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利用现有的关于岭南的诗歌文献，对诗歌中岭南地理意象作了统计，分析了诗歌中书写的地理意象的数量及其分布特征，并以梅岭为例，讨论了地理意象的生成及其意义。
关键词：诗歌;地理意象;岭南
岭南诗歌中的地理意象，就唐宋诗歌书写而言，主要是指自然地理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有的地理意象不只有一种载体景观，与其相关的自然景观也是构成期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他们是一组自然景观构成的意象链，在这个意象链中，主要景观的意象有主要意象也有必要补充的次要意象因素组成。本文据《岭南历代诗选》、《岭南历代词选》、《岭南历代文选》、《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唐宋咏粤诗选注》、《全粤诗》、《全唐诗》及《全宋诗》等主要文学作品中唐宋时期书写岭南地理意象的诗歌来展开叙述。
一、岭南诗歌中主要地理意象
“意象”是中國古典文论重要的审美观念。钟嵘《诗品》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此言物之施与人的感知，形成舞蹈、文学吟诵等各种表现形式。《文心雕龙》物色篇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说明文学作品的意象有物的情感基础。袁行霈认为：“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的主观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和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和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意象中的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根据相关著作，笔者分析将岭南的主要地理意象的景观载体列表如下：
二、岭南诗歌中地理意象的形成的原因及分布特征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唐宋诗歌中书写的岭南地理意象及意象链的载体景观总共有16个，其中排在前五的是越秀山、罗浮山、大庾岭、峡山和白云山。
分析上表，我们会发现，这些意象的分布很有特征，及主要以珠江口为中心，向外辐射。这些意象的分布点大都在交通要道、或重要的城市。如大庾岭所在的韶关，因韶石山得名，位于广东省北部，地处五岭山脉南麓，是从秦汉以来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又肇庆，隋唐时期置端州，宋徽宗时置肇庆府，都是府治所在地，经济文化发达。肇庆也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的意象景观会被大量作品书写呢？笔者认为可能与这些景观所在地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相关。如越秀山和白云山所在的广州，从秦朝开始一直是郡治、州治、府治的所在地，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教中心。从公元三世纪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广州的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人杰地灵，人文繁盛。据学者研究，广州也是广东历史上文学家的分布中心之一，而这种情况又恰好与当地理意象景观载体书写数量相一致。文人辈出，热爱故乡，书写家园的意识也是文人们的一大特征，因此书写当地自然人文景观的作品自然就多了起来。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地理意象的生成与其所在地的文学书写和文学家数量有密切关系。
又“隐居”岭南，对于中原文化圈而言太过蛮荒遥远，甚至连异域都称不上。然而罗浮山却在唐人诗歌中显得特别另类，既是士人精神归宿，也是旅游胜地，更具神异品格，究其可能的原因有三：
一是移民所致的文化溯回。从秦朝末年，秦始皇扫灭百越，设置南海郡，即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年[]。到了赵佗（今河北正定人）自立南越武王时，常越岭骚扰长沙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发兵于边，为寇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1972-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地图，其中有一幅驻军图，该图上所绘范围为长沙国南部，图上标注的居民约700多户，其中15个里标明“今毋人”，5个里标明“今不反（返）”。据此地图，这里人口损失如此严重，不能排除逃往长沙国其他地区的可能。从汉文帝即位后就与南越关系缓和了，南越表面上也向汉朝称臣。一般来说，边界恢复安定后，在当地政府鼓励下，外逃者一般会返回，因此可以推测，地图上损失的人口很可能被南越掠走。这里被掳掠走的“北方人”，在边界安定后重返故地，而在“南方”的这段时间，听说或者去过当地的胜境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那么返回故地后的“文化宣传”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二是使者的往来与迁谪流徙人员，也增加了岭南文化的曝光度。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陆贾奉命出使南越，陆贾回朝复命后撰《南越行纪》，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这是罗浮山为中原人士所知之始。到了唐代，贬谪流放性的移民返乡，也大大增加了岭南胜境在北方的“推广度”。唐朝名相张九龄其祖先就是从北方迁到南方的。“始兴张氏亦出自晋司空华之后，随晋南迁，至君政，因官居于韶州曲江。”岭南是唐代流放罪犯和谪官的主要地区，他们往往携家前往。流放者大多生还岭北，但也有一部分人死在岭南，家属因无力北归只好定居当地。这样的移民数量并不很少。据此可知，流放或迁徙到南方北人的北返，以及定居南方的北人与故乡的信息沟通，都会增加南北文化的互动，这样一来一往，岭南著名的胜境罗浮山，便逐渐成为士人心中的猎奇之地。
