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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诗十九首》的主题,在于忧生之嗟、别离之苦和知音难遇;《古诗十九首》的潜台词,在于高洁之志和理想人格的执着与坚守;《古诗十九首》的美,在于清与丽。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 清 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最早的五言之作,挚虞和刘勰都认为是肇于《诗三百》中的《召南·行露》。关于后世的首唱之功,任则在其《文章缘起》中归之于李陵、苏武。而对于这种说法,刘勰并不太认同,认为“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见疑于后代也”(《明诗》)。那么,其始作俑者又会是谁呢?从《明诗》接下来的论述来看,当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佳丽”。因为在“《邪径》童谣,近在成世”的说明之后,刘勰并没有再提出其他例证,而是直接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故两汉之作也”。其中这最后一句,在通行本中多写为“两汉之作乎”。此处之所以依唐写本之校勘增改,是因为刘勰不太有把握的是枚乘本人的作者之身份(作为傅毅、东汉的对举),而不是其中的西汉之作(尽管这与其“成帝品录”之云云亦不无矛盾)。因此,他所说的“两汉之作”,应该是带有肯定成分在其中的。
但刘勰的这个判断似乎也不是很靠得住。钟嵘在《诗品》中就提到另外一种说法,即“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此外,相关的说法还有很多。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叶嘉莹先生则在梳理成说、详为按核的基础上指出:
“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但尽管是这样,刘勰对于这组古诗的把握仍然是精准深刻、不失其卓识的。而五言“清丽”的以之为“冠冕”,更是一语道破了其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一
《礼记·乐记》说: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声音之道之所以能与政通,是因为它是本乎人心的。同样也是本乎人心的,还有诗。而在汉魏之际,“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钟嵘语)地诉说着这“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诗,便是《古诗十九首》。
而它之所以又会“惊心动魄”,是因为它直面了这人生;而为其所直面的人生,又是这惨淡的人生;但就是这惨淡的人生,它却横亘了古今、跨越了东西,无人不举、靡有孑遗地洒落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表现为《古诗十九首》的主题,便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的忧生之嗟和“悲莫悲兮生别离”(屈原语)的相思之苦、永隔之恨,以及“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的寂寥之情和落寞之志。
下面,就先来看一首饱含着“忧生之嗟”的《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轲长苦辛!”
开篇的两句,一上来便烘托出了一幅其乐也融融、其兴也的欢快场景——宴会是“良宴会”,欢乐是“难具陈”。而这还未完,将其推向了高潮的,是“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但还有比这更“妙”的,那就是伴随着“新声”、飘然而至的“高言”。它,触动了“我”的心弦,勾起了“我”的隐忧。看来,胸怀凛凛、有志难逞的还尚不止是“我”一人啊!可是,当“我”再反观这满眼的意踌躇、乐未央,又禁不住要感慨、禁不住要迟疑——人生如朝露,何必又自苦如此呢?还是去“策高足”、“据要路”,放弃那理想,随波逐流吧!
王国维曾句摘《青青河畔草》与此诗曰: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
这一评价,多少有些令人哭笑不得。且不说这众所难免的时代之局限,仅是就其“可谓”与“无视”之间的龃龉之造成而言,亦有违于严羽等人早已指出的“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而每每还难以句摘的,尚远不止于汉魏古诗。至于真与诗、真与美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另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了。但不管怎样,王国维在这里所拈出的“以其真也”,还是切中了此诗、乃至于《古诗十九首》的要害。
而叶嘉莹先生亦将这二首相提并论,说:
