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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参加《清明》杂志创刊活动的翌日下午，我应召前往稻香楼。陈登科与肖马、贾梦雷谈得正欢，无疑他还沉浸在由他一手创办的《清明》的冗奋之中。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他和肖马合写的长篇小说《破壁纪》，还发表了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他说，“今晚我请几位老朋友聚一聚，青年作者找了你和小高作陪。他孩子病了，急着回家了。”闲聊了一阵，我们来到了院子里，鲁彦周也从他的房间走了出来。不一会，听到有人高兴地“咳”了一声，随即哈哈大笑。我说这好像是李凖吧。陈登科点点头，“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我说，“这是他的老习惯，表示他写作顺利。”话音刚落，李凖吸着烟走过来，一叠声地说，”写完了，写完了……”李凖拍拍我肩膀，“小曹，北影一别快3年了……”陈登科问，“你们都认识。”李凖说，“从73年到76年底，我在北影写《大河奔流》，小曹和肖马、杨履方合作写《青春似火》，贾梦雷在写《万里征途》……”说话间，一位中等身材、结结实实的壮汉，边走边嚷叫着，“来晚了，来晚了。”经介绍方知，他就是《红日》的作者吴强！我肃然起敬。当吴强得知我和肖马、杨履方是合作伙伴，顿时高兴地说，“我任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时杨履方是我的老部下。五十年代初，他写的《布谷鸟又叫了》，鲁彦周的《凤凰之歌》，都红极一时。今天见到小曹就像见到杨履方。”他似有所悟，说，“想当初，华东作家协会成立后我调到了上海。杨履方一举成名后还是一个单身汉，我与沈西蒙、白桦商量，给他介绍对象。挑来挑去，挑中了李子云。他俩没谈成，我给杨履方下了12字定语，‘忠诚老实有余，风流倜傥不够。’”
进入餐厅时，陈登科说，“今晚要多加两只蹄膀，两瓶高沟特曲。”李凖纳闷地问道，“你尽地主之谊，咋的不拿安徽名酒古井？”贾梦雷解释道，“高沟特曲的出产地是江苏涟水，也就是老陈和吴强的家乡。他俩都为故乡酿造的美酒而感到自豪，陈登科题词，‘质朴其表、金玉其中’，吴强则写下了‘高沟美酒醉香客，甜香醇浓传四海’的诗句。”
吴强说，“老陈好这口，但不是酒鬼。我爱品酒，更喜好闻酒香。我们村的小孩都会唱，”他蓦地纵身而起，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嗓子，童腔童调地唱了起来，“高沟大曲酒，开瓶十里香。喝一蛊，再一蛊。”
大家捧腹大笑，吴强说，“我唱几句你们就大惊小怪，如果我演戏呢。”他扭着身子演了一段淮剧《夺印》中的一个反面角色。
对他的表演满座皆惊。陈登科说，“大同（吴强姓汪名大同）会演戏，在新四军里真的有点小名气。当年在皖南，他还演过阿Q呢。”
李凖惊讶得睁大眼睛，“吴强还登过台？”
陈登科笑着给大家斟酒，“他啊，乍一看，有派头，像个当官的。其实童心不泯，一有机会就要露一手，还到处夸赞开瓶十里香。”
李凖品味着含在嘴里的一口小酒，连声说，“好酒，好酒！不说开瓶十里香，也称得上开瓶满屋香！”
吴强以拳击掌，说，“这两字改得好，既体现了我们苏北人的谦虚，又突现了河南人的友善。”
李凖说，“我也爱喝酒。唉，现在受制于高血压。今天与爷儿们同桌共饮，豁上了。”
吴强逼问一句，“怎么个豁法？”
李凖话锋一转，“今天说什么也要和你先干上三杯。”
“怎么冲着我来了？”
“看《红日》我手不释卷。石东根醉酒纵马的情节，写得精彩！”
吴强用手往大腿上一拍，“酒逢知己，爽。说心里话，这一段是小说中的得意之笔。电影里硬生生把这一段好戏给剪了。”
陈登科深表理解地说，“这话大同不知讲了多少回了。几十年过去了，他啊，还感到揪心一样疼痛。”
鲁彦周说，“心血凝成的文章，字字玑珠，能不疼。”
贾梦雷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几十年过去了，《风雷》、《李双双》、《凤凰之歌》仍然在银幕上闪耀着光芒。来，为好作品的长盛不衰干杯。”
服务员端菜上桌。陈登科见肉开颜，“你看这两只蹄膀多肥，炖得红通通的……”他夹起一大块肉送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一筷子下去全是肉，一口咬下满嘴流油，肉味香醇酱色浓，拍一记桌子肉都会抖动，整只蹄膀好像散落下来了。”
