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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选择的路，哪怕跪着也要把它走完。这就是代价。
2011年8月1日，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私奔日记——一个文化局长的公开忏悔录》在当当网发售，引发一片热议。该书作者李福寿系湖北云梦县前文化局局长，14年前，年届不惑的他放弃名利与婚姻，和心爱的女孩私奔远方。母亲因他生病去世；13岁的儿子因他孤僻自闭；发妻在屈辱中艰难地撑起一个家。而他历尽辛酸奔波，忍受着良心和道德的审判。采访中，李福寿回忆起这14年的私奔历程，几度泪下。
抛家弃官，为爱私奔
1959年，我出生于湖北省云梦县倒店镇，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1978年，父亲病逝，我考上了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教书之余，我喜欢写作，在本地的文学刊物发表了很多作品。
23岁那年，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张姓女孩。她家庭条件不错，父亲曾当过某局局长，她在县城的一家工厂上班。以我当时的条件，不可能按我的理想去择偶，加上她人还不错，对我很好，我们不到一个月就结了婚。
结婚最初，我们颇为恩爱。后来，她不小心被高压电击成重伤，双手失去知觉，人也变得迟钝。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我辞去了工作，带她到处治疗。为了让她尽快康复，我每天给她做上肢按摩，直至她的双手逐步恢复。一年后，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一家人其乐融融。那段时间，家庭和睦，日子丰盈，我写了很多文章，并获得了地区文学创作二等奖，教育局再次聘用我，把我调到了县实验中学任教。
也是从那时候起，婚姻发生了变化。我整日忙于教学工作，与妻子的交流越来越少，对儿子的教育也没有担负起一个父亲应负的责任，妻子便时常找借口发脾气，吵架成了家常便饭。鸡毛蒜皮的生活一点点把我们最初对彼此的那点好感抹煞殆尽。1986年，我提出离婚，但经法院调解，考虑到孩子还小，我撤诉了。
生活中苦闷不已，我便把全部精力投于写作。1991年，因为我发表多篇小说，主编了画册《走出古泽云梦》，做了电视专题片《腾飞的云梦》，策划并导演了全县大型春节联欢晚会，年仅32岁的我被破格调到县文化局当了局长。
在一次文体活动中，我认识了楚剧团的演员刘雅丹，20岁的她身材娇小，面容清秀，笑起来天真无邪，像极了我小说里的女主角。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坚定地认为，她就是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的女孩子。而她对我发表的每篇小说都记忆犹新，文章名、发表期刊、内容，琅琅上口。那种巧遇知音的感觉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蛊惑。这种温暖与相知是无法从妻子那里得到的，妻子从不关心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理解我写的小说。我们既不能相知，更做不到分享。刘雅丹的崇拜，满足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虚荣心，我们开始频频约会。
1997年6月5日，我与刘雅丹约会被妻子发现。第二天，妻子就跑到我单位大闹。顷刻间，整个政府部门都知道了我与刘雅丹的事。县领导开始纷纷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劝我悬崖勒马，珍惜前程。我坚决要与妻子离婚，但她提出30万的赔偿让我望而却步。
离不了婚，又不想放弃与刘雅丹的感情，于是我打起私奔的主意。正处于风波和压力之中的刘雅丹，想都没想就说：“愿意，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因为刘雅丹喜欢海，很快，我们就选定了私奔的地方——厦门。
6月18日，我留下一封辞职信，抛下72岁的母亲、结婚15年的妻子和年仅13岁的儿子，以及别人看来一片大好的前途，提着一只皮箱与刘雅丹离开了云梦，转道武汉坐上了飞往厦门的班机。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心情复杂，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说：无论如何，再见了，我的故乡……
颠沛流离，饱受唾骂
双脚一踏上厦门这片陌生的土地，我忽然有了一种浮萍般的惶恐。原本以为，离开云梦，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再也不必接受众人的指指点点，但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我竟然开始恐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会怎样。
