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1979年可谓终身难忘，因为那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中断了14年的《北方棋艺》正式复刊了。其实创办《北方棋艺》的申请报告，1965年我就递交给主管部门了，可是谁曾料到批件下来没多久，杂志的第一期还未出刊，就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那时我已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给关进牛棚，就更别说这本“为反动学术服务”的杂志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4个春秋，许多黑发人都变成了白发人，直到1979年4月，《北方棋艺》第一期才得以与广大棋迷见面。
　　这次复刊还算顺利，因为当时全国体育事业都陆续开始恢复，象棋作为龙江体育的一大优势项目备受体委领导的重视，看到时机成熟，我立即向上级申请恢复《北方棋艺》，之所以打着复刊的名义，是因为这样在程序上能简单一点。上级看到我的申请，十分赞成，尤其是省委书记李剑白和宣传部部长李元直都给予大力支持，复刊申请一路绿灯批了下来，同时还批给我们一万元经费。
　　恢复之初，杂志主要以象棋和围棋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国际象棋的内容，象棋是我挂帅，围棋主编挂的是聂卫平的名。因为小聂当时已经得了几次全国冠军，但由于他那时在北京，所以围棋的稿子都由吴广义来负责，实际上整个编辑部就我和李德林两个人，被安排在体工队的一座简陋的小楼里。那时李德林是农垦机械站的一位农业工程师，白天他要上班，晚上来这儿帮我写稿。
　　为了使第一期杂志来个开门红，我特意将我当时的布局整理出来，我们两个就挤在那间小屋子里，有时忙起来就是一宿，困了我们就爬在桌子上眯一会儿，醒了再干，十分辛苦。我一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从社会上招聘了一名临时工，专门给我们抄稿，这个临时工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就记得大家都叫他“老杨”。为了这件事，我还和领导顶了起来。因为老杨年轻时曾在日本工厂做翻译，文革时又被打成右派，所以领导不愿意让我们用他，但我看老杨办事十分认真，稿子也抄写得十分整齐干净，就对上面说：“老杨我用定了，有什么事我扛着!”这样老杨才留了下来。
　　一切都办妥后，我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子了，可是就在杂志要送去出版印刷的节骨眼上，发现上级拨给我们的一万元资金被体工队挪用了。没办法，我又连忙跑到印刷厂，借助一些关系，说服印刷厂的负责人答应我们可以先印刷年末付款。令人欣慰的是，这期杂志卖的非常好，光是邮局订数就超过三万，各地新华书店的销量也有三万多，再加上我们自己也发行了一些，总共发行了有七万多册吧。这个数字，就是现在对一本刚刚发行的杂志来说，也是十分可观的，更别说在那个为温饱发愁的年代了。我们很快就还上了印刷费，最后还略有盈余。
　　这期杂志没忙完多久，第四届全运会就开始了，因为前几届全运会中都没有象棋比赛，所以这次象棋项目能进入全运会十分不易，体委领导对此也很重视，还特意重新组建了象棋队，并给我们定了指标。因为1978年我们黑龙江队得了团体亚军，所以体委领导要求我们这次必须保住前三名，同时也要求我个人打入决赛。可是当时我们棋队只有孙志伟和赵国荣，加上我才三个人，而团体赛要求四个人，最后没办法我们又从外地调来一名棋手，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
　　由于这次比赛对进京人数有限制，所以先按地区进行预赛。预赛中，黑龙江队成功进入六强，取得进京参加决赛的资格。而个人赛是分四个小组，每组取前二名，我以不败的战绩列小组第一，取得决赛资格。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预赛有一些名手未能进入决赛，像我的老对手杨官，还有李义庭都在预赛中就被淘汰了。其他进入八强的七位选手是：胡荣华、柳大华、傅光明、王秉国、蔡福如、蒋志梁和程福臣。
　　决赛是在几个月之后进行的，这期间我们又出版了几期《北方棋艺》。团体赛是先于个人赛进行的，结果我们发挥的不算太好，只取得了第六名，上海队获得第一。团体赛没能完成体委下达的指标，使我耿耿于怀，觉得是由于自己忙于《北方棋艺》的工作，忽略了对队员的训练而造成的。就在这种自责的心理作用下，我发挥得不理想，在最后一轮输给程福臣，只获得第七名，而胡荣华则第十次夺冠，完成了“十连霸”的伟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