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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下午，网上路演结束后，原本即将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发行1700万股流通股的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恒生”） 突然发布公告，称当天“北京恒升（远东）电子计算机集团 （以下简称‘恒升远东’）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法院已正式受理……鉴于该诉讼事项属重大诉讼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程度尚需评估，本着对广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故暂停本次发行”。
此时距杭州恒生已获证监会发行批文确定的发行日期，只差48小时。
这是国内第一起公司上市进程在临门一脚前因涉讼而紧急暂停事件。倘非如此，这起商标权争议诉讼可能根本不会引发人们的关注。然而现在诸多问题随之而来：突发重大事件将怎样影响公司发行上市进程？证监会、交易所、发行上市主体及相关中介机构应因循何种程序作出适当反应？杭州恒生涉讼从而暂停发行股票案在这些问题上所具有的案例价值，使诉讼本身的是非曲直相形失色。
“恒生”与“恒升”
“我们已经成立五年多了，”杭州恒生董事长彭政纲怒道，“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时候起诉？！”如果不是受此影响，杭州恒生发行1700万股新股、募集2.64亿元的上市计划想必已然成功。而现在，他们只能等待。
直至今日，此宗诉讼的标的额仍然不确定。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新闻处马骏告诉记者，本案立案后中间交换证据颇费时日。恒升远东在民事诉状中称起诉理由为“不久前，发现……被告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要求停止侵权、赔偿原告损失等，而“具体损失数额待证据保全后确定”。
如果不陷入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虚实兼有的众多细节中的话，此宗诉讼的基本情况其实相当简单：原告方恒升远东诉称被告方杭州恒生在其产品中使用“恒生”字样，与恒升远东在同类产品中所采用的“恒升”商标有相似性，所以“侵犯”了其所拥有的“恒升”商标专用权。
被告方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0月，注册资金5100万元，主营产品为证券、银行及基金等行业应用软件；其前身为成立于1995年的杭州恒生电子有限公司，由彭政纲等8人筹资50万元注册。据其招股说明书，2002年杭州恒生主营业务收入约2.1亿元，净利润约3960万元。
而原告方恒升远东所持有的“恒升”商标则注册于1993年2月，按其注册文件为“核定使用商品第九类：计算机，计算机配件及外围设备（计算机）工作站，（计算机）网络（计算机）软件，计算机便携机，计算机各种功能卡，接口卡”。该商标原由安徽伟创电子有限公司（“伟创”）1993年注册取得，1998年6月正式转让与恒升远东。恒升远东总经理、北京恒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檀劲松对记者称伟创为其私人公司，成立于1990年，主营业务为电脑。恒升远东则由原北京太和万祥集团更名而来，檀称其为自己“购买”的“壳公司”。
如果仅从法律的角度看，可以预计，双方的争议将在两个主要方面展开：第一，“恒生”并非商标，而是杭州恒生的名称，本为“商号”，杭州恒生在其产品中使用“恒生”一词，是否应视同商标使用？这是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前提。第二，即便认同杭州恒生对于“恒生”一词作商标使用，亦需证明“恒升”与“恒生”具有法定意义上的相似性，才能说明“恒生”之使用侵犯了“恒升”的商标专有权。
恒升远东所提起的商标侵权诉讼，据记者采访所知，已经是第三起。前两起诉讼中，一起已胜诉，另一起一审胜诉，正在二审审理中，而获法庭支持的索赔要求分别为9万元及920万元。有趣的是，其中一起于1月间一审胜诉的诉讼，被告为在北京的两家企业，而名称中亦有“恒生”二字，分别是北京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金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均与杭州恒生无关，具体情况参见表格：“恒升远东的三起官司”）。