我们租了一处旧房子，为了使这里更像一个家，我迫不及待地置办家具，还装了电话，买了旧电视。结果，我带的1万元很快就只剩400元了。我慌了，开始拼命找工作。
由于年龄偏大，再加上身份不明，工作并不好找。象山集团的王总很同情我，答应给我提供一份工作，但希望我能提供老家人事部门的证明材料。我立即打电话给同事，请他帮忙开个证明。然而，人走茶凉，一直没有下文。生存告急，我向大哥求助。因对我离家出走极度不满，大哥既不接我的电话，也不给我回信，更别提寄钱了。我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难，走在厦门的街头，看着霓虹闪烁的城市，心里的那种难和疼无法形容，一次次湿了眼眶。
手中只剩下几十元钱，而刘雅丹又出现了怀孕的迹象，不得已，我只有到建筑工地打工。在太阳底下烘烤着，一桶一桶水泥往架子上传，不到半个小时，我的双手就磨出了血泡，接着就是一阵阵眩晕。干得慢了，包工头会扯着嗓子骂娘，好几次，我都想上去扇他几巴掌。可是，想到自己的身份，想到怀孕的刘雅丹和房租，我只能咬牙坚持。当天收工时，我累得几乎迈不动双腿，蹲在马路牙子上，双手捂住脸，在漆黑的夜幕里呜呜地哭。
几天后，我接到了姐姐寄过来的1500元钱。原来，母亲从哥哥那里得知我在厦门过得艰难，便偷偷让姐姐给我凑钱……我抛下母亲远走千里，而她却依然挂念着我，拿着那些钱，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再次找到象山集团的王总，向他讲述了我的困难。最终，他把我安排到公司的物业部上班。因为工资太低，除去寄给母亲和儿子的抚养费，所剩无几。因为付不起房租，房东把我们赶了出来。夜幕下，我一手提着简陋的行李，一手牵着怀孕的刘雅丹不知该往哪里去。想想几个月前，自己还是个小官，在单位说一不二，有宽大的办公室，有车有房，尽管和妻子关系不好但至少还有温热的饭菜。这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而如果不是我，刘雅丹也不会年纪轻轻流落他乡，居无定所；她父母至今不能原谅她，想家了，连电话都不知道该打给谁。
刘雅丹的肚子一天天变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长期营养不良，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再加上想家，好几次都在梦中哭醒。这让我压力巨大。我们没有结婚证，没有准生证，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想到孩子出生后的生活，我更害怕，整夜整夜地失眠，想念千里之外的家，想念母亲，想念原有的那份安定……1997年11月，那是我记忆里最冷的一个冬季，没钱买被子，我们只能盖一条薄薄的被子。一天晚上，刘雅丹被冻醒了，她坐在床上蜷着身子不停地哭，哭得我心都碎了。看着窗外漆黑的夜，我仿佛沉入无底深渊，看不到日月，十分绝望。
1998年1月，得知母亲病重，我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我的出走几乎把她打垮，先是中风，而后精神失常了，是我害了母亲啊！
我借了路费就往家赶，大年初一见到母亲，可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她两眼发直，木然地坐在床上，身子往前一下下拜伏下去，两手往前一下下拍打，好像要抓回她已失去而又无法追回的东西。我跪在母亲面前，哭着说，妈，我是福寿啊！我回来了。然而，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对她而言，我的存在与否已毫无意义。
母亲的重病如泰山一样压在我头上，再多的悔和恨也无济于事了。我决定留下来，弥补自己所有的错。我找到层层领导，希望可以继续工作，一个领导的话，让我无地自容。他说：“你回来，第一，说明你没本事，否则不会回；第二，说明你办事荒唐，好马不吃回头草，你却想吃回头草。”是啊，连侄女都公开骂我禽兽不如，我是不可能在云梦呆下去了。
1998年3月，跪别母亲，我含泪回到厦门，继续未知的漂泊之旅。
艰难生存，出书忏悔
没有工作也没有出路，我向朋友借了2万元钱，开了个小卖部。可我和刘雅丹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就亏掉了1.5万元。
母亲在我上次离家之后就去世了，不能原谅我的哥哥并未通知我，两周后我才得知此事。我的自私将母亲推向了极度痛苦的深渊，直至抑郁而终，而我甚至都没能为她送终。我买了一沓黄纸，买了瓶酒，跪在十字路口，心里的悲伤无以言表。
1999年6月，妻子终于同意与我离婚，随后，我与刘雅丹结婚，我重新回到象山集团工作。此后，生活才渐渐稳定了下来。然而在厦门，那种很深的漂泊感依然在心底荡漾，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孤零零的感觉窒息般的疼。
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一次次搬家，从城市的这个角落搬到那个角落。有好几次，女儿都哭着问我：“爸爸，怎么又要搬家呀？”“爸爸，为什么又让我转学？”每次看着一家人受尽折腾，我只能偷偷流泪。2008年6月，我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广告传媒公司。