三是道教的传播使罗浮山成为岭南文化标签。罗浮山神仙秘境意象的产生与道教在岭南的发展关系密切。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一般认为产生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成熟。到了唐朝，道教得到统治上层的重视，其发展可谓盛极一时。因为道教尊崇的创始人老子，名李聃，与唐王朝皇族同姓，“唐朝皇帝从家族的缘由出发都支持道教”。道教俨然成了唐王朝的国教。一时间道教文化在唐代的地位尊崇，这使得唐代诗歌中罗浮山神仙秘境意象也十分显著。究其原因，在于道教宗教文化赋予罗浮山的神秘品格。道教在宗教观念上，承袭了古代鬼神崇拜内容，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表现为炼丹修仙。而茅山道人葛洪在罗浮山的“修仙”行为就成了罗浮山神仙意象的直接来源。神仙的仙格既隐逸又神秘，从唐代诗歌对罗浮山书写来看，诗人多把自己比附神仙气质，这样远在天边近在心间的罗浮山也就成为诗人们的精神归宿。 三、以降维为特征的梅岭意象
梅岭即大庾岭，大庾岭为南岭中的“五岭”之一，其中的代表性段落即庾岭（只是大庾岭的一段），唐开元四载冬，左拾遗张九龄监督开凿新路，命道旁多植梅树，故又名梅岭，今有梅岭古道。介于江西赣州市的大余、信丰、崇义、全南和广东韶关市的仁化、南雄等地之间。主体在江西省大庾县（后改称大余县）。其北方是诸广山脉（是罗霄山脉的南段）。
因其地理位置特殊，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地理分界。在唐代，狄仁杰他在一篇上疏中称：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文中的“嶺”即是大庾岭，又称“岭”“南岭”或“五岭”。唐宋文学作品中的“过岭”、“越岭”、“度岭”一般是指过“五岭”或大庾岭。 韩愈对过岭有过一番详细的描述：
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
因而在唐人的心理感知中，“度岭”往往被当作一件人生大事。过了“岭”或大庾岭，就如同到了异域他境，心情非常复杂，失落有之、绝望有之，痛苦非常。如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这是宋之问被流放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途经大庾岭时所作，诗中对于“岭”印象是飞鸟到达的最南端了。对自己的前途迷茫失望，甚至是“君问归期未有期”，何时到头都无法想象。又《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诗人对大庾岭的认知可以看做是当时主流观点，越过这道岭就到了异国他乡。在岭上遥望一下家乡的方向都会泣不成声，那种绝望，那种痛苦无以言表。更有甚者如张说在岭南所作的两句诗：“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 。可见，在唐人心中，这岭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隔绝，也是文化上的分解，更是心理上的大屏障。
提到岭南，首先给人的印象就是遥远，远到令人无法想象，甚至达到了生离死别地步。如 宋之问《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
谪居窜炎壑，孤帆淼不系。
别家万里余，流目三春际。
韩愈《别赵子》：
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
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
......
即使是“万里”也表达不了诗人对距离遥远的感受。相比而言李德裕在崖州说得更富有想象力：“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飞鸟对于古人来说速度已经相当快了，如鸿雁传书，飞鸽送信，都是感觉非常迅速，然而岭南这地方，飞鸟还需要非“半年”才有机会想见，实在是远到没有期盼了。
梅岭的意象就是异域、隔绝、失落的一道屏，对于诗歌作品来说是对地理意象的承载，对于作者来说却是感知、情感的降维式的认知打击，从而赋予了梅岭的这种特殊意象。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并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情感，这是地理意象的基础。进而通过文艺作品，对这种情感进行描述就增强了，地理意象的认知范围和强度。在岭南的诗歌中诗人们对当地地理事物接触频繁，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因此在书写自己认为重要或比较著名的地理事物时，就会流露出一定的情感。随着作品的传播，作品中的地理事物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独立的人格特性或情感维度，这样地理意象就随之而扩散。岭南诗歌中对岭南很多的地理事物进行了情感深切的书写，赋予他们一定的物格，而这些拟人格的特征又是的人们对其更加依恋和爱戴，甚至强化。
参考文献：
[1] 陈永正.岭南历代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2]朱庸斋、陈永正.岭南历代词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3]仇江.岭南历代文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4]黄雨.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
[5]林兆祥.唐宋咏粤诗选注.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
[6]陈永正.全粤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
[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9]钟嵘著，陈延桀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0]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见氏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林献忠（1980-），男，河北内丘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项目内容：本文为深职院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601722S19033）“岭南诗歌中地理意象的数字化研究”阶段成果。
