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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朗读者》小说和电影都非常成功，但由于二者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内容的不同，他们带给人们的感悟和感动是不同的，无论是读者和观众，都可以在另一种艺术形式里得到更丰富和更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朗读者》;电影;改编
电影《朗读者》于2008年正式上映。凯特·温丝莱特因本片而获得的五个后冠（奥斯卡最佳女主角、金球奖最佳女配角、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美国演员工会奖最佳女配角、德国哥比奖最佳女主角）。在这些奖项中，有的是最佳女主角有的是最佳女配角，显示了评委、媒体和观众们对于影片主题的不同解读：如果把它当作汉娜与米夏两个人跨越40余年的成长故事，那么汉娜当然是女主角;如果把它视为米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么汉娜的确只是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女配角。事实上，这一点也体现了《朗读者》小说与影片的重大区别。
小说《朗读者》的故事从15岁的米夏与36岁的汉娜之间的不伦之恋源起。在汉娜的诱惑下，米夏开启了两段悲剧的成长经历——一段是关于注定失败的爱情与随之而来的背叛和内疚，另一段则是浓缩在汉娜身上的有关大屠杀的惊人真相、有关民族命运的纠结迷惑、有关对父辈战争行为的不齿嫌弃和有关法律道德体制的彻底失望。显然，简单的爱情故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需要一个暗藏宏大叙事的系统，从这个层面来说，小说中汉娜这个角色只是一个起到重要作用的配角。相对而言，电影《朗读者》对影片的“多义”予以了选择和剪裁，让它在坚定推进米夏与汉娜的感情线索基础上，通过对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的改编，讲述了一个“焦点”更加明确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汉娜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一、叙事视角的改编
小说《朗读者》的叙事视角是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主体，以“我”的回忆和追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夹杂着“我”在彼时彼地的思考和迷惑，一大段大段的诘问和议论口吻出现，诱发读者深层次的思考。
而电影《朗读者》则不同，它就是一个业已存在的故事，扑面而来，故事的叙述者可以理解为导演也可以理解为零叙述者。观众无需将自己代入到其中任何一个角色身上，也无须面对更多的意义。那么，在转变了叙述视角的情况下，原著中“我”的思考和议论要用什么电影手法表现出来呢？其中非常显著的一个改编就是经他人之口。例如，少年米夏的文学老师，相对原著中几乎可以省略的人物设置，他在电影中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作用：说出原著中“我”的思考和感悟，暗示故事的谜底和走向。这位老师在课上讲到“西方文学的核心在于保密的观念。可以说人物性格整个建立在‘人们之间未能公开的某些信息之上’，其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或卑劣，或高尚，以致人们决心守口如瓶。”这一段话出现在米夏向他的同龄人隐瞒汉娜的情节中。此外，这位老师还在另一堂课上评价《奥德赛》：“每个人都觉得荷马的主题是回家，实际上《奥德赛》是一本关于旅程的书。家只是你的梦中之地。”这一点在原著中是米夏直到中年之后才领悟到的，揭示了他对于道德和法制效力的失望甚至绝望，然而作为法律工作者，他必须继续他的研究，因为完善这一切的过程就像奥德修斯的旅程，虽然漫长而无望，却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通道。
二、叙事结构的改编
小说《朗读者》基本采取了顺序的叙事结构，在夹叙夹议中将“我”的成长经历娓娓道来。在转换了叙事视角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电影又如何感受到“我”的情感波澜呢？除了上文提到的借他人之口表达，叙事结构的改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
