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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际汉学界，法国的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犹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其于巴黎开创并由其弟子承续的汉学研究举世瞩目。当年胡适、陈垣等一代学人都曾一度喟叹：汉学正统要么在法国巴黎，要么在日本京都。从而立志要把汉学正统地位夺回北京。显然，胡适与陈垣注意到以沙畹为首的法国汉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沙畹研究领域广泛，著述丰富，影响亦深远，对此已无需赘言。这里仅就其一九0七年来华考察及其成果《华北考古记》，略加考述。
沙畹初次来华是一八八九年初，作为法国驻华使馆译员在北京工作四年，回国后担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教授，随后着手翻译《史记》。在西方汉学界，能挑战并胜任《史记》翻译者，其学识及水平如何可想而知。
离开中国十余年后的一九0七年，沙畹再次来华，这次主要是对华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他三月二十七日自巴黎出发，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四月十四日抵达奉天（沈阳）。然后参观奉天故宫、清太宗北陵等，还远赴鸭绿江畔，探访好太王碑。且在时于朝鲜调查古迹的日本学者关野贞的陪同下，考察了高句丽史迹，一个月后离开东北前往北京。
在京稍作停留并做好各种准备之后，沙畹一行（俄国弟子阿列克谢耶夫、中国周姓摄影师等）于五月二十九日从北京出发，经天津、德州至济南府，然后又前往泰安、曲阜、嘉祥等地，重点考察山东境内以武梁祠、孝堂山为代表的汉代墓群、碑碣造像等。接着进入河南，历访开封、巩县、洛阳、登封等地石窟、陵墓及碑刻，尤其对龙门石窟做了详细考察和拍摄，又西至西安府，探访史迹、碑林，接着徒步考察乾陵、昭陵等唐代帝王陵墓，尤其对昭陵骏马石刻情有独钟，将其一一摄制下来。在陕西还亲访心仪已久的司马迁诞生地韩城，拜谒司马迁墓。然后再次渡黄河进入山西太原，先后探访五台山、大同云冈石窟等，十一月四日经张家口返回北京。
在当时旅行环境极差的情况下，历时五个多月，完成对中国汉代石刻及石窟造像最为集中的华北地区的考察，实属一次壮举。当然，其收获之大也不言而喻。通过实地踏勘，沙畹不仅获得研究上极为重要的感性认识，而且拍摄了数以千计的清晰照片，制作了大量石刻拓片，录下无数考察文字，还购买了不少地方志文献、拓本等，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而言，沙畹这次选择华北地区进行考察，主要有三大目的。
其一是为了汉代画像石研究。因为早在来华工作期间，沙畹就十分关注汉代社会文化与民间信仰研究，并于一八九一年前往泰山考察时，购买到一些武梁祠为主的汉代碑刻和画像石拓片，后据此撰写出版了《两汉时期的石刻画》（一八九三年）。为了深化汉代画像石研究，全面系统地把握汉代石刻艺术，有必要对存世遗迹、遗物进行实地考察，收集补充更多更新的资料。
其二是为了研究石窟造像。沙畹一直对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乃至朝鲜与日本的路径及其演变抱有浓厚兴趣，早在一九0二年就曾撰文指出：从考古学角度看，大同府附近的云岡石窟意义十分重大。他想通过早期开凿的大型石窟及其造像，进一步研究并探明佛教艺术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后的新的发展形态，因此，把云冈、龙门以及巩县石窟作为重点考察对象。
其三则是为了研究和探明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及其雕刻。沙畹与日本学者关野贞都认为，欲大体阐述中国古代文物应首推帝王陵墓，尤其是唐代帝陵所存大型雕塑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风貌和特点。这些以人物、动物为主的陵墓雕像，其造型成为其后中国历代帝王陵墓雕刻之范本。因此，沙畹在西安重点考察了唐高宗乾陵、太宗昭陵、玄宗泰陵等，还在河南探访了北宋仁宗永昭陵、徽宗永祜陵，从而不仅印证了他多年来的思考，而且还获得了诸多新的认识。
可以说，沙畹这三大目的都得以圆满实现。其考察成果在回国后第二年，首先以图版形式问世，这就是《华北考古图谱》（一九0九）。两册厚重的图片集，其中收录包括大型折叠图在内的摄影与拓本图片近一千八百幅，堪称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中国古代石刻大图鉴。尤其是这种将拓片与实物摄影相结合的图录对学术研究极为重要，对此只需举一例即可明确。譬如，石刻画像中不单单是阳刻，还有些是阴刻。阴刻碑石，拓片难以如实展现出图像的柔韧轮廓，即使加以修饰后印刷，与实物仍有距离，如果能有实物照片可资对照，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这套图录在碑石等雕刻艺术研究上极具价值。
