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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昆曲艺术对现当代吴地作家的文学创作，无论是显在影响还是潜在影响，有着不言而喻的滋养作用，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苏州作家。本文主要以苏州现当代作家周瘦鹃作品为例，考察昆曲艺术对周瘦鹃文学创作的渗透作用。
关键词： 昆曲艺术 周瘦鹃 时代精神 文学性 移注与渗透
谈及周瘦鹃及其早年，毋庸置疑，他以通俗小说为人熟知；到其晚年，则专攻散文小品，五百多篇的精品散文流传后世，可谓现代文坛上一朵瑰丽的奇葩。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作家，苏州地域文化对周瘦的文学创作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
有江南水乡之称的苏州，以昆曲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五四”以来，主流研究者通常将对周瘦鹃定位为鸳鸯蝴蝶派作家。不可否认，在周瘦鹃的短、中、长篇小说中，大城市生活的林林总总——青年一代的感情生活、日趋琐屑的婚姻爱情、金钱诱惑下的得失，以及劳苦人民的悲惨境遇，都在其中得到描绘。[1]而他的散文小品呢？范培松在《苏州文学通史》中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描写苏州花木、盆栽、园林的散文；
第二类是描写传统节日苏州地域的特定风俗的散文；
第三类是歌颂时代苏州地域明朗向上的散文。[2]
而与昆曲艺术相关的作品大致有随笔、家书、艺界交游及影剧评论《十五贯》、《回首当年话昆剧》等等，可谓成果丰硕。如果要用两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温婉”与“秀丽”。因此，下面讨论昆曲艺术对周瘦鹃创作的影响，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第一，从显在影响来看，周瘦鹃作品直接描写与昆曲艺术相关的文字主要集中在他的短篇小说与散文小品中，对于这部分作品，昆曲艺术对其滋养主要体现在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及其地域文化的描写上；第二，周瘦鹃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都体现其独特的文学风格，无论是艺术技巧，还是语言表现，都与昆曲的精髓密切相关。
一、知识分子“时代精神”的真实抒写
周瘦鹃的散文小品主要集中在《紫兰忆语》中。这些文字看似淡然平静，实则隐藏着他早期的生命体验和内心的矛盾压抑。[3]《紫兰忆语》中的文字问世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周先生的晚年。周瘦鹃并没有延续其以往的写作风格，而是一刀斩断往昔哀情脉络的写作路线，实现了文体的华丽蜕变。这一点，《家书二通》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两封家书都以瑛儿入笔，而瑛儿又是谁？众所周知，周瘦鹃在中学毕业后，认识了年轻貌美的务本女校的学生周吟萍，两人常常书信往来，不久便发展成恋人关系。但由于周吟萍的父母早已将女儿许配给了一位富家子弟，二周的好事终成遗憾。“瑛”与“吟”谐音，可见，在这以昆曲为主题的家书中，表现出对周吟萍无限的怀念与思恋。第一封家书讲道：
一连半个多月，夜夜如此，这是我生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纪录。但你可不要吃惊，当作爸爸出了什么意外的事，其实是忙着看戏罢了，你想我夜夜看戏，连看半个多月，不是够忙了吗？[4]18
作为老一辈艺术家，难道真的无所事事，只好靠看戏来打发时间么？周瘦鹃曾多次谈到当年家书中的“戏”，无论是湘昆剧、还是京昆剧，都令他难以割舍，足见其吴地昆曲情结之浓厚。联系文末所署日期，1962年是“左”的倾向较为明显，可想而知被打为“右派”的周瘦鹃处于怎样的心境。一方面，周先生写家书给瑛儿，隐约地流露出对他往事点点滴滴的回忆：中学的美好时代，与初恋情人周吟萍交往的细节，正如行文中的昆曲一般，纯洁、优雅，不掺杂任何杂质；另一方面，深处政治斗争的涡流中，周瘦鹃百感交集，温婉与激荡在心头回忆起来，如一杯香茗，愈嚼愈有味道，这是移情于景。外部环境险恶打击的只是外在的皮囊，周先生通过对往事的回忆与反思，通过将情感移注到此时此刻正在眼前欣赏的昆曲之中，转写自己的不忙而忙，来舒缓内心的激荡与矛盾，真谓高明之处。
