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曾让日本军队头疼不已的民间队伍，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是在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后来就消失了。
　　1996年，河南省文联的一名干部张明泽根据线索，从这年冬天开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寻访尚健在的破坏队员。他独自一人走遍了信阳、湖北、天津的许多小站和铁路沿线的村庄。
　　他没想到的是，在赶走日本人后的六十年里，这些满腔热血报国杀敌、又侥幸活下来的抗日战士，却因他们的抗战经历，有过一段荒谬的残酷岁月。
　　他们，曾经经历几十年的努力得到自己抗日的身份。现在，他们不去请求了。“我为民族而战过，不管是哪个阵营，够了！”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歌曲让人们荡气回肠。
　　当年在河南，在平汉铁路上，有一支远比铁道游击队规模更大、人数也更多的工人抗日组织——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
　　《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九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七条铁路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皇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可是，他们在胜利60年来的每次纪念中，却像尘埃一样被湮没在战争的旧迹中，遗忘在历史的角落。我们揭开史实，像发现一个被巨大石块压盖的井口，每向下挪动一厘米，就有史册无名的英雄被发现，有动人的故事被开启。
　　我们找到了两个活着的人，周毓松和何惠民。其他的绝大多数，已经回归于他们保卫过的土地，成尘，成土，让后人走过。
　　
　　
　　1938年五一劳动节，在延安体育场由边区政府召集万人的庆祝大会，刚成立的平汉路工人破坏队代表工人参加庆祝集会。那时，刚在郑州成立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共有80人，大部分是郑州机务段的工人。他们抱着不愿做亡国奴，参战杀敌的心愿，离开心爱的火车入了伍。那时，发给每个队员的除了灰色军服、绑腿和水壶，就只有滑条器和炸药。这就是他们的武器。
　　事实上，他们当时的地位，让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吃尽了苦头——他们是受国共双重领导的民间力量，而且，他们的武器和经费，大部分来自国民政府。
　　1938年，日军已开始全面侵入中原地区。当年9月，为阻止日军南下武汉，西取长安，破坏队在荥阳汜水北渡黄河，驻在武陟县附近的磨庄。
　　磨庄就在道清线的附近，破坏队的目标就是日军盘踞的道清铁路。该路新乡至清化段，被敌人据为西进南下的要冲，驻军很多，敌人自以为固若金汤。
　　破坏队趁夜在钢轨下埋好炸药，采用电气发火。机车驶至埋药地上方，就在百米外按动电钮。轰隆一响，车头炸飞路外，后面列车向前挤来，敌人惨叫声一片。列车后部的敌人莫名其妙，不敢应战，过了几分钟才明白中了中国的“特种地雷”，待还击时这边队员已经撤回驻地了。这次出击，共毙伤敌人120余人。
　　之后，他们又和八路军合作，炸毁了修武和狮子营之间两公里的铁路，和老百姓一起掀翻了35公里的铁路。敌人傻了眼，只好派重兵看守线路，连续抢修35天才勉强通车。
　　“十几个人的破坏队，比一个团的兵力还能干”。当时漯河的《警钟日报》、武汉的《大公报》都用红字刊登这个消息。
　　
　　
　　死里逃生何惠民
　　
　　老班长何惠民是记者见到的年纪最轻的老人，他的家在湖北广水市萧家畈。何惠民因为当年在破坏队能吃善战，被队友起号“吃不饱”。
　　广水，这个隶属于湖北随州的小城，是当年平汉铁路线上重要的一站。
　　在广水老铁路区附近的村庄，我们找到了何惠民的家。村口。一座没有围墙的平房里，房子破旧不堪，能够和周围漂亮房子相比的，是门前还没有脱落颜色的对联。
　　两个月前，因为哮喘病不能下床的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转，这个80岁的老人和81岁的老伴互相争吵着让谁先说话，活跃着这个贫寒家庭的气氛。
　　何惠民，16岁就当上班长的娃娃兵，是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爆破能手，有着17次与阎王打照面却活下来的传奇经历。