后来，沙畹又撰写出版了两册考释著作，即《汉代雕刻》（一九一三）和《佛教雕刻》（一九一五），作为继图谱之后的文字卷。《汉代雕刻》主要涉及石阙及石祠，尤其以河南登封三阙（太室、开母与少室）和山东武梁祠、孝堂山石祠为重点。沙畹凭借自身丰厚的东西学知识与敏锐的艺术感性，同时引经据典，援笔为章，对这些历史遗迹、遗物，均做了详细介绍和考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武梁祠及其画像石的介绍与考释最为细致精彩。沙畹不仅对石祠的修建及其发现始末做了系统的学术史梳理，而且对画像石上常见的神话或历史故事等也都做了非常精彩的解读和诠释，读来十分有趣，尽管其理解并非完全准确，但不同的视角与新颖的诠释仍给人以诸多启发。虽然出版已逾一个世纪，但此书仍是研究汉代石阙与画像石等石刻艺术的重要文献。二十世纪初，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曾用力收集过大量汉代画像砖石拓本，现已影印出版，只是缺乏对其精当的整理和解读，如果参考沙畹的这些著录，重新加以对照研究，想必会有更多新的收获。
《佛教雕刻》主要涉及云冈、龙门与巩县大型石窟及其佛教造像，另外也触及济南千佛山雕像及河南少林寺造像碑等。沙畹认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佛教艺术之所以比南方佛教艺术更丰富，就体现在那一尊尊巨大的佛教造像当中。而最主要的大佛都集中在云冈、龙门及河南巩县石窟寺里，故其重点对以上三大石窟做了精心考察和研究，其中又以龙门石窟研究最为详细、精当。龙门石窟是沙畹在华期间花费考察时间最长的地方，从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四日连续十余天进行考察与拍摄，并拓制或笔录了大量造像及铭文。《佛教雕刻》中的大量篇幅也都放在了龙门石窟及其造像铭文的解读和研究上，通过这些造像铭文的研究，沙畹探明了其中各阶层人物及其信仰等。关于龙门石窟，在沙畹之前，虽有日本美术史家冈仓天心、建筑与考古学家关野贞等先后考察过，但真正为世界学术界所关注还是缘于沙畹这部《华北考古图谱》及考释研究卷之一的《佛教雕刻》，这一点连日本学者都公认无疑。 云冈石窟也是沙畹着力考察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诞生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雕像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原型，对其后中国的雕刻艺术产生过深刻影响。沙畹通过对云冈石窟及其丰富造像的观察和研究，解明了早期佛教艺术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大陆的路径及其发展形态。
遗憾的是，沙畹这次对华北地区的考古考察，其研究并没有全部完结，由于其中年早逝，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及其雕刻的考释研究最终未能问世。不过，即便是这套由两册图谱、两册文字卷构成的四巨册《华北考古记》，也足以让学界刮目相看。它至今仍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领域的经典图文文献。
这套书对当时及其后的学界影响甚大。梁思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时，就曾参考过该书，后根据其授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中国雕塑史》提纲，对此也有提及：“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鲜有提及;画谱画录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详。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或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瑞典之喜龍仁（Osvald Siren）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梁思成：《中国雕塑史》）
