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约翰·兰莱德有一份6人的采访名单，每当打电话无人接听时，他开始担心——这意味着可能又有一人去世了。
　　从2015年开始，这份名单像是一个黑洞，截至2020年年底，仅剩一人。原因无他，名单上都是超过85岁的老人。
　　一开始，约翰对这群人感兴趣，只是因为“踏入85岁后，这群人在社会上似乎就销声匿迹了，他们的生活是不被看见的”。可这一群体正迅速增长着，世界卫生组织预测，80岁或8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将在2000至2050年期间达到3.95亿人。就连约翰自己的母亲，在2015年时也跨过了86岁，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字——“最老的老人”。
　　约翰不知道这群人的真实生活，也不知道该如何和母亲相处。“我们都没有为我们即将携手闯入的人生阶段做好准备。86岁高龄的她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所在，而我则不知道该如何施以援手，但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困境。”约翰写道。
　　采访前，他庆幸自己年轻，和他们相比，“我想，至少我还不老”。他自嘲，一开始自己像讨厌的新闻记者那样，总想着表现苦难，只想展现人到老年的悲惨和艰难，“有没有这样一道门槛，跨过去之后，人生的价值就逐一丧失？”
　　然而，在和这六位老人共处一年后，约翰颠覆了自己的想法，并把经历写成书《长寿的代价——我和六位老人共处的一年》，让这些“最老的老人”去回答那些关于失去、爱与死亡的困惑。

失去：从记忆到身体

　　约翰第一次见到黄萍就印象深刻，这位89岁的老太太来自香港，照片中的她齐耳短发，戴着耳环，微微发福，她每月付200美元租金，住在公园附近的福利房里。
　　和约翰聊天时，黄萍有着固定的对话模式，总是简短地介绍生活经历，加一段人生建议，最后以麻将作为结尾。她的一天用麻将来填满，约翰发现，黄萍和楼里的女人们打麻将时几乎一声不吭，她解释：“麻将靠打不靠说。我们没有精力顾别的，只能打。”
　　这位老人到美国生活三十年了，丈夫和姐妹早已去世，没有储蓄，靠每月的保障福利生活，唯一的儿子在广东意外去世。说到儿子时，她流泪了，告诉约翰，自己曾经有两年整夜难过得睡不着觉。
　　这一年，约翰见证了黄萍逐步失去记忆，不管是讲英语还是粤语，愈发地颠三倒四，有时急匆匆地把约翰叫到面前，却忘记自己要说什么。“她缓缓站起身，环顾房间，好像在为自己失去思路而感到惊讶。它跑哪里去了？”约翰写道，这是否意味着她明天会忘记更多东西，忘掉更多的人生碎片？
　　可黄萍却似乎对现有生活很满足，她还想要学英语，觉得新换上的油毡很好看，她的熟人圈子很小，但每个人都很重要，打麻将就是重要的事。
　　有研究显示，老人比年轻人更快乐。对此，约翰充满了困惑，像黄萍这样的老人，“为什么比似乎拥有全世界的年轻人更热爱生活？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千疮百孔了吗？”
　　他尝试去找原因，在一项研究中，老人和年轻人被提供同样多的画面，然后回忆复述，老人记住的正面画面是负面画面的两倍，而年轻人则是正面与负面一样多。另一项研究发现，老人更善于记住令人愉快的信息。虽然老人关于新近发生的事情记忆会消失，但童年那些快乐小事却愈发清晰。
　　约翰认为，黄萍们都采取了对生活的选择性记忆，只记住那些美好快乐的事。“你45岁时，记住婚姻或事业中犯过的所有错误是有好处的，这样你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但到了90岁，更好、更明智的做法是遗忘。”约翰写道。当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时，不再需要这些教训，只需要记住美好的事情，“失忆，成了一种优势”。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黄萍能渐渐从丧子悲痛和前半生的艰辛记忆中走出来。每当约翰问起遗憾时，她总是摇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像大多数老人一样，黄萍不仅仅失去了记忆，也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和自由。2015年，她计划和女儿去大西洋城旅行，可是对于患有风湿的她，3小时的车程太长了，只能放弃。她一度感到绝望，面对日益孱弱的身体，她说：“有时候想死，90岁了，活得够长了。”可和约翰聊了一会儿，她似乎又变得积极向上了。
　　对于黄萍这些超过85岁的老人而言，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与年轻人不同。他们早已意识到，生活永远不会十全十美。年轻人常常用的句式是“只有……才会快乐”，也许会因失去一次旅行沮丧很久，但对老年人，他们习惯了，更倾向于采用“尽管……还是快乐”的句式——尽管没能去旅行，但黄萍觉得自己能够打麻将，还是很快乐。
　　黄萍失去了儿子、亲人、记忆，甚至控制自我身体的自由，但她“教会我的是，从未用失去来定义自己的人生”。

