主日学校教育导致的失误吗?”1811年，国教成立了全国协会(TheNational Society)，力图将主日学校纳入教会的管理体系之中，但遭到了非国教派别的强烈抵制。不同教派的主日学校在授课时都向学生传播自己的教义、教规，希望将他们培养成虔诚的本教教徒。为避免自己教派的信仰日渐衰微，各教派都努力通过主日学校来扩大生源、增加信众。所以，与其说主日学校运动反映的是某一阶层对另一阶层的社会控制，不如说是不同教派之间的公开竞争。恩格斯批判这种竞争“不仅竭力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怀抱里”，还力图“抢夺异教徒孩子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派之间为争夺生源而进行的宣传和布道，促进了主日学校运动的发展。但也有诸多局限，如学校的教师、课程、管理等都要受限于各派教义，难以实施开放的世俗化教育。
综上，英国主日学校运动发轫于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社会转变之中，是宗教与社会力量应对当时诸种社会问题所做出的一种努力。中产阶层的社会精英在运动初期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进入19世纪，运动则越来越成为工人群体之间的自助性活动。主日学校不仅为工人子女提供了免费基础教育，也使他们逐渐形成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主日学校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功能，观察视角不同，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一点或可进一步拓展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