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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苏俄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列宁，俄国共产党在1917年不可能夺取到政权;如果没有列宁，那么俄共就不会采取“新经济”政策，苏维埃政权肯定会走向失败。
1918年至1921年初，苏俄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导致俄国社会经济在内忧外患中开始大崩溃。作为俄国革命中力挽狂澜的人——列宁并没有因为身患恶疾而放弃对生存的思索。他比当时其他任何革命领导者更深刻、更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犯了严重的错误。在1921-1922年期间，列宁作出重大的新抉择，这就是：必须摆脱“战时共产主义”的新制度，同时实施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拯救初生的苏俄。
这一主张一提出就受到了左派革命者的指责和多数人的怀疑。人们极端不理解，一个已经实行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制度的国家，打倒了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国家，怎么能够倒退回资本主义状态呢？这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应该做出的决定！因此，列宁的这一想法一直被领导层的大多数指责。
列宁一再警告这些革命者们：如果不转变制度与政策，苏维埃政权必将走向灭亡。直到1921年3月俄共十大上，由于农民反抗及白军反攻造成了严峻形势，党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实施“新经济政策”。
没有想到的是勉强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经济政策实施前，1921年初，国家大工业的产量仅及战前的1/5，燃料、冶金、机器制造部门几乎完全遭到破坏;棉织品产量减少到战前的1/20，农业产量只有战前的60%。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连最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感到缺乏。新经济政策实施后，1925年，粮食总产量大体恢复到战前水平，工业总产量达到战前的3/4。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国内形势渐趋稳定，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
一、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什么是“新经济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实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虽然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一直被左派诟病，但是广大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却拍手称好，社会也逐渐走向安定。
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应该坚持很长的时间，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左派则认为，“新经济政策”仅仅是为了应付一时的困难局面，是暂时的不得已的政策，而原來实施的“共产主义”政策，才是应当永久化，制度化。
因此随着列宁的逝世，新经济政策很快被终结。
但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势必意味着随后苏联迎来了新一轮的革命经济风暴。今天，我们的确有必要从理论上深刻反思，究竟应该给新经济政策一个怎样的历史定位？
实际上，列宁是以“生产力决定论”作出向“新经济政策”转轨这一论断的。列宁说：“……俄国经济制度中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成分：
（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
（2）小商品生产（包括出卖粮食的大多数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列宁认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
但是革命者们却从分配决定论出发，他们认为只要建立平均分配（或“按劳分配”）的体制，就足以使社会形态发生质的改变。而当时重疾在身的列宁已经没有过多精力来在理论上进行辩驳。实际上，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建立起来的义务劳动制，凭劳动领取口粮，本质上类似于古代社会的徭役制度，并给被征用徭役者配发仅能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根本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制度。“余粮征集制”则更是相当于暴政政权的压榨和掠夺，激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抗。即使是相对理性的以职位高低为标准的“按劳分配”，也仍然是古代按等级分配的翻版。因此，苏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实际是一种倒退，而不是他们口中、理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以说，在实际落后的经济状态下，无论实行多么高明的经济制度，都不可能使当时的苏俄跃升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因此，实施新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由落后的社会形态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标志着历史的进步而绝非退步。
二、新经济政策的“文化革命”影响深远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共产主义制度让俄国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新经济政策却拯救了当时的新生政权。虽然历时短暂，成就却极其辉煌。我们有必要再全面重新审视和研究一下新经济政策。这一审视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育等整个社会体系。
在十月革命期间，苏维埃提出的口号是“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文化”。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时代，列宁将这个口号改为“必须继承资本主义全部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20年代初，苏联文化建设面临许多困难，文化事业呈现一片萧条景象。新经济政策时代，苏维埃国家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形式，允许私人或团体承租或开办出版社、剧场、电影院、艺术学校，出版杂志和书籍等等。因此在1921年以后，苏联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文化复兴时代，可以说是苏联式的一个“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时期，是一种“文化革命”。
苏俄进入到苏联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其实是与新经济政策期间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分不开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化革命”何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
研究新经济政策的姜长斌指出：
“耗散结构论告诉我们，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只有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才能克服混乱，维持稳定。因此，文化体制只有是开放性的，才能使文化发展达到最优化状态。苏联20年代执行的正是这种体制，所以出现了‘黄金时代’。”
其实，文化的开放性并不仅仅指横向，即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指继承和发展以往的人类文明。列宁指出，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只能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产生，而不是在否定或消灭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产生。新文明应当继承全部文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对旧文明的“彻底决裂”。因此列宁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独立于资产阶级之外的“无产阶级文化”。新经济时期“文化革命”政策的哲学基础即在于此。
