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住在一个军工企业的大院中。父亲所在的工厂，主营业务不断随着军事需求换来换去。
　　曾经，他们专门生产货运列车的蓬布，据说在七八十年代年产值就有上千万，可惜这些钱都是纸上黄金，计划经济时代，它们只是报表上的数字，跟企业营收、职工待遇几乎没有关系。
　　我记事的时候，工厂已经转向修理汽车。厂里最大的修车库，就建与家属区南侧，两者方位像品字的右半侧。因为厂区傍山而建，北高南低，修车库地势整个比家属区低了十多米。修车库的西北角是片荒地，有些居民把垃圾倾倒而下，垃圾越积越高，对我们成了不小的诱惑。
　　不知从何时起，院里的男孩子们喜欢聚集在家属区东南角，讨论从上面一跃而下，跳到修车库内的可能性。现在想来，这事极其不靠谱，积累的垃圾虽然可以缓冲，可谁也不知道垃圾质地如何，太软或太硬都是绝对危险，而且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搞地满身垃圾。
　　可越积越稿的垃圾，让这群十多岁的男孩心痒难搔。决定性的时刻是在暑假的一天，男孩们又一次聚集在老地方向下看，一个男孩突然声称，他可以跳下去。这让我们很吃惊，因为他不但不是最大胆聪明的一个，还有些笨笨的胆小，天知道，他怎么突然就有了勇敢的心。在我们的注视下，小伙伴一跃而下，一脚下去，他向后跌倒，在垃圾山上滚了两个翻才稳住了身子。这家伙故作镇定，冲我们摆摆手：可以跳下来！可我们分明看到他全身都扑满了垃圾，拖着的两溜鼻涕也成了纯黑色，像两条昭然若揭的愚蠢线。大家一哄而散——一瞬间，所有人都顿悟了，这事太不靠谱。
　　若在章回小说里，可以写：有分教，小伙伴以身试错，众男生幡然醒悟。
　　现在想来，那个小伙伴真是的一跳之师，他让我们明白，什么可行，什么不成，而原本我们压根不具备判断这事靠谱与否的标准。
　　后来，垃圾越堆越高，修车库里的荒草也不断扩充地盘。在我的少年乃至青春期中，我无知无觉，父亲所在的国营工厂，已经无可避免走向破产的边缘。在拿了几年一个月百十元钱的工资后，他终于退休，拿起了社保工资，1000多元，他挺知足。
　　父亲是“文革”前考上大学的人，毕业分配，他没得可挑，可之后，他完全可以有另一个人生。父亲曾经有几次“跳槽”（那个时代叫调动工作）的机会。
　　一次，是到政府。他去报道了，四人一间办公室，还要对领导点头哈腰，父亲觉得不痛快。现在看来，他居然放弃了现在人们挤破头想当的公务员。
　　一次，是去有线广播电台。父亲嫌这事业小，“不就是电线杆上绑个喇叭吗”，没去。可谁知道，有线变成了无线，后来成了电视台。父亲放弃可是1990年代火红起来的传媒业。
　　一次，是去我们城市最好的高中。父亲觉得老师死守讲台，不如他在企业里可以四处出差。后来，代替他去的大学生当上了高中校长。10多年后，进入了高考走独木桥的年代，这个校长可比局级官员还要让人另眼相看。
　　父亲，还是觉得工人老大哥挺好的，终于停了换换工作的念头。
　　每次跟父亲谈起人生的总总机会，我都替他后悔地直拍大腿。若以现在的职业发展思维看，他每次都该动。可一个时代的人，总有一个时代的视野和局限，总有以后看来无比愚蠢的行为。
　　何止父辈。
　　我的一个70后同事，2005年左右在北京望京买了房子，每平方米6000多，全价60多万，他全款付了。他借遍了所有亲戚，因为觉得向银行贷款利息多高啊？现在想来，这60万多可以首付四套这样的房子，现在价值……
　　时代变化太快，父辈和年长者，失去了向后代传授经验的能力。他们不能告诉我们，该不该买房子，如何投资，是留在北上广，还是回到家乡。就像当年聚拢在垃圾堆上的小伙伴们，根本无法判断，跳下去意味着什么。
　　这怨不了父辈，他们也是被人为切断了适应真实生活的能力。
　　责任编辑：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