电影《朗读者》采用了倒叙和插叙结合的叙事结构。影片从中年米夏的某一个早晨开始讲述。一个鸡蛋、一杯咖啡，这是米夏为同居女人做的早餐，然而女人并不领情，并暴露了米夏的感情状况：对感情无法完全投入，似乎无法容忍和任何女人的长久相处。接着他听到外面轻轨经过的噪声，他走到窗前向外望去，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让他看见了少年的自己坐在轻轨上向窗外张望的情景，少年的米夏盯着他，表情痛苦——这是他与汉娜相遇的那一天。回忆是痛苦的，于是镜头闪回，中年米夏使劲地关上窗户，不想陷入痛苦回忆中，可是来不及了：镜头还是转向了1958年的那一天。这一段插叙加闪回的镜头一气呵成，十分连贯，却清晰无比地揭示了回忆对于中年米夏的负累和无法摆脱。
电影中的插叙共有三处，除了体现原著中“我”的议论的功能，这三处插叙也很好的衔接了故事的起承转合。例如第二处插叙就衔接了米夏全情投入的恋爱状态和二人之间的疏离和争吵。上一个镜头中少年米夏在河边为汉娜写诗，那时他全情投入，而下一个镜头中中年米夏把写着诗的本子翻到下一页，上面是他为汉娜朗读的记录，而年份竟然是1977年。接下来，中年米夏出门、开车、上班出庭，从他严肃的表情来看，观众们肯定的是——他不快乐。于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中看到少年的他开始关注同龄女孩，开始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同龄群体，而且与汉娜发生了严重争吵直到汉娜不辞而别。
第三处插叙：遍寻不到汉娜的米夏来到游泳池边，已经是深秋时节，他却跳进水中，镜头闪回中年米夏一个人坐在人群散尽的法庭上，又再度回到水中的少年米夏，又再度回到沉思中的中年米夏。这种插叙加闪回的处理再次显示了人物的游离彷徨：少年米夏以为汉娜因为争吵而离开他，而且走得如此彻底，无影无踪。挫败、内疚、被无情地抛弃的不甘，这些感觉一起将米夏淹没，造成了他永久的心理创伤。
这种插叙的叙事结构主要作用是将原著中“我”的感悟和议论融入叙事过程中，与闪回手法的结合传神的揭示了“我”在情节发展中的心理状态和情感起伏。此外，插叙还有力地推动了情节发展，也使電影结构富于变化，避免因为平铺直叙而落入沉闷。
三、叙事内容
小说《朗读者》中“我”的感悟和议论最显著的一部分在改编过程中被裁撤了，这一点导致了影片与原著在叙事内容上的差异，也揭示了电影导演和编剧为了达到最佳的故事呈现而对主题进行的取舍。
小说《朗读者》涉及的主题宏大而复杂，这些主题在不同的读者身上得到了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因此愈发体现出它在冲击人类心灵上的成功。然而，电影是一门被动的艺术，“在电影中，我们在银幕上所看到的，似乎就是事实上它所指称的那个事物，表达层即是被表达层，……它仿佛使电影丧失了作为一种语言所具有的丰富性、多义性和暧昧性。”（王志敏：171）当电影的画面和演员的表演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其主要的功能是信息的传递而非交流。这种表达手段和传播手段的限制在改编《朗读者》这样宏大多义的题材时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相对于原著的丰富而深刻，影片是相对单薄和拘谨的。 在叙事内容上，影片强化了爱情的主題，在120分钟的故事里，米夏与汉娜交往的部分占到了50分钟左右。影片用大量的镜头来突出男女主人公肉体关系的欢愉，刻画二人的性格特点。米夏的性格受他的家庭影响，漠然的父亲、冷酷的母亲和充满争吵的兄弟姐妹;他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与世隔绝。他也非常感性，影片中他三次流泪。这么多流泪的表达对于一般的男性角色是很少见的，可见米夏封闭的性格背后既脆弱又感性。
而汉娜呢？因为原著对汉娜着墨不多，又都是米夏的间接描述，因此人物显得模糊而矛盾;而经过电影改编和凯特·温丝莱特的演绎，她的形象饱满和立体起来，正像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所言——汉娜是“一个真正残忍的女人”。这种“真正的残忍”体现在她对米夏的肉体和情感剥削上。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她明知自己无法给出完整的爱情还一直利用蒙在鼓里对成人世界一无所知的米夏。她脾气暴躁，在争吵完毕后把书扔给米夏并且命令道：“《战争与和平》，读！”听起来就像纳粹集中营了看守犯人的警卫，所以当米夏在法庭上听到她也曾经要求集中营里的小女孩为她朗读时，他立刻震惊了。此外，汉娜对于自身也是残忍的，当她发现出狱之后将不会再有朗读和米夏的照顾时，她毅然决然地自杀了。她也不去理会这对米夏来说又是一个何等残忍的行为，乃至十年之后米夏也未曾解脱。在影片中，凯特·温丝莱特的眼神、吐字和行动将这种纳粹般果断和利落的残忍表现得精彩传神，不愧其奥斯卡影后的桂冠。
