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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第六届(2006年度)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评选落下帷幕并揭晓最终结果。
这项活动自2001年，由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与本刊联合发起，迄今已历5届，已经成为年度行业内有影响的大型活动。每年六、七月份，就不断接到出版社关于活动的咨询电话，正是参与者的积极参加以及总署、国家版权局和相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才更坚定了我们把它持久办下去并办好的决心。阎晓宏副署长、吴尚之司长、张福海司长都曾到会颁奖并讲话，可以说，这项活动能够持久办下去，不仅是出版社的一件幸事，也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件幸事。
最近三年，每年的年度评选活动，均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合作，在展会期间举办颁奖会并进行优秀图书展示。今年还首次增加了一项“优秀版权经理人”的评选，有近80人报名，参与十分踊跃。这项活动基本实现了发起时的宗旨：为促进输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鼓励引进国外优秀读物。
尽管可能会有部分出版社因疏忽和迟报等原因未能参评，但这项活动仍不失为全国版权贸易的一个缩影。“窥一斑而知全豹”，每年本刊会对报送、评选和入选优秀图书进行评析，希望能给业界一点启示或借鉴。
输出：品种多元方式多样
1．输出品种多元化。
从输出图书品种来看，报送上来的输出图书品种明显多于往年，涉及领域从以往的多集中于中医、中国文化、经典文学拓展到了计算机、时政、收藏、旅游、漫画绘本、青春文学、宗教甚至还有唐宋诗词和音乐等门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大战略》输到韩国，吉林出版集团的收藏入门百科包括奇石、古典家具、翡翠和古玉、古瓷系列，上海文艺社的《中国旅游导航——国家4A级景区全搜索》繁体字版输到香港地区，翻译作品中的“老大难”古诗词也得以翻译输出，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获奖的《“轻松英语”唐宋诗词100首》输到美国，取得了很好的市场销量。黄山书社的《图说观音菩萨》等宗教图书输到台湾地区。
另外人民邮电社与电子工业社在计算机类图书有不俗表现，虽说输入地都是台湾地区，但社会反响和市场销量非常好，合作出版机构在当地在该领域很强，如与人民邮电和电子工业社都有合作的台湾文魁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与电子工业社合作的台湾城邦集团PCuSER电脑人。本次评选中，表现优异的专业性强的出版社居多，如科学社、人民邮电社、电子工业社、化学工业社等，输出图书往往不是单品种而是一系列。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繁荣，带动了计算机、收藏、旅游等各个行业的大发展，也吸引了国际对中国各行业的关注，加上出版版权贸易的活跃，从而形成了走出去图书品种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2．从输出图书的操作方式来看。发生了创新性的变化。
有些图书是从国外引进后再输到台湾等华语地区。如人民社的《苦炼》等从法国引进输到台湾。据报送材料看，台湾地区从大陆地区购买国外原作翻译稿的繁体字版权，正呈增长趋势，与几年前国外翻译作品多从台湾地区取得授权相比，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苗头。反映出中国大陆的翻译水平逐渐提高，翻译出版动作加快，也折射出大陆出版业的整体水平的提升。
有些输出图书是以多种语言全球同步出版。如重庆出版社参加的重述神话系列小说中的《碧奴》基于传说《孟姜女》创作，在英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18个国家同步出版。电子工业社的长篇全新漫画绘本《蝴蝶飞飞》据经典剧目《梁祝》而创作，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版权同时授权给了法国小潘出版社。
一些社正在从单纯的售出版权到探索合作出版、协作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小宝宝故事图画书》(10本/套)，就是考虑到海内外读者宗教的差异，对原版本作适当修改后，与新加坡GIPHMedia Pte Ltd协作，在新加坡市场推出简体中文改编版，这对于该社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对于业界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个案。