1918年至1921年初，苏俄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导致俄国社会经济在内忧外患中开始大崩溃。作为俄国革命中力挽狂澜的人——列宁并没有因为身患恶疾而放弃对生存的思索。他比当时其他任何革命领导者更深刻、更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犯了严重的错误。在1921-1922年期间，列宁作出重大的新抉择，这就是：必须摆脱“战时共产主义”的新制度，同时实施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拯救初生的苏俄。
这一主张一提出就受到了左派革命者的指责和多数人的怀疑。人们极端不理解，一个已经实行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制度的国家，打倒了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国家，怎么能够倒退回资本主义状态呢？这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应该做出的决定！因此，列宁的这一想法一直被领导层的大多数指责。
列宁一再警告这些革命者们：如果不转变制度与政策，苏维埃政权必将走向灭亡。直到1921年3月俄共十大上，由于农民反抗及白军反攻造成了严峻形势，党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实施“新经济政策”。
没有想到的是勉强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经济政策实施前，1921年初，国家大工业的产量仅及战前的1/5，燃料、冶金、机器制造部门几乎完全遭到破坏;棉织品产量减少到战前的1/20，农业产量只有战前的60%。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连最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感到缺乏。新经济政策实施后，1925年，粮食总产量大体恢复到战前水平，工业总产量达到战前的3/4。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国内形势渐趋稳定，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
一、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什么是“新经济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实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虽然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一直被左派诟病，但是广大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却拍手称好，社会也逐渐走向安定。
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应该坚持很长的时间，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左派则认为，“新经济政策”仅仅是为了应付一时的困难局面，是暂时的不得已的政策，而原來实施的“共产主义”政策，才是应当永久化，制度化。
因此随着列宁的逝世，新经济政策很快被终结。
但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势必意味着随后苏联迎来了新一轮的革命经济风暴。今天，我们的确有必要从理论上深刻反思，究竟应该给新经济政策一个怎样的历史定位？
实际上，列宁是以“生产力决定论”作出向“新经济政策”转轨这一论断的。列宁说：“……俄国经济制度中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成分：
（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
（2）小商品生产（包括出卖粮食的大多数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列宁认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
但是革命者们却从分配决定论出发，他们认为只要建立平均分配（或“按劳分配”）的体制，就足以使社会形态发生质的改变。而当时重疾在身的列宁已经没有过多精力来在理论上进行辩驳。实际上，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建立起来的义务劳动制，凭劳动领取口粮，本质上类似于古代社会的徭役制度，并给被征用徭役者配发仅能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根本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制度。“余粮征集制”则更是相当于暴政政权的压榨和掠夺，激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抗。即使是相对理性的以职位高低为标准的“按劳分配”，也仍然是古代按等级分配的翻版。因此，苏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实际是一种倒退，而不是他们口中、理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以说，在实际落后的经济状态下，无论实行多么高明的经济制度，都不可能使当时的苏俄跃升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因此，实施新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由落后的社会形态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标志着历史的进步而绝非退步。
二、新经济政策的“文化革命”影响深远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共产主义制度让俄国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新经济政策却拯救了当时的新生政权。虽然历时短暂，成就却极其辉煌。我们有必要再全面重新审视和研究一下新经济政策。这一审视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育等整个社会体系。
在十月革命期间，苏维埃提出的口号是“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文化”。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时代，列宁将这个口号改为“必须继承资本主义全部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20年代初，苏联文化建设面临许多困难，文化事业呈现一片萧条景象。新经济政策时代，苏维埃国家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形式，允许私人或团体承租或开办出版社、剧场、电影院、艺术学校，出版杂志和书籍等等。因此在1921年以后，苏联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文化复兴时代，可以说是苏联式的一个“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时期，是一种“文化革命”。
苏俄进入到苏联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其实是与新经济政策期间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分不开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化革命”何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
研究新经济政策的姜长斌指出：
“耗散结构论告诉我们，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只有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才能克服混乱，维持稳定。因此，文化体制只有是开放性的，才能使文化发展达到最优化状态。苏联20年代执行的正是这种体制，所以出现了‘黄金时代’。”
其实，文化的开放性并不仅仅指横向，即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指继承和发展以往的人类文明。列宁指出，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只能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产生，而不是在否定或消灭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产生。新文明应当继承全部文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对旧文明的“彻底决裂”。因此列宁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独立于资产阶级之外的“无产阶级文化”。新经济时期“文化革命”政策的哲学基础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