如果双方的争执只能通过法庭才能解决，结果虽不可期，但从以往的经验看，至少可期之以旷日持久。恒升远东起诉的前两起官司耗时都在一两年间，对于距上市原本只差一步的杭州恒生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长度。
据记者采访获知，4月底，杭州恒生总裁黄大成亲赴北京与檀劲松面谈。然而其间的详情，因为双方在叙述上的巨大差异，已难辨虚实。
根据杭州恒生所述，恒升远东提出了赔偿2500万元的要求。檀劲松则坚决拒绝这一说法。他称恒升远东的要求依次是杭州恒生改名、放弃用“恒生”之名上市，然后才谈得上赔偿损失。“他们不愿改名——既然这点谈不下去，更谈不到了结前账的问题了。”檀说。
黄大成与檀劲松的北京沟通破裂后，双方再未正式协商过。至记者发稿为止，调解仍无进展。杭州恒生对继续协商较冷淡，恒升远东则一直表示“仍留对方机会”。
“拿东西来说话”
从恒升远东对杭州恒生提起商标侵权诉讼的前后过程，可以看出恒升远东对于杭州恒生上市进程的高度敏感。
首次接触是在3月中旬，恒升远东向杭州恒生寄出了一封律师函。恒升远东称，这封函件主要内容是通告对方已经对恒升远东的商标权构成侵权。亦在同一天，恒升远东向证监会寄出一封信函。恒升远东在寄出这两封信函的同时进行了公证。
檀劲松告诉记者，恒升远东在信函中称杭州恒生侵犯其商标权，希望证监会能在杭州恒生的上市过程中“协助解决”。檀表示，自寄出信函后到4月23日恒生电子发布网上路演公告期间，并未得到证监会任何回应。
不过，檀注意到，杭州恒生的招股说明书在“特别风险提示”最末新增加了一条，对“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风险”作了补充说明。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接近此事的中介机构人士告诉记者，证监会在接到信函后，随即停止了发行批文的发放。上市进程中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一是通过证监会发审委的核准，其次便是获得证监会的发行批文。经过与中介机构的紧急磋商，恒生电子随即在招股说明书补充了风险提示，并为此特地设计了由大股东独力承担潜在损失方案。同时，参与恒生电子发行的所有中介机构（包括承销商、律师等），向证监会递交了书面意见，表示此事不影响发行。显然，证监会对此紧急措施予以认同，恒生电子既而拿到发行批文，进入路演。
但是，恒升远东正式提起诉讼，使以上安排终未得以过关。
4月23日，恒升远东找到证监会法律部执行处，表示与杭州恒生之间存在纠纷，“想对他们提起诉讼”。执行处的回应是，恒升远东需要“拿东西来说话”。
4月25日，恒升远东法务部将北京一中院立案证明等一干诉讼材料送至证监会。《财经》向恒升远东联络的证监会人士咨询，这位人士表示并未参与杭州恒生的暂停处理，但恒升远东的确曾向他汇报有诉讼一事。此位人士既而向法院作了了解，得到确认。
当日下午，杭州恒生网上路演完成之后，即有发布暂停发行公告之举。
“主动暂停”与申请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杭州恒生暂停发行，形式上并非证监会亦非上海证券交易所叫停，而是出自杭州恒生主动公告暂停。但是，实际的情形则并非如此简单。
深知内情的一名律师则告诉记者，虽然杭州恒生的发行审批已然通过，但证监会可能在获悉商标侵权引起的重大诉讼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判定。他认为，证监会有可能援引了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有关规定。该规定指出，“发行公司在发审会通过后有重大事项发生或者需要重新上发审会审核的，我部将暂缓安排发行”。显然，根据现行法规，证监会有权“暂缓安排发行”。
安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魏君贤律师则告诉记者，诸如拟上市公司在发行过程中遭遇重大事件的处理措施并未包含在现行证券法律法规内，而属于证监会的操作细则。对证监会而言，如果直接做出暂停恒生电子发行的决定，则将可能意味着发审会审核程序重新启动的问题。
根据《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文件规定，“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向书刊登后至获准上市前，拟发行公司发生重大事项的，应于该事项发生后第一个工作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说明，主承销商和相关专业中介机构应出具专业意见。如发生重大事项导致拟发行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中国证监会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前述第二条第二款执行。”
“前述第二条第二款”则规定，“中国证监会在收到上述补充材料和说明后，将按审核程序决定是否需要重新提交发审会讨论。”