“这两首诗好就好在它们提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失意的情况下,面对短暂的人生,还要不要坚持你的理想?这个问题实在是古往今来一切人都很难回避的”。
那么,具体到本诗来说,与“令德”之“高言”不谋而合的果真就是一种理想吗?它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理想呢?答案或许就在“无为守贫贱”的“贫贱”二字之中。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又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冯友兰先生说:
“孔丘和颜回所乐的并不是贫穷的本身,他们只是,虽然在贫穷的环境中而仍‘不改其乐’。他们所乐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周颐教程氏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就是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后来成为道学的一个主要内容”。
当然,就《古诗十九首》的写作年代而言,“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绝无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哲学、或曰思想问题。但这却并不妨碍人们把孔颜之“不改其乐”奉为立身之则。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在于,“中国的‘士’则不能坐视世界的衰落而无动于衷,他们无论在平时或在乱世,都不能忘情于怎样变无道为有道”。概括为孟子的话说,即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孟子·滕文公下》)
而此诗中的“守贫贱”之“守”字,也正在于这深彻灵魂、令人“轲长苦辛”的难改而不迁吧。虽然《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也罗列出了各式各样的、其他的“替代疗法”,如“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生年不满百》)等等,但当他们真正面对着诸如“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的时候,却又不免于“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的信仰之回归了(《东城高且长》)。
二
再来看一首重言“悲莫悲兮生别离”的《行行重行行》。其诗云: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全诗以一个女子的口吻缓缓道出,一环扣一环地将“游子”走后的所感所思汇集成了一条虽“悲莫悲兮”却又不无坚韧的忧郁的河。从离别的那一刻开始,这思念的河水就已如注。它追随着游子的脚步,流过了万里之外,流到了海角天涯。而如此的漫漫长路,又如此得艰难险阻,就像胡马与越鸟一样的我们啊,这重逢的机会是多么渺茫。与日而俱增的,是愁思正长;煎之以时日的,是瘦肌更销。难道是浮云蔽住了白日?难道是彼方胜却了蜀乡?思念的堆积已经催人老了,余下的时日却又也没多少了,还是别再提这些了,姑且勉力地尽量保养好身体吧,也说不准,或许还能坚持到见面的那一天啊。
一唱三叹的,是离别的煎熬;柔不可摧的,是隐忍的执着。“要知道,一个人为了坚持某种希望而在无限的苦难之中强自支持,甚至想要用人力的加餐去战胜天命的无常,这已经不仅是一种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而是一种极高贵极坚贞的德操了。……对于具有这种德操的人,无论是逐臣还是弃妇,是居者还是行者,抑或是任何一个经历过这样的离别却仍一心抱着重逢的希望不肯放弃的人,这首诗所写的情意都有它永恒的真实性。”至于“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两句,“就真正是惊心动魄的——纵使你不甘心放弃,纵使你决心等到底,可是你有多少时间用来等待呢?……一旦无常到来,一切都归于寂灭,所有相思期待的苦心都将落空,这是多么令人恐惧而又不甘心的一件事!事实上,这又是人世间绝对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这是多么平常而且朴实的语言,然而却带有如此强烈的震动人心的力量”!(叶嘉莹语)
三
最后,要来看的是《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突出的不止是境,更是情的清寒与高寒。“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点染出的则是衬托在这清寒与高寒之中的空灵之美和清虚之氛。总会发生点什么吧。飘然而下的,是“弦歌声”;不期而至的,是“一何悲”。这难道就是那传说中恸极而亡的杞梁之妻的绝响吗?随着那要缈清风而徘徊往复、余音缭绕的,是与这清虚、空灵纠结在一处的凄清悲苦,是诗人那心中寂寥落寞、绝世独立的黯然神伤。“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可尽管是这样,我还是渴望着能找到那知己,与他一同振翅高飞、一绝千里!
