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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功能锁定、报酬递增、技术锁定和机制锁定四个方面对新疆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借鉴诺斯的分析框架，对自我强化机制方面进行了深入说明。从结构性、网络性、周期性、开放性四个方面阐述了路径依赖的风险，分析了路径依赖导致的新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以克拉玛依市和库尔勒市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创新、产业组织自身的诱导性创新、社会多元参与的创新三个方面提出了新疆资源型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 新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依赖;路径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5;F299.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0.03.06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许志明，陈文.新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0（3）38-44.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新疆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变，既是贯彻中央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是推动新疆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新疆产业格局表现为传统产业过大、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战略性新兴产业过小。因此，构建体现自身优势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实现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疆作为我国资源富集区，资源型城市在新疆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实现新疆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于新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1]显示，新疆的资源型城市大都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在这一时期对新疆资源型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和及时。新疆资源型城市给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引擎，也为新疆的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新疆资源型城市整体发展趋于放缓，特殊的产业结构、机制体制使得其落后于新疆其他城市，新疆主要资源型城市如阿勒泰、巴州、克拉玛依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城市，处于全疆末位，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增长速度位于全疆后列。对比新疆典型资源型城市克拉瑪依、库尔勒市，其产业结构单一，严重依赖第二产业，近几年，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70%左右，克拉玛依石油资源型产业占GDP75%左右，库尔勒市占55%左右。发展路径依赖特征明显（见表1）。新时期高质量发展要求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旨在解决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基础良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较高，实现其高质量发展在全疆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二、相关概念及文献回顾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最早运用于生物学物种进化的研究，后来David引入经济学界用于研究技术变迁[2]，美国经济学家亚瑟（Arthur）提出“在市场上因为规模效益递增而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让一些次优产品和技术长期有着较大的市场份额[3]”。后来，诺斯（C.North）提出制度也存在着原有制度的规模递增效应，这种效应使得制度变迁进入一个特定路径，更多好的制度难以取代原有制度，“制度的报酬递增会导致自我强化机制的发生，进一步增强曾经给出的路径方向[4]”。诺斯之后，日本学者青木昌彦（Masahiko）等从多个角度分析制度的形成与变革，[5]逐渐形成了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对于资源型经济区域来讲，资源型区域因为资源富集的比较优势而做出的正确选择使得制度创新带来的规模报酬不断增加，形成制度对经济效率的支撑，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但因为技术、人力资源、资源型部门的特殊要素吸纳效应、工业化进程中的沉淀成本将会产生锁定效应（lock-in），可能进入一种锁定式的依赖。围绕路径依赖所带来的问题，熊彼特较早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路径创造概念，路径再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组织不断突破现有组织边界及制度、技术等约束的过程。Garud认为，对于已经形成的路径锁定，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尤其是“意识偏移（mindful deviation）”来对现有路径进行“解锁”，从而创造新的路径。[6]
国内学者最先大都是围绕区位、人才、资本、所有制结构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分析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困境，对资源型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因素关注较少。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到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中。张复明、景普秋等学者认为，资源富集地区因为资源禀赋优势固定，将资源禀赋等同于长期比较优势，将发展资源型产业当作一种长期的固定区域分工。[7]曹瑄玮、马骏等学者认为，路径依赖是导致我国资源型区域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8]汤吉军认为路径依赖与其说是一种惯性，还不如说是一种过去的历史经验强加给现在的选择集约束。[9]张生玲等学者认为，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历史因素在制度、技术等路径演化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产业结构水平取决于地区技术水平与制度质量，因此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可以从技术与制度的双重锁定方面给予解释。[10]