确切而言，《紫兰忆语》中的作品均可属于“潜在写作”的范畴。周瘦鹃借用昆曲这一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特殊的生活方式、生活经历以及审美情趣。此时的周瘦鹃正处于政治敏感时期，“反右倾”斗争使其身心俱疲。在颠倒是非的年代，左倾思想愈演愈烈，而在周瘦鹃的笔下，昆曲艺术的恬淡闲适冲淡了灾难的阴森恐怖，他巧妙地利用民间文化形态特有的“藏污纳垢”的艺术表现形式，曲折地渗透着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在人人恐慌的大政治环境下，用昆曲作为题材，写自己的日常点滴，以家书、小品文、短篇笔记的形式，为读者、后人展示出昆曲艺术别样的审美效果，而在这其中朦胧的历史痕迹，我们也可以循着昆曲艺术的自然表露，寻根摸底。
二、昆曲艺术的文学性记载
在众多的直接以昆曲行文的作品中，有一点是值得身为吴地人自豪的，那就是周先生用文学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下了昆曲艺术，使得昆曲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与现代文明中得以绵延不息。
在周先生笔下，昆曲特有的韵味是“慢”，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险”、“急”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透过先生的墨迹我们可以聆听昆曲艺术额柔软、湿润、惆怅、无尽的缠绵、吴侬软语。至醇至烈的昆曲如周先生在其作品中所写：
湘昆的“醉打山门”、“武松杀嫂”、“议剑献剑”、“出猎诉猎”等折子戏，都是粗线条的表演，技巧非常熟练，举手投足，俱见功夫，把武松、鲁智深、王允、董卓、吕布、咬脐郎全都演活了。[4]23
在其小品文中，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将昆曲艺术带上了舞台，赋予了其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仅是对昆曲艺术的再塑造，同时也为我们年青一代人了解昆曲艺术、走进昆曲艺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果说周先生的文字仅仅是对昆曲的客观描写，无法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那么读他的文字我们只会理解为昆曲也不过是一种“唱”、“念”、“做”、“打”的艺术样式；如果说周先生的文字全部是对昆曲客观写实的记叙，那么昆曲艺术的魅力又在何处？周先生的老友范烟桥曾经对昆曲这么评价，“百花齐放看今朝，名树新枝分外娇”，“此日曲高非寡和，阳春白雪满苏州”，足见老一辈艺术家对昆曲的赞美，而我们的周先生是这么写诗歌颂昆曲的： “平生顾曲爱苏昆，玉振金声殢梦魂，难得群英来会齐，长留余韵在吴门。百花齐放竞翻新，旧曲霓裳亦可珍，但愿师传传久远，继承世世况长春。”[4]23
末两句中，把“传”、“继”、“世”、“承”，老艺人和青年艺人，全都嵌进去了。足见周瘦鹃对昆曲的喜爱程度。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是对昆曲艺术最好的评价，至今尚无人能够超越。用文学的形式来写昆曲的苏州现当代作家群无外乎周瘦鹃、俞平伯、苏童等人，但周瘦鹃确实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在《家书二通》中，周先生细致地描绘了湖南省郴州专区的湘昆剧团和江苏省苏昆剧团的一团三团联合公演的三个夜场，用周先生的原话来讲就是“劳累”并“快乐”。为何“劳累”，无须解释，而周先生的“快乐”确实源于昆曲。据文中所讲，这几日的昆曲艺术夜场是周先生与其第二任妻子周吟萍共同观摩的，十三日上海京昆剧团演出的“打虎游街”、“昭君出塞”等四个经典昆曲曲目；十四日之夜浙江昆苏剧团的演出，以及十五日之夜的江苏省苏昆剧团和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联合演出，都是“精细雕刻的艺术品”，它们都在传统的古典美——“唱”、“念”、“做”、“打”中渗透着现代艺术的气息——东西方舞台魅力，给予了昆曲艺术新的生命力。
时间流逝，老一辈艺术家终究会离开我们，但这种舞台的定格和文字的记录永远不会磨灭，这些艺术品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昆曲艺术，它不仅直接丰富了苏州现代文学创作，而且为昆曲爱好者探寻文学作品中昆曲艺术的源泉，提供了线索。如果没有这些记录赏析昆曲的文学作品，我们又如何能深入了解“十七年”时期的周瘦鹃的思想精神状态；如果没有这些文学作品的保存，我们又怎会被昆曲深深地吸引，如果昆曲没有走进周先生的精神世界，那谈何寻找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呢？无怪乎周先生要发此感慨：
“这一次的昆曲会演，是集南昆之大成，使昆曲这朵花，更显得丰富多彩，永远在百花园中欣欣向荣，再也没有凋谢的—天。”[4]23
