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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梦琪：
“我的工作就是用视觉实现导演的野心。”
这两年，中国的戏剧界有一股生猛的新鲜血液，他们是在海外接受过戏剧教育或有过剧场、演出从业经历的年轻人，他们创作、引进的作品，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甚至欲罢不能的感觉。
试举其中几人：NT Live的大中华地区引进者李琮洲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戏剧管理与制作；上海当代戏剧节（ACT）节目总监黄佳代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戏剧及表演研究专业，除了ACT以外，她还在去年英国皇家宫廷剧院在乌镇戏剧节举办的“新剧本写作工作坊”中担任对接工作；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新文本孵化计划”中，几位作者都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火山灰》编剧程月旻曾在英国修读过视觉艺术、《行心》编剧田弘毅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哪吒回了陈塘关》编剧谌桔目前正在英国进修。
他们对跨文化议题的关注、双语的思维方式、对当代艺术的敏感都润物细无声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并感染了他们的作品。带着对这个群体的好奇，笔者访问了三位在海外求学、从业的青年中国戏剧人。
三位受访者中，何梦琪的年纪是最轻的。2013年才入读位于英国伦敦的皇家中央演讲与戏剧学院，在剧场实践（Theater Practice）专业的本科学习，2016年毕业，可履历上已经有丰富的剧场和当代艺术的相关实习和从业经历。她参与过的艺术节有赫尔辛基艺术节、爱丁堡边缘艺术节，还曾经在Punchdrunk（Sleep No More的英国原版制作公司）和BBC2 TV实习过。
问及在英国所受的戏剧教育时，何梦琪直言，英国的戏剧教育是很务实的，很注重从业者的沟通技能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这次与中国艺术家合作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时，何梦琪说到：“我很欣赏原著中有关及时行乐的部分，而我的工作，就是用视觉实现导演的野心。”而当问及与欧洲戏剧创作者相比，和中国戏剧人打交道有什么不同感受时，她则说道：“最大的不同大概是逻辑吧。欧洲人对于原著的改编，哪怕跳得再远，也看得到行动的依据，而中国戏剧人……怎么说呢……有时候跳得太远了就收不回来了。”
因为并未在国内接受过任何戏剧教育，何梦琪的戏剧观和艺术审美并未受到国内艺术院校条条框框的束缚，但为了不和国内的戏剧生态脱节，她也争取参与到国内的演出项目中。2017年12月，上演于上海八号桥艺术中心Studio K的浸没式舞蹈剧场《道林·格雷的画像》中，长居英国的何梦琪跨洋担任了该剧的视觉设计，工作范围包括灯光和服化的设计。
因为舞蹈剧场肢体先行的缘故，该剧删除了王尔德小说里关于道德部分的探讨，更注重对欲望的表达。远在大洋彼岸无法亲临演出现场，何梦琪只好通过剧组拍给她的视频观察演出场地。Studio K并非常规剧院，而是一个舞蹈工作室，在空间有限、无法灵活换场的情况下，她将换场的主要任务交给了灯光，而演员的服装，则在遵照原著时代背景的情况下，選择了轻薄的材质，以免加重舞者起舞时的负担。
学戏剧对于何梦琪来说属于无心插柳，在预科原本修读时装设计的她，因为发现时装设计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因此在导师提议下，改学了戏剧。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担任视觉设计的经历，则让她同时将戏剧的本专业和曾经的时装梦结合在了一起。
朱宜：
“中美戏剧从业者最大的区别，是对编剧authorship的尊重。”
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编剧硕士毕业之后，朱宜进行戏剧创作的主要基地依然在纽约，已经有多部长剧在国内上演过的她，是中国年轻观众相当喜爱和追捧的青年编剧。她用中文写成的南京大学本科毕业作品《长生》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搬上舞台，用英文写成的硕士毕业作品《我是月亮》被翻译成中文后，也已在多个城市巡演了好几轮，和朱宜本人一样，《我是月亮》成了戏剧圈的“网红”。
在她看来，是否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对于一位戏剧从业者的本质并没太大影响，就她自己观察的来看，出色的中国年轻戏剧人，无论是否接受过西方教育，想象力、学识、思想深度并未有太大区别，真正最大的区别，是美国的戏剧从业者更尊重编剧的“作者性”（authorship）。
朱宜透露，她在纽约与戏剧从业者合作，除非演出团队获得编剧的书面授权，否则绝对不会对剧本擅自修改一个字，而纵观她已经在国内上演的剧本，除了前阵子刚在她本科母校南京大学上演、由吕效平老师执导的《杂音》以外，其它作品或多或少都遭遇过修改。
“我当然有告诉过他们，我这个地方、这个字这样写都有些什么样的意义，也和演出团队签过书面协议，说如果擅自改动剧本，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可结果……”朱宜说到这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英语写作我觉得更自由，正因为不是母语，所以我完全解放，只关注视角、想象、人物关系，用母语写作太注重措辞。”