或许正是因为梁思成较早提及这些海外学者及其著述，我国学界至今仍将沙畹《华北考古记》、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一九一五）、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合著《中国文化史迹》（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以及喜龙仁《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一九二五）看作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四大名著”。尤其是沙畹这套书，从时间来看，应是最早的中国雕塑领域的著录，其他三者均不同程度地利用或参考过该书图片及考释。
更值得强调的是，《华北考古记》中的摄影及拓本图片极为珍贵，值得收藏。沙畹来华考察的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清王朝行将覆灭、革命风起云涌、政局变换……整个国家处于不安定状态，由此也导致文物受到空前破坏，其中不少珍贵石刻文物流失海外。对此，沙畹当时也曾发出呼吁，希望这些石刻文物能得到珍惜和保护，但事实却令人痛惜。几乎与沙畹同时期，即一九0六和一九0七年两度来华考察的关野贞，待其一九一八年第三次来华从南到北考察八个月后，感慨道：“虽距前两次调查仅十二三年时间，但惊诧于此间遗迹破坏、毁灭程度之大，认为其保护一日不可疏忽。”（关野贞：《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国画报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一些重要遗迹、遗物，有的遭自然损毁，有的惨遭人为破坏，面目全非，甚至荡然无存。因此，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些留存下来的图片更加珍贵。
特别要提到的是，沙畹等人的在华考察本身一方面提高了中华文物的知名度，同时也加剧了文物的海外流失。日本的山中商会当年就藏有沙畹这套书，且作为其搜罗中国石刻文物时的指南。因此，如今这套书对于我们调查或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石刻文物也大有帮助。这套书在国内翻译出版尚属首次，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尤其是便于图文对照，出版社将图片一一对应插入文字卷中，这样就解决了读者翻阅查寻时的诸多不便。
多年来，笔者在阅读和考察近代日本学者涉华学术调查文献时，不知多少次参考过沙畹这套书中的图录部分，但每每为没有中文译本而感到惋惜，又懊恼自己不懂法文，故一直期盼能有中文版问世。前几年有幸与中国画报出版社合作，出版日本学者的中国调查文献，遂决定把沙畹的这套书也纳入进来。记得二O一六年三月，笔者利用舂假，将此四大巨册原著分装为两个旅行箱，从日本带回北京，交给中国画报出版社。现在看到该书出版，实感欣慰。
（《华北考古记》，[法]埃玛纽埃尔一爱德华·沙畹著，袁俊生译，中国画报出版社二0二0年版）
沙畹研究领域广泛，著述丰富，影响亦深远，对此已无需赘言。这里仅就其一九0七年来华考察及其成果《华北考古记》，略加考述。
沙畹初次来华是一八八九年初，作为法国驻华使馆译员在北京工作四年，回国后担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教授，随后着手翻译《史记》。在西方汉学界，能挑战并胜任《史记》翻译者，其学识及水平如何可想而知。
离开中国十余年后的一九0七年，沙畹再次来华，这次主要是对华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他三月二十七日自巴黎出发，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四月十四日抵达奉天（沈阳）。然后参观奉天故宫、清太宗北陵等，还远赴鸭绿江畔，探访好太王碑。且在时于朝鲜调查古迹的日本学者关野贞的陪同下，考察了高句丽史迹，一个月后离开东北前往北京。
在京稍作停留并做好各种准备之后，沙畹一行（俄国弟子阿列克谢耶夫、中国周姓摄影师等）于五月二十九日从北京出发，经天津、德州至济南府，然后又前往泰安、曲阜、嘉祥等地，重点考察山东境内以武梁祠、孝堂山为代表的汉代墓群、碑碣造像等。接着进入河南，历访开封、巩县、洛阳、登封等地石窟、陵墓及碑刻，尤其对龙门石窟做了详细考察和拍摄，又西至西安府，探访史迹、碑林，接着徒步考察乾陵、昭陵等唐代帝王陵墓，尤其对昭陵骏马石刻情有独钟，将其一一摄制下来。在陕西还亲访心仪已久的司马迁诞生地韩城，拜谒司马迁墓。然后再次渡黄河进入山西太原，先后探访五台山、大同云冈石窟等，十一月四日经张家口返回北京。
在当时旅行环境极差的情况下，历时五个多月，完成对中国汉代石刻及石窟造像最为集中的华北地区的考察，实属一次壮举。当然，其收获之大也不言而喻。通过实地踏勘，沙畹不仅获得研究上极为重要的感性认识，而且拍摄了数以千计的清晰照片，制作了大量石刻拓片，录下无数考察文字，还购买了不少地方志文献、拓本等，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而言，沙畹这次选择华北地区进行考察，主要有三大目的。