魏君贤律师认为，一旦重新启动发审会，势必要求监管部门对民事诉讼本身做出判断，判断的结果或为继续发行、或为否决发行申请。如果在诉讼难有定论时机继续发行，监管部门可能招致负面批评。如果拟上市公司主动暂停，自己处理诉讼事务，则免去了监管者的这层麻烦。
杭州恒生执行总裁刘曙峰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在努力与证监会发行部沟通，希望“尽快恢复发行”。据记者了解，杭州恒生及其中介机构继续从多个方面论述当前诉讼不影响股票发行的理由：第一是招股说明书对投资者已作偿付承诺；第二是万一上市公司不得不改名，亦不会对公司业绩及未来业务拓展构成影响，因为“恒生电子的客户群非常简单，不按通常的品牌推广方式而是以竞标方式获得业务”。这番解释是否能获得证监会的首肯，仍然未知。
“自己作决定”
虽然恒生上市受阻事件在内地尚属首例，但在邻近的香港市场上，类似的事情曾经有过发生，同类情况下的公司上市与否，却更为清楚地交给市场及公司自己判断。
香港证监会的叶翔告诉《财经》，如果在上市过程中遭遇突发/重大事件，香港证监会通常不会对公司的上市活动作出停止或者继续的判断，只是要求相关信息须及时披露或补充披露。一般而言，在IPO（首次公募）过程中发生诉讼时，是继续上市还是暂停上市，叶翔表示：“全在公司如何评估此重大事件对自身的影响。”
另外，有经验的中介（承销商及律师等）也会对公司的选择提供参考意见，如果市场行情很好，中介也许偏向建议公司继续发行。不过中介的判断也受到来自两方面力量的左右，一是承销费用，其次是对下一单客户的后续影响。“对拟上市公司和中介，这都是一个对现在和未来利益及可能性的平衡问题。”叶翔说。
而在监管及法律体系更为完备的美国，“上市与否公司自己作决定”，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监管机构对上市进程不作干预，惟一介入的是上市后对过去事实的及时披露。打官司在美国司空见惯，律师的建议也以“起诉”居多。公司在上市前遭遇诉讼，通常会自己短暂推迟发行时间。比较可能的一种解决方式是，当事人在庭外和解，根据对方掌握的证据和对胜诉可能性的判断，也许会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公司在上市日期的安排上有较为特别的一点。通常，拟上市公司及其券商并不会公布具体的上市日期，而是给出一个可能上市的时间范围。在此时间内，公司高管和承销商可以临时宣布上市日期。这种适度的随机性似乎增加了恶意诉讼在时间上的选择难度。
陈志武认为，国内监管机构可能从保护股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作出暂停发行的判断，而这种角度的一个隐含逻辑在于，监管机构也许觉得股民需要更多的保护。究此案例对其他公司的影响，“其他公司也许会更加感受到来自监管的力量，更加意识到哪怕在上市前一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从而中止更多额外投入以减少风险，最后使市场各方的交易成本都增加了。”陈教授说。
此时距杭州恒生已获证监会发行批文确定的发行日期，只差48小时。
这是国内第一起公司上市进程在临门一脚前因涉讼而紧急暂停事件。倘非如此，这起商标权争议诉讼可能根本不会引发人们的关注。然而现在诸多问题随之而来：突发重大事件将怎样影响公司发行上市进程？证监会、交易所、发行上市主体及相关中介机构应因循何种程序作出适当反应？杭州恒生涉讼从而暂停发行股票案在这些问题上所具有的案例价值，使诉讼本身的是非曲直相形失色。
“恒生”与“恒升”
“我们已经成立五年多了，”杭州恒生董事长彭政纲怒道，“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时候起诉？！”如果不是受此影响，杭州恒生发行1700万股新股、募集2.64亿元的上市计划想必已然成功。而现在，他们只能等待。
直至今日，此宗诉讼的标的额仍然不确定。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新闻处马骏告诉记者，本案立案后中间交换证据颇费时日。恒升远东在民事诉状中称起诉理由为“不久前，发现……被告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要求停止侵权、赔偿原告损失等，而“具体损失数额待证据保全后确定”。
如果不陷入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虚实兼有的众多细节中的话，此宗诉讼的基本情况其实相当简单：原告方恒升远东诉称被告方杭州恒生在其产品中使用“恒生”字样，与恒升远东在同类产品中所采用的“恒升”商标有相似性，所以“侵犯”了其所拥有的“恒升”商标专用权。
被告方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0月，注册资金5100万元，主营产品为证券、银行及基金等行业应用软件；其前身为成立于1995年的杭州恒生电子有限公司，由彭政纲等8人筹资50万元注册。据其招股说明书，2002年杭州恒生主营业务收入约2.1亿元，净利润约3960万元。