三、资源型经济区域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与特征
城市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取决于所在区域内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城市之间要素流动与货物及服务流动所产生的外部作用，要素的流入在提高本土生产能力的同时，以乘数效应增加总需求，城市之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动既有利于区域内专业分工的深化，又能扩大外部需求，因此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资源型城市恰恰在技术、劳动力以及制度、城市功能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的“锁定”效应，从而阻碍了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成为资源型城市的主要瓶颈。
（一）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
资源型区域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区域，其产业的选择不是随机的，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首先选择具有禀赋优势的资源性产业作为初始产业，国家大规模的投资，开启了资源性产业的自我强化程序，进入产业路径依赖的“萌芽阶段”。随后，被选定的资源性产业各种要素和社会资源的大量集聚，资源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规模报酬递增，资源性产业从业者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区域的GDP贡献也不断提高，资源性产业的自我强化机制进一步增强，后续区域内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也与资源性产业协同发展，区域内产业日趋单一，产业选择的范围不断变窄，产业依赖进入到“形成阶段”。随着资源性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对产业的依赖进一步增强，选择弹性降低，区域发展环境与资源性产业高度耦合，最终路径的锁定形成。 1.功能锁定。长期对资源型产业某种产品的稳定需求和预期助长了地区关键性资源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稳定链接，这种在公司间稳定投资和相互适应又导致交易成本降低。[11]这种区域内部的紧密联系嵌入私人感情的投入将会导致其区域经济边界扩张的显著不足，形成一种区域经济环境的“孤岛”。如2006年，克拉玛依市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曾经专门下发《关于促进改制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的意见（试行）》，要求市政府和驻市央企要对全市100余家改制企业在内部市场、原料供应、公用工程、提供劳务等方面维持原有渠道和市场不变，协助改制企业争取驻市央企提供的原有市场份额。这种措施在初期有效，但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推进，造成长期的一种技术锁定和不完全市场的垄断，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
第一，技术锁定。资源型城市的主要资源企业（主要为国有）大规模长期稳定的技术、知识投资计划，使其能够给其他为其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实现技术的快速扩散，在其发展初期，技术创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导致该区域产品数量的大量增加，区域综合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由于发展的重点在资源型部门，但资源型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产业链短、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型部门很快就会进入到技术瓶颈期，制度和技术很快就会出现锁定效应，由于严重的外部性，企业即使采取新产品的研发和技术的创新，仍然无法实现技术转化。
第二，不完全市场。因为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人们不可能掌握市场的全部信息，加上个人主观意志、偏好等的影响，制度的变迁不会按照初设方向演进，形成一种“惯性”。对于新疆石油资源型城市来讲，由于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分布和勘探开发特性以及自然资源产品的周期性，造就了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产品的区域垄断或者条块上的纵向垄断，最终导致市场的结构刚性。
2.报酬递增效应。新疆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资源为特色的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越来越多的人在此制度上获得了更多的收益，支付了更少的成本，对现有体系的彻底打破就意味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原先的付出都变成巨额的沉没成本。对于新疆资源型城市来讲，无论是煤炭还是石油和天然气，其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具有显著的规模递增效应，其生产成本主要来源于一次性固定大型设备的购入以及探矿采矿的相关价款，随着开采量的增加其发生的可变成本很低，占比很小，在这种规模效应递增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会流向资源型产业，形成一种资源产业独大的产业结构。
3.认知锁定。牢固可靠的私人关系因为有着相同的利益目标而变得更为坚实，在长期的一种制度变迁中，人们适应这种制度形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大批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契约关系，[12]使得人们交易费用大大降低。这项制度也许是低效率的，但是因为一种认知的锁定或认知的惯性导致人们不愿意接受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克拉玛依市和库尔勒市，大部分本地石油服务企业由新疆石油管理局和塔里木石油指挥部的单位或二级单位的一个部门改制而来，其市场业务开拓严重依托于企业管理者与驻市央企管理者之间的私人感情纽带，这批管理者目前大都50岁上下，原有的企业集体性质也导致了大部分企业股权结构的平均主义，企业决策效率低、管理者企业家精神缺失。
（二）路径依赖带来的潜在风险