这种对于爱情线的突出还可由电影中的一个小细节佐证。原著中《奥德赛》被反复提及，成为具有丰富和深刻寓意的关键隐喻。而在电影《朗读者》中，关键情节中的《奥德赛》却被替换为《带小狗的女人》。这部契诃夫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位已婚男子与一位女子艳遇、相爱，但是却备受社会道德指责的爱情故事。这个小小的改变明确无误的揭示了电影对于小说主题的选择——爱情，坎坷的爱情，以及坎坷的爱情带给米夏和汉娜的不同于常人的人生旅途。
所以，电影《朗读者》集中展现的是米夏与汉娜之间不平等的甚至性质完全不同的爱，同时也剖白了人性的某些层面。与小说相比，相对削弱甚至消失的是背叛与救赎、父子之间的矛盾等主题;原著中米夏因为汉娜的审判而对法官和律师的职业倍感失望，所以最后的职业选择是与大屠杀紧密相关的法律史研究，而电影中坚持把他的身份定位为一名律师，也没有提及原著中“我”对于法律体制的深刻思考。
毫无疑问，《朗读者》小说和电影都非常成功，但由于二者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内容的不同，他们带给人们的感悟和感动是不同的，无论是读者和观众，都可以在另一种艺术形式里得到更丰富和更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生死朗读.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SrQjRs-E07ZzsaodC7GYNiMtEc nYc7yF3BXTnbeNwjsNSq3DZRotscjv9PYmQQ0p_Y5voM8QorH_dc4_1Pksa. 2016-09-09.
[2]（德）本哈德·施林克.钱定平译.朗读者[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
[3]王志敏.电影语言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蒋承勇，武跃速.等.20世界西方文学主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朗读者》;电影;改编
电影《朗读者》于2008年正式上映。凯特·温丝莱特因本片而获得的五个后冠（奥斯卡最佳女主角、金球奖最佳女配角、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美国演员工会奖最佳女配角、德国哥比奖最佳女主角）。在这些奖项中，有的是最佳女主角有的是最佳女配角，显示了评委、媒体和观众们对于影片主题的不同解读：如果把它当作汉娜与米夏两个人跨越40余年的成长故事，那么汉娜当然是女主角;如果把它视为米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么汉娜的确只是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女配角。事实上，这一点也体现了《朗读者》小说与影片的重大区别。
小说《朗读者》的故事从15岁的米夏与36岁的汉娜之间的不伦之恋源起。在汉娜的诱惑下，米夏开启了两段悲剧的成长经历——一段是关于注定失败的爱情与随之而来的背叛和内疚，另一段则是浓缩在汉娜身上的有关大屠杀的惊人真相、有关民族命运的纠结迷惑、有关对父辈战争行为的不齿嫌弃和有关法律道德体制的彻底失望。显然，简单的爱情故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需要一个暗藏宏大叙事的系统，从这个层面来说，小说中汉娜这个角色只是一个起到重要作用的配角。相对而言，电影《朗读者》对影片的“多义”予以了选择和剪裁，让它在坚定推进米夏与汉娜的感情线索基础上，通过对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的改编，讲述了一个“焦点”更加明确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汉娜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一、叙事视角的改编