而原告方恒升远东所持有的“恒升”商标则注册于1993年2月，按其注册文件为“核定使用商品第九类：计算机，计算机配件及外围设备（计算机）工作站，（计算机）网络（计算机）软件，计算机便携机，计算机各种功能卡，接口卡”。该商标原由安徽伟创电子有限公司（“伟创”）1993年注册取得，1998年6月正式转让与恒升远东。恒升远东总经理、北京恒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檀劲松对记者称伟创为其私人公司，成立于1990年，主营业务为电脑。恒升远东则由原北京太和万祥集团更名而来，檀称其为自己“购买”的“壳公司”。
如果仅从法律的角度看，可以预计，双方的争议将在两个主要方面展开：第一，“恒生”并非商标，而是杭州恒生的名称，本为“商号”，杭州恒生在其产品中使用“恒生”一词，是否应视同商标使用？这是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前提。第二，即便认同杭州恒生对于“恒生”一词作商标使用，亦需证明“恒升”与“恒生”具有法定意义上的相似性，才能说明“恒生”之使用侵犯了“恒升”的商标专有权。
恒升远东所提起的商标侵权诉讼，据记者采访所知，已经是第三起。前两起诉讼中，一起已胜诉，另一起一审胜诉，正在二审审理中，而获法庭支持的索赔要求分别为9万元及920万元。有趣的是，其中一起于1月间一审胜诉的诉讼，被告为在北京的两家企业，而名称中亦有“恒生”二字，分别是北京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金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均与杭州恒生无关，具体情况参见表格：“恒升远东的三起官司”）。
如果双方的争执只能通过法庭才能解决，结果虽不可期，但从以往的经验看，至少可期之以旷日持久。恒升远东起诉的前两起官司耗时都在一两年间，对于距上市原本只差一步的杭州恒生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长度。
据记者采访获知，4月底，杭州恒生总裁黄大成亲赴北京与檀劲松面谈。然而其间的详情，因为双方在叙述上的巨大差异，已难辨虚实。
根据杭州恒生所述，恒升远东提出了赔偿2500万元的要求。檀劲松则坚决拒绝这一说法。他称恒升远东的要求依次是杭州恒生改名、放弃用“恒生”之名上市，然后才谈得上赔偿损失。“他们不愿改名——既然这点谈不下去，更谈不到了结前账的问题了。”檀说。
黄大成与檀劲松的北京沟通破裂后，双方再未正式协商过。至记者发稿为止，调解仍无进展。杭州恒生对继续协商较冷淡，恒升远东则一直表示“仍留对方机会”。
“拿东西来说话”
从恒升远东对杭州恒生提起商标侵权诉讼的前后过程，可以看出恒升远东对于杭州恒生上市进程的高度敏感。
首次接触是在3月中旬，恒升远东向杭州恒生寄出了一封律师函。恒升远东称，这封函件主要内容是通告对方已经对恒升远东的商标权构成侵权。亦在同一天，恒升远东向证监会寄出一封信函。恒升远东在寄出这两封信函的同时进行了公证。
檀劲松告诉记者，恒升远东在信函中称杭州恒生侵犯其商标权，希望证监会能在杭州恒生的上市过程中“协助解决”。檀表示，自寄出信函后到4月23日恒生电子发布网上路演公告期间，并未得到证监会任何回应。
不过，檀注意到，杭州恒生的招股说明书在“特别风险提示”最末新增加了一条，对“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风险”作了补充说明。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接近此事的中介机构人士告诉记者，证监会在接到信函后，随即停止了发行批文的发放。上市进程中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一是通过证监会发审委的核准，其次便是获得证监会的发行批文。经过与中介机构的紧急磋商，恒生电子随即在招股说明书补充了风险提示，并为此特地设计了由大股东独力承担潜在损失方案。同时，参与恒生电子发行的所有中介机构（包括承销商、律师等），向证监会递交了书面意见，表示此事不影响发行。显然，证监会对此紧急措施予以认同，恒生电子既而拿到发行批文，进入路演。
但是，恒升远东正式提起诉讼，使以上安排终未得以过关。
4月23日，恒升远东找到证监会法律部执行处，表示与杭州恒生之间存在纠纷，“想对他们提起诉讼”。执行处的回应是，恒升远东需要“拿东西来说话”。
4月25日，恒升远东法务部将北京一中院立案证明等一干诉讼材料送至证监会。《财经》向恒升远东联络的证监会人士咨询，这位人士表示并未参与杭州恒生的暂停处理，但恒升远东的确曾向他汇报有诉讼一事。此位人士既而向法院作了了解，得到确认。
当日下午，杭州恒生网上路演完成之后，即有发布暂停发行公告之举。
“主动暂停”与申请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杭州恒生暂停发行，形式上并非证监会亦非上海证券交易所叫停，而是出自杭州恒生主动公告暂停。但是，实际的情形则并非如此简单。