1.结构性风险。建立在自然资源禀赋和传统大型能源国有企业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其结构和功能十分单一，企业间的技术单一重复、产品同质化严重，集群内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协同性较差。这种高度集中于单一产业或有限几个产业，会因为产业集群的老化拖垮整个区域经济。同时，基于自然资源的产业链条短，城市主要企业与其他产业部门、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的拓展会受到显著抑制，结构性风险较大。
2.网络性风险。无论在克拉玛依市还是巴州库尔勒市，以新疆油田公司和塔里木油田公司为主体构成的网络中，因主体的过度专业化或僵化，其他的社会资本、生产技术、信息流、人才流以及道德风险、不完全的契约精神等，都会给产业集群带来较明显的危害。各中小企业与新疆油田公司、塔里木油田公司之间形成多对一的网络关系，中小企业之间的网络活动性、互补性差，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产业集群丧失了网络型集群优势。
3.周期性风险。宏观经济的波动会引起产业集群的风险，对于新疆資源型城市来讲，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会引发经济的大幅下滑，资源型城市本身的特点又导致了自身结构的僵化，面临周期性波动时反应迟缓，容易导致产业集群的衰败。如1998年和2009年，受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化工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影响，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经济出现了负增长。
在资源枯竭以前，路径依赖效应在资源型经济区域高速发展的掩饰下，逐步侵蚀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造成了资源型城市一业独大、结构单一的问题，技术和制度的双重锁定使得新技术在资源型城市的推广和转化十分困难，新兴产业发展滞后，在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情况下会导致明显的结构性失业。
4.城市封闭性风险。新疆资源型城市的开放性不够，其战略性产品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垂直型联系多，区域内横向的交流联系少，外资的吸引力度小、使用深度不够。近些年平均数据显示，克拉玛依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不到0.1%，这不仅远远低于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的平均水平，与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0.77%的水平也存在差距。[13]从城市产业产权结构来看，国有企业占据绝对比重，据统计，新疆克拉玛依市私营个人就业比重占22.11%[13]，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从事与油气资源开发相关的工作。
四、新疆资源型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破解新疆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路径依赖的困境，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要改变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唯GDP论”，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变。经济发展的动力从传统的依赖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点要从短期因素转向长期因素。在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上要实现从调节需求转向为改善供给。成熟期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最佳时期，有着较好的资本原始积累，人力资本的外流还不算严重。 （一）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路径创新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距离东部沿海经济重心远，市场化程度不高，产业支撑力较弱，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强。
1.注重整体规划，强化集群内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是城市建设之本，规划科学是最大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忌讳”[14]。新疆部分资源型城市是因资源的勘探开发而在原有荒漠戈壁上建立起来，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指引下，城市的功能定位在“矿区服务”方面，即使是在采取“长距离通勤”模式提供服务而建立的“塔里木指挥部”在创建初期也缺乏经营城市的理念。现阶段，资源型城市要高度重视城市顶层规划，遵循规律、规划先行，将“精明增长”等经营城市的先进理念引入到城市规划的全过程。
2.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国家给予了更多政策支持，周边的中亚、中东国家都是世界上油气资源富集的区域，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要积极引导石油技术服务企业走出去，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同时，积极吸引周边国家的留学生参加理论学习、技能实训，提升城市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利用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克拉玛依论坛、丝绸之路科学节等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民心相通。
3.注重产城融合发展。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避免缺乏城市依托的“有产无城”现象，重视人的城市化，防止城市化过程中的“化地不化人”现象，使得城市的发展要有产业和足够的人口支撑。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完善单一的生产型园区向多功能的现代化新城转型的步伐。政府在确保做好金融防风险工作的前提下，牵头成立创投基金、可持续发展基金，[15]制定政策吸引具有创投性质的基金公司落户。
4.创新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改变过去以GDP作为政绩考核中心的传统做法，转向围绕政府职能的履行开展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对政绩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核，通过政绩考核评价机制的转变来促进高质量的发展。完善考核目标责任指标体系。考核评价主体确保“一核多元”。政绩考核评价还要注意区域的差异性。