吴强说，“我们家乡有个习俗，肥猪拱门，送福到家。想吃就吃。”他夹了一大块肉塞进嘴里。吃完对着李凖讲，“一戳就烂，入口就化，干吗还要相呆（安徽方言，指漫不经心地看着）。”
李凖夹了一小块肥肉咀嚼后赞赏道：“肥而不腻，瘦肉油香，这肘子的火功使我想起了老北京‘天福号’店门外的对联：‘天厨配佳肴熟肉异香扑鼻过客闻香下马；福案调珍馐酱肘殊味袭人宾朋知味停车’。”
吴强说，“这副对联写得好啊！古人有许多赞美肉食的诗词。苏东坡在著名的打油诗《猪肉颂》中写道：‘净洗铛，少着水，柴头龟烟焰不起。待它自熟不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
肖马接口吟诵，“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陈登科喝完了一杯又斟上了一杯，说，“苏东坡对竹笋烧猪肉也情有独钟，在一次聚会时，信手写下‘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现在我斗胆略作改动：‘无酒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好酒加肥肉。’”
“改得好，今天有酒有肉有诗有友。”贾梦雷呷了一口酒，说，“热锅煸炒泛油珠，文火小坛煨烂酥。一缕鲜香封不住，引来众客共欢呼。”
觥筹交错，他们一边食肉喝酒，一边笑拈诗词纵论酒肉。不知是谁提到诗与酒的关糸，吴强来了兴致，说，“刚才我们谈了不少与肉有关的诗词，至于酒与诗，那就不胜枚举，‘但喜宾客来，置酒花满堂’，‘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浆肩相摩’，‘醉呼妙舞留连夜，闲作清诗断送秋’……”
话题就此展开。他们个个饱藏文韬，通晓诗文。龙其是吴强老师，虽是初识，他的风趣、豪爽、博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贰
1986年我调到了上海市作家协会，这样与吴强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1989年底的某一天，在创联室外的走廊里，我碰到了吴强，他问我下午有空吗，并要我一点钟到他家去。我问什么事，他说来了再谈。
我按时而至。等我坐下后，他说，我们四个老的（于伶、王元化、柯灵）酝酿成立“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昨天，《文汇月刊》在“静宾”请我们吃饭，饭后我们留下来商量了一番，大家都同意你当副秘书长。小曹，你可要好好干啊！我深感意外。除了认识吴老，其他“三老”我并不认识。吴强用手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几下，“我们老了，不过对发展文学事业还是有那么一股劲。叫我整天围着桌球转，于心不甘呀。以后，具体的事，就得靠你们年轻的张罗了。不过秘书长的人选还定不下来。”他略停片刻，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张军为人正派，办事认真，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惜啊，他说心脏不好。某某某倒是愿意出任，不过我们几个不能接受，会哭会闹，难缠。小曹，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谁比较合适，这人以后是要与你共事的。”
我既意外又茫然失措。吴强鼓励我要直陈己见。我毫无思想准备，况且还牵涉到人事的安排，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便婉转地说，“吴老，我可以干具体的事，至于推荐人选……”吴强语重心长地说，“要你当副秘书长，不光要办具体的事，还要为我们出谋划策。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一时不知该提谁为好，显得十分困惑。吴强说，“你平时挺爽快的，今天怎么吱吱唔唔的？”我说，“太突然了，没了方向。”他挥了挥手说，“你就从有利于工作这方面考虑。”我想了想，觉得有一个可为不二人选。不过，听说几位老人对他颇有微词。倘若提他，会不会接受？不提，岂不辜负了几位前辈对我的信任？我迟疑了一会，便说，“我认为合适的人选是赵长天。”话音刚落，吴强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火呛呛地说，“扯蛋，你怎么会提他！”我愣住了，没想到这一建议激怒了他。