还有一种形式是国内出版社在国外组稿，与国外机构合作出版英文版分区域销售。其中本次获奖的科学出版社《几何测度引论》(英文版)和《哈密顿RiCCI流》(英文版)就是该社编辑与作者沟通之后，考虑到该类图书定位在高级研究人员，英文阅读无障碍，决定由作者直接以英文撰写，出版英文版本，然后分别与美国的Internahonal Press和美国皇家数学学会合作出版、销售，并约定中国(含港澳台地区)由科学出版社销售，之外地区由美方销售，市场销售反应很好。
引进：综合类社多面广专业类“对口”牵手
1．引进模式一改以往支付版税的单一形式，屡有创新。
有的图书是直接从海外组稿，取得作者授权后，针对国内读者量身定制，这类图书也有突出表现。如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产品设计效果图技法》就是特别约请“日本效果图第一人”著名产品效果图绘制大师清水吉治专为中国读者所作。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原来引进过来的版权图书叫好不叫座，市场销售不是很好，但经过重新翻译、编辑、修改甚至更改书名，取得不凡业绩。比如译林社的《生死朗读》是2000年引进出版，得到文学界和评论家的好评，但销售却不到1万册。该书责编通过市场调查，综合该书的思想价值以及阅读群体成熟等各方面条件，认为该书具备畅销的潜质，遂决定五年后续签合同，并更换翻译者，书名改为《朗读者》，结果一举成功。该书迅速登上各大书城和卓越、当当网站排行榜，并重印10次，成为2006年度优秀畅销图书。
2．从版权合作频繁的海外出版社来看，专业社对口与综合社多元现象明显。
综合类出版社合作国家与出版社更加广泛，除以往较多的美、英、德、法之外，增加了以往较少出现的印度、加拿大、荷兰、奥地利、瑞典等国家。比如商务印书馆的版权合作方就非常之广，美国的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霍顿·米夫林公司、哈考特布雷斯公司、加州大学出版社、爱迪生威斯利朗曼、日本弘文堂等等。
一些专业社与海外对口的专业社合作热络。如人民邮电社与Adobe piess和CISCO press，电子工业社与台湾城邦集团PCuSER电脑人，法律出版社与德国贝克出版社、美国法学研究所出版社等，科学出版社与美国数学学会，中国建工社与韩国产业公社等。
透过评选看版权贸易
此次输出引进评选活动评委最多，出版社报名积极踊跃，组织报评、评选等工作都非常成功，但在与出版社接触当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出版社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引进来是实现经济效益，走出去是响应号召，实现社会效益。
这一观点在业界有广泛认同，从以 往经验来看，这句话也不错，但从这次评选结果以及采访得知，“走出去”同样能实现很好的经济效益。但走出去不是转让版权，而是根据双方需求展开的合作出版，其收益很可观，比如辽宁出版集团的《中国读本》，以英、德、中文繁体字多种版本输出后，取得了双效益的丰收。上海文艺社的《话说中国》也是同样。
有专家建议，出版社在确定出版图书前，既要立足国内市场，也要充分考虑到有无海外出版的价值，不要错失本国销售收入之外的另一附加收益。输出图书对国内出版社来说，不仅仅是响应政府号召，传播中国文化，同时也是生意，是双赢的事情，所以在谈判中，要切实考虑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
误区二输出图书就是卖版权。
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选择版权许可方式进行交易，通过多次许可使用版权来获取更高的利润，也就是版税形式。我国在进行版权输出时，由于版权贸易操作能力比较差，甚至是急功近利，有一点利润就很满足，常常选择版权转让的方式也就是卖断版权进行交易。一般一本书版权转让收益在1000－2000美元，再与作者五五或七三分成后，所得甚少。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在进行版权交易时，宜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版权许可应多于版权转让。
误区三输出图书就是把原版图书版权卖出去。
由于国外读者阅读习惯、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要求不同，要与对方合作单位共同对图书进行调整、补充、改编修订，这样的书投入市场成功率才会高。不要企望不作任何改动就见到高收益。
除了以上这些，从这次评选当中，我们也发现一些现象值得业界注意。
一是电子版权的引进输出合作难以体现。电子版权方面的版权合作由于评选局限于实体书和音像资料，让更多这样的合作方式“浮出水面”，也是对评选活动与时俱进的考量。
二是版权合作的多样性难以仅用引进、输出概括。由于现在合作出版形式多样复杂，造成一些图书难以界定是引进还是输出，比如当年引进之后又输出翻译稿的繁体字版权，如何填报，值得商榷。
三是版权经理人只局限于出版社。在诸多评选出来的成功案例背后，有版权代理机构以及版权经理人的辛苦付出，是他们默默无闻地在幕后工作，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做着贡献，但此次评选出的版权经理人多为出版社人员。