这正是境由心生、心与境偕,景是情中景、情是景中情。而两相交织的渲染勾画、若有若无的造境写境,归结为一点,便是高洁之志和理想人格的执着与坚守。而这,也正是贯穿在了《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潜台词。换句话说,在如此的乱世之中,守还是不守,这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虽然其表现并不尽相同,但却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有意无意地体现在了不同的主题之中。
四
还其为一组,便是刘勰所概括的“古诗佳丽”。具体而言,即是“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前两句是说,这组诗的文辞是浅显、直白的,但是却不鄙俗、不浅薄;至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则明显地是有同于《诗》之风范,所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合而观之,即是涵盖在了“为情而造文”、“丽则而约言”中的“清”、“丽”之特色。
对此,钟嵘的表述显得更为直接。其《诗品》云:
“其体源出于《国风》。……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所谓“源出于《国风》”,侧重的是其“清”、“丽”之所自;所谓“清音独远”,侧重的则是其“清”之垂范。而后者,换句话说,即是以其“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的“文温”而“意悲”超越了时空、步入了永恒,令一代又一代的无数之读者为之而动容、为之而感怀也。
参考文献:
[1] 叶嘉莹:《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华书局,2007年版。
[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3]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7] 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
[8]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
[9]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0] (元)陈绎曾:《诗谱》,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
作者简介:徐浩,男,1971—,天津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 清 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最早的五言之作,挚虞和刘勰都认为是肇于《诗三百》中的《召南·行露》。关于后世的首唱之功,任则在其《文章缘起》中归之于李陵、苏武。而对于这种说法,刘勰并不太认同,认为“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见疑于后代也”(《明诗》)。那么,其始作俑者又会是谁呢?从《明诗》接下来的论述来看,当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佳丽”。因为在“《邪径》童谣,近在成世”的说明之后,刘勰并没有再提出其他例证,而是直接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故两汉之作也”。其中这最后一句,在通行本中多写为“两汉之作乎”。此处之所以依唐写本之校勘增改,是因为刘勰不太有把握的是枚乘本人的作者之身份(作为傅毅、东汉的对举),而不是其中的西汉之作(尽管这与其“成帝品录”之云云亦不无矛盾)。因此,他所说的“两汉之作”,应该是带有肯定成分在其中的。
但刘勰的这个判断似乎也不是很靠得住。钟嵘在《诗品》中就提到另外一种说法,即“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此外,相关的说法还有很多。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叶嘉莹先生则在梳理成说、详为按核的基础上指出:
“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但尽管是这样,刘勰对于这组古诗的把握仍然是精准深刻、不失其卓识的。而五言“清丽”的以之为“冠冕”,更是一语道破了其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一
《礼记·乐记》说: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声音之道之所以能与政通,是因为它是本乎人心的。同样也是本乎人心的,还有诗。而在汉魏之际,“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钟嵘语)地诉说着这“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诗,便是《古诗十九首》。
而它之所以又会“惊心动魄”,是因为它直面了这人生;而为其所直面的人生,又是这惨淡的人生;但就是这惨淡的人生,它却横亘了古今、跨越了东西,无人不举、靡有孑遗地洒落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表现为《古诗十九首》的主题,便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的忧生之嗟和“悲莫悲兮生别离”(屈原语)的相思之苦、永隔之恨,以及“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的寂寥之情和落寞之志。
下面,就先来看一首饱含着“忧生之嗟”的《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轲长苦辛!”
开篇的两句,一上来便烘托出了一幅其乐也融融、其兴也的欢快场景——宴会是“良宴会”,欢乐是“难具陈”。而这还未完,将其推向了高潮的,是“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但还有比这更“妙”的,那就是伴随着“新声”、飘然而至的“高言”。它,触动了“我”的心弦,勾起了“我”的隐忧。看来,胸怀凛凛、有志难逞的还尚不止是“我”一人啊!可是,当“我”再反观这满眼的意踌躇、乐未央,又禁不住要感慨、禁不住要迟疑——人生如朝露,何必又自苦如此呢?还是去“策高足”、“据要路”,放弃那理想,随波逐流吧!
王国维曾句摘《青青河畔草》与此诗曰: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
这一评价,多少有些令人哭笑不得。且不说这众所难免的时代之局限,仅是就其“可谓”与“无视”之间的龃龉之造成而言,亦有违于严羽等人早已指出的“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而每每还难以句摘的,尚远不止于汉魏古诗。至于真与诗、真与美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另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了。但不管怎样,王国维在这里所拈出的“以其真也”,还是切中了此诗、乃至于《古诗十九首》的要害。
而叶嘉莹先生亦将这二首相提并论,说:
“这两首诗好就好在它们提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失意的情况下,面对短暂的人生,还要不要坚持你的理想?这个问题实在是古往今来一切人都很难回避的”。