半晌，他用责备却是征询的口气问我，“你凭什么要提赵长天？”我定了定神，语调恳切地回答，“赵长天是作协秘书长，你请他出任文学基金会的秘书长，这有利于开展工作。”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嘟哝着却没有讲什么。我不知如何是好，尴尬地站在那儿。吴强呷了一口茶，口气稍许缓和了些，“你站着干嘛，坐呀。”他又沉默了一会，悻悻然地说，“其实我本人和他并没有什么矛盾。听说他搞小圈子，这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嘛。我们几个老的认为，对所有作协会员都得一视同仁。”我想，吴强虽然坦诚己见，但他对赵长天抱有成见。我倘若不加说明为何要提名赵长天，也许会造成他对我的误会，但该如何解释呢？突然，我想起了美国政坛的一则趣闻，便用试探的口气问，“吴老，我有些想法，不知该不该说？”吴强点了点头。我便说，“第一，在作协工作三年，我没有感到赵长天搞小圈子。第二，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为了打开美国的外交困境，他不计前嫌，选择了在政见上相悖的政敌基辛格。他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基辛格，邀请他入阁。基辛格在一阵错愕后，欣然应邀。后来，他俩的精诚合作，开创了美国外交的新局面。”吴强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等我说下去。“我所以认为赵长天合适，完全是从大局出发。吴老，如果你没有非凡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是不可能写出《红日》这部巨著的。我相信你有气魄和胸怀，为发展文学事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吴强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从客厅踱到卧房，又从卧房踱到客厅，这样来回踱了几次后，他在桌上重重敲了一拳，果断地说，“你讲得有道理，我可以采纳。”我紧绷的心弦顿时松弛了下来。否则，因坦言而自讨没趣，得不偿失。这时吴强平静地说，“这事我虽然想通了，不，被你说服了，不过我一个人定不下来，还得与于伶、元化、柯灵商量。”
几天后，我再次应约到了吴强家，他告诉我，“我和于伶、元化、柯灵统一了认识，一起去了李家，向巴老作了汇报，巴老同意由我牵头，秘书长和副秘书由赵长天和你来担任。”他显得很兴奋，拿出两本签了名的《红日》，把其中的一本送给了我。他说，还有一本是送给赵长天的。不过要等我从美国回来后，把筹建文学发展基金会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再送给他……
岂料，吴老去了美国不久，就传来他身体不适的消息。等他回国时几乎已不能自理。他到香港要转机，作协紧急与程乃珊联系，程乃珊答应由她接送，并按排吴强在她的住处下榻一夜。到了上海，吴强已口齿不清，入住华东医院后被诊断为脑癌。随着病情加重，他的头脑尚为清醒，但失语日甚一日。我去探望时，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从他含混不清的语音中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很快会好起来的，到时候我们再来研究成立文学发展基金会的事。”他的眼神也表露着他真切的心意。我被他的执著深深感动，心情却越来越沉重。八十高龄，已到病危，却念念不忘发展文学事业，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1990年4月9日，我陪陈登科与他的夫人梁寿淦去看望吴强。陈登科连声叫着“大同、大同……”却无法喊醒已处于昏迷状态的老战友。吴强的夫人尹卜甄说，吴强已失去知觉多日，医生连开了3张病危通知书。走出华东医院，陈登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颤抖着从包里拿出一瓶“高沟特曲”，哽咽着说，“万一……”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已老泪纵横，等上了车他才对我说，“这酒先放在你这儿。”
翌日，吴强仙逝。据他的夫人说，陈登科走后的当晚，吴强实然似醒非醒，不断骚动，似乎知道陈登科已经来看过他了。
当陈登科在电话里得知吴强已驾鹤西去，沉默良久，哭着长叹：“他走了，他的《红日》永远不会殒落！”然后叮嘱我要把“高沟特曲”洒在灵堂前。