卓梦婷：
“只要是原创，谁不是先从概念出发？”
比起何梦琪的专注于视觉、朱宜的专注于文本，本科在国内读英语文学的卓梦婷，是个半路出家的杂家。她涉猎的艺术种类颇为广泛，所进行的戏剧实践，也是以互动、观念和“特定场域”（sitespecific，及演出场地选在在剧场以外的非演出功能场所如火车站、博物馆、理发店等等）为主。 卓梦婷从小创作欲和表达欲就很强烈，她十岁开始写小说，上大学后和朋友组过乐队，也一度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乐手，然而这个梦想后来无疾而终。直到2011年的时候，当时还在家乡广州读本科的她，在学生剧社里做了一次导演，让她找到了未来的新目标，大学毕业后，她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学习“表演创作”（performance making）。这个专业传授给学生的，并非在舞台或镜头前表演的技能，而是培养学生作为一个综合创作者的审美和实践能力，更倾向于培养作者型、而非技能型的导演。
可能会有国内的观众，看过卓梦婷2016年在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上上演的作品《牧羊少女和扫烟囱的青年逃跑了！←_←现在退场还来得及！》。该作是卓梦婷与中戏毕业的编剧、导演严玙婧合作的“弹幕剧场计划”第一编。卓梦婷将这个作品命名为“弹幕剧场计划”，戏里有两位演员扮演两位网红主播，配上主创事先编写好的弹幕，这个戏的初衷，是想讨论大众操控和舆论管束的议题。
而她們现在正在做的作品《TOGETHER》，则是“弹幕剧场计划”的延续，同样化用了直播的形式，让三个演员在剧场里同时做三场直播，观众可以通过一个软件跟主播在屏幕上互动。这个作品将于今年三月在伦敦正式首演。
除了跨媒介、跨场域的尝试以外，卓梦婷在打破传统叙事上也有着积极的实践。她硕士期间的作品《Thesaurus》就是对随机文本拼贴所做的尝试。每次演出前，她都会拿出一叠打印好的纸，每张纸上有一个短语或者一个词汇，这组事先打印好的词汇，通常有某个主题，比如“女权主义”。演出时，她则把自己的眼睛蒙上，把纸的顺序打乱后，逐个展示给观众看，由观众自行进行语义的组装和解读，而作为原创者的她，完全失去了解读权。
卓梦婷最欣赏的国内年轻戏剧人是近年积极尝试“网络戏剧”的孙晓星，因为他对传统戏剧的颠覆无人能出其右。曾经有海外媒体称卓梦婷为“概念艺术家”，对此她说：“我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等于在问，在我的作品中，想法比创作技巧还重要？”她承认，她创作作品的出发点确实是从某个概念出发，但倘若这个作品完全由作者自发原创，谁的创作不是先从概念出发？
“我的工作就是用视觉实现导演的野心。”
这两年，中国的戏剧界有一股生猛的新鲜血液，他们是在海外接受过戏剧教育或有过剧场、演出从业经历的年轻人，他们创作、引进的作品，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甚至欲罢不能的感觉。
试举其中几人：NT Live的大中华地区引进者李琮洲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戏剧管理与制作；上海当代戏剧节（ACT）节目总监黄佳代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戏剧及表演研究专业，除了ACT以外，她还在去年英国皇家宫廷剧院在乌镇戏剧节举办的“新剧本写作工作坊”中担任对接工作；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新文本孵化计划”中，几位作者都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火山灰》编剧程月旻曾在英国修读过视觉艺术、《行心》编剧田弘毅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哪吒回了陈塘关》编剧谌桔目前正在英国进修。
他们对跨文化议题的关注、双语的思维方式、对当代艺术的敏感都润物细无声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并感染了他们的作品。带着对这个群体的好奇，笔者访问了三位在海外求学、从业的青年中国戏剧人。
三位受访者中，何梦琪的年纪是最轻的。2013年才入读位于英国伦敦的皇家中央演讲与戏剧学院，在剧场实践（Theater Practice）专业的本科学习，2016年毕业，可履历上已经有丰富的剧场和当代艺术的相关实习和从业经历。她参与过的艺术节有赫尔辛基艺术节、爱丁堡边缘艺术节，还曾经在Punchdrunk（Sleep No More的英国原版制作公司）和BBC2 TV实习过。
问及在英国所受的戏剧教育时，何梦琪直言，英国的戏剧教育是很务实的，很注重从业者的沟通技能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这次与中国艺术家合作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时，何梦琪说到：“我很欣赏原著中有关及时行乐的部分，而我的工作，就是用视觉实现导演的野心。”而当问及与欧洲戏剧创作者相比，和中国戏剧人打交道有什么不同感受时，她则说道：“最大的不同大概是逻辑吧。欧洲人对于原著的改编，哪怕跳得再远，也看得到行动的依据，而中国戏剧人……怎么说呢……有时候跳得太远了就收不回来了。”