5.重视总部经济。新疆地域广袤，总部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强，当前新疆城市格局中，发展基础和现状较好的城市大都是充分发挥了总部经济的优势，如乌鲁木齐市是自治区的首府，库尔勒市是新疆南疆的门户和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克拉玛依市是新疆油田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石河子市是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总部所在地等。在打破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路径依赖中，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要大力引进龙头企业，逐渐转变为资源型区域的总部中心、信息中心。
6.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吸引人才比吸引企业或投资更重要。人口的有效集聚也是降低城市路径锁定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学者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规模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资源性产业和非资源性产业的创造水平分别提高0.447和0.674个百分点。[16]人口集聚水平高的城市有着更强的路径创造能力，政府应采取更为开放的人口户籍政策，吸引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集聚。
7.增强城市经济的开放度。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和使用尺度，对外开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水平，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为外资进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外资引入不断改善城市产业结构，吸引外资向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投资，加快城市转型步伐，不断推进城市产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
（二）产业组织自身的诱导性路径创新
熊彼特“创造性破坏”[12]意味着路径创造的过程其实是产业组织不断打破现有产业组织边界及制度技术的约束过程。创造性破坏的内源动力来自产业组织本身。在服务业升级的过程中，要注重生产性服务业的培育和支持，对于传统生活性服务业要营造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
1.加强三大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对于新疆资源型城市来说，克拉玛依市正处于新疆北部地区牧区与农区的过渡地带，要利用工业的原始积累反哺农业，加大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有关农业技术方面如水处理技术等的大力支持，通过农业的发展集聚人口，降低资源型城市的生活成本，提升城市吸引力;信息服务业要逐渐向工业和农业渗透延伸，帮助传统农业和工业提高生产率，增加附加值和竞争力。
2.重視制造业发展。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新疆资源型城市发展中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勘探开发会使用较多的机械装备，但目前新疆资源型城市在自然资源勘探开发的技术装备方面还存在不足，城市要制定积极政策，吸引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落户，提升制造业水平，坚决摒弃当下城市发展机械装备大都是外部买进的贸易行为，通过制造业的大发展实现城市的包容性增长。
3.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农业在资源型城市整个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低，因而容易忽略农业、轻视农业，或者仅仅从水资源成本的角度来思考定位农业，忽视农业经济效益以外的综合效益。农业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保障城市安全，吸引外来人口的集聚，推动城市转型，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如克拉玛依市处于北疆传统农业区域和牧业区域的过渡地带，农业是实现区域融合的有效产业。库尔勒市通过打造“梨城”品牌重塑城市形象，主动摒弃了石油天然气城市形象，有效助推了城市转型。
4.加快工业旅游发展。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具有“兴一业旺百业”的作用。资源型城市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工业旅游资源，坚持差异化的旅游发展定位，在依托自然禀赋发展好其他种类旅游的基础上，成立油地石油工业资源保护利用领导小组，共同研究石油工业资源保护利用中的重大问题，并列入油地联席会议研究决策。做好石油工业遗产资源的普查建档。对石油工业遗产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建立石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并予以命名。地方政府和油田共同设立石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专项资金。用于石油工业遗产保护、管理。建立完善各类石油工业展馆。利用油田闲置的厂房设施等，积极开发文创产业。以石油文化为主题内核，以黑油山、沥青矿、特殊的地质构造等为核心吸引力，联动相关石油工业资源，融合区域风情及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共同构建世界级石油工业旅游目的地。 （三）社会多元参与的路径创新
新疆资源型城市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尤其是资源型城市的形成有其鲜明的“嵌入式”特征，加之石油作为典型的战略能源，其产业内部的纵向联系大于横向的经济联系，因此新疆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容易形成一种“孤岛”，在企业办社会的年代，其城市发展的极化效应、溢出效应更是被内部自身所消化，城市发展缺少与周边区域的横向联系，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缺少外力推动，要在统筹好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好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好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的同时，还要注重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城市发展基础和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培育。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要鼓励企业家群体发扬企业家精神，以创新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带领部分地方企业走出去树立品牌。