三、昆曲艺术精髓的移注与渗透
昆曲艺术的精髓是慢、小、细、软和雅，尤其是在文学语言方面，惟妙惟肖地融合了古典诗词、曲目的优点和长处，句与句之间错落有致、疏密相间，把中国语言的韵律性与层级性的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节拍、章法、词法结构，孕育出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表现效果。尽管周瘦鹃的部分文学创作在内容上与昆曲的联系不大，但它们的传情达意都与昆曲艺术一脉相承，并不断地渗透进他的创作中。
无论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千钧一发》、《娶后》，还是《酒徒之妻》等等，这些作品的传情达意都可以用“哀情”、“婉转”、“缠绵”来形容。尤其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宗雄与妻子或操琴，或唱歌，或猜灯谜，或弄叶子，寓野外一精舍中，上下仅二三间，生活简单并不富裕，却依然郎鼓批亚那，妾唱定情歌，如神仙美眷一般。”[5]58
这是宗雄与妻子纫芳婚后的生活场景，周先生在场景的描写中可谓独具匠心，温婉的笔触将二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刻画得淋漓尽致，此处的婚姻爱情故事由传统的一见钟情，延伸到客观现实生活中，转而对人本身自我情感的外在流露，这种抒情方式不与昆曲的外放有异曲同工之处么？
往大处讲，正是因为对情感的强调，人的意识在为情感的抗争中而觉醒；在追求情感的同时，发现了人性的健康与否对于情感乃至生活的重要性。[6]就这些文字本身而言，周瘦鹃依然采用短句为文，诸如“郎鼓批亚那，妾唱定情歌”，虽不是什么名篇佳句，却也读来朗朗上口。而在之后的小说，如《酒徒之妻》：
“两口儿住在静安寺路一所西式精舍里头，过吾门花好月圆的光阴。郎君办公回来，总同吾立在窗前阳台上，并肩笑语。惹得楼下行人，抬头望着吾们夫妇，一个个羡艳不至。直等到黄昏月上，屋子里电灯如雪，方才携手而入。”[5]76
他更多处使用“花好月圆”、“郎君”、“黄昏月”，包括后文的“星眸”、“玉容”等等，都是精致优雅的古典诗词用语，虽然这些都是中古汉语词汇，但却并不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障碍，反而陶冶情操，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我想，在现代苏州，除了昆曲等高雅艺术仍然保留这类丰富的文言词外，其它场合使用的频率应该是屈指可数了。由此，足见昆曲艺术对周先生的滋养并不仅仅停留在视觉的刺激上，它已经与周先生的文字融为一体，毫不夸张地说，细细品读，在文字的背后都留驻着昆曲的影子，有时候让人难以分清彼此。
从婚姻到外在生活，情感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而存在，正如昆曲，丰富了周瘦鹃先生的精神世界，二者的相辅相成提高了他的文学创作水准，这大概就是昆曲与现代作家有着极深的渊源的缘故吧。
四、结语
纵观周瘦鹃的文学创作，无论是昆曲艺术对他有着怎样的滋养与陶冶，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昆曲艺术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内涵。
当然，由于受由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周瘦鹃笔下的文字始终难以走出“细”、“软”、“雅”的江南水乡特色圈，导致行文中缺少一股阳刚之气。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周瘦鹃个人创作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大多数现当代苏州作家都有此倾向。不过，正是因为有了昆曲艺术的滋润，才使得江南作家的文学作品更有“水”一般的灵气。
参考文献：
[1]辜也平.当代散文园地中的艺术奇葩—论周瘦鹃的散文小品[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3）.
[2]范培松.苏州文学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368.
[3]王智毅.周瘦鹃资料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217.
[4]周瘦鹃.姑苏书简[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5]周瘦鹃.周瘦鹃文集（小说卷）[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1.