那么,具体到本诗来说,与“令德”之“高言”不谋而合的果真就是一种理想吗?它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理想呢?答案或许就在“无为守贫贱”的“贫贱”二字之中。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又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冯友兰先生说:
“孔丘和颜回所乐的并不是贫穷的本身,他们只是,虽然在贫穷的环境中而仍‘不改其乐’。他们所乐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周颐教程氏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就是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后来成为道学的一个主要内容”。
当然,就《古诗十九首》的写作年代而言,“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绝无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哲学、或曰思想问题。但这却并不妨碍人们把孔颜之“不改其乐”奉为立身之则。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在于,“中国的‘士’则不能坐视世界的衰落而无动于衷,他们无论在平时或在乱世,都不能忘情于怎样变无道为有道”。概括为孟子的话说,即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孟子·滕文公下》)
而此诗中的“守贫贱”之“守”字,也正在于这深彻灵魂、令人“轲长苦辛”的难改而不迁吧。虽然《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也罗列出了各式各样的、其他的“替代疗法”,如“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生年不满百》)等等,但当他们真正面对着诸如“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的时候,却又不免于“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的信仰之回归了(《东城高且长》)。
二
再来看一首重言“悲莫悲兮生别离”的《行行重行行》。其诗云: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全诗以一个女子的口吻缓缓道出,一环扣一环地将“游子”走后的所感所思汇集成了一条虽“悲莫悲兮”却又不无坚韧的忧郁的河。从离别的那一刻开始,这思念的河水就已如注。它追随着游子的脚步,流过了万里之外,流到了海角天涯。而如此的漫漫长路,又如此得艰难险阻,就像胡马与越鸟一样的我们啊,这重逢的机会是多么渺茫。与日而俱增的,是愁思正长;煎之以时日的,是瘦肌更销。难道是浮云蔽住了白日?难道是彼方胜却了蜀乡?思念的堆积已经催人老了,余下的时日却又也没多少了,还是别再提这些了,姑且勉力地尽量保养好身体吧,也说不准,或许还能坚持到见面的那一天啊。
一唱三叹的,是离别的煎熬;柔不可摧的,是隐忍的执着。“要知道,一个人为了坚持某种希望而在无限的苦难之中强自支持,甚至想要用人力的加餐去战胜天命的无常,这已经不仅是一种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而是一种极高贵极坚贞的德操了。……对于具有这种德操的人,无论是逐臣还是弃妇,是居者还是行者,抑或是任何一个经历过这样的离别却仍一心抱着重逢的希望不肯放弃的人,这首诗所写的情意都有它永恒的真实性。”至于“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两句,“就真正是惊心动魄的——纵使你不甘心放弃,纵使你决心等到底,可是你有多少时间用来等待呢?……一旦无常到来,一切都归于寂灭,所有相思期待的苦心都将落空,这是多么令人恐惧而又不甘心的一件事!事实上,这又是人世间绝对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这是多么平常而且朴实的语言,然而却带有如此强烈的震动人心的力量”!(叶嘉莹语)
三
最后,要来看的是《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突出的不止是境,更是情的清寒与高寒。“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点染出的则是衬托在这清寒与高寒之中的空灵之美和清虚之氛。总会发生点什么吧。飘然而下的,是“弦歌声”;不期而至的,是“一何悲”。这难道就是那传说中恸极而亡的杞梁之妻的绝响吗?随着那要缈清风而徘徊往复、余音缭绕的,是与这清虚、空灵纠结在一处的凄清悲苦,是诗人那心中寂寥落寞、绝世独立的黯然神伤。“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可尽管是这样,我还是渴望着能找到那知己,与他一同振翅高飞、一绝千里!
这正是境由心生、心与境偕,景是情中景、情是景中情。而两相交织的渲染勾画、若有若无的造境写境,归结为一点,便是高洁之志和理想人格的执着与坚守。而这,也正是贯穿在了《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潜台词。换句话说,在如此的乱世之中,守还是不守,这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虽然其表现并不尽相同,但却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有意无意地体现在了不同的主题之中。
四
还其为一组,便是刘勰所概括的“古诗佳丽”。具体而言,即是“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前两句是说,这组诗的文辞是浅显、直白的,但是却不鄙俗、不浅薄;至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则明显地是有同于《诗》之风范,所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合而观之,即是涵盖在了“为情而造文”、“丽则而约言”中的“清”、“丽”之特色。
对此,钟嵘的表述显得更为直接。其《诗品》云:
“其体源出于《国风》。……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所谓“源出于《国风》”,侧重的是其“清”、“丽”之所自;所谓“清音独远”,侧重的则是其“清”之垂范。而后者,换句话说,即是以其“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的“文温”而“意悲”超越了时空、步入了永恒,令一代又一代的无数之读者为之而动容、为之而感怀也。
参考文献:
[1] 叶嘉莹:《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华书局,2007年版。
[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3]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7] 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
[8]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
[9]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0] (元)陈绎曾:《诗谱》,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
作者简介:徐浩,男,1971—,天津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