　　何惠民家里的堂屋除了张摆满药瓶的矮饭桌和几把椅子，只剩一张坐着会塌坑的沙发。何惠民的老伴朱桂英微笑着，时而用普通话纠正丈夫的发音。当年，17岁的娃娃就这样带着“娃娃太太”，参加了对日战争。
　　何惠民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在他的圈子里是人所共知的。
　　“我是1942年12月5日被俘的。”
　　这天，他领着6个人炸了日本人的军车，完成任务回村时被敌人俘虏。
　　“一个当官的用手枪顶着我的头，让我说破坏队在哪，我就是不说，那鬼子官‘啪’就扣了扳机，子弹没响，我还以为这家伙打空枪吓人哩，谁知他哗啦一下从枪膛里退出一颗瞎火的子弹。”何惠民用枯瘦的手比划着，指着自己的太阳穴。
　　
　　 “悬哪，日本人也有点怕了，是不是有神灵保佑我？不杀我了，把我带回去电刑拷问。”
　　“哎呀，那叫什么刑法啊，受不了，我才17岁啊。”
　　 “我那时候真是命硬，老虎凳、辣椒水都没有把我折腾死。我得赶紧找队伍，不找不行呀，媳妇还在破坏队上。我一定找机会逃跑，黄河南边有我的媳妇在等我。”
　　
　　破坏队队员大部分都是铁路工人或农民出身，基本没有薪酬，生活上极其艰苦，军纪也很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八路军一样，他们每天必唱的都是《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脱下了工装成了兵，结合自身装备薄弱、擅长爆破的特点，破坏队不搞阵地战、攻防战，而是在绵长的铁路线上采用麻雀战术，进行游击活动，依靠群众提供情报，依靠群众掩护，平时着军服，执行任务穿民装，让敌人军民难辨，无法对付。破坏队行动快、撤退快、破坏性强，又很难逮，日本人给他们起了个名——“毛猴子”。
　　何惠民当年，就是一个很让日本人头疼的“毛猴子”。
　　
　　何惠民说，自己能活到现在，看到现在有吃有喝的社会，是老天爷给的福气。
　　1943年，他和几个队友到黄河北完成任务往回赶，到郑州南王许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8个人找了一间没人住的民房，准备睡一觉再走。
　　“屋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我想这里不错，既干净又不潮，我就躺在里面，盖上还睡了一个队友。”
　　日本兵当时也找地方睡觉，正好撞到这里，抓住了其他的7个人，惟独没发现睡在棺材里的何惠民。
　　没想到日本人睡到屋里不走了，一个日本兵就躺在何惠民头顶的棺材盖上。
　　“我大气不敢出，瞪着眼捱到天亮，上边那家伙又是打呼噜又是翻身，让我稍有动静就紧张一下。如果他发现了，我拼上一条命也要干一个鬼子。”
　　第二天早上，鬼子吹哨集合，这家伙应了一声跑了。何惠民至今还能准确学出这个日本人名字的日语发音，“到死都不会忘掉这个名字”。“这个日本人不知现在还活着没，跟他说当年他身子下还睡着一个值3000块大洋的‘毛猴子’，他是什么感觉？”
　　何惠民幸运逃生，其他6人也伺机逃跑，只有分队长喻尚荣被押到天津塘沽港，和3000名中国俘虏一起被用兵舰运到日本。俘虏中只有他一个破坏队员，他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日本鬼子最恨“毛猴子”，一旦知道格杀勿论。喻尚荣在日本歧阜县挖砂作劳工，下雪天穿着单衣，吃混合面窝头。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着看到中国人打败日本鬼子，一定要活着回到祖国。直到1946年元旦，他才被美国军舰送回国内，回到信阳老家。
　　喻尚荣已经去世。
　　
　　抗战八年中，破坏队员先后有17人被俘或被捕，他们全部是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不是被敌人严刑拷打致死，就是被刺刀乱刺而亡，或被狂犬吞噬，或枭首示众。
　　而英勇的破坏队员背后，是无法忽视的战绩。
　　“打‘毛猴子’，一个打一个的不行！”日军发出哀叹。
　　1941年初，深入敌伪内部活动的分队长魏啸行，事先侦查得知敌军车开到时间，乘白天日军防守疏忽时，在待王镇东400米处的四孔桥旁，掩护队员从河道上桥埋雷，炸翻敌军车一列、机车一台、炸毁桥梁一座。机车连后面装载士兵列车、运猪车均炸翻桥下，日军20余人和几十头猪全部摔死。弄得日军的死猪肉吃不完，只能在镇上便宜出售，老百姓中都传着“日本死猪不值钱”的笑话。
　　1942年春，中队副张玉佩、分队长罗凤华、班副胡全树、队员黄文高，由八路军团指挥员聂好礼带领一百余人掩护，在安阳十里铺附近间隔埋雷3处，串联发火，毁敌军车一列。因为铁路被炸得无法修复，日军只得另外修路。由于这次战绩辉煌，八路军曾奖给破坏队员每人边币3元，还摆了宴席给他们庆祝。