[6]李红东.周瘦鹃言情小说综论[D].上海：复旦大学，2007：（05）.
关键词： 昆曲艺术 周瘦鹃 时代精神 文学性 移注与渗透
谈及周瘦鹃及其早年，毋庸置疑，他以通俗小说为人熟知；到其晚年，则专攻散文小品，五百多篇的精品散文流传后世，可谓现代文坛上一朵瑰丽的奇葩。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作家，苏州地域文化对周瘦的文学创作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
有江南水乡之称的苏州，以昆曲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五四”以来，主流研究者通常将对周瘦鹃定位为鸳鸯蝴蝶派作家。不可否认，在周瘦鹃的短、中、长篇小说中，大城市生活的林林总总——青年一代的感情生活、日趋琐屑的婚姻爱情、金钱诱惑下的得失，以及劳苦人民的悲惨境遇，都在其中得到描绘。[1]而他的散文小品呢？范培松在《苏州文学通史》中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描写苏州花木、盆栽、园林的散文；
第二类是描写传统节日苏州地域的特定风俗的散文；
第三类是歌颂时代苏州地域明朗向上的散文。[2]
而与昆曲艺术相关的作品大致有随笔、家书、艺界交游及影剧评论《十五贯》、《回首当年话昆剧》等等，可谓成果丰硕。如果要用两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温婉”与“秀丽”。因此，下面讨论昆曲艺术对周瘦鹃创作的影响，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第一，从显在影响来看，周瘦鹃作品直接描写与昆曲艺术相关的文字主要集中在他的短篇小说与散文小品中，对于这部分作品，昆曲艺术对其滋养主要体现在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及其地域文化的描写上；第二，周瘦鹃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都体现其独特的文学风格，无论是艺术技巧，还是语言表现，都与昆曲的精髓密切相关。
一、知识分子“时代精神”的真实抒写
周瘦鹃的散文小品主要集中在《紫兰忆语》中。这些文字看似淡然平静，实则隐藏着他早期的生命体验和内心的矛盾压抑。[3]《紫兰忆语》中的文字问世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周先生的晚年。周瘦鹃并没有延续其以往的写作风格，而是一刀斩断往昔哀情脉络的写作路线，实现了文体的华丽蜕变。这一点，《家书二通》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两封家书都以瑛儿入笔，而瑛儿又是谁？众所周知，周瘦鹃在中学毕业后，认识了年轻貌美的务本女校的学生周吟萍，两人常常书信往来，不久便发展成恋人关系。但由于周吟萍的父母早已将女儿许配给了一位富家子弟，二周的好事终成遗憾。“瑛”与“吟”谐音，可见，在这以昆曲为主题的家书中，表现出对周吟萍无限的怀念与思恋。第一封家书讲道：
一连半个多月，夜夜如此，这是我生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纪录。但你可不要吃惊，当作爸爸出了什么意外的事，其实是忙着看戏罢了，你想我夜夜看戏，连看半个多月，不是够忙了吗？[4]18
作为老一辈艺术家，难道真的无所事事，只好靠看戏来打发时间么？周瘦鹃曾多次谈到当年家书中的“戏”，无论是湘昆剧、还是京昆剧，都令他难以割舍，足见其吴地昆曲情结之浓厚。联系文末所署日期，1962年是“左”的倾向较为明显，可想而知被打为“右派”的周瘦鹃处于怎样的心境。一方面，周先生写家书给瑛儿，隐约地流露出对他往事点点滴滴的回忆：中学的美好时代，与初恋情人周吟萍交往的细节，正如行文中的昆曲一般，纯洁、优雅，不掺杂任何杂质；另一方面，深处政治斗争的涡流中，周瘦鹃百感交集，温婉与激荡在心头回忆起来，如一杯香茗，愈嚼愈有味道，这是移情于景。外部环境险恶打击的只是外在的皮囊，周先生通过对往事的回忆与反思，通过将情感移注到此时此刻正在眼前欣赏的昆曲之中，转写自己的不忙而忙，来舒缓内心的激荡与矛盾，真谓高明之处。
确切而言，《紫兰忆语》中的作品均可属于“潜在写作”的范畴。周瘦鹃借用昆曲这一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特殊的生活方式、生活经历以及审美情趣。此时的周瘦鹃正处于政治敏感时期，“反右倾”斗争使其身心俱疲。在颠倒是非的年代，左倾思想愈演愈烈，而在周瘦鹃的笔下，昆曲艺术的恬淡闲适冲淡了灾难的阴森恐怖，他巧妙地利用民间文化形态特有的“藏污纳垢”的艺术表现形式，曲折地渗透着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在人人恐慌的大政治环境下，用昆曲作为题材，写自己的日常点滴，以家书、小品文、短篇笔记的形式，为读者、后人展示出昆曲艺术别样的审美效果，而在这其中朦胧的历史痕迹，我们也可以循着昆曲艺术的自然表露，寻根摸底。