其一是为了汉代画像石研究。因为早在来华工作期间，沙畹就十分关注汉代社会文化与民间信仰研究，并于一八九一年前往泰山考察时，购买到一些武梁祠为主的汉代碑刻和画像石拓片，后据此撰写出版了《两汉时期的石刻画》（一八九三年）。为了深化汉代画像石研究，全面系统地把握汉代石刻艺术，有必要对存世遗迹、遗物进行实地考察，收集补充更多更新的资料。
其二是为了研究石窟造像。沙畹一直对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乃至朝鲜与日本的路径及其演变抱有浓厚兴趣，早在一九0二年就曾撰文指出：从考古学角度看，大同府附近的云岡石窟意义十分重大。他想通过早期开凿的大型石窟及其造像，进一步研究并探明佛教艺术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后的新的发展形态，因此，把云冈、龙门以及巩县石窟作为重点考察对象。
其三则是为了研究和探明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及其雕刻。沙畹与日本学者关野贞都认为，欲大体阐述中国古代文物应首推帝王陵墓，尤其是唐代帝陵所存大型雕塑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风貌和特点。这些以人物、动物为主的陵墓雕像，其造型成为其后中国历代帝王陵墓雕刻之范本。因此，沙畹在西安重点考察了唐高宗乾陵、太宗昭陵、玄宗泰陵等，还在河南探访了北宋仁宗永昭陵、徽宗永祜陵，从而不仅印证了他多年来的思考，而且还获得了诸多新的认识。
可以说，沙畹这三大目的都得以圆满实现。其考察成果在回国后第二年，首先以图版形式问世，这就是《华北考古图谱》（一九0九）。两册厚重的图片集，其中收录包括大型折叠图在内的摄影与拓本图片近一千八百幅，堪称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中国古代石刻大图鉴。尤其是这种将拓片与实物摄影相结合的图录对学术研究极为重要，对此只需举一例即可明确。譬如，石刻画像中不单单是阳刻，还有些是阴刻。阴刻碑石，拓片难以如实展现出图像的柔韧轮廓，即使加以修饰后印刷，与实物仍有距离，如果能有实物照片可资对照，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这套图录在碑石等雕刻艺术研究上极具价值。
后来，沙畹又撰写出版了两册考释著作，即《汉代雕刻》（一九一三）和《佛教雕刻》（一九一五），作为继图谱之后的文字卷。《汉代雕刻》主要涉及石阙及石祠，尤其以河南登封三阙（太室、开母与少室）和山东武梁祠、孝堂山石祠为重点。沙畹凭借自身丰厚的东西学知识与敏锐的艺术感性，同时引经据典，援笔为章，对这些历史遗迹、遗物，均做了详细介绍和考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武梁祠及其画像石的介绍与考释最为细致精彩。沙畹不仅对石祠的修建及其发现始末做了系统的学术史梳理，而且对画像石上常见的神话或历史故事等也都做了非常精彩的解读和诠释，读来十分有趣，尽管其理解并非完全准确，但不同的视角与新颖的诠释仍给人以诸多启发。虽然出版已逾一个世纪，但此书仍是研究汉代石阙与画像石等石刻艺术的重要文献。二十世纪初，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曾用力收集过大量汉代画像砖石拓本，现已影印出版，只是缺乏对其精当的整理和解读，如果参考沙畹的这些著录，重新加以对照研究，想必会有更多新的收获。
《佛教雕刻》主要涉及云冈、龙门与巩县大型石窟及其佛教造像，另外也触及济南千佛山雕像及河南少林寺造像碑等。沙畹认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佛教艺术之所以比南方佛教艺术更丰富，就体现在那一尊尊巨大的佛教造像当中。而最主要的大佛都集中在云冈、龙门及河南巩县石窟寺里，故其重点对以上三大石窟做了精心考察和研究，其中又以龙门石窟研究最为详细、精当。龙门石窟是沙畹在华期间花费考察时间最长的地方，从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四日连续十余天进行考察与拍摄，并拓制或笔录了大量造像及铭文。《佛教雕刻》中的大量篇幅也都放在了龙门石窟及其造像铭文的解读和研究上，通过这些造像铭文的研究，沙畹探明了其中各阶层人物及其信仰等。关于龙门石窟，在沙畹之前，虽有日本美术史家冈仓天心、建筑与考古学家关野贞等先后考察过，但真正为世界学术界所关注还是缘于沙畹这部《华北考古图谱》及考释研究卷之一的《佛教雕刻》，这一点连日本学者都公认无疑。 云冈石窟也是沙畹着力考察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诞生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雕像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原型，对其后中国的雕刻艺术产生过深刻影响。沙畹通过对云冈石窟及其丰富造像的观察和研究，解明了早期佛教艺术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大陆的路径及其发展形态。