　　据河南省档案馆《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历年战绩统计表》统计，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破坏队共炸毁机车1690余辆、铁路钢桥110多座，钢轨330多华里，毙伤日军13000余人，有效配合了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抗日斗争。
　　
　　何惠民脱口就能说出当年在队上和老伴失散是在1944年4月19日，毫不含糊。
　　那一年，19岁的朱桂英怀着他们的一对双胞胎，艰难随着队伍进发。在河南密县，日本人来了，他们被冲散。
　　“飞机就在头顶上，炸弹就在腿边爆炸，看着同伴身子一下就炸成两半了”，和朱桂英一路逃难的十几个人，死了9个。朱桂英挺着大肚子担惊受怕，动了胎气，在一个队副家属的照顾下，在密县村边的一个透风的破窑洞里，生下了一对不足月的龙凤双胞胎。
　　一路惊吓再加和何惠民失散，找不到任何吃的，第一次做母亲的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刚出生的孩子，在自己怀里相继断气。长的那个，活了8天。
　　有时候孩子般在老伴面前顽皮的朱桂英总会想起从前的事，看见绕膝的孙儿，梦里惦记的总是那对怀里哭闹的孩子。
　　2005年6月16日，老人从破败的屋子里望着门外青青的杂草。没有哭，没有埋怨。“就是那会没事，娃儿也不一定能活下去，大人的命都是捡的。”
　　
　　1945年11月，朱桂英才见到了何惠民，这时距离他们分开已经整整一年八个月，这也是这对相伴60多年的夫妻一辈子惟一分开的518天。
　　何惠民说，“人生的意义？你是蒋介石毛主席，也要死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吃穿。当年抗日我就是为了这个。我是中国人啊，日本人把我的国家弄得没有办法生存，我能不把他赶走吗？国家稳定了我才有吃穿。当时没有别的想法，把日本人打走，我过我想过的生活。”
　　“我能参加破坏队，是我的幸福。60年了，别的不说，我至少还活着。平安、平静。河南省退休单位还给我社保金。我不要求什么，要不对不起地下死的兄弟们。他们有什么？我很幸福。”
　　
　　破坏队当年不仅有上千队员，还有政工队、文工团、卫生所、修械所等辅助单位，破坏队还在大别山区建立了抗战子弟学校、华强烟厂、纺纱厂、被服厂等后方基地，工人没有工资，每天只管两顿稀饭，全部收入都用来支持破坏队抗日。
　　破坏队中有夫妻战士，有像何惠民夫妇这样的随军夫妻，还有丈夫在队上、妻子在后方工厂干活的夫妇。行军路上儿女夭折，甚至在途中不得不丢掉孩子，是很多破坏队家属的真实经历。对母亲来说，这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痛苦回忆。但是，战争又让他们不得不咽下眼泪，默默承受。
　　男人们拼杀在前线，女人们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她们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和痛苦，是没有战绩的丰碑。
　　
　　周毓松
　　日军为我的战友立碑
　　
　　2005年6月14日。信阳，京广铁路旁边的民居。
　　屋子里的地面一阵颤动，窗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周毓松习惯了这样的声音和动静有60年。他的家，距离铁路不到20米。当年，这条铁路被他和战友炸得支离破碎。
　　一口京腔的老人，仔细地梳理自己的历史。
　　1920年，祖籍北京的周毓松生在河南，父亲在铁路上工作。1937年，周毓松从安阳考到郑州的扶轮中学。学才上了一年，日本人打来了，周毓松背着家人，参加了破坏队。
　　“虱子，见过吗？”周毓松说，1938年破坏队在焦作修武驻防，十几个人住在人家的羊圈里，打地铺，晚上伴着牲口睡觉， “顺脖子一抹拉，就是一把虱子”。
　　“一身虱子也光荣呀！那时候可不叫虱子，叫‘抗战虫’！”
　　周毓松说，埋雷、置炸药，破坏队员干的都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稍不小心，或情况突变，都可能炸死自己。
　　刚开始，他们是采用电气发火引爆炸药的方法，因为队员需要在铁路不远处守候，容易暴露目标，十分危险。毕竟是铁路工人，熟悉机械和电工，他们发明了特种地雷——“启闭器”，能在埋置后，不须专人看守打火，就可以自动引爆。
　　敌人多次挨炸后，为避免机车受损，就在车头前顶上两辆平车，装满石块。埋雷爆炸后，只炸平车，难毁机车。
　　“铁路工人有技术，脑筋转得也快，总有办法变化多端，搞得鬼子防不胜防，晕头转向！”