这项活动自2001年，由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与本刊联合发起，迄今已历5届，已经成为年度行业内有影响的大型活动。每年六、七月份，就不断接到出版社关于活动的咨询电话，正是参与者的积极参加以及总署、国家版权局和相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才更坚定了我们把它持久办下去并办好的决心。阎晓宏副署长、吴尚之司长、张福海司长都曾到会颁奖并讲话，可以说，这项活动能够持久办下去，不仅是出版社的一件幸事，也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件幸事。
最近三年，每年的年度评选活动，均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合作，在展会期间举办颁奖会并进行优秀图书展示。今年还首次增加了一项“优秀版权经理人”的评选，有近80人报名，参与十分踊跃。这项活动基本实现了发起时的宗旨：为促进输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鼓励引进国外优秀读物。
尽管可能会有部分出版社因疏忽和迟报等原因未能参评，但这项活动仍不失为全国版权贸易的一个缩影。“窥一斑而知全豹”，每年本刊会对报送、评选和入选优秀图书进行评析，希望能给业界一点启示或借鉴。
输出：品种多元方式多样
1．输出品种多元化。
从输出图书品种来看，报送上来的输出图书品种明显多于往年，涉及领域从以往的多集中于中医、中国文化、经典文学拓展到了计算机、时政、收藏、旅游、漫画绘本、青春文学、宗教甚至还有唐宋诗词和音乐等门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大战略》输到韩国，吉林出版集团的收藏入门百科包括奇石、古典家具、翡翠和古玉、古瓷系列，上海文艺社的《中国旅游导航——国家4A级景区全搜索》繁体字版输到香港地区，翻译作品中的“老大难”古诗词也得以翻译输出，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获奖的《“轻松英语”唐宋诗词100首》输到美国，取得了很好的市场销量。黄山书社的《图说观音菩萨》等宗教图书输到台湾地区。
另外人民邮电社与电子工业社在计算机类图书有不俗表现，虽说输入地都是台湾地区，但社会反响和市场销量非常好，合作出版机构在当地在该领域很强，如与人民邮电和电子工业社都有合作的台湾文魁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与电子工业社合作的台湾城邦集团PCuSER电脑人。本次评选中，表现优异的专业性强的出版社居多，如科学社、人民邮电社、电子工业社、化学工业社等，输出图书往往不是单品种而是一系列。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繁荣，带动了计算机、收藏、旅游等各个行业的大发展，也吸引了国际对中国各行业的关注，加上出版版权贸易的活跃，从而形成了走出去图书品种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2．从输出图书的操作方式来看。发生了创新性的变化。
有些图书是从国外引进后再输到台湾等华语地区。如人民社的《苦炼》等从法国引进输到台湾。据报送材料看，台湾地区从大陆地区购买国外原作翻译稿的繁体字版权，正呈增长趋势，与几年前国外翻译作品多从台湾地区取得授权相比，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苗头。反映出中国大陆的翻译水平逐渐提高，翻译出版动作加快，也折射出大陆出版业的整体水平的提升。
有些输出图书是以多种语言全球同步出版。如重庆出版社参加的重述神话系列小说中的《碧奴》基于传说《孟姜女》创作，在英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18个国家同步出版。电子工业社的长篇全新漫画绘本《蝴蝶飞飞》据经典剧目《梁祝》而创作，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版权同时授权给了法国小潘出版社。
一些社正在从单纯的售出版权到探索合作出版、协作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小宝宝故事图画书》(10本/套)，就是考虑到海内外读者宗教的差异，对原版本作适当修改后，与新加坡GIPHMedia Pte Ltd协作，在新加坡市场推出简体中文改编版，这对于该社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对于业界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个案。
