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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应该进入事业合作的时代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想象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2018年12月18日，我代表外祖父大平正芳参加了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大会表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人，其中10名是外国友人，当中有两名是日本人，一位是我的外祖父，另一位是松下幸之助。大会颁给外祖父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获评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这是一件让大平家感到非常荣耀的事情。
我是外祖父的第一个外孙女，出生于1962年。当时的外祖父是池田勇人内阁的外务大臣。我从庆应义塾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电视台工作了24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期，我们制作了“女人们的中国”节目。我是山口淑字（李香兰）最后的电视采访者，她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和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却一直生活在没有和平的年代。”
田中角荣喝了很多酒，在周总理的专机里还睡着了
我对中国印象的起点，也是印象最深的一幕，是1972年9月周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握于。那时，外祖父是日本外务大臣。他在职期间，真的是不顾生死地对待中日之间的交流。因为自从他走上政治家道路后，最大的梦想或说最想要实现的，就是中日之间的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田中角荣刚敲定要访问中国的时候，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非常不高兴。当时，田中真纪子代替田中角荣的太太，以第一女儿的身份一直在履行和维护第一夫人的职责和形象，只要田中角荣出访，田中真纪子都会跟随。但这一次，田中真纪子没有随同父亲一起访问中国。原因与当时日本的大环境有关。当时日本的大环境不赞同田中角荣和外祖父访华，右翼的宣传车天天停在我家门口，用大喇叭叫着反对的口号，家里还会不断收到恐吓信。
出发的那天早上，田中角荣从家里直接坐直升飞机飞到羽田机场，然后从羽阳机场出发前往中国的。而外祖父则是从家里坐车到机场。那时我只有10岁，长辈们都跟我说，这可能是和外祖父见的最后一面了，所以全家人决定一起开车送他去机场。一路上，大家都特别紧张，还特意安排了两辆车，第一辆表而上看起来很像是外祖父坐的，但其实是其他人坐着，我们一家秘密坐在第二辆车里出发了。当时，父亲渡边森田作为外务大臣的秘书官，也一同跟去了中国。在外祖父和父亲离开后，家里只剩下女性，大家心里都比较担忧。
当年进行外交谈判的双方代表分别是外祖父和姬鹏飞外长。外祖父每次商议到关键信息，都要打电话回日本外务省进行确认，所以整个会议拖得很长，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有一天，中方安排外祖父去长城观光，这时，可以用于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个关键节点，外祖父说，他和姬鹏飞是在去长城的路上，在车里把最关键的几件事情谈下来的。对于这一点，田中角荣对外祖父有些不满，因为这么重要的会谈结果在车上产生，而且他是不知道的。不过，田中角荣和外祖父的关系非常好，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两人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当时日本外务省也认为要比美国更早一些恢复与中国的关系。
田中角荣性子特别急，会谈结束后马上就想回东京，但周总理希望他去一趟上海。田中角荣提出，如果要去的话，他必须坐周总理的专机去。对此，日本外務省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坐中国总理的专机，这完全打破规则了。可以说，直到现在，在外交实践上，也不会出现两国总理（首相）同坐一架飞机同去某地的情况。
最终，田中角荣、外祖父和周总理一起上了周总理的专机。田中角荣喝了很多酒，在专机里还睡着了。外祖父看到这个情景，觉得十分失礼，非常着急，准备把田中角荣叫起来。但周总理阻止了他，并特地拿了一张毛毯盖在田中角荣身上。田中角荣睡着期间，机舱里一直很安静，只有飞机飞过江苏省的时候，周总理特地让外祖父看出窗外，指着外而说这里是他的家乡。这说明当时周总理很惦记自己的家乡。
外祖父赎罪的思想原点
田中角荣出生于日本新泻县，这里是一个“雪国”。受此影响，担任首相期间，他推进了很多过山隧道、铁路等基础设施方而的工程建设。这便是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外祖父则是四国香川县一个农民家的孩子，他的理想不是“日本列岛改造论”，而是“田园都市论”，把日本建设成一个田园国家。
侵华战争时期，田中角荣和外祖父都在中国生活过。1939年，外祖父赴中国内蒙古张家口（1952年张家口划归河北省管理）就职，在“兴亚院”担任“蒙疆联络部”经济课主任。
出发之前，当时的大藏事务次官对外祖父这次赴任的意义是这样解释的：“你去到那里就像是当地的大藏大臣一样，就像是在白纸上画画，用什么样的方法工作都可以。趁年轻多些经验也不坏。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次飞黄腾达的机会，在中国做出一些功绩来……”
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外祖父的真正工作，是为了赚取军费而进行的鸦片预算管理。
这一时期的外祖父看到日本军部在当地蛮横的样子，成为他日后赎罪的思想原点。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有赎罪的想法，应该说，他在日本作为政治家，终生都是痛苦的。日本的自民党里有很多派别，外祖父所在的派别叫“宏池会”，他的政治老师是吉田茂——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们的认识是，日本今天的自由和繁荣是因为当年的战败。所以当外祖父做了政治家后，就决心一定要尽快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外祖父还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日本是个海洋国家。这成了他日后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思想源头。外祖父曾经对我说，中国和日本就像“除夕”和“元旦”的关系，二者明明相隔不远，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两国人民的外貌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差别，但在思考方式和生活习惯上都大有不同。因此，要真正友好相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邓小平第一次尉小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8年10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日本，这时的日本首相是福阳纠夫。不过很快，他就在11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败给了外祖父，外祖父成为新一任日本首相。这一年，外祖父和邓小平在日本谈到了有关钓鱼岛的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谈中，他们达成共识，同意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代解决，先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这样解决钓鱼岛问题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七年，即1979年，外祖父作为首相正式访问了中国。12月6日，在和邓小平会谈时，外祖父提出疑问：“中国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一现代化的蓝图是什么样的呢？”