2011年春节，我与妻女一起回到老家。11年没有回去了，在火车上，想到家乡的土坯墙垣、黑瓦房、苦楝树，想起那些或健在或故去的亲人，以及至今仍未再嫁的前妻，眼泪不由地落了下来。
老家下着雪，很冷。但真正让我冷到彻骨的，不是天气，而是老家的人。大家似乎已经不记得有我这个人了，有人还生硬地问我：“怎么回来了？”与几个老朋友喝酒，已无共同话题。在哥哥姐姐家，我也是客人了。以前文化局的同事，大部分已经高升了，当初与我同一级别的局长们，好几个都已到武汉当处级甚至副厅级干部了。在老家，我已经没有家了。这片生我养我38年的故土，已成了陌生地。我趴在母亲坟头，哭得喘不过气。
回到厦门，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14年来所有的经历和痛苦，全部都源于那次私奔。私奔，改变了我38岁以后的人生，它让我背负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和道德十字架，带给我的重担和伤疤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多少个夜晚，梦到母亲和至今都不肯叫我一声爸爸的儿子，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
2011年初，我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写下这些年的艰辛漂泊和心灵反思，以这种方式向去世的母亲和被我伤害的所有人表示深深的忏悔，也希望天下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情种”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编后】
李福寿说：“私奔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出格最离谱的事。” 从“情”字来讲，他没有错，人人都有追求爱、追求幸福的权利。但这种冲动、草率而决绝的方式，却伤害了身边所有人，尤其是自己。艰难的私奔生活，不但前途尽毁，他的自尊、自信也受到多重打击，十几年来一直过着炼狱般的生活。私奔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婚姻中的私奔，是对爱情的亵渎，当他对另外一个人谈爱情的时候，把对家庭的责任置于何处？对妻子，他是最不负责任的丈夫；对儿子，他不仅是不称职的父亲，还是儿子的耻辱；对父母，他是最让他们伤心的儿子；对刘雅丹，他给予了她最没责任感的爱情，颠沛流离、忍冻挨饿、众叛亲离、背井离乡。打着爱情的幌子，他伤害了最爱他的人，这是最大的自私！私奔看起来很美，其实满含血泪，希望人们能从李福寿的经历中得到启示，不要拿婚姻当儿戏。
（请图片作者与本刊联系编辑张秀格gegepretty@163.com）
2011年8月1日，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私奔日记——一个文化局长的公开忏悔录》在当当网发售，引发一片热议。该书作者李福寿系湖北云梦县前文化局局长，14年前，年届不惑的他放弃名利与婚姻，和心爱的女孩私奔远方。母亲因他生病去世；13岁的儿子因他孤僻自闭；发妻在屈辱中艰难地撑起一个家。而他历尽辛酸奔波，忍受着良心和道德的审判。采访中，李福寿回忆起这14年的私奔历程，几度泪下。
抛家弃官，为爱私奔
1959年，我出生于湖北省云梦县倒店镇，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1978年，父亲病逝，我考上了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教书之余，我喜欢写作，在本地的文学刊物发表了很多作品。
23岁那年，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张姓女孩。她家庭条件不错，父亲曾当过某局局长，她在县城的一家工厂上班。以我当时的条件，不可能按我的理想去择偶，加上她人还不错，对我很好，我们不到一个月就结了婚。
结婚最初，我们颇为恩爱。后来，她不小心被高压电击成重伤，双手失去知觉，人也变得迟钝。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我辞去了工作，带她到处治疗。为了让她尽快康复，我每天给她做上肢按摩，直至她的双手逐步恢复。一年后，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一家人其乐融融。那段时间，家庭和睦，日子丰盈，我写了很多文章，并获得了地区文学创作二等奖，教育局再次聘用我，把我调到了县实验中学任教。
也是从那时候起，婚姻发生了变化。我整日忙于教学工作，与妻子的交流越来越少，对儿子的教育也没有担负起一个父亲应负的责任，妻子便时常找借口发脾气，吵架成了家常便饭。鸡毛蒜皮的生活一点点把我们最初对彼此的那点好感抹煞殆尽。1986年，我提出离婚，但经法院调解，考虑到孩子还小，我撤诉了。
生活中苦闷不已，我便把全部精力投于写作。1991年，因为我发表多篇小说，主编了画册《走出古泽云梦》，做了电视专题片《腾飞的云梦》，策划并导演了全县大型春节联欢晚会，年仅32岁的我被破格调到县文化局当了局长。