小说《朗读者》的叙事视角是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主体，以“我”的回忆和追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夹杂着“我”在彼时彼地的思考和迷惑，一大段大段的诘问和议论口吻出现，诱发读者深层次的思考。
而电影《朗读者》则不同，它就是一个业已存在的故事，扑面而来，故事的叙述者可以理解为导演也可以理解为零叙述者。观众无需将自己代入到其中任何一个角色身上，也无须面对更多的意义。那么，在转变了叙述视角的情况下，原著中“我”的思考和议论要用什么电影手法表现出来呢？其中非常显著的一个改编就是经他人之口。例如，少年米夏的文学老师，相对原著中几乎可以省略的人物设置，他在电影中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作用：说出原著中“我”的思考和感悟，暗示故事的谜底和走向。这位老师在课上讲到“西方文学的核心在于保密的观念。可以说人物性格整个建立在‘人们之间未能公开的某些信息之上’，其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或卑劣，或高尚，以致人们决心守口如瓶。”这一段话出现在米夏向他的同龄人隐瞒汉娜的情节中。此外，这位老师还在另一堂课上评价《奥德赛》：“每个人都觉得荷马的主题是回家，实际上《奥德赛》是一本关于旅程的书。家只是你的梦中之地。”这一点在原著中是米夏直到中年之后才领悟到的，揭示了他对于道德和法制效力的失望甚至绝望，然而作为法律工作者，他必须继续他的研究，因为完善这一切的过程就像奥德修斯的旅程，虽然漫长而无望，却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通道。
二、叙事结构的改编
小说《朗读者》基本采取了顺序的叙事结构，在夹叙夹议中将“我”的成长经历娓娓道来。在转换了叙事视角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电影又如何感受到“我”的情感波澜呢？除了上文提到的借他人之口表达，叙事结构的改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
电影《朗读者》采用了倒叙和插叙结合的叙事结构。影片从中年米夏的某一个早晨开始讲述。一个鸡蛋、一杯咖啡，这是米夏为同居女人做的早餐，然而女人并不领情，并暴露了米夏的感情状况：对感情无法完全投入，似乎无法容忍和任何女人的长久相处。接着他听到外面轻轨经过的噪声，他走到窗前向外望去，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让他看见了少年的自己坐在轻轨上向窗外张望的情景，少年的米夏盯着他，表情痛苦——这是他与汉娜相遇的那一天。回忆是痛苦的，于是镜头闪回，中年米夏使劲地关上窗户，不想陷入痛苦回忆中，可是来不及了：镜头还是转向了1958年的那一天。这一段插叙加闪回的镜头一气呵成，十分连贯，却清晰无比地揭示了回忆对于中年米夏的负累和无法摆脱。
电影中的插叙共有三处，除了体现原著中“我”的议论的功能，这三处插叙也很好的衔接了故事的起承转合。例如第二处插叙就衔接了米夏全情投入的恋爱状态和二人之间的疏离和争吵。上一个镜头中少年米夏在河边为汉娜写诗，那时他全情投入，而下一个镜头中中年米夏把写着诗的本子翻到下一页，上面是他为汉娜朗读的记录，而年份竟然是1977年。接下来，中年米夏出门、开车、上班出庭，从他严肃的表情来看，观众们肯定的是——他不快乐。于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中看到少年的他开始关注同龄女孩，开始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同龄群体，而且与汉娜发生了严重争吵直到汉娜不辞而别。
第三处插叙：遍寻不到汉娜的米夏来到游泳池边，已经是深秋时节，他却跳进水中，镜头闪回中年米夏一个人坐在人群散尽的法庭上，又再度回到水中的少年米夏，又再度回到沉思中的中年米夏。这种插叙加闪回的处理再次显示了人物的游离彷徨：少年米夏以为汉娜因为争吵而离开他，而且走得如此彻底，无影无踪。挫败、内疚、被无情地抛弃的不甘，这些感觉一起将米夏淹没，造成了他永久的心理创伤。
这种插叙的叙事结构主要作用是将原著中“我”的感悟和议论融入叙事过程中，与闪回手法的结合传神的揭示了“我”在情节发展中的心理状态和情感起伏。此外，插叙还有力地推动了情节发展，也使電影结构富于变化，避免因为平铺直叙而落入沉闷。
三、叙事内容
小说《朗读者》中“我”的感悟和议论最显著的一部分在改编过程中被裁撤了，这一点导致了影片与原著在叙事内容上的差异，也揭示了电影导演和编剧为了达到最佳的故事呈现而对主题进行的取舍。