二、昆曲艺术的文学性记载
在众多的直接以昆曲行文的作品中，有一点是值得身为吴地人自豪的，那就是周先生用文学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下了昆曲艺术，使得昆曲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与现代文明中得以绵延不息。
在周先生笔下，昆曲特有的韵味是“慢”，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险”、“急”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透过先生的墨迹我们可以聆听昆曲艺术额柔软、湿润、惆怅、无尽的缠绵、吴侬软语。至醇至烈的昆曲如周先生在其作品中所写：
湘昆的“醉打山门”、“武松杀嫂”、“议剑献剑”、“出猎诉猎”等折子戏，都是粗线条的表演，技巧非常熟练，举手投足，俱见功夫，把武松、鲁智深、王允、董卓、吕布、咬脐郎全都演活了。[4]23
在其小品文中，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将昆曲艺术带上了舞台，赋予了其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仅是对昆曲艺术的再塑造，同时也为我们年青一代人了解昆曲艺术、走进昆曲艺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果说周先生的文字仅仅是对昆曲的客观描写，无法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那么读他的文字我们只会理解为昆曲也不过是一种“唱”、“念”、“做”、“打”的艺术样式；如果说周先生的文字全部是对昆曲客观写实的记叙，那么昆曲艺术的魅力又在何处？周先生的老友范烟桥曾经对昆曲这么评价，“百花齐放看今朝，名树新枝分外娇”，“此日曲高非寡和，阳春白雪满苏州”，足见老一辈艺术家对昆曲的赞美，而我们的周先生是这么写诗歌颂昆曲的： “平生顾曲爱苏昆，玉振金声殢梦魂，难得群英来会齐，长留余韵在吴门。百花齐放竞翻新，旧曲霓裳亦可珍，但愿师传传久远，继承世世况长春。”[4]23
末两句中，把“传”、“继”、“世”、“承”，老艺人和青年艺人，全都嵌进去了。足见周瘦鹃对昆曲的喜爱程度。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是对昆曲艺术最好的评价，至今尚无人能够超越。用文学的形式来写昆曲的苏州现当代作家群无外乎周瘦鹃、俞平伯、苏童等人，但周瘦鹃确实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在《家书二通》中，周先生细致地描绘了湖南省郴州专区的湘昆剧团和江苏省苏昆剧团的一团三团联合公演的三个夜场，用周先生的原话来讲就是“劳累”并“快乐”。为何“劳累”，无须解释，而周先生的“快乐”确实源于昆曲。据文中所讲，这几日的昆曲艺术夜场是周先生与其第二任妻子周吟萍共同观摩的，十三日上海京昆剧团演出的“打虎游街”、“昭君出塞”等四个经典昆曲曲目；十四日之夜浙江昆苏剧团的演出，以及十五日之夜的江苏省苏昆剧团和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联合演出，都是“精细雕刻的艺术品”，它们都在传统的古典美——“唱”、“念”、“做”、“打”中渗透着现代艺术的气息——东西方舞台魅力，给予了昆曲艺术新的生命力。
时间流逝，老一辈艺术家终究会离开我们，但这种舞台的定格和文字的记录永远不会磨灭，这些艺术品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昆曲艺术，它不仅直接丰富了苏州现代文学创作，而且为昆曲爱好者探寻文学作品中昆曲艺术的源泉，提供了线索。如果没有这些记录赏析昆曲的文学作品，我们又如何能深入了解“十七年”时期的周瘦鹃的思想精神状态；如果没有这些文学作品的保存，我们又怎会被昆曲深深地吸引，如果昆曲没有走进周先生的精神世界，那谈何寻找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呢？无怪乎周先生要发此感慨：
“这一次的昆曲会演，是集南昆之大成，使昆曲这朵花，更显得丰富多彩，永远在百花园中欣欣向荣，再也没有凋谢的—天。”[4]23
三、昆曲艺术精髓的移注与渗透