在一次文体活动中，我认识了楚剧团的演员刘雅丹，20岁的她身材娇小，面容清秀，笑起来天真无邪，像极了我小说里的女主角。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坚定地认为，她就是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的女孩子。而她对我发表的每篇小说都记忆犹新，文章名、发表期刊、内容，琅琅上口。那种巧遇知音的感觉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蛊惑。这种温暖与相知是无法从妻子那里得到的，妻子从不关心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理解我写的小说。我们既不能相知，更做不到分享。刘雅丹的崇拜，满足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虚荣心，我们开始频频约会。
1997年6月5日，我与刘雅丹约会被妻子发现。第二天，妻子就跑到我单位大闹。顷刻间，整个政府部门都知道了我与刘雅丹的事。县领导开始纷纷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劝我悬崖勒马，珍惜前程。我坚决要与妻子离婚，但她提出30万的赔偿让我望而却步。
离不了婚，又不想放弃与刘雅丹的感情，于是我打起私奔的主意。正处于风波和压力之中的刘雅丹，想都没想就说：“愿意，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因为刘雅丹喜欢海，很快，我们就选定了私奔的地方——厦门。
6月18日，我留下一封辞职信，抛下72岁的母亲、结婚15年的妻子和年仅13岁的儿子，以及别人看来一片大好的前途，提着一只皮箱与刘雅丹离开了云梦，转道武汉坐上了飞往厦门的班机。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心情复杂，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说：无论如何，再见了，我的故乡……
颠沛流离，饱受唾骂
双脚一踏上厦门这片陌生的土地，我忽然有了一种浮萍般的惶恐。原本以为，离开云梦，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再也不必接受众人的指指点点，但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我竟然开始恐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会怎样。
我们租了一处旧房子，为了使这里更像一个家，我迫不及待地置办家具，还装了电话，买了旧电视。结果，我带的1万元很快就只剩400元了。我慌了，开始拼命找工作。
由于年龄偏大，再加上身份不明，工作并不好找。象山集团的王总很同情我，答应给我提供一份工作，但希望我能提供老家人事部门的证明材料。我立即打电话给同事，请他帮忙开个证明。然而，人走茶凉，一直没有下文。生存告急，我向大哥求助。因对我离家出走极度不满，大哥既不接我的电话，也不给我回信，更别提寄钱了。我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难，走在厦门的街头，看着霓虹闪烁的城市，心里的那种难和疼无法形容，一次次湿了眼眶。
手中只剩下几十元钱，而刘雅丹又出现了怀孕的迹象，不得已，我只有到建筑工地打工。在太阳底下烘烤着，一桶一桶水泥往架子上传，不到半个小时，我的双手就磨出了血泡，接着就是一阵阵眩晕。干得慢了，包工头会扯着嗓子骂娘，好几次，我都想上去扇他几巴掌。可是，想到自己的身份，想到怀孕的刘雅丹和房租，我只能咬牙坚持。当天收工时，我累得几乎迈不动双腿，蹲在马路牙子上，双手捂住脸，在漆黑的夜幕里呜呜地哭。
几天后，我接到了姐姐寄过来的1500元钱。原来，母亲从哥哥那里得知我在厦门过得艰难，便偷偷让姐姐给我凑钱……我抛下母亲远走千里，而她却依然挂念着我，拿着那些钱，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再次找到象山集团的王总，向他讲述了我的困难。最终，他把我安排到公司的物业部上班。因为工资太低，除去寄给母亲和儿子的抚养费，所剩无几。因为付不起房租，房东把我们赶了出来。夜幕下，我一手提着简陋的行李，一手牵着怀孕的刘雅丹不知该往哪里去。想想几个月前，自己还是个小官，在单位说一不二，有宽大的办公室，有车有房，尽管和妻子关系不好但至少还有温热的饭菜。这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而如果不是我，刘雅丹也不会年纪轻轻流落他乡，居无定所；她父母至今不能原谅她，想家了，连电话都不知道该打给谁。
刘雅丹的肚子一天天变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长期营养不良，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再加上想家，好几次都在梦中哭醒。这让我压力巨大。我们没有结婚证，没有准生证，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想到孩子出生后的生活，我更害怕，整夜整夜地失眠，想念千里之外的家，想念母亲，想念原有的那份安定……1997年11月，那是我记忆里最冷的一个冬季，没钱买被子，我们只能盖一条薄薄的被子。一天晚上，刘雅丹被冻醒了，她坐在床上蜷着身子不停地哭，哭得我心都碎了。看着窗外漆黑的夜，我仿佛沉入无底深渊，看不到日月，十分绝望。