参加《清明》杂志创刊活动的翌日下午，我应召前往稻香楼。陈登科与肖马、贾梦雷谈得正欢，无疑他还沉浸在由他一手创办的《清明》的冗奋之中。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他和肖马合写的长篇小说《破壁纪》，还发表了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他说，“今晚我请几位老朋友聚一聚，青年作者找了你和小高作陪。他孩子病了，急着回家了。”闲聊了一阵，我们来到了院子里，鲁彦周也从他的房间走了出来。不一会，听到有人高兴地“咳”了一声，随即哈哈大笑。我说这好像是李凖吧。陈登科点点头，“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我说，“这是他的老习惯，表示他写作顺利。”话音刚落，李凖吸着烟走过来，一叠声地说，”写完了，写完了……”李凖拍拍我肩膀，“小曹，北影一别快3年了……”陈登科问，“你们都认识。”李凖说，“从73年到76年底，我在北影写《大河奔流》，小曹和肖马、杨履方合作写《青春似火》，贾梦雷在写《万里征途》……”说话间，一位中等身材、结结实实的壮汉，边走边嚷叫着，“来晚了，来晚了。”经介绍方知，他就是《红日》的作者吴强！我肃然起敬。当吴强得知我和肖马、杨履方是合作伙伴，顿时高兴地说，“我任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时杨履方是我的老部下。五十年代初，他写的《布谷鸟又叫了》，鲁彦周的《凤凰之歌》，都红极一时。今天见到小曹就像见到杨履方。”他似有所悟，说，“想当初，华东作家协会成立后我调到了上海。杨履方一举成名后还是一个单身汉，我与沈西蒙、白桦商量，给他介绍对象。挑来挑去，挑中了李子云。他俩没谈成，我给杨履方下了12字定语，‘忠诚老实有余，风流倜傥不够。’”
进入餐厅时，陈登科说，“今晚要多加两只蹄膀，两瓶高沟特曲。”李凖纳闷地问道，“你尽地主之谊，咋的不拿安徽名酒古井？”贾梦雷解释道，“高沟特曲的出产地是江苏涟水，也就是老陈和吴强的家乡。他俩都为故乡酿造的美酒而感到自豪，陈登科题词，‘质朴其表、金玉其中’，吴强则写下了‘高沟美酒醉香客，甜香醇浓传四海’的诗句。”
吴强说，“老陈好这口，但不是酒鬼。我爱品酒，更喜好闻酒香。我们村的小孩都会唱，”他蓦地纵身而起，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嗓子，童腔童调地唱了起来，“高沟大曲酒，开瓶十里香。喝一蛊，再一蛊。”
大家捧腹大笑，吴强说，“我唱几句你们就大惊小怪，如果我演戏呢。”他扭着身子演了一段淮剧《夺印》中的一个反面角色。
对他的表演满座皆惊。陈登科说，“大同（吴强姓汪名大同）会演戏，在新四军里真的有点小名气。当年在皖南，他还演过阿Q呢。”
李凖惊讶得睁大眼睛，“吴强还登过台？”
陈登科笑着给大家斟酒，“他啊，乍一看，有派头，像个当官的。其实童心不泯，一有机会就要露一手，还到处夸赞开瓶十里香。”
李凖品味着含在嘴里的一口小酒，连声说，“好酒，好酒！不说开瓶十里香，也称得上开瓶满屋香！”
吴强以拳击掌，说，“这两字改得好，既体现了我们苏北人的谦虚，又突现了河南人的友善。”
李凖说，“我也爱喝酒。唉，现在受制于高血压。今天与爷儿们同桌共饮，豁上了。”
吴强逼问一句，“怎么个豁法？”
李凖话锋一转，“今天说什么也要和你先干上三杯。”
“怎么冲着我来了？”
“看《红日》我手不释卷。石东根醉酒纵马的情节，写得精彩！”
吴强用手往大腿上一拍，“酒逢知己，爽。说心里话，这一段是小说中的得意之笔。电影里硬生生把这一段好戏给剪了。”
陈登科深表理解地说，“这话大同不知讲了多少回了。几十年过去了，他啊，还感到揪心一样疼痛。”
鲁彦周说，“心血凝成的文章，字字玑珠，能不疼。”
贾梦雷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几十年过去了，《风雷》、《李双双》、《凤凰之歌》仍然在银幕上闪耀着光芒。来，为好作品的长盛不衰干杯。”
服务员端菜上桌。陈登科见肉开颜，“你看这两只蹄膀多肥，炖得红通通的……”他夹起一大块肉送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一筷子下去全是肉，一口咬下满嘴流油，肉味香醇酱色浓，拍一记桌子肉都会抖动，整只蹄膀好像散落下来了。”
吴强说，“我们家乡有个习俗，肥猪拱门，送福到家。想吃就吃。”他夹了一大块肉塞进嘴里。吃完对着李凖讲，“一戳就烂，入口就化，干吗还要相呆（安徽方言，指漫不经心地看着）。”