1 被描写的频率，是指书写该意象景观诗词篇目，一阙诗词记一次书写。
关键词：诗歌;地理意象;岭南
岭南诗歌中的地理意象，就唐宋诗歌书写而言，主要是指自然地理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有的地理意象不只有一种载体景观，与其相关的自然景观也是构成期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他们是一组自然景观构成的意象链，在这个意象链中，主要景观的意象有主要意象也有必要补充的次要意象因素组成。本文据《岭南历代诗选》、《岭南历代词选》、《岭南历代文选》、《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唐宋咏粤诗选注》、《全粤诗》、《全唐诗》及《全宋诗》等主要文学作品中唐宋时期书写岭南地理意象的诗歌来展开叙述。
一、岭南诗歌中主要地理意象
“意象”是中國古典文论重要的审美观念。钟嵘《诗品》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此言物之施与人的感知，形成舞蹈、文学吟诵等各种表现形式。《文心雕龙》物色篇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说明文学作品的意象有物的情感基础。袁行霈认为：“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的主观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和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和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意象中的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根据相关著作，笔者分析将岭南的主要地理意象的景观载体列表如下：
二、岭南诗歌中地理意象的形成的原因及分布特征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唐宋诗歌中书写的岭南地理意象及意象链的载体景观总共有16个，其中排在前五的是越秀山、罗浮山、大庾岭、峡山和白云山。
分析上表，我们会发现，这些意象的分布很有特征，及主要以珠江口为中心，向外辐射。这些意象的分布点大都在交通要道、或重要的城市。如大庾岭所在的韶关，因韶石山得名，位于广东省北部，地处五岭山脉南麓，是从秦汉以来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又肇庆，隋唐时期置端州，宋徽宗时置肇庆府，都是府治所在地，经济文化发达。肇庆也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的意象景观会被大量作品书写呢？笔者认为可能与这些景观所在地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相关。如越秀山和白云山所在的广州，从秦朝开始一直是郡治、州治、府治的所在地，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教中心。从公元三世纪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广州的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人杰地灵，人文繁盛。据学者研究，广州也是广东历史上文学家的分布中心之一，而这种情况又恰好与当地理意象景观载体书写数量相一致。文人辈出，热爱故乡，书写家园的意识也是文人们的一大特征，因此书写当地自然人文景观的作品自然就多了起来。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地理意象的生成与其所在地的文学书写和文学家数量有密切关系。
又“隐居”岭南，对于中原文化圈而言太过蛮荒遥远，甚至连异域都称不上。然而罗浮山却在唐人诗歌中显得特别另类，既是士人精神归宿，也是旅游胜地，更具神异品格，究其可能的原因有三：
一是移民所致的文化溯回。从秦朝末年，秦始皇扫灭百越，设置南海郡，即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年[]。到了赵佗（今河北正定人）自立南越武王时，常越岭骚扰长沙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发兵于边，为寇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1972-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地图，其中有一幅驻军图，该图上所绘范围为长沙国南部，图上标注的居民约700多户，其中15个里标明“今毋人”，5个里标明“今不反（返）”。据此地图，这里人口损失如此严重，不能排除逃往长沙国其他地区的可能。从汉文帝即位后就与南越关系缓和了，南越表面上也向汉朝称臣。一般来说，边界恢复安定后，在当地政府鼓励下，外逃者一般会返回，因此可以推测，地图上损失的人口很可能被南越掠走。这里被掳掠走的“北方人”，在边界安定后重返故地，而在“南方”的这段时间，听说或者去过当地的胜境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那么返回故地后的“文化宣传”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二是使者的往来与迁谪流徙人员，也增加了岭南文化的曝光度。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陆贾奉命出使南越，陆贾回朝复命后撰《南越行纪》，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这是罗浮山为中原人士所知之始。到了唐代，贬谪流放性的移民返乡，也大大增加了岭南胜境在北方的“推广度”。唐朝名相张九龄其祖先就是从北方迁到南方的。“始兴张氏亦出自晋司空华之后，随晋南迁，至君政，因官居于韶州曲江。”岭南是唐代流放罪犯和谪官的主要地区，他们往往携家前往。流放者大多生还岭北，但也有一部分人死在岭南，家属因无力北归只好定居当地。这样的移民数量并不很少。据此可知，流放或迁徙到南方北人的北返，以及定居南方的北人与故乡的信息沟通，都会增加南北文化的互动，这样一来一往，岭南著名的胜境罗浮山，便逐渐成为士人心中的猎奇之地。