工匠精神的提倡对于产业工业占据重要地位的新疆资源型城市来说尤其重要，通过工匠精神培育鼓励工人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工艺流程，为企业创新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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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依赖;路径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5;F299.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0.03.06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许志明，陈文.新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0（3）38-44.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新疆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变，既是贯彻中央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是推动新疆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新疆产业格局表现为传统产业过大、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战略性新兴产业过小。因此，构建体现自身优势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实现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疆作为我国资源富集区，资源型城市在新疆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实现新疆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于新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1]显示，新疆的资源型城市大都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在这一时期对新疆资源型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和及时。新疆资源型城市给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引擎，也为新疆的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新疆资源型城市整体发展趋于放缓，特殊的产业结构、机制体制使得其落后于新疆其他城市，新疆主要资源型城市如阿勒泰、巴州、克拉玛依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城市，处于全疆末位，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增长速度位于全疆后列。对比新疆典型资源型城市克拉瑪依、库尔勒市，其产业结构单一，严重依赖第二产业，近几年，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70%左右，克拉玛依石油资源型产业占GDP75%左右，库尔勒市占55%左右。发展路径依赖特征明显（见表1）。新时期高质量发展要求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旨在解决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基础良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较高，实现其高质量发展在全疆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二、相关概念及文献回顾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最早运用于生物学物种进化的研究，后来David引入经济学界用于研究技术变迁[2]，美国经济学家亚瑟（Arthur）提出“在市场上因为规模效益递增而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让一些次优产品和技术长期有着较大的市场份额[3]”。后来，诺斯（C.North）提出制度也存在着原有制度的规模递增效应，这种效应使得制度变迁进入一个特定路径，更多好的制度难以取代原有制度，“制度的报酬递增会导致自我强化机制的发生，进一步增强曾经给出的路径方向[4]”。诺斯之后，日本学者青木昌彦（Masahiko）等从多个角度分析制度的形成与变革，[5]逐渐形成了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对于资源型经济区域来讲，资源型区域因为资源富集的比较优势而做出的正确选择使得制度创新带来的规模报酬不断增加，形成制度对经济效率的支撑，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但因为技术、人力资源、资源型部门的特殊要素吸纳效应、工业化进程中的沉淀成本将会产生锁定效应（lock-in），可能进入一种锁定式的依赖。围绕路径依赖所带来的问题，熊彼特较早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路径创造概念，路径再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组织不断突破现有组织边界及制度、技术等约束的过程。Garud认为，对于已经形成的路径锁定，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尤其是“意识偏移（mindful deviation）”来对现有路径进行“解锁”，从而创造新的路径。[6]
国内学者最先大都是围绕区位、人才、资本、所有制结构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分析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困境，对资源型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因素关注较少。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到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中。张复明、景普秋等学者认为，资源富集地区因为资源禀赋优势固定，将资源禀赋等同于长期比较优势，将发展资源型产业当作一种长期的固定区域分工。[7]曹瑄玮、马骏等学者认为，路径依赖是导致我国资源型区域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8]汤吉军认为路径依赖与其说是一种惯性，还不如说是一种过去的历史经验强加给现在的选择集约束。[9]张生玲等学者认为，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历史因素在制度、技术等路径演化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产业结构水平取决于地区技术水平与制度质量，因此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可以从技术与制度的双重锁定方面给予解释。[10]
