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第四届广州艺术三年展终于在一片闹哄哄的声音中开场了。开场第一天就出新闻，艺术家冯峰的作品《金狗屎》因为“羞辱”了据说是赞助商的品牌“爱马仕”，受到某种方式的“警告”。冯峰顿时占据道德高地，在微博上宣称，应该坚持用“艺术自由”的方式来抵制资本的蛮横权力。当然，因为主办方的干预，冯峰还是有所妥协，比如把作品中的“爱马仕”商标抹去，以求“通过”。不过，作品中的拼音“AIMASHISHIGOUSHI”仍然保留。作者辩称，拼音多义，你爱怎么读就怎么读，凭什么就一定是指“爱马仕”呢？
　　开幕第二天，冯峰接到主办方要求改变作品某些因素的法律信函，于是愤而宣布“退出”广州艺术三年展。事件的之前与之后，冯峰已经与媒体充分合作，其作品内涵也通过媒体广为散布，“完成”了其预定的创作意图，凯旋离去。只是，在冯峰受益的同时，人们不禁会问，受损方又是谁呢？爱马仕？鬼才相信这个名牌会受损，因为它不动声色地就让赞助对象采取了得到其赞许的行动。那么，是主办方？大概也不是，因为主办方不会承认。在中国，不承认就等于不存在。
　　坦率说，冯峰已经达到了他的创作初衷，通过事件本身完成了作品的意义呈现。他退出只是一种姿态，也是构成作品的最后一项因素而已。更重要的是，冯峰的作品的象征性不仅仅只针对以爱马仕为代表的资本力量，也巧妙地针对以广东美术馆为代表的展览机会，用以抗议让全体艺术家不免过度想象的操控体制。
　　媒体还注意到，与闹哄哄相反，有两个地方却平静如常，并在平静如常中显示出一种特别的亲和力，一种与观众的内心交流。在油画家张路江的展场，人们吃惊地发现，他们所熟悉的珠三角景观，那些爱看不看、不得不看因而已经熟视无睹的城乡接合部的乱七八糟的现场，居然给这位北方艺术家收入笔下，演变为架上的油画作品，坦然地呈现在广东人面前。有记者当场发问：广东画家到哪里去了？张路江戏称：跑到巴黎去了。其实张路江也不完全是“戏称”，他的意思分明是指：广东画家跑到外头寻找异国情调去了。这让人想起三十年来的一种奇特的艺术现象：想要思想，必须到西北；想要宏大，只能跑太行山；而本地艺术，常常只生产优美，好像南方永远是一片唯美之地，柔和亮丽，绿水加青山再加小树，田基弯道上永远走着无知无忧的农人。张路江告诉我们，珠三角自有一种让人怀念的蛮力，一种令人诧异的粗糙，以及蛮力与粗糙中的南方霸悍。细心的观众翻阅张路江摆在现场的画册，发现艺术批评家杨小彦的评论居然有粤语版。懂普通话也懂广州话的人在阅读他的评论时还发现，原来两种语言，一种国家主流语言，一种地方方言，在行文时原来不能完全重合。呈现在普通话中的宏大叙事，在广州话里却轻盈起来了，轻松起来了，调侃起来了。两种语言在统一的基础上仍然有不能重合的地方，形象地说明国家性与区域性的关系，是艺术家所希望表达的一种价值。同样，当人们行走在张新民的摄影面前时，没有人会提出疑问，因为张新民镜头中的一切，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过着的日常生活。
　　杨小彦用“日常叙事的尊严”来描述二张的作品的意义，让人们敏锐地发现它与三年展的宏大的题目“元问题”的差距。于是人们开始发问，什么叫“元问题”，这个“元”为什么要“回到美术馆自身”？什么是“美术馆”自身？这又和即将开始（尽管还没有具体日期）的广东美术馆的“拆与建”又有什么关系？
　　有一位学者私底下与笔者说，上一届广州艺术三年展的主题是“与后殖民说再见”，可这一届却发现，这“后殖民”莫名其妙地重新跑回来了，一点也没有“再见”。本来，上一届在如何理解“后殖民”和“再见”这两个关键词上就颇有争议，策划者的机谋也正在这争议之中，用一种含混的用语来掩盖大规模的“后殖民”登陆。但毕竟“后殖民”还是一个吸引人的名词，而“元问题”这一过度哲学化的概念，真的要让人在莫名其妙之后，更加的“其妙莫名”。大而化之，又有什么东西不是“元问题”？吃饭睡觉拉屎，每一样都是“元问题”。联想到发生在20世纪前期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种过度本质化的用语，就更加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从语言学看来，几乎没有“元问题”的存在，所有的“元问题”都可以转变为语言问题而加以讨论。几乎与这一届广州艺术三年展同时开幕的是北方的另一个重要展览，叫“超有机”展览，由中央美院美术馆举办。这一命名同样让人糊涂，似乎很哲学，概括起来却无非是一种“超来超去”！要知道，在现实中，又有哪一样东西不需要我们去“超”的？而不止身体、有机体和艺术这些雅皮事了。
　　这些命名提醒我们，持续不断的中国各种艺术大展，从南方到北方，在命名上，在策划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过度哲学化，或以哲学化为表征的宏大化，好像不哲学化就不深刻，不宏大就不突出。问题还在于，哲学化用语背后是一种近乎盲目的西方化。我一点也不反对在学术层面上对西方做严肃而认真的研究，并在问题意识上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对接，这是中国学术走向国际的不二途径。但是，对接不等于以人家的问题为问题，一种中国问题意识应该成为我们学术发展的基点，否则我们永远跟在别人背后，人云亦云。这一看法同时针对中国的艺术展览界（估且名之），在纷纷聘请著名学者做学术主持或策展人的背后，是对哲学化和宏大化的迷信，是无视艺术现场所呈现的当下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已经无法解释和讨论中国绝大部分的艺术大展的主题，因为大而无当是无法界定的，只能众语喧哗。
　　今天，随着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文化上的转机。当新华社不惜花费巨额资金租用纽约大街上的电子屏幕时，我们突然发现，在这块电子屏幕上究竟应该说些什么，成了一个重要的事情。这就像我们已经完全具备能力举办国际性的艺术大展时，究竟在展览现场展出什么，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们在文化上的成就与想法，就成为考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的重大难题。难道我们的答卷是一个让人无法讨论和界定的“元问题”或“超有机”吗？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以为传统而实际上了无新意的“溪山清远”（成都双年展）吗？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意派”吗？我们张开口，却发现除了西方人的话，或者自己的陈词滥调，竟然无话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哪去了？我们的本土立场到哪去了？更不要说什么自己的尊严了。原来我们已经在一片宏大叙事和哲学叙事当中，把现场给扔掉了。
　　中国活生生的现场，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