小说《朗读者》涉及的主题宏大而复杂，这些主题在不同的读者身上得到了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因此愈发体现出它在冲击人类心灵上的成功。然而，电影是一门被动的艺术，“在电影中，我们在银幕上所看到的，似乎就是事实上它所指称的那个事物，表达层即是被表达层，……它仿佛使电影丧失了作为一种语言所具有的丰富性、多义性和暧昧性。”（王志敏：171）当电影的画面和演员的表演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其主要的功能是信息的传递而非交流。这种表达手段和传播手段的限制在改编《朗读者》这样宏大多义的题材时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相对于原著的丰富而深刻，影片是相对单薄和拘谨的。 在叙事内容上，影片强化了爱情的主題，在120分钟的故事里，米夏与汉娜交往的部分占到了50分钟左右。影片用大量的镜头来突出男女主人公肉体关系的欢愉，刻画二人的性格特点。米夏的性格受他的家庭影响，漠然的父亲、冷酷的母亲和充满争吵的兄弟姐妹;他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与世隔绝。他也非常感性，影片中他三次流泪。这么多流泪的表达对于一般的男性角色是很少见的，可见米夏封闭的性格背后既脆弱又感性。
而汉娜呢？因为原著对汉娜着墨不多，又都是米夏的间接描述，因此人物显得模糊而矛盾;而经过电影改编和凯特·温丝莱特的演绎，她的形象饱满和立体起来，正像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所言——汉娜是“一个真正残忍的女人”。这种“真正的残忍”体现在她对米夏的肉体和情感剥削上。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她明知自己无法给出完整的爱情还一直利用蒙在鼓里对成人世界一无所知的米夏。她脾气暴躁，在争吵完毕后把书扔给米夏并且命令道：“《战争与和平》，读！”听起来就像纳粹集中营了看守犯人的警卫，所以当米夏在法庭上听到她也曾经要求集中营里的小女孩为她朗读时，他立刻震惊了。此外，汉娜对于自身也是残忍的，当她发现出狱之后将不会再有朗读和米夏的照顾时，她毅然决然地自杀了。她也不去理会这对米夏来说又是一个何等残忍的行为，乃至十年之后米夏也未曾解脱。在影片中，凯特·温丝莱特的眼神、吐字和行动将这种纳粹般果断和利落的残忍表现得精彩传神，不愧其奥斯卡影后的桂冠。
这种对于爱情线的突出还可由电影中的一个小细节佐证。原著中《奥德赛》被反复提及，成为具有丰富和深刻寓意的关键隐喻。而在电影《朗读者》中，关键情节中的《奥德赛》却被替换为《带小狗的女人》。这部契诃夫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位已婚男子与一位女子艳遇、相爱，但是却备受社会道德指责的爱情故事。这个小小的改变明确无误的揭示了电影对于小说主题的选择——爱情，坎坷的爱情，以及坎坷的爱情带给米夏和汉娜的不同于常人的人生旅途。
所以，电影《朗读者》集中展现的是米夏与汉娜之间不平等的甚至性质完全不同的爱，同时也剖白了人性的某些层面。与小说相比，相对削弱甚至消失的是背叛与救赎、父子之间的矛盾等主题;原著中米夏因为汉娜的审判而对法官和律师的职业倍感失望，所以最后的职业选择是与大屠杀紧密相关的法律史研究，而电影中坚持把他的身份定位为一名律师，也没有提及原著中“我”对于法律体制的深刻思考。
毫无疑问，《朗读者》小说和电影都非常成功，但由于二者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内容的不同，他们带给人们的感悟和感动是不同的，无论是读者和观众，都可以在另一种艺术形式里得到更丰富和更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生死朗读.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SrQjRs-E07ZzsaodC7GYNiMtEc nYc7yF3BXTnbeNwjsNSq3DZRotscjv9PYmQQ0p_Y5voM8QorH_dc4_1Pksa. 2016-09-09.
[2]（德）本哈德·施林克.钱定平译.朗读者[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
[3]王志敏.电影语言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蒋承勇，武跃速.等.20世界西方文学主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