还有一种形式是国内出版社在国外组稿，与国外机构合作出版英文版分区域销售。其中本次获奖的科学出版社《几何测度引论》(英文版)和《哈密顿RiCCI流》(英文版)就是该社编辑与作者沟通之后，考虑到该类图书定位在高级研究人员，英文阅读无障碍，决定由作者直接以英文撰写，出版英文版本，然后分别与美国的Internahonal Press和美国皇家数学学会合作出版、销售，并约定中国(含港澳台地区)由科学出版社销售，之外地区由美方销售，市场销售反应很好。
引进：综合类社多面广专业类“对口”牵手
1．引进模式一改以往支付版税的单一形式，屡有创新。
有的图书是直接从海外组稿，取得作者授权后，针对国内读者量身定制，这类图书也有突出表现。如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产品设计效果图技法》就是特别约请“日本效果图第一人”著名产品效果图绘制大师清水吉治专为中国读者所作。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原来引进过来的版权图书叫好不叫座，市场销售不是很好，但经过重新翻译、编辑、修改甚至更改书名，取得不凡业绩。比如译林社的《生死朗读》是2000年引进出版，得到文学界和评论家的好评，但销售却不到1万册。该书责编通过市场调查，综合该书的思想价值以及阅读群体成熟等各方面条件，认为该书具备畅销的潜质，遂决定五年后续签合同，并更换翻译者，书名改为《朗读者》，结果一举成功。该书迅速登上各大书城和卓越、当当网站排行榜，并重印10次，成为2006年度优秀畅销图书。
2．从版权合作频繁的海外出版社来看，专业社对口与综合社多元现象明显。
综合类出版社合作国家与出版社更加广泛，除以往较多的美、英、德、法之外，增加了以往较少出现的印度、加拿大、荷兰、奥地利、瑞典等国家。比如商务印书馆的版权合作方就非常之广，美国的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霍顿·米夫林公司、哈考特布雷斯公司、加州大学出版社、爱迪生威斯利朗曼、日本弘文堂等等。
一些专业社与海外对口的专业社合作热络。如人民邮电社与Adobe piess和CISCO press，电子工业社与台湾城邦集团PCuSER电脑人，法律出版社与德国贝克出版社、美国法学研究所出版社等，科学出版社与美国数学学会，中国建工社与韩国产业公社等。
透过评选看版权贸易
此次输出引进评选活动评委最多，出版社报名积极踊跃，组织报评、评选等工作都非常成功，但在与出版社接触当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出版社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引进来是实现经济效益，走出去是响应号召，实现社会效益。
这一观点在业界有广泛认同，从以 往经验来看，这句话也不错，但从这次评选结果以及采访得知，“走出去”同样能实现很好的经济效益。但走出去不是转让版权，而是根据双方需求展开的合作出版，其收益很可观，比如辽宁出版集团的《中国读本》，以英、德、中文繁体字多种版本输出后，取得了双效益的丰收。上海文艺社的《话说中国》也是同样。
有专家建议，出版社在确定出版图书前，既要立足国内市场，也要充分考虑到有无海外出版的价值，不要错失本国销售收入之外的另一附加收益。输出图书对国内出版社来说，不仅仅是响应政府号召，传播中国文化，同时也是生意，是双赢的事情，所以在谈判中，要切实考虑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
误区二输出图书就是卖版权。
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选择版权许可方式进行交易，通过多次许可使用版权来获取更高的利润，也就是版税形式。我国在进行版权输出时，由于版权贸易操作能力比较差，甚至是急功近利，有一点利润就很满足，常常选择版权转让的方式也就是卖断版权进行交易。一般一本书版权转让收益在1000－2000美元，再与作者五五或七三分成后，所得甚少。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在进行版权交易时，宜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版权许可应多于版权转让。
误区三输出图书就是把原版图书版权卖出去。
由于国外读者阅读习惯、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要求不同，要与对方合作单位共同对图书进行调整、补充、改编修订，这样的书投入市场成功率才会高。不要企望不作任何改动就见到高收益。
除了以上这些，从这次评选当中，我们也发现一些现象值得业界注意。
一是电子版权的引进输出合作难以体现。电子版权方面的版权合作由于评选局限于实体书和音像资料，让更多这样的合作方式“浮出水面”，也是对评选活动与时俱进的考量。
二是版权合作的多样性难以仅用引进、输出概括。由于现在合作出版形式多样复杂，造成一些图书难以界定是引进还是输出，比如当年引进之后又输出翻译稿的繁体字版权，如何填报，值得商榷。
三是版权经理人只局限于出版社。在诸多评选出来的成功案例背后，有版权代理机构以及版权经理人的辛苦付出，是他们默默无闻地在幕后工作，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做着贡献，但此次评选出的版权经理人多为出版社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