三、资源型经济区域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与特征
城市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取决于所在区域内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城市之间要素流动与货物及服务流动所产生的外部作用，要素的流入在提高本土生产能力的同时，以乘数效应增加总需求，城市之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动既有利于区域内专业分工的深化，又能扩大外部需求，因此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资源型城市恰恰在技术、劳动力以及制度、城市功能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的“锁定”效应，从而阻碍了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成为资源型城市的主要瓶颈。
（一）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
资源型区域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区域，其产业的选择不是随机的，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首先选择具有禀赋优势的资源性产业作为初始产业，国家大规模的投资，开启了资源性产业的自我强化程序，进入产业路径依赖的“萌芽阶段”。随后，被选定的资源性产业各种要素和社会资源的大量集聚，资源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规模报酬递增，资源性产业从业者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区域的GDP贡献也不断提高，资源性产业的自我强化机制进一步增强，后续区域内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也与资源性产业协同发展，区域内产业日趋单一，产业选择的范围不断变窄，产业依赖进入到“形成阶段”。随着资源性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对产业的依赖进一步增强，选择弹性降低，区域发展环境与资源性产业高度耦合，最终路径的锁定形成。 1.功能锁定。长期对资源型产业某种产品的稳定需求和预期助长了地区关键性资源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稳定链接，这种在公司间稳定投资和相互适应又导致交易成本降低。[11]这种区域内部的紧密联系嵌入私人感情的投入将会导致其区域经济边界扩张的显著不足，形成一种区域经济环境的“孤岛”。如2006年，克拉玛依市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曾经专门下发《关于促进改制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的意见（试行）》，要求市政府和驻市央企要对全市100余家改制企业在内部市场、原料供应、公用工程、提供劳务等方面维持原有渠道和市场不变，协助改制企业争取驻市央企提供的原有市场份额。这种措施在初期有效，但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推进，造成长期的一种技术锁定和不完全市场的垄断，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
第一，技术锁定。资源型城市的主要资源企业（主要为国有）大规模长期稳定的技术、知识投资计划，使其能够给其他为其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实现技术的快速扩散，在其发展初期，技术创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导致该区域产品数量的大量增加，区域综合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由于发展的重点在资源型部门，但资源型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产业链短、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型部门很快就会进入到技术瓶颈期，制度和技术很快就会出现锁定效应，由于严重的外部性，企业即使采取新产品的研发和技术的创新，仍然无法实现技术转化。
第二，不完全市场。因为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人们不可能掌握市场的全部信息，加上个人主观意志、偏好等的影响，制度的变迁不会按照初设方向演进，形成一种“惯性”。对于新疆石油资源型城市来讲，由于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分布和勘探开发特性以及自然资源产品的周期性，造就了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产品的区域垄断或者条块上的纵向垄断，最终导致市场的结构刚性。
2.报酬递增效应。新疆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资源为特色的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越来越多的人在此制度上获得了更多的收益，支付了更少的成本，对现有体系的彻底打破就意味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原先的付出都变成巨额的沉没成本。对于新疆资源型城市来讲，无论是煤炭还是石油和天然气，其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具有显著的规模递增效应，其生产成本主要来源于一次性固定大型设备的购入以及探矿采矿的相关价款，随着开采量的增加其发生的可变成本很低，占比很小，在这种规模效应递增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会流向资源型产业，形成一种资源产业独大的产业结构。
3.认知锁定。牢固可靠的私人关系因为有着相同的利益目标而变得更为坚实，在长期的一种制度变迁中，人们适应这种制度形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大批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契约关系，[12]使得人们交易费用大大降低。这项制度也许是低效率的，但是因为一种认知的锁定或认知的惯性导致人们不愿意接受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克拉玛依市和库尔勒市，大部分本地石油服务企业由新疆石油管理局和塔里木石油指挥部的单位或二级单位的一个部门改制而来，其市场业务开拓严重依托于企业管理者与驻市央企管理者之间的私人感情纽带，这批管理者目前大都50岁上下，原有的企业集体性质也导致了大部分企业股权结构的平均主义，企业决策效率低、管理者企业家精神缺失。
（二）路径依赖带来的潜在风险
1.结构性风险。建立在自然资源禀赋和传统大型能源国有企业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其结构和功能十分单一，企业间的技术单一重复、产品同质化严重，集群内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协同性较差。这种高度集中于单一产业或有限几个产业，会因为产业集群的老化拖垮整个区域经济。同时，基于自然资源的产业链条短，城市主要企业与其他产业部门、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的拓展会受到显著抑制，结构性风险较大。