深知内情的一名律师则告诉记者，虽然杭州恒生的发行审批已然通过，但证监会可能在获悉商标侵权引起的重大诉讼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判定。他认为，证监会有可能援引了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有关规定。该规定指出，“发行公司在发审会通过后有重大事项发生或者需要重新上发审会审核的，我部将暂缓安排发行”。显然，根据现行法规，证监会有权“暂缓安排发行”。
安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魏君贤律师则告诉记者，诸如拟上市公司在发行过程中遭遇重大事件的处理措施并未包含在现行证券法律法规内，而属于证监会的操作细则。对证监会而言，如果直接做出暂停恒生电子发行的决定，则将可能意味着发审会审核程序重新启动的问题。
根据《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文件规定，“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向书刊登后至获准上市前，拟发行公司发生重大事项的，应于该事项发生后第一个工作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说明，主承销商和相关专业中介机构应出具专业意见。如发生重大事项导致拟发行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中国证监会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前述第二条第二款执行。”
“前述第二条第二款”则规定，“中国证监会在收到上述补充材料和说明后，将按审核程序决定是否需要重新提交发审会讨论。”
魏君贤律师认为，一旦重新启动发审会，势必要求监管部门对民事诉讼本身做出判断，判断的结果或为继续发行、或为否决发行申请。如果在诉讼难有定论时机继续发行，监管部门可能招致负面批评。如果拟上市公司主动暂停，自己处理诉讼事务，则免去了监管者的这层麻烦。
杭州恒生执行总裁刘曙峰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在努力与证监会发行部沟通，希望“尽快恢复发行”。据记者了解，杭州恒生及其中介机构继续从多个方面论述当前诉讼不影响股票发行的理由：第一是招股说明书对投资者已作偿付承诺；第二是万一上市公司不得不改名，亦不会对公司业绩及未来业务拓展构成影响，因为“恒生电子的客户群非常简单，不按通常的品牌推广方式而是以竞标方式获得业务”。这番解释是否能获得证监会的首肯，仍然未知。
“自己作决定”
虽然恒生上市受阻事件在内地尚属首例，但在邻近的香港市场上，类似的事情曾经有过发生，同类情况下的公司上市与否，却更为清楚地交给市场及公司自己判断。
香港证监会的叶翔告诉《财经》，如果在上市过程中遭遇突发/重大事件，香港证监会通常不会对公司的上市活动作出停止或者继续的判断，只是要求相关信息须及时披露或补充披露。一般而言，在IPO（首次公募）过程中发生诉讼时，是继续上市还是暂停上市，叶翔表示：“全在公司如何评估此重大事件对自身的影响。”
另外，有经验的中介（承销商及律师等）也会对公司的选择提供参考意见，如果市场行情很好，中介也许偏向建议公司继续发行。不过中介的判断也受到来自两方面力量的左右，一是承销费用，其次是对下一单客户的后续影响。“对拟上市公司和中介，这都是一个对现在和未来利益及可能性的平衡问题。”叶翔说。
而在监管及法律体系更为完备的美国，“上市与否公司自己作决定”，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监管机构对上市进程不作干预，惟一介入的是上市后对过去事实的及时披露。打官司在美国司空见惯，律师的建议也以“起诉”居多。公司在上市前遭遇诉讼，通常会自己短暂推迟发行时间。比较可能的一种解决方式是，当事人在庭外和解，根据对方掌握的证据和对胜诉可能性的判断，也许会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公司在上市日期的安排上有较为特别的一点。通常，拟上市公司及其券商并不会公布具体的上市日期，而是给出一个可能上市的时间范围。在此时间内，公司高管和承销商可以临时宣布上市日期。这种适度的随机性似乎增加了恶意诉讼在时间上的选择难度。
陈志武认为，国内监管机构可能从保护股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作出暂停发行的判断，而这种角度的一个隐含逻辑在于，监管机构也许觉得股民需要更多的保护。究此案例对其他公司的影响，“其他公司也许会更加感受到来自监管的力量，更加意识到哪怕在上市前一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从而中止更多额外投入以减少风险，最后使市场各方的交易成本都增加了。”陈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