三是道教的传播使罗浮山成为岭南文化标签。罗浮山神仙秘境意象的产生与道教在岭南的发展关系密切。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一般认为产生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成熟。到了唐朝，道教得到统治上层的重视，其发展可谓盛极一时。因为道教尊崇的创始人老子，名李聃，与唐王朝皇族同姓，“唐朝皇帝从家族的缘由出发都支持道教”。道教俨然成了唐王朝的国教。一时间道教文化在唐代的地位尊崇，这使得唐代诗歌中罗浮山神仙秘境意象也十分显著。究其原因，在于道教宗教文化赋予罗浮山的神秘品格。道教在宗教观念上，承袭了古代鬼神崇拜内容，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表现为炼丹修仙。而茅山道人葛洪在罗浮山的“修仙”行为就成了罗浮山神仙意象的直接来源。神仙的仙格既隐逸又神秘，从唐代诗歌对罗浮山书写来看，诗人多把自己比附神仙气质，这样远在天边近在心间的罗浮山也就成为诗人们的精神归宿。 三、以降维为特征的梅岭意象
梅岭即大庾岭，大庾岭为南岭中的“五岭”之一，其中的代表性段落即庾岭（只是大庾岭的一段），唐开元四载冬，左拾遗张九龄监督开凿新路，命道旁多植梅树，故又名梅岭，今有梅岭古道。介于江西赣州市的大余、信丰、崇义、全南和广东韶关市的仁化、南雄等地之间。主体在江西省大庾县（后改称大余县）。其北方是诸广山脉（是罗霄山脉的南段）。
因其地理位置特殊，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地理分界。在唐代，狄仁杰他在一篇上疏中称：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文中的“嶺”即是大庾岭，又称“岭”“南岭”或“五岭”。唐宋文学作品中的“过岭”、“越岭”、“度岭”一般是指过“五岭”或大庾岭。 韩愈对过岭有过一番详细的描述：
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
因而在唐人的心理感知中，“度岭”往往被当作一件人生大事。过了“岭”或大庾岭，就如同到了异域他境，心情非常复杂，失落有之、绝望有之，痛苦非常。如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这是宋之问被流放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途经大庾岭时所作，诗中对于“岭”印象是飞鸟到达的最南端了。对自己的前途迷茫失望，甚至是“君问归期未有期”，何时到头都无法想象。又《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诗人对大庾岭的认知可以看做是当时主流观点，越过这道岭就到了异国他乡。在岭上遥望一下家乡的方向都会泣不成声，那种绝望，那种痛苦无以言表。更有甚者如张说在岭南所作的两句诗：“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 。可见，在唐人心中，这岭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隔绝，也是文化上的分解，更是心理上的大屏障。
提到岭南，首先给人的印象就是遥远，远到令人无法想象，甚至达到了生离死别地步。如 宋之问《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
谪居窜炎壑，孤帆淼不系。
别家万里余，流目三春际。
韩愈《别赵子》：
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
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
......
即使是“万里”也表达不了诗人对距离遥远的感受。相比而言李德裕在崖州说得更富有想象力：“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飞鸟对于古人来说速度已经相当快了，如鸿雁传书，飞鸽送信，都是感觉非常迅速，然而岭南这地方，飞鸟还需要非“半年”才有机会想见，实在是远到没有期盼了。
梅岭的意象就是异域、隔绝、失落的一道屏，对于诗歌作品来说是对地理意象的承载，对于作者来说却是感知、情感的降维式的认知打击，从而赋予了梅岭的这种特殊意象。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并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情感，这是地理意象的基础。进而通过文艺作品，对这种情感进行描述就增强了，地理意象的认知范围和强度。在岭南的诗歌中诗人们对当地地理事物接触频繁，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因此在书写自己认为重要或比较著名的地理事物时，就会流露出一定的情感。随着作品的传播，作品中的地理事物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独立的人格特性或情感维度，这样地理意象就随之而扩散。岭南诗歌中对岭南很多的地理事物进行了情感深切的书写，赋予他们一定的物格，而这些拟人格的特征又是的人们对其更加依恋和爱戴，甚至强化。
参考文献：
[1] 陈永正.岭南历代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2]朱庸斋、陈永正.岭南历代词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3]仇江.岭南历代文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4]黄雨.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
[5]林兆祥.唐宋咏粤诗选注.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
[6]陈永正.全粤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
[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9]钟嵘著，陈延桀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0]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见氏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林献忠（1980-），男，河北内丘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项目内容：本文为深职院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601722S19033）“岭南诗歌中地理意象的数字化研究”阶段成果。
1 被描写的频率，是指书写该意象景观诗词篇目，一阙诗词记一次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