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父亲满八十，早已是阎家空前的长寿冠军，而且饮食适度，思维敏捷，没有查出一点毛病。正月十五，我们给他做寿。一辈子不愿人提做寿的父亲。这回格外痛快，一说即通。
　　我们一大家子，不论老的小的，都不事张扬，反对铺张。按父亲的意思，只通知子子孙孙、女儿女婿和他们地上跑的、怀里抱的鼻涕娃，对其他人一概保密。他说：“我出钱待客，算我的心。我用县政协年终给我的两百块钱，在馆子包上几桌席，大家美美吃上一顿，高高兴兴一场，尽兴为止。”
　　1992年，我动员父亲赴京。父亲故土难离，说什么也不肯。后来经我说服，他又说：“不买卧铺票。我就是蹲着，也要上京城。”
　　根据父亲的身体状况，货到足岁九十不成问题。在北京家里，我服侍他的时候，他除轻度便秘外，没有其他什么毛病，饮食起居正常，不但每晚必看电视，而且手执放大镜，天天阅读报刊，还读长达三四十万字的《乾隆皇帝》等长篇小说。
　　来京一年之后，父亲又想回陕西。他不好意思直接对我开口，而是让远在深圳的大妹妹和临时来京的大侄子向我迂回透露。我表示反对。接父亲来京是我的夙愿。从前没有房子，现在分到宽敞的房子，好不容易把他老人家的大驾搬来，这么快让他又走？但是，父亲的情绪稳住没多久，又稳不住了。临冬，暖气将来未来之时，父亲执意要回老家，他说早有返乡之意。这次，他亲口对我说了一句至今令我心酸的话：“心慌得很，叫我回去吧，撑不住了。”
　　“天寒地冻，明年开春再说。”
　　“一辈子了，也没见把我冻死。”
　　父亲这人，寡言多思，轻易不开口，一旦开口，铁板钉钉子，绝不收回，而且不说二遍话。
　　我请咸阳作家程海夫妇将父亲护送回乡。父亲认识他，喜欢他的质朴和耿直。在一个寒气袭人的夜晚，我们赶往北京站。马上就要开车，父亲拄着拐棍，一步一个脚印，缓慢地朝前挪动。我让儿子背上爷爷快走，父亲不肯，说：“来得及。”我知道父亲自诩身体硬朗，甭说背他，就是走路扶他一把也坚决不让，你伸手搀扶，他会愤怒地用胳膊把你的手臂用力地甩开。
　　我急了：“什么来得及，要是来不及呢？背上。把爷爷背上。”
　　刚赶进车厢不久，开车的铃声响了，父亲自言自语叹息道：“老了、老了，真老了，不中用了。”
　　回老家一个多月，人不行了。1月16日，表妹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水米不沾牙，正在打吊针；1月20日侄儿打长途电话告知，父亲上午逝世。我后悔死。明知天寒地冻，老迈年高，为什么放他回去呢？老小，老小，老人和小孩一样，你不管着他点，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吗？
　　春运高峰期间，我戴着黑纱挤上西去的列车，心跳伴随着铁轨的轰响，一分一秒地向父亲靠近。踏上醴泉地面，已是掌灯时分。
　　我对着父亲的遗像长跪不起，磕了三个响头，眼泪直往肚子里流，百感交集，眼前一黑，不觉天旋地转，出现幻觉，半天醒不过来。侄子们费力地把我拉起来，扶着，指着灵堂旁边的幕帐，说：“这是爷爷的遗嘱。”
　　遗嘱：勤俭持家，厚养薄葬，传统家风。我谢世后，丧事从简。遗体火化，移风易俗，毋违我意。从命是孝，是所至嘱。
　　我决定搬进父亲住过的小屋。睡在父亲睡过的木板床上，尽量做着同父亲一样的梦，潜心体验作为人祖的他一生的滋味，体验他弥留期间复杂的心态。
　　（阎纲/文，摘自《爱到深处是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