李凖夹了一小块肥肉咀嚼后赞赏道：“肥而不腻，瘦肉油香，这肘子的火功使我想起了老北京‘天福号’店门外的对联：‘天厨配佳肴熟肉异香扑鼻过客闻香下马；福案调珍馐酱肘殊味袭人宾朋知味停车’。”
吴强说，“这副对联写得好啊！古人有许多赞美肉食的诗词。苏东坡在著名的打油诗《猪肉颂》中写道：‘净洗铛，少着水，柴头龟烟焰不起。待它自熟不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
肖马接口吟诵，“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陈登科喝完了一杯又斟上了一杯，说，“苏东坡对竹笋烧猪肉也情有独钟，在一次聚会时，信手写下‘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现在我斗胆略作改动：‘无酒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好酒加肥肉。’”
“改得好，今天有酒有肉有诗有友。”贾梦雷呷了一口酒，说，“热锅煸炒泛油珠，文火小坛煨烂酥。一缕鲜香封不住，引来众客共欢呼。”
觥筹交错，他们一边食肉喝酒，一边笑拈诗词纵论酒肉。不知是谁提到诗与酒的关糸，吴强来了兴致，说，“刚才我们谈了不少与肉有关的诗词，至于酒与诗，那就不胜枚举，‘但喜宾客来，置酒花满堂’，‘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浆肩相摩’，‘醉呼妙舞留连夜，闲作清诗断送秋’……”
话题就此展开。他们个个饱藏文韬，通晓诗文。龙其是吴强老师，虽是初识，他的风趣、豪爽、博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贰
1986年我调到了上海市作家协会，这样与吴强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1989年底的某一天，在创联室外的走廊里，我碰到了吴强，他问我下午有空吗，并要我一点钟到他家去。我问什么事，他说来了再谈。
我按时而至。等我坐下后，他说，我们四个老的（于伶、王元化、柯灵）酝酿成立“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昨天，《文汇月刊》在“静宾”请我们吃饭，饭后我们留下来商量了一番，大家都同意你当副秘书长。小曹，你可要好好干啊！我深感意外。除了认识吴老，其他“三老”我并不认识。吴强用手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几下，“我们老了，不过对发展文学事业还是有那么一股劲。叫我整天围着桌球转，于心不甘呀。以后，具体的事，就得靠你们年轻的张罗了。不过秘书长的人选还定不下来。”他略停片刻，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张军为人正派，办事认真，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惜啊，他说心脏不好。某某某倒是愿意出任，不过我们几个不能接受，会哭会闹，难缠。小曹，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谁比较合适，这人以后是要与你共事的。”
我既意外又茫然失措。吴强鼓励我要直陈己见。我毫无思想准备，况且还牵涉到人事的安排，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便婉转地说，“吴老，我可以干具体的事，至于推荐人选……”吴强语重心长地说，“要你当副秘书长，不光要办具体的事，还要为我们出谋划策。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一时不知该提谁为好，显得十分困惑。吴强说，“你平时挺爽快的，今天怎么吱吱唔唔的？”我说，“太突然了，没了方向。”他挥了挥手说，“你就从有利于工作这方面考虑。”我想了想，觉得有一个可为不二人选。不过，听说几位老人对他颇有微词。倘若提他，会不会接受？不提，岂不辜负了几位前辈对我的信任？我迟疑了一会，便说，“我认为合适的人选是赵长天。”话音刚落，吴强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火呛呛地说，“扯蛋，你怎么会提他！”我愣住了，没想到这一建议激怒了他。半晌，他用责备却是征询的口气问我，“你凭什么要提赵长天？”我定了定神，语调恳切地回答，“赵长天是作协秘书长，你请他出任文学基金会的秘书长，这有利于开展工作。”