昆曲艺术的精髓是慢、小、细、软和雅，尤其是在文学语言方面，惟妙惟肖地融合了古典诗词、曲目的优点和长处，句与句之间错落有致、疏密相间，把中国语言的韵律性与层级性的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节拍、章法、词法结构，孕育出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表现效果。尽管周瘦鹃的部分文学创作在内容上与昆曲的联系不大，但它们的传情达意都与昆曲艺术一脉相承，并不断地渗透进他的创作中。
无论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千钧一发》、《娶后》，还是《酒徒之妻》等等，这些作品的传情达意都可以用“哀情”、“婉转”、“缠绵”来形容。尤其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宗雄与妻子或操琴，或唱歌，或猜灯谜，或弄叶子，寓野外一精舍中，上下仅二三间，生活简单并不富裕，却依然郎鼓批亚那，妾唱定情歌，如神仙美眷一般。”[5]58
这是宗雄与妻子纫芳婚后的生活场景，周先生在场景的描写中可谓独具匠心，温婉的笔触将二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刻画得淋漓尽致，此处的婚姻爱情故事由传统的一见钟情，延伸到客观现实生活中，转而对人本身自我情感的外在流露，这种抒情方式不与昆曲的外放有异曲同工之处么？
往大处讲，正是因为对情感的强调，人的意识在为情感的抗争中而觉醒；在追求情感的同时，发现了人性的健康与否对于情感乃至生活的重要性。[6]就这些文字本身而言，周瘦鹃依然采用短句为文，诸如“郎鼓批亚那，妾唱定情歌”，虽不是什么名篇佳句，却也读来朗朗上口。而在之后的小说，如《酒徒之妻》：
“两口儿住在静安寺路一所西式精舍里头，过吾门花好月圆的光阴。郎君办公回来，总同吾立在窗前阳台上，并肩笑语。惹得楼下行人，抬头望着吾们夫妇，一个个羡艳不至。直等到黄昏月上，屋子里电灯如雪，方才携手而入。”[5]76
他更多处使用“花好月圆”、“郎君”、“黄昏月”，包括后文的“星眸”、“玉容”等等，都是精致优雅的古典诗词用语，虽然这些都是中古汉语词汇，但却并不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障碍，反而陶冶情操，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我想，在现代苏州，除了昆曲等高雅艺术仍然保留这类丰富的文言词外，其它场合使用的频率应该是屈指可数了。由此，足见昆曲艺术对周先生的滋养并不仅仅停留在视觉的刺激上，它已经与周先生的文字融为一体，毫不夸张地说，细细品读，在文字的背后都留驻着昆曲的影子，有时候让人难以分清彼此。
从婚姻到外在生活，情感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而存在，正如昆曲，丰富了周瘦鹃先生的精神世界，二者的相辅相成提高了他的文学创作水准，这大概就是昆曲与现代作家有着极深的渊源的缘故吧。
四、结语
纵观周瘦鹃的文学创作，无论是昆曲艺术对他有着怎样的滋养与陶冶，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昆曲艺术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内涵。
当然，由于受由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周瘦鹃笔下的文字始终难以走出“细”、“软”、“雅”的江南水乡特色圈，导致行文中缺少一股阳刚之气。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周瘦鹃个人创作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大多数现当代苏州作家都有此倾向。不过，正是因为有了昆曲艺术的滋润，才使得江南作家的文学作品更有“水”一般的灵气。
参考文献：
[1]辜也平.当代散文园地中的艺术奇葩—论周瘦鹃的散文小品[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3）.
[2]范培松.苏州文学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368.
[3]王智毅.周瘦鹃资料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217.
[4]周瘦鹃.姑苏书简[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5]周瘦鹃.周瘦鹃文集（小说卷）[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1.
[6]李红东.周瘦鹃言情小说综论[D].上海：复旦大学，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