2.网络性风险。无论在克拉玛依市还是巴州库尔勒市，以新疆油田公司和塔里木油田公司为主体构成的网络中，因主体的过度专业化或僵化，其他的社会资本、生产技术、信息流、人才流以及道德风险、不完全的契约精神等，都会给产业集群带来较明显的危害。各中小企业与新疆油田公司、塔里木油田公司之间形成多对一的网络关系，中小企业之间的网络活动性、互补性差，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产业集群丧失了网络型集群优势。
3.周期性风险。宏观经济的波动会引起产业集群的风险，对于新疆資源型城市来讲，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会引发经济的大幅下滑，资源型城市本身的特点又导致了自身结构的僵化，面临周期性波动时反应迟缓，容易导致产业集群的衰败。如1998年和2009年，受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化工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影响，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经济出现了负增长。
在资源枯竭以前，路径依赖效应在资源型经济区域高速发展的掩饰下，逐步侵蚀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造成了资源型城市一业独大、结构单一的问题，技术和制度的双重锁定使得新技术在资源型城市的推广和转化十分困难，新兴产业发展滞后，在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情况下会导致明显的结构性失业。
4.城市封闭性风险。新疆资源型城市的开放性不够，其战略性产品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垂直型联系多，区域内横向的交流联系少，外资的吸引力度小、使用深度不够。近些年平均数据显示，克拉玛依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不到0.1%，这不仅远远低于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的平均水平，与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0.77%的水平也存在差距。[13]从城市产业产权结构来看，国有企业占据绝对比重，据统计，新疆克拉玛依市私营个人就业比重占22.11%[13]，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从事与油气资源开发相关的工作。
四、新疆资源型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破解新疆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路径依赖的困境，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要改变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唯GDP论”，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变。经济发展的动力从传统的依赖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点要从短期因素转向长期因素。在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上要实现从调节需求转向为改善供给。成熟期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最佳时期，有着较好的资本原始积累，人力资本的外流还不算严重。 （一）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路径创新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距离东部沿海经济重心远，市场化程度不高，产业支撑力较弱，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强。
1.注重整体规划，强化集群内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是城市建设之本，规划科学是最大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忌讳”[14]。新疆部分资源型城市是因资源的勘探开发而在原有荒漠戈壁上建立起来，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指引下，城市的功能定位在“矿区服务”方面，即使是在采取“长距离通勤”模式提供服务而建立的“塔里木指挥部”在创建初期也缺乏经营城市的理念。现阶段，资源型城市要高度重视城市顶层规划，遵循规律、规划先行，将“精明增长”等经营城市的先进理念引入到城市规划的全过程。
2.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国家给予了更多政策支持，周边的中亚、中东国家都是世界上油气资源富集的区域，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要积极引导石油技术服务企业走出去，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同时，积极吸引周边国家的留学生参加理论学习、技能实训，提升城市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利用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克拉玛依论坛、丝绸之路科学节等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民心相通。
3.注重产城融合发展。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避免缺乏城市依托的“有产无城”现象，重视人的城市化，防止城市化过程中的“化地不化人”现象，使得城市的发展要有产业和足够的人口支撑。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完善单一的生产型园区向多功能的现代化新城转型的步伐。政府在确保做好金融防风险工作的前提下，牵头成立创投基金、可持续发展基金，[15]制定政策吸引具有创投性质的基金公司落户。
4.创新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改变过去以GDP作为政绩考核中心的传统做法，转向围绕政府职能的履行开展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对政绩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核，通过政绩考核评价机制的转变来促进高质量的发展。完善考核目标责任指标体系。考核评价主体确保“一核多元”。政绩考核评价还要注意区域的差异性。
5.重视总部经济。新疆地域广袤，总部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强，当前新疆城市格局中，发展基础和现状较好的城市大都是充分发挥了总部经济的优势，如乌鲁木齐市是自治区的首府，库尔勒市是新疆南疆的门户和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克拉玛依市是新疆油田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石河子市是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总部所在地等。在打破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路径依赖中，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要大力引进龙头企业，逐渐转变为资源型区域的总部中心、信息中心。