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嘟哝着却没有讲什么。我不知如何是好，尴尬地站在那儿。吴强呷了一口茶，口气稍许缓和了些，“你站着干嘛，坐呀。”他又沉默了一会，悻悻然地说，“其实我本人和他并没有什么矛盾。听说他搞小圈子，这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嘛。我们几个老的认为，对所有作协会员都得一视同仁。”我想，吴强虽然坦诚己见，但他对赵长天抱有成见。我倘若不加说明为何要提名赵长天，也许会造成他对我的误会，但该如何解释呢？突然，我想起了美国政坛的一则趣闻，便用试探的口气问，“吴老，我有些想法，不知该不该说？”吴强点了点头。我便说，“第一，在作协工作三年，我没有感到赵长天搞小圈子。第二，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为了打开美国的外交困境，他不计前嫌，选择了在政见上相悖的政敌基辛格。他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基辛格，邀请他入阁。基辛格在一阵错愕后，欣然应邀。后来，他俩的精诚合作，开创了美国外交的新局面。”吴强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等我说下去。“我所以认为赵长天合适，完全是从大局出发。吴老，如果你没有非凡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是不可能写出《红日》这部巨著的。我相信你有气魄和胸怀，为发展文学事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吴强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从客厅踱到卧房，又从卧房踱到客厅，这样来回踱了几次后，他在桌上重重敲了一拳，果断地说，“你讲得有道理，我可以采纳。”我紧绷的心弦顿时松弛了下来。否则，因坦言而自讨没趣，得不偿失。这时吴强平静地说，“这事我虽然想通了，不，被你说服了，不过我一个人定不下来，还得与于伶、元化、柯灵商量。”
几天后，我再次应约到了吴强家，他告诉我，“我和于伶、元化、柯灵统一了认识，一起去了李家，向巴老作了汇报，巴老同意由我牵头，秘书长和副秘书由赵长天和你来担任。”他显得很兴奋，拿出两本签了名的《红日》，把其中的一本送给了我。他说，还有一本是送给赵长天的。不过要等我从美国回来后，把筹建文学发展基金会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再送给他……
岂料，吴老去了美国不久，就传来他身体不适的消息。等他回国时几乎已不能自理。他到香港要转机，作协紧急与程乃珊联系，程乃珊答应由她接送，并按排吴强在她的住处下榻一夜。到了上海，吴强已口齿不清，入住华东医院后被诊断为脑癌。随着病情加重，他的头脑尚为清醒，但失语日甚一日。我去探望时，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从他含混不清的语音中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很快会好起来的，到时候我们再来研究成立文学发展基金会的事。”他的眼神也表露着他真切的心意。我被他的执著深深感动，心情却越来越沉重。八十高龄，已到病危，却念念不忘发展文学事业，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1990年4月9日，我陪陈登科与他的夫人梁寿淦去看望吴强。陈登科连声叫着“大同、大同……”却无法喊醒已处于昏迷状态的老战友。吴强的夫人尹卜甄说，吴强已失去知觉多日，医生连开了3张病危通知书。走出华东医院，陈登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颤抖着从包里拿出一瓶“高沟特曲”，哽咽着说，“万一……”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已老泪纵横，等上了车他才对我说，“这酒先放在你这儿。”
翌日，吴强仙逝。据他的夫人说，陈登科走后的当晚，吴强实然似醒非醒，不断骚动，似乎知道陈登科已经来看过他了。
当陈登科在电话里得知吴强已驾鹤西去，沉默良久，哭着长叹：“他走了，他的《红日》永远不会殒落！”然后叮嘱我要把“高沟特曲”洒在灵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