忙于去爱，仿佛没有明天

　　拜访老人们时，约翰正处于一场中年危机中，将近30年的婚姻解体，他还记得当妻子若无其事地提議离婚时，自己站在厨房的水池边，甚至没有停下手中洗碗的动作。
　　他形容自己的婚姻是一辆没油的汽车，在路上开了很久很久，所以到处是伤。“抬脚走开是个轻而易举的决定。”约翰写道，“我意识到，该失去的多年前就失去了。”后来尽管他新交了女朋友，却不知该如何维持一段关系。他是带着困惑找到海伦·摩西的。
　　这位90岁的老太太不顾女儿的反对，在养老院找到了比自己小21岁的挚爱豪伊，谈了一场6年的黄昏恋。
　　在这段关系中，豪伊是依赖仰慕的那方。海伦虽然大了21岁，但活跃、外向，每天涂口红。而豪伊没有亲人，不善言辞，需要别人照顾，海伦于是拉着他的手看电视，每次她一转身，豪伊一定在身边。
　　6年恋爱里，他们从未吵过架，海伦总是照顾着他，努力成为豪伊的一切。关系看似是不对等的，在生命燃烧将尽之年，重新发展一段关系，意味着把新的义务和责任重新加在两位老人身上。但这段关系，让海伦的生活重新有了方向和目标。“她在重新扮演使她人生具有意义的角色，”约翰写道，“而不是没有用的老人。” 　　在约翰看来，海伦和豪伊摆脱了那些婚姻关系中的固定思维——不断去质疑所谓的是否给予太多或回报太少。“在一段关系中，有时索取也是一种给予。”此时，对于海伦和豪伊来说，“快乐就是养老院里的老妇人有个坐轮椅的伴侣，第19遍为她讲同样的故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老人都能拥有海伦豪伊似的美好恋情，残酷的现实是，年过85岁后，只有27%的人有伴侣，剩下的人伴侣去世或者独居，一个人度过余生。
　　90岁的迈克便是其中之一，伴侣离去后，迈克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他会感觉对方还在。约翰认为，伴侣活着的时候是老人，中年人或年轻人，但去世后，是所有身份的合体，在迈克的记忆里活着，他永远记住的是对方美好的一面。“活着的时候，一个人的伴侣往往是乏味或者平凡的，但在记忆中，绝对不是。”
　　不管对方是否有不足和缺点，他们都曾经或正在拥有着对方。
　　“也许只有年轻人才有资格认为最佳伴侣是下一个，一个你尚未见到的陌生人，或者是现有伴侣的升级版。年轻人更看重未来和幻想。”约翰写道，“老人们没有时间去妄想，包括妄想自己还有更多时间。他们忙于去爱，仿佛已经没有明天。其实，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可能都没有明天。”从养老院返回时，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中，约翰反思自己的婚姻。
　　现在的他，会打电话给女友，告诉她“我爱你”。他会在早晨亲吻她，“不是因为她完美，而是感恩她是她，出现在我身边”。

只有年轻人以为自己不会死

　　2011年，约翰的母亲因为一次脊椎手术差点离开人世，又老又弱的她在感染暴发时，身体毫无抵抗能力，她要求“放弃抢救”，离开这个世界。当弟弟通过嘈杂不清的信号连线正在伊拉克做报道的约翰时，他们需要抉择母亲的生死，可说到一半就听不见了。最终，为了救下母亲，弟弟同意插管。可后来，母亲一直责怪弟弟没有让她离去。
　　每次聊起这个话题，老人们对死亡的態度总是很淡然。约翰解释说：“目睹了伴侣的死亡，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知道发生在伴侣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幻想。”
　　一开始，迈克也曾提出想要早点离世，约翰总是说，自己希望他不要走，如果没有他，世界会更加乏味。可是不过一年，看着迈克日益衰老和疾病缠身，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才能享受得之不易的一丁点回报时，约翰不再对他说希望他别死了。“到了冬天，我已经不再想这件事，”约翰写道，“让那些根本不想永生的人勉强得到一种打折扣的永生，这并不是善意。”
　　没等这本书写完，电话簿里的黑洞就出现了，迈克、黄萍、一个又一个老人离开了人世，截至去年年底，仅剩下一位了。就在一个多月前，约翰91岁的母亲也去世了。
　　当时因新冠肺炎全城封锁，约翰的兄弟不能赶到母亲身边，只有约翰陪着她。在最后时刻，约翰不再恳求她留下，而是在母亲身边耳语，告诉她：“离开是可以的，我们会永远爱你，妈妈。”
　　约翰平静地接受了他们的离开，因为他意识到：“死亡并不需要去打败，并不是运行的系统出现了问题，而是这就是运行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皆凡人。”
　　与六位老人相处的这一年让他接受死亡，并庆祝生命。约翰说：“我每天醒来，更感激生活，感激可以再次看到树上美丽的树叶，可以和从未见过的人交谈。因为，它们都不会重来。”
　　“这是心灵鸡汤吗？”我问约翰。
　　“我知道年轻人可能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以为自己年轻，带着年轻人的傲慢。”约翰说，“只有年轻人认为自己不会死，或者变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如果有机会给自己写一段讣告，约翰想写：“在这疯狂的世界里，我希望能找到一种生活在其中的方法，并尽了最大的努力与人分享。在这过程中，我收获很多，有的来自我所写的六位老人，而有的，来自我一直与之相处的人。”
　　约翰今年61岁了，他不再害怕变老、失去，他重新认识相爱和死亡。六位老人和母亲教会他——年龄，仅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他没有想过自己85岁时的样子。“我仍然在探索，会成长，会学习，”约翰说，“我以同样的方式期待明天，像期待25岁时那样。”
　　（郑文斌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