　　在无可奈何之际，敌人只好用电车开道，有雷就炸电车，无雷才让军车通过。
　　周毓松扬着稀疏的眉毛，坐在小板凳上，半挺着身子，大挥着手，眼神里有当年的机灵和凌厉。
　　
　　敌人黔驴技穷，炸昏了头，就在长期挨炸的道清铁路西段，新乡到博爱靠太行山的一边，挖了深宽各丈余，延连一百几十里的护路沟，还每隔一里建座碉堡，共计一百多个作为护路点，强迫附近村民昼夜看守。
　　破坏队的连连出击搞得日本人哇哇大叫，在徐州沿街敲锣哀叫，“破坏队的英雄们，你们若不再炸，我们也不扫荡！”
　　
　　让周感慨的是，他的敌人日本人为他的战友立石碑。
　　1937年12月20日，还都是刚十八九岁的一总队班长朱子贵、队员欧阳润山、副班长焦增奎、队员潘文锦四人在道清线狮子营站埋雷，被敌人发现扫射，四人中弹负伤。
　　眼看鬼子步步紧逼，班长朱子贵忍着伤痛用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站起来，扑倒在炸药箱上，引爆炸药，四人全部牺牲。
　　破坏队有个规矩，牺牲的队员都要队里亲自埋葬。周毓松和两个队友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
　　“远远我就看见那新坟前面有个东西立在那，近了才瞧清楚，碑！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给他们立了一个碑，用整段刨光的枕木。枕木上是八个碗口大的汉字——‘爆死中国烈士之墓’，每个字都工工整整，一笔一划。”
　　“日本人还在坟前置办糕点水酒，公开祭奠。”周毓松和战友趁天黑偷偷扒墓，将尸体分四次抬回，安葬在附近的萧吕村麦地。
　　“战争，拼尽了肉体，斗的就是精神。作为敌人，他们痛恨破坏队，但作为军人，他们崇敬这种为国捐躯的英勇和血性。”
　　不在破坏队的时间里，周腰里的手枪从来没有对日本人开过。“我在铁路上杀多少日本鬼子，那是我的事情，在村庄，我从来不打他们。”
　　周的工作需要乡村的掩护。在村庄，他经常碰到日本兵，身穿便衣矮小的他，有个信念， “我杀死一个日本人有什么用？他们会把几个村庄、那么多老百姓的房子烧光的！他们无法生活啊。我坚信我们会胜利，他们毕竟在我们国家打仗，没有赶不走的。”
　　“只有参加过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逻辑。”这个现在经常阅读、思考日本人历史的老人说。
　　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平汉路工人破坏队实现诺言，队员全部解散并复员上路，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士又成了开动机车的工人。周毓松则在信阳机务段当上了一名铁路工人。
　　一切，并没有按着想象的轨迹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破坏队的身份没有给他们带来荣誉，反而成为洗不掉的“污点”。
　　破坏队员的子女多少都受了父辈的牵连，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失去了参军、招工的机会，大部分都像父辈一样做工或务农，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
　　“当年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打仗，不就是为了子孙们有好的生活，不用再遭我们那时候的罪？至于孩子们还记不记得，我不管。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当年打日本，从来没有什么回报思想的，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呢？”
　　“我太幸福了，我现在可以骑着电单车出去玩，可以钓鱼。还能得到国外的兄弟姐妹的钱，同那些早早死去的战友比，我得到的太多。”85岁的老人说，“我一直在想人生的意义，对不起，我真没有想明白。”
　　何惠民说：“抗战胜利60周年，我快死了，死得安乐。我的骨头可以埋在家乡。二战，有我一份，就行了，还图啥！”何惠民用大拇指抵着自己胸膛，刀刻般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
　　“凭我是中国人，为民族打仗，我没做过亡国奴，问心无愧！”周毓松是一个字一个字坚定地说出来的。
　　周养了一群鸽子，他一叫，鸽子就咕咕地来到身边。鸽子笼的门他从来不关。“他们需要自由，在这里，没有人伤害他们。”
　　(感谢河南省文联张明泽先生提供历史资料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