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大家现在都知道“四个现代化”指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当时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想象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个新名词来描述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四個现代化”的目标。外祖父听了这个解释，第一反应是感到了中国对发展的热情和谦虚。
这次访问后，外祖父马上启动了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同时针对文化学术以及留学生等的交流缔结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定。从那时开始，在每年11月3日的日本文化节，外祖父都会把在日的中国留学生邀请到家里来聚会。从1979年到2008年，日本为对华ODA提供了3万多亿日元（约300多亿美元），最高峰时，日本对华援助占外部援助80%以上。中国通过日元贷款，建设了铁路、港湾、发电站和上下水道等大型基础设施，2000年后，贷款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和人才培养工作。整个对华ODA项目直到2018年才结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
从吉田茂开始到外祖父，“宏池会”坚持的真正理念现在在日本已经基本消失了。感觉很孤单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本纪念外祖父的书。由于外祖父家没有男孩子，我曾被多次问到是否愿意从政，最终我还是没有选择政治道路。希望下一代的政治家能够继续努力。现在的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级同学。另外，与外祖父同是香川县出身、大平家的远亲，现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和我继承了外祖父的政治遗产。 “政治就是安魂”是外祖父的政治信念。政治就是为了安抚人们的灵魂。每一天人们都是在不安中生活，所以政治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排除这种不安，必须给予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精神上的安定。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日本和中国应该进入事业合作的时代。★
（责编/闻立 责校/袁栋梁来源《外祖父参与的中日邦交谈判》，渡边满子口述，刘淑君整理《同舟共进》2019年第6期）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想象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2018年12月18日，我代表外祖父大平正芳参加了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大会表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人，其中10名是外国友人，当中有两名是日本人，一位是我的外祖父，另一位是松下幸之助。大会颁给外祖父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获评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这是一件让大平家感到非常荣耀的事情。
我是外祖父的第一个外孙女，出生于1962年。当时的外祖父是池田勇人内阁的外务大臣。我从庆应义塾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电视台工作了24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期，我们制作了“女人们的中国”节目。我是山口淑字（李香兰）最后的电视采访者，她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和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却一直生活在没有和平的年代。”
田中角荣喝了很多酒，在周总理的专机里还睡着了
我对中国印象的起点，也是印象最深的一幕，是1972年9月周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握于。那时，外祖父是日本外务大臣。他在职期间，真的是不顾生死地对待中日之间的交流。因为自从他走上政治家道路后，最大的梦想或说最想要实现的，就是中日之间的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田中角荣刚敲定要访问中国的时候，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非常不高兴。当时，田中真纪子代替田中角荣的太太，以第一女儿的身份一直在履行和维护第一夫人的职责和形象，只要田中角荣出访，田中真纪子都会跟随。但这一次，田中真纪子没有随同父亲一起访问中国。原因与当时日本的大环境有关。当时日本的大环境不赞同田中角荣和外祖父访华，右翼的宣传车天天停在我家门口，用大喇叭叫着反对的口号，家里还会不断收到恐吓信。
出发的那天早上，田中角荣从家里直接坐直升飞机飞到羽田机场，然后从羽阳机场出发前往中国的。而外祖父则是从家里坐车到机场。那时我只有10岁，长辈们都跟我说，这可能是和外祖父见的最后一面了，所以全家人决定一起开车送他去机场。一路上，大家都特别紧张，还特意安排了两辆车，第一辆表而上看起来很像是外祖父坐的，但其实是其他人坐着，我们一家秘密坐在第二辆车里出发了。当时，父亲渡边森田作为外务大臣的秘书官，也一同跟去了中国。在外祖父和父亲离开后，家里只剩下女性，大家心里都比较担忧。
当年进行外交谈判的双方代表分别是外祖父和姬鹏飞外长。外祖父每次商议到关键信息，都要打电话回日本外务省进行确认，所以整个会议拖得很长，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有一天，中方安排外祖父去长城观光，这时，可以用于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个关键节点，外祖父说，他和姬鹏飞是在去长城的路上，在车里把最关键的几件事情谈下来的。对于这一点，田中角荣对外祖父有些不满，因为这么重要的会谈结果在车上产生，而且他是不知道的。不过，田中角荣和外祖父的关系非常好，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两人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当时日本外务省也认为要比美国更早一些恢复与中国的关系。