6.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吸引人才比吸引企业或投资更重要。人口的有效集聚也是降低城市路径锁定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学者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规模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资源性产业和非资源性产业的创造水平分别提高0.447和0.674个百分点。[16]人口集聚水平高的城市有着更强的路径创造能力，政府应采取更为开放的人口户籍政策，吸引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集聚。
7.增强城市经济的开放度。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和使用尺度，对外开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水平，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为外资进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外资引入不断改善城市产业结构，吸引外资向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投资，加快城市转型步伐，不断推进城市产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
（二）产业组织自身的诱导性路径创新
熊彼特“创造性破坏”[12]意味着路径创造的过程其实是产业组织不断打破现有产业组织边界及制度技术的约束过程。创造性破坏的内源动力来自产业组织本身。在服务业升级的过程中，要注重生产性服务业的培育和支持，对于传统生活性服务业要营造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
1.加强三大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对于新疆资源型城市来说，克拉玛依市正处于新疆北部地区牧区与农区的过渡地带，要利用工业的原始积累反哺农业，加大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有关农业技术方面如水处理技术等的大力支持，通过农业的发展集聚人口，降低资源型城市的生活成本，提升城市吸引力;信息服务业要逐渐向工业和农业渗透延伸，帮助传统农业和工业提高生产率，增加附加值和竞争力。
2.重視制造业发展。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新疆资源型城市发展中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勘探开发会使用较多的机械装备，但目前新疆资源型城市在自然资源勘探开发的技术装备方面还存在不足，城市要制定积极政策，吸引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落户，提升制造业水平，坚决摒弃当下城市发展机械装备大都是外部买进的贸易行为，通过制造业的大发展实现城市的包容性增长。
3.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农业在资源型城市整个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低，因而容易忽略农业、轻视农业，或者仅仅从水资源成本的角度来思考定位农业，忽视农业经济效益以外的综合效益。农业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保障城市安全，吸引外来人口的集聚，推动城市转型，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如克拉玛依市处于北疆传统农业区域和牧业区域的过渡地带，农业是实现区域融合的有效产业。库尔勒市通过打造“梨城”品牌重塑城市形象，主动摒弃了石油天然气城市形象，有效助推了城市转型。
4.加快工业旅游发展。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具有“兴一业旺百业”的作用。资源型城市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工业旅游资源，坚持差异化的旅游发展定位，在依托自然禀赋发展好其他种类旅游的基础上，成立油地石油工业资源保护利用领导小组，共同研究石油工业资源保护利用中的重大问题，并列入油地联席会议研究决策。做好石油工业遗产资源的普查建档。对石油工业遗产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建立石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并予以命名。地方政府和油田共同设立石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专项资金。用于石油工业遗产保护、管理。建立完善各类石油工业展馆。利用油田闲置的厂房设施等，积极开发文创产业。以石油文化为主题内核，以黑油山、沥青矿、特殊的地质构造等为核心吸引力，联动相关石油工业资源，融合区域风情及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共同构建世界级石油工业旅游目的地。 （三）社会多元参与的路径创新
新疆资源型城市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尤其是资源型城市的形成有其鲜明的“嵌入式”特征，加之石油作为典型的战略能源，其产业内部的纵向联系大于横向的经济联系，因此新疆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容易形成一种“孤岛”，在企业办社会的年代，其城市发展的极化效应、溢出效应更是被内部自身所消化，城市发展缺少与周边区域的横向联系，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缺少外力推动，要在统筹好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好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好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的同时，还要注重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城市发展基础和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培育。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要鼓励企业家群体发扬企业家精神，以创新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带领部分地方企业走出去树立品牌。工匠精神的提倡对于产业工业占据重要地位的新疆资源型城市来说尤其重要，通过工匠精神培育鼓励工人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工艺流程，为企业创新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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