1998年1月，得知母亲病重，我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我的出走几乎把她打垮，先是中风，而后精神失常了，是我害了母亲啊！
我借了路费就往家赶，大年初一见到母亲，可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她两眼发直，木然地坐在床上，身子往前一下下拜伏下去，两手往前一下下拍打，好像要抓回她已失去而又无法追回的东西。我跪在母亲面前，哭着说，妈，我是福寿啊！我回来了。然而，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对她而言，我的存在与否已毫无意义。
母亲的重病如泰山一样压在我头上，再多的悔和恨也无济于事了。我决定留下来，弥补自己所有的错。我找到层层领导，希望可以继续工作，一个领导的话，让我无地自容。他说：“你回来，第一，说明你没本事，否则不会回；第二，说明你办事荒唐，好马不吃回头草，你却想吃回头草。”是啊，连侄女都公开骂我禽兽不如，我是不可能在云梦呆下去了。
1998年3月，跪别母亲，我含泪回到厦门，继续未知的漂泊之旅。
艰难生存，出书忏悔
没有工作也没有出路，我向朋友借了2万元钱，开了个小卖部。可我和刘雅丹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就亏掉了1.5万元。
母亲在我上次离家之后就去世了，不能原谅我的哥哥并未通知我，两周后我才得知此事。我的自私将母亲推向了极度痛苦的深渊，直至抑郁而终，而我甚至都没能为她送终。我买了一沓黄纸，买了瓶酒，跪在十字路口，心里的悲伤无以言表。
1999年6月，妻子终于同意与我离婚，随后，我与刘雅丹结婚，我重新回到象山集团工作。此后，生活才渐渐稳定了下来。然而在厦门，那种很深的漂泊感依然在心底荡漾，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孤零零的感觉窒息般的疼。
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一次次搬家，从城市的这个角落搬到那个角落。有好几次，女儿都哭着问我：“爸爸，怎么又要搬家呀？”“爸爸，为什么又让我转学？”每次看着一家人受尽折腾，我只能偷偷流泪。2008年6月，我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广告传媒公司。
2011年春节，我与妻女一起回到老家。11年没有回去了，在火车上，想到家乡的土坯墙垣、黑瓦房、苦楝树，想起那些或健在或故去的亲人，以及至今仍未再嫁的前妻，眼泪不由地落了下来。
老家下着雪，很冷。但真正让我冷到彻骨的，不是天气，而是老家的人。大家似乎已经不记得有我这个人了，有人还生硬地问我：“怎么回来了？”与几个老朋友喝酒，已无共同话题。在哥哥姐姐家，我也是客人了。以前文化局的同事，大部分已经高升了，当初与我同一级别的局长们，好几个都已到武汉当处级甚至副厅级干部了。在老家，我已经没有家了。这片生我养我38年的故土，已成了陌生地。我趴在母亲坟头，哭得喘不过气。
回到厦门，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14年来所有的经历和痛苦，全部都源于那次私奔。私奔，改变了我38岁以后的人生，它让我背负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和道德十字架，带给我的重担和伤疤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多少个夜晚，梦到母亲和至今都不肯叫我一声爸爸的儿子，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
2011年初，我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写下这些年的艰辛漂泊和心灵反思，以这种方式向去世的母亲和被我伤害的所有人表示深深的忏悔，也希望天下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情种”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编后】
李福寿说：“私奔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出格最离谱的事。” 从“情”字来讲，他没有错，人人都有追求爱、追求幸福的权利。但这种冲动、草率而决绝的方式，却伤害了身边所有人，尤其是自己。艰难的私奔生活，不但前途尽毁，他的自尊、自信也受到多重打击，十几年来一直过着炼狱般的生活。私奔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婚姻中的私奔，是对爱情的亵渎，当他对另外一个人谈爱情的时候，把对家庭的责任置于何处？对妻子，他是最不负责任的丈夫；对儿子，他不仅是不称职的父亲，还是儿子的耻辱；对父母，他是最让他们伤心的儿子；对刘雅丹，他给予了她最没责任感的爱情，颠沛流离、忍冻挨饿、众叛亲离、背井离乡。打着爱情的幌子，他伤害了最爱他的人，这是最大的自私！私奔看起来很美，其实满含血泪，希望人们能从李福寿的经历中得到启示，不要拿婚姻当儿戏。
（请图片作者与本刊联系编辑张秀格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