田中角荣性子特别急，会谈结束后马上就想回东京，但周总理希望他去一趟上海。田中角荣提出，如果要去的话，他必须坐周总理的专机去。对此，日本外務省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坐中国总理的专机，这完全打破规则了。可以说，直到现在，在外交实践上，也不会出现两国总理（首相）同坐一架飞机同去某地的情况。
最终，田中角荣、外祖父和周总理一起上了周总理的专机。田中角荣喝了很多酒，在专机里还睡着了。外祖父看到这个情景，觉得十分失礼，非常着急，准备把田中角荣叫起来。但周总理阻止了他，并特地拿了一张毛毯盖在田中角荣身上。田中角荣睡着期间，机舱里一直很安静，只有飞机飞过江苏省的时候，周总理特地让外祖父看出窗外，指着外而说这里是他的家乡。这说明当时周总理很惦记自己的家乡。
外祖父赎罪的思想原点
田中角荣出生于日本新泻县，这里是一个“雪国”。受此影响，担任首相期间，他推进了很多过山隧道、铁路等基础设施方而的工程建设。这便是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外祖父则是四国香川县一个农民家的孩子，他的理想不是“日本列岛改造论”，而是“田园都市论”，把日本建设成一个田园国家。
侵华战争时期，田中角荣和外祖父都在中国生活过。1939年，外祖父赴中国内蒙古张家口（1952年张家口划归河北省管理）就职，在“兴亚院”担任“蒙疆联络部”经济课主任。
出发之前，当时的大藏事务次官对外祖父这次赴任的意义是这样解释的：“你去到那里就像是当地的大藏大臣一样，就像是在白纸上画画，用什么样的方法工作都可以。趁年轻多些经验也不坏。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次飞黄腾达的机会，在中国做出一些功绩来……”
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外祖父的真正工作，是为了赚取军费而进行的鸦片预算管理。
这一时期的外祖父看到日本军部在当地蛮横的样子，成为他日后赎罪的思想原点。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有赎罪的想法，应该说，他在日本作为政治家，终生都是痛苦的。日本的自民党里有很多派别，外祖父所在的派别叫“宏池会”，他的政治老师是吉田茂——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们的认识是，日本今天的自由和繁荣是因为当年的战败。所以当外祖父做了政治家后，就决心一定要尽快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外祖父还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日本是个海洋国家。这成了他日后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思想源头。外祖父曾经对我说，中国和日本就像“除夕”和“元旦”的关系，二者明明相隔不远，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两国人民的外貌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差别，但在思考方式和生活习惯上都大有不同。因此，要真正友好相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邓小平第一次尉小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8年10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日本，这时的日本首相是福阳纠夫。不过很快，他就在11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败给了外祖父，外祖父成为新一任日本首相。这一年，外祖父和邓小平在日本谈到了有关钓鱼岛的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谈中，他们达成共识，同意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代解决，先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这样解决钓鱼岛问题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七年，即1979年，外祖父作为首相正式访问了中国。12月6日，在和邓小平会谈时，外祖父提出疑问：“中国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一现代化的蓝图是什么样的呢？”
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大家现在都知道“四个现代化”指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当时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想象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个新名词来描述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四個现代化”的目标。外祖父听了这个解释，第一反应是感到了中国对发展的热情和谦虚。
这次访问后，外祖父马上启动了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同时针对文化学术以及留学生等的交流缔结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定。从那时开始，在每年11月3日的日本文化节，外祖父都会把在日的中国留学生邀请到家里来聚会。从1979年到2008年，日本为对华ODA提供了3万多亿日元（约300多亿美元），最高峰时，日本对华援助占外部援助80%以上。中国通过日元贷款，建设了铁路、港湾、发电站和上下水道等大型基础设施，2000年后，贷款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和人才培养工作。整个对华ODA项目直到2018年才结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
从吉田茂开始到外祖父，“宏池会”坚持的真正理念现在在日本已经基本消失了。感觉很孤单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本纪念外祖父的书。由于外祖父家没有男孩子，我曾被多次问到是否愿意从政，最终我还是没有选择政治道路。希望下一代的政治家能够继续努力。现在的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级同学。另外，与外祖父同是香川县出身、大平家的远亲，现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和我继承了外祖父的政治遗产。 “政治就是安魂”是外祖父的政治信念。政治就是为了安抚人们的灵魂。每一天人们都是在不安中生活，所以政治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排除这种不安，必须给予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精神上的安定。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日本和中国应该进入事业合作的时代。★
（责编/闻立 责校/袁栋梁来源《外祖父参与的中日邦交谈判》，渡边满子口述，刘淑君整理《同舟共进》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