因为并未在国内接受过任何戏剧教育，何梦琪的戏剧观和艺术审美并未受到国内艺术院校条条框框的束缚，但为了不和国内的戏剧生态脱节，她也争取参与到国内的演出项目中。2017年12月，上演于上海八号桥艺术中心Studio K的浸没式舞蹈剧场《道林·格雷的画像》中，长居英国的何梦琪跨洋担任了该剧的视觉设计，工作范围包括灯光和服化的设计。
因为舞蹈剧场肢体先行的缘故，该剧删除了王尔德小说里关于道德部分的探讨，更注重对欲望的表达。远在大洋彼岸无法亲临演出现场，何梦琪只好通过剧组拍给她的视频观察演出场地。Studio K并非常规剧院，而是一个舞蹈工作室，在空间有限、无法灵活换场的情况下，她将换场的主要任务交给了灯光，而演员的服装，则在遵照原著时代背景的情况下，選择了轻薄的材质，以免加重舞者起舞时的负担。
学戏剧对于何梦琪来说属于无心插柳，在预科原本修读时装设计的她，因为发现时装设计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因此在导师提议下，改学了戏剧。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担任视觉设计的经历，则让她同时将戏剧的本专业和曾经的时装梦结合在了一起。
朱宜：
“中美戏剧从业者最大的区别，是对编剧authorship的尊重。”
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编剧硕士毕业之后，朱宜进行戏剧创作的主要基地依然在纽约，已经有多部长剧在国内上演过的她，是中国年轻观众相当喜爱和追捧的青年编剧。她用中文写成的南京大学本科毕业作品《长生》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搬上舞台，用英文写成的硕士毕业作品《我是月亮》被翻译成中文后，也已在多个城市巡演了好几轮，和朱宜本人一样，《我是月亮》成了戏剧圈的“网红”。
在她看来，是否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对于一位戏剧从业者的本质并没太大影响，就她自己观察的来看，出色的中国年轻戏剧人，无论是否接受过西方教育，想象力、学识、思想深度并未有太大区别，真正最大的区别，是美国的戏剧从业者更尊重编剧的“作者性”（authorship）。
朱宜透露，她在纽约与戏剧从业者合作，除非演出团队获得编剧的书面授权，否则绝对不会对剧本擅自修改一个字，而纵观她已经在国内上演的剧本，除了前阵子刚在她本科母校南京大学上演、由吕效平老师执导的《杂音》以外，其它作品或多或少都遭遇过修改。
“我当然有告诉过他们，我这个地方、这个字这样写都有些什么样的意义，也和演出团队签过书面协议，说如果擅自改动剧本，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可结果……”朱宜说到这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英语写作我觉得更自由，正因为不是母语，所以我完全解放，只关注视角、想象、人物关系，用母语写作太注重措辞。”
卓梦婷：
“只要是原创，谁不是先从概念出发？”
比起何梦琪的专注于视觉、朱宜的专注于文本，本科在国内读英语文学的卓梦婷，是个半路出家的杂家。她涉猎的艺术种类颇为广泛，所进行的戏剧实践，也是以互动、观念和“特定场域”（sitespecific，及演出场地选在在剧场以外的非演出功能场所如火车站、博物馆、理发店等等）为主。 卓梦婷从小创作欲和表达欲就很强烈，她十岁开始写小说，上大学后和朋友组过乐队，也一度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乐手，然而这个梦想后来无疾而终。直到2011年的时候，当时还在家乡广州读本科的她，在学生剧社里做了一次导演，让她找到了未来的新目标，大学毕业后，她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学习“表演创作”（performance making）。这个专业传授给学生的，并非在舞台或镜头前表演的技能，而是培养学生作为一个综合创作者的审美和实践能力，更倾向于培养作者型、而非技能型的导演。
可能会有国内的观众，看过卓梦婷2016年在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上上演的作品《牧羊少女和扫烟囱的青年逃跑了！←_←现在退场还来得及！》。该作是卓梦婷与中戏毕业的编剧、导演严玙婧合作的“弹幕剧场计划”第一编。卓梦婷将这个作品命名为“弹幕剧场计划”，戏里有两位演员扮演两位网红主播，配上主创事先编写好的弹幕，这个戏的初衷，是想讨论大众操控和舆论管束的议题。
而她們现在正在做的作品《TOGETHER》，则是“弹幕剧场计划”的延续，同样化用了直播的形式，让三个演员在剧场里同时做三场直播，观众可以通过一个软件跟主播在屏幕上互动。这个作品将于今年三月在伦敦正式首演。
除了跨媒介、跨场域的尝试以外，卓梦婷在打破传统叙事上也有着积极的实践。她硕士期间的作品《Thesaurus》就是对随机文本拼贴所做的尝试。每次演出前，她都会拿出一叠打印好的纸，每张纸上有一个短语或者一个词汇，这组事先打印好的词汇，通常有某个主题，比如“女权主义”。演出时，她则把自己的眼睛蒙上，把纸的顺序打乱后，逐个展示给观众看，由观众自行进行语义的组装和解读，而作为原创者的她，完全失去了解读权。
卓梦婷最欣赏的国内年轻戏剧人是近年积极尝试“网络戏剧”的孙晓星，因为他对传统戏剧的颠覆无人能出其右。曾经有海外媒体称卓梦婷为“概念艺术家”，对此她说：“我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等于在问，在我的作品中，想法比创作技巧还重要？”她承认，她创作作品的出发点确实是从某个概念出发，但倘若这个作品完全由作者自发原创，谁的创作不是先从概念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