遗憾的是，沙畹这次对华北地区的考古考察，其研究并没有全部完结，由于其中年早逝，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及其雕刻的考释研究最终未能问世。不过，即便是这套由两册图谱、两册文字卷构成的四巨册《华北考古记》，也足以让学界刮目相看。它至今仍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领域的经典图文文献。
这套书对当时及其后的学界影响甚大。梁思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时，就曾参考过该书，后根据其授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中国雕塑史》提纲，对此也有提及：“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鲜有提及;画谱画录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详。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或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瑞典之喜龍仁（Osvald Siren）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梁思成：《中国雕塑史》）
或许正是因为梁思成较早提及这些海外学者及其著述，我国学界至今仍将沙畹《华北考古记》、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一九一五）、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合著《中国文化史迹》（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以及喜龙仁《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一九二五）看作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四大名著”。尤其是沙畹这套书，从时间来看，应是最早的中国雕塑领域的著录，其他三者均不同程度地利用或参考过该书图片及考释。
更值得强调的是，《华北考古记》中的摄影及拓本图片极为珍贵，值得收藏。沙畹来华考察的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清王朝行将覆灭、革命风起云涌、政局变换……整个国家处于不安定状态，由此也导致文物受到空前破坏，其中不少珍贵石刻文物流失海外。对此，沙畹当时也曾发出呼吁，希望这些石刻文物能得到珍惜和保护，但事实却令人痛惜。几乎与沙畹同时期，即一九0六和一九0七年两度来华考察的关野贞，待其一九一八年第三次来华从南到北考察八个月后，感慨道：“虽距前两次调查仅十二三年时间，但惊诧于此间遗迹破坏、毁灭程度之大，认为其保护一日不可疏忽。”（关野贞：《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国画报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一些重要遗迹、遗物，有的遭自然损毁，有的惨遭人为破坏，面目全非，甚至荡然无存。因此，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些留存下来的图片更加珍贵。
特别要提到的是，沙畹等人的在华考察本身一方面提高了中华文物的知名度，同时也加剧了文物的海外流失。日本的山中商会当年就藏有沙畹这套书，且作为其搜罗中国石刻文物时的指南。因此，如今这套书对于我们调查或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石刻文物也大有帮助。这套书在国内翻译出版尚属首次，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尤其是便于图文对照，出版社将图片一一对应插入文字卷中，这样就解决了读者翻阅查寻时的诸多不便。
多年来，笔者在阅读和考察近代日本学者涉华学术调查文献时，不知多少次参考过沙畹这套书中的图录部分，但每每为没有中文译本而感到惋惜，又懊恼自己不懂法文，故一直期盼能有中文版问世。前几年有幸与中国画报出版社合作，出版日本学者的中国调查文献，遂决定把沙畹的这套书也纳入进来。记得二O一六年三月，笔者利用舂假，将此四大巨册原著分装为两个旅行箱，从日本带回北京，交给中国画报出版社。现在看到该书出版，实感欣慰。
（《华北考古记》，[法]埃玛纽埃尔一爱德华·沙畹著